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簡體書）

１９０２ 年， 梁啟超撰 《 新史學》 ， 是近代史學演進的又一次質的飛躍， 以激烈地批判舊史， 宣告從理論到方法迥然不同的新史學時代的到來。 繼其後， 夏曾佑撰成的使人 “ 一新耳目” 的通史著作， 梁啟超後期有關歷史理論和學術史的著作， 王國維的考史成就， “ 古史辨” 派打破舊的權wei， 抨擊了自古相傳的古史系統，陳寅恪對中古歷史文化的研究， 陳垣在文獻學、 宗教史等領域的成就， 都是新史學的發展。 新史學的倡導和發展構成近代史學的第二個大階段。 陳寅恪、 陳垣的一些有名著作雖寫於三四十年代， 但他們這些成就也可歸到這一階段敘述。

《 新史學》 對舊史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其理論基礎是國民意識和進化觀念。 《 新史學》 開宗明義標明史學的地位和作用， 要求史學必須增長國民意識和激發愛國精神。 而舊史則站在國民的對立面— — 為封建君主、 臣僚而作， 更不懂進化為何物。 由此造成舊史 “ 知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 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等項嚴重積弊和封建毒素， 簡直成為二十四姓之家譜， 或是墓誌銘的彙集。 這些批判雖欠作具體的分析， 態度過激， 卻打中要害。 因此梁啟超大力呼籲要實行 “ 史界革命” ， 對舊史實行徹底改造， 運用國民意識和進化論作指導， 創造出符合於 “ 提倡民族主義， 使我四萬萬同胞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這一時代需要的新史學。 梁啟超還對新史學的發展方向分三個層次加以界定： 一、 “ 歷史者， 敘述進化之現象也” ； 二、 “ 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 ； 三、 “ 歷史者，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 公例者也” 。 這三層界定， 恰恰是以舊史宣揚循環史觀、 把史書變成孤立的人物傳、 只記載社會表像而忽視因果關係和進化法則等項弊病為鑒戒而闡發， 從此， 宣告了在指導思想上、 內容上跟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舊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學時代的到來。

《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全書共分四部分，總論“中國近代史學發展趨勢”、上編“19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下編“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以及“增訂篇目”。

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產豐厚，形成了“三大幹流”：新歷史考證學派、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新史學流派。“近代史學”的正式產生，以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新史學》，以及在此前後出版的新型學術史和通史著作為標誌。近代史學是發揚傳統學術的精華與接受西方新學理二者結合的產物。由於中國文化悠久的優良傳統的滋養，又適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對話、切磋和啟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獻重見天日，憑藉這些難得的時代機遇，20世紀中國史家人才輩出、成果豐碩。

通過分析龔自珍、魏源、徐繼畬、夏燮、黃遵憲、梁啟超、夏曾佑、陳寅恪、陳垣、郭沫若、範文瀾、侯外廬、王國維、胡適等人的在史學研究上作出的貢獻，探討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的途徑，並闡發其理論意義。

陳其泰

1939年出生在粵東韓江邊的一個小鎮，1957年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學習，受教于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1963年7月從中山大學畢業，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之後，考取了白壽彝先生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從這時候起，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實現了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我念研究生時已三十九歲，深感時間珍貴，時不我待，因而認真讀書、寫作。先後出版的著作有十一種，主編的著作二種，另有合著三種。”這本身就是一段歷史和傳奇。

１９０２ 年， 梁啟超撰 《 新史學》 ， 是近代史學演進的又一次質的飛躍， 以激烈地批判舊史， 宣告從理論到方法迥然不同的新史學時代的到來。 繼其後， 夏曾佑撰成的使人 “ 一新耳目” 的通史著作， 梁啟超後期有關歷史理論和學術史的著作， 王國維的考史成就， “ 古史辨” 派打破舊的權wei， 抨擊了自古相傳的古史系統，陳寅恪對中古歷史文化的研究， 陳垣在文獻學、 宗教史等領域的成就， 都是新史學的發展。 新史學的倡導和發展構成近代史學的第二個大階段。 陳寅恪、 陳垣的一些有名著作雖寫於三四十年代， 但他們這些成就也可歸到這一階段敘述。

《 新史學》 對舊史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其理論基礎是國民意識和進化觀念。 《 新史學》 開宗明義標明史學的地位和作用， 要求史學必須增長國民意識和激發愛國精神。 而舊史則站在國民的對立面— — 為封建君主、 臣僚而作， 更不懂進化為何物。 由此造成舊史 “ 知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 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等項嚴重積弊和封建毒素， 簡直成為二十四姓之家譜， 或是墓誌銘的彙集。 這些批判雖欠作具體的分析， 態度過激， 卻打中要害。 因此梁啟超大力呼籲要實行 “ 史界革命” ， 對舊史實行徹底改造， 運用國民意識和進化論作指導， 創造出符合於 “ 提倡民族主義， 使我四萬萬同胞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這一時代需要的新史學。 梁啟超還對新史學的發展方向分三個層次加以界定： 一、 “ 歷史者， 敘述進化之現象也” ； 二、 “ 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 ； 三、 “ 歷史者，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 公例者也” 。 這三層界定， 恰恰是以舊史宣揚循環史觀、 把史書變成孤立的人物傳、 只記載社會表像而忽視因果關係和進化法則等項弊病為鑒戒而闡發， 從此， 宣告了在指導思想上、 內容上跟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舊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學時代的到來。

自序（節選）

1957年高考，我幸運地考上中山大學歷史系。踏進美麗的康樂園，見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築的教學樓，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寬敞的操場……這裡一切都是那麼新鮮！特別是，歷史學系擁有一批全國著名的教授，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應熙，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李錦全、蔡鴻生等先生，他們有的親自為我們授課，有的雖未授課卻能讀到他們的著作或耳聞師生對其為人為學的講述，讓青年學子感受到他們的學術風範。我就在這樣優越的環境中認真讀書，吮吸著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著名史學家劉節教授。他于192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研習古代史。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長期在中山大學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範疏證》是學術界首次對《尚書•洪范》篇撰成年代進行系統、嚴密考證的名文，梁啟超曾稱讚文中提出的見解“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可謂空前一大發明”。其後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釋》《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均受到學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後，劉先生曾撰有《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文章，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並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向封建制度的過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於歷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詳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歷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稱譽該書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同為必傳之作”。我在校即聽了劉節先生開設的“歷史文選”課程，對他淵博的學識和認真教學的態度深感敬佩。後來先生為研究生講授《左傳》，也讓我去聽講。1963年初，全國第一次統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選擇了劉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為報考志願。大約至5月初，正值等待錄取消息的時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劉先生，那時他是校務委員會委員，高興地對我說：你已被錄取，校務委員會已經討論批准，報教育部備案，你可準備下學期初開學要用的書籍。當時我們都絕未料到，一場批判劉節先生的風暴即將刮起，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與願違。雖然自畢業離校後我再無機會見到劉節先生，但我今日從事的專業，淵源則始自大學時代受業于先生，師恩難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師，至1978年。雖然在基層工作與科研機構差別很大，但我認真從事，十五年下來，自覺在對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認識，對古今名著名篇的鑽研闡釋，對語言文字的精心推敲運用等項，都有頗為深刻的體會，實也為此後學術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國歷史進入新時期，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壽彝教授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真正實現了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

這時，正值全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舉國上下意氣昂揚、千帆競發，徹底批判極左路線、砸爛思想枷鎖，呼喚科學的春天、重視知識重視人才，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洪流。我深深慶倖自己趕上了這個偉大的時代，慶倖投到名師門下受業深造。白壽彝先生在多個學科領域均深有造詣，他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民族宗教三個研究所學術委員等多項職務，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學術工作上，尤其專注于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和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其時先生已屆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將至，相反地是迎來他學術上最輝煌的時期，許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後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熱愛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同時他堅信以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學術研究和各項工作。“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創造”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精當地概括了白壽彝先生的學術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認識和總結客觀的歷史、體現當今的時代要求、關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他幾十年的著述，則是把堅持正確的理論方向、豐富詳實可靠的史料、恰當優美、雅俗共賞的表現形式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白先生擔任總主編、彙集國內眾多學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國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冊，總字數約一千四百萬字），於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學術界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壓軸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他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達半個多世紀，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記新論》、《史學史教本初稿（上冊）》、《歷史教育與史學遺產》、《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史學論集》、《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並主編了《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教本》、多卷本《中國史學史》等。他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論點和推進學科建設的構想，如，於50年代提出史學史研究要擺脫書目解題式格局，至80年代初進而提出要突破學術專史的局限，要總結史學如何反映了時代的特點和成功史書撰成之後又如何推動時代前進；論述研究史學史應區分精華與糟粕，傳統史學是一筆寶貴遺產，應當根據時代的需要，大力繼承和發揚；對於史著或一個時期的史學成就，應從歷史思想、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四個方面來分析評價。又如，論述古代史家提出的問題可以作為今人觀察歷史與社會的思想資料；論述不應以凝固不變或互相孤立的觀點看待古代幾種主要史書體裁，而應看到其發展和互相聯繫，要從傳統史學提出的改革歷史編纂的主張獲得啟示，並設想以“新綜合體”來撰寫通史或斷代史。事實證明，白先生提出的這些重要觀點和命題，對於推進史學史研究均有指導性意義。先生領我走進學術殿堂，我研究生畢業後，即留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任教，前後跟隨先生達二十一年，時時聆聽教誨，使我受益終生。

總論中國近代史學發展趨勢
近代史學：跨世紀的歷程
近代史家對傳統史學的批判繼承
近代史家對通史體例的探求

上編 19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
龔自珍的社會歷史觀
《聖武記》對清代盛衰的探索
魏源與鴉片戰爭史
魏源與中西文化撞擊
徐繼佘《瀛寰志略》的價值
近代愛國史家夏燮
《海國圖志》《日本國志》比較
黃遵憲的中西文化觀
黃遵憲與客家研究
《人境廬詩草》與近代文化覺醒

下編 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
梁啟超：近代學術文化的開拓者
夏曾佑與通史撰著
20世紀初宣傳革命的歷史思想
陳寅恪治史風格
陳垣學術思想的昇華
郭沫若史學的時代精神
範文瀾：從國學向唯物史觀的跨越
侯外廬學術的特色

增訂篇目
龔自珍：鍛造新的哲學武器
張穆的經世學風與《蒙古遊牧記》的撰著
何秋濤《朔方備乘》的著史宗旨和史學價值
黃遵憲文化思想的特點及其歷史地位
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形成及其意義
陳垣：宗教史的開山之作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新範式
民國初年歷史觀領域的新變革
“民族一文化”觀念與傅斯年、陳寅恪治史
陳寅恪治史風格續議
跋語

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就那麼難呢! 白瞎了先驅者魏源的思想半個世紀

許多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到了近代就成為“惰力” “阻力”， 中國近代文化即是西方文化的“移植”，似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根本無法滋生出具有近代價值的成分，中西文化也絕無互相溝通可言。這種看法並不符合近代文化演進的歷史實際。

當鴉片戰爭剛剛發生，西方的先進文化隨著侵略者的大炮出現時，就有一位哲人， 對於學習西方先進文化與堅決反抗西方侵略，對於抨擊清朝封建統治腐敗落後與確信中華民族的前途這些紛紜糾結的問題，首先作出剖分抉別，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優秀部分的代表人物，在中西文化撞擊的最早時刻所具有的應變能力。這位哲人就是魏源。

魏源（1794—1857年），清代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號良圖，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年（ 1822年）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進士。官高郵知州，晚年棄官歸隱，潛心佛學，法名承貫。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魏源在鴉片戰爭後能夠成為首倡學習西方的人物，絕非偶然。其深刻原因， 應從鴉片戰爭前他的文化主張去找。 換言之，他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的優良部分，是他具有應變力的內在基礎，使他能在事變的刺激下，立即走上了接受西方知識、學習西方文化的道路。

他猛烈抨擊統治集團的腐朽昏庸，“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材為何物；所陳諸上者， 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紛飾潤色之事； 以宴安酖毒為培元氣， 以養癰貽患為守舊章，以緘默固寵為保明哲”。 “遇大利大害則動色相戒，卻步徐視而不肯身預。” 對封建官僚營私謀利、 腐朽透頂、 禍害國家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更難得的是，魏源敢於向君權挑戰，他將古代民本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提出了具有近代民權色彩的論點。《默觚•治篇三》雲： “人者， 天地之仁也 ……故天子自視為眾人中之一人，斯視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

基於這種具有民權主義傾向的認識，魏源憧憬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政治局面。他還把言路的通塞視為國家盛衰的重要標誌：“景運之世， 言在都俞， 其次言在旌木， 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疏牘， 其次言在歌謠， 其次言在林藪， 其次言在腹臆；言在腹臆， 其世可知矣。”

西方殖民者是一個陌生的對手。鴉片戰爭前， 中國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 視外國都是 “蠻夷之邦”， 閉目塞聽。 鴉片戰爭中，統治集團始而盲目虛驕，終而屈膝投降，前後兩番表演， 原因實是一個，即對外國事務極度昏暗無知。甚至在戰敗以後，統治集團也不能從中吸取一點教訓，睜開眼睛看看世界。

作為一個階級來說，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已經極度腐朽，完全喪失應付事變的能力，只圖僥倖得以苟安，不惜出賣民族利益，還要自打腫臉充胖子，講些 “撫之以恩” “暫事羈縻” 一類騙人的話。 這種投降政策把中國一步步引向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淵。

當時還有人不顧中國失敗的事實，吹噓清朝 “國運方隆”， 認為延請外人教造船造炮技術是“喪失國體”， “反求勝夷之道於夷”， “古今無是理”。這種依舊夜郎自大、拒絕學習外國的頑固態度也嚴重阻礙中國的進步。

姚瑩（1785—1853年），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晚清史學家、文學家。從祖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創始人。鴉片戰爭爆發時，他正在臺灣道任上，與鎮將達洪阿協力同心保衛國土。清王朝向英國屈辱議和後，戴罪以知州分發四川，兩使西藏，寫下著名的《康輶紀行》。

考察近代史開端時期中西文化的撞擊，還應注意一個群體， 主要指魏源、 龔自珍、 林則徐、 姚瑩這些對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有共同傾向的人物。他們在鴉片戰爭前便有密切交往，周圍還有黃爵滋、湯鵬、 張際亮、 包世臣、 潘德輿等人。其共同基礎， 是經世思想和重視氣節， 以 “力振頹風”自任，希望于時局有所匡救。至鴉片戰爭爆發，這些核心人物都是著名的抵抗派，互相竭誠支持。在文化問題上， 則由經世和變革， 發展到注重殖民者東來的新變局。

林則徐是一位在當時條件下難得的頭腦相當清醒的實行家。他在與陌生的西方殖民對手打交道時，既堅決反抗侵略，又重視瞭解外國情形，給予魏源以直接的重要的啟示。他一到廣州，便 “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譯西書， 又購其新聞紙”。

他上奏道光皇帝區別對待外商， “遵法者保護之， 桀驁者懲拒”。 這些都是傳統文化體系所未曾有過的近代觀點。 道光卻嚴詞批駁：“同是一國之人， 辦理兩歧， 未免自相矛盾。”保護正常貿易， 本來可以發展成為具有進步意義的新生機，可是當它處於萌生狀態時，就被掌握專制權力的頑固意識所扼殺。

魏源批判了兩千年來被視為“神聖古訓” 的 “嚴夷夏之防”這一迂腐觀點，提出瞭解外國是當務之急和新價值觀。他尖銳地揭露統治集團對外國昏暗無知，是造成戰爭慘敗的重要原因：

“今日之事，苟有議徵用西洋兵舶者，則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數倍於此，則甘心而不辭； 使有議置造船械師夷長技者，則曰糜費， 及一旦糜費十倍於此， 則又謂權宜救急而不是惜；苟有議翻夷書、 刺夷事者， 則必曰多事。 （原注： 嘉慶間，廣東有將漢字夷字對音刊成一書者，甚便於華人之譯字，而粵吏禁之。）則一旦有事， 則或詢英夷國都與俄羅斯國都相去遠近，或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國，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離合，尚可謂留心邊事者乎？”

同時他用英國以新加坡為基地，處處偵探中國情報作對照：“ （英人） 建英華書院， 延華人為師，教漢文漢語， 刊中國經史子集圖經地志， 更無語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國情形虛實。而中國反無一人了彼情偽，無一事師彼長技。喟矣哉！”

魏源他還清醒地預料到， 傳播外國知識， 定然要經歷與頑固保守勢力的嚴重鬥爭，要冒極大風險， “使後世有人焉，日翻夷書， 刺夷事， 籌夷情， 如外夷之偵我虛實， 其不轉罪以多事， 甚坐以通番者幾希” ！ 但他懷著偷天火給人間的無畏精神，自覺地擔負起時代先行者的責任，“創榛辟莽， 前驅先路” 。

魏源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新課題。他撰寫 《海國圖志》 的目的很清楚，《海國圖志敘》 說： “是書何以作？ 曰： 為以夷攻夷而作， 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抵抗惡魔般的外國侵略者和承認侵略者高明、拜他們做老師， 這二者本來是不容易跨越的對立關係。魏源發揚了中華民族所具有的樸素辯證思維的傳統，因而能夠跨越二者的對立，看到其內在的統一關係。他還說：“善師四夷者， 能制四夷； 不善師外夷者， 外夷制之。”

魏源當時提出學習外國的重點是在軍事技術方面，但他同時主張發展民用工業，主張設船廠和機器局，既造戰船， 又造商船， 既從事軍事生產，又從事民用生產。《海國圖志》 附錄中還介紹了蒸汽機、火車、織布機、 運河、 港口設施， 以及鈔票、 銀行、 匯兌、 保險知識。這些都利於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魏源還論證了“師夷長技” 的可行性。 他認為， 英國人的長處並非不可企及，“英夷船炮在中國視為絕技，在西洋各國視為尋常”。經過學習、 吸收， 能夠把別人的長處變為自己的長處，“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

魏源對華盛頓領導獨立戰爭勝利和美國的民主政體表示衷心讚揚：

“嗚呼！ 彌利堅國非有雄材梟傑之王也。 渙散二十七部落，渙散數十萬黔首，憤於無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愾， 不約成城， 堅壁清野， 絕其餉道， 遂逐走強敵， 盡複故疆，可不謂武乎！ ”

“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 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 且不四載即受代， 一變古今官家之局， 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 議事聽訟， 選官舉賢， 皆自下始， 眾可可之，眾否否之， 眾好好之， 眾惡惡之， 三占以二， 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

魏源顯然已經相當中肯地領會了西方民主政體的主要問題：由公眾推選議事者，這些議事者再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決定國家大事，選舉國家首領，首領廢除世襲制，並且定期換選， 他讚美這種制度 “公” 而且“周”，公開地表示它比中國幾千年“君權神授” “朕即天下” 的專制制度要進步和合理。

魏源還把 “至於朝綱， 不設君位， 惟立官長、 貴族等辦理國務”，“推擇鄉官理事，不立王侯” 的瑞士， 譽為 “西土之桃花源”，同樣表達了對民主政治的嚮往。

魏源能夠跨出這具有深刻時代意義的第一步決不是偶然的，它植根於對封建專制腐朽性的認識，植根於鴉片戰爭前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闡揚。他看出專制制度大勢將去，所以才能認識 （儘管還不清晰） 歷史的發展將是實行西方民主制度這一趨勢。在當時的社會，魏源的主張是衝破黑暗報曉的雞鳴。

直到戊戌變法前一年（１８９７年）， 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半個世紀了， 總理衙門的官僚對於外國事物依舊抱著極端拒斥的態度：“或竟不知萬國情狀，其蔽於耳目， 狃於舊說， 以同自證， 以習自安。” “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瞋目而詰難； 語變政之可以自強， 則掩耳而走避。”在如此複雜的文化背景下， 魏源卻在鴉片戰爭時期即大膽地對西方民主制度表示讚美嚮往，不可謂不是遠見卓識！

梁啟超評價魏源的觀點“乃支配了百年來之人心”，是結合他本人和同時代人的切身感受而講的，確實反映了近代的歷史進程。而19世紀九十年代康梁的戊戌變法和孫中山成立興中會，距魏源的《海國圖志》已經整整半個世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