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桐城派與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安徽大學學報>“桐城派研究”專欄十年文集》既集中展示近十年來桐城派研究領域的新成果，又代表著國內桐城派研究的發展方向，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序
一、導乎先路
從清代咸同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乾旋坤轉的現代化運動中，桐城派從學問領域跨人實際政治運作，參與引領並推動中國走向現代世界。這期間，兩位重量級政治家曾國藩、徐世昌的主持風會，對於桐城派的現代轉型和國家的進步具有里程碑意義。
曾國藩私淑並終生服膺姚鼐，又與梅曾亮長期切磋學問。他的出現，把桐城派推向峰巔，以至於胡適說：“姚鼐、曾國藩的古文差不多統一了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散文。”①首先，曾國藩以其在軍政學界的崇高地位，把桐城派帶向政治和文壇中心。在與太平天國戰爭中，曾國藩以捍衛禮教相號召，吸引大量抱道君子來歸。當時曾幕人才幾半天下，曾氏又待“堂屬略同師弟”①，因此，幕中從事學術文事者多以其學問祈向為轉移。曾氏俯首桐城，幕賓也多心向桐城。後來，曾幕移動到哪裡，曾門弟子遊走到哪裡，就把桐城派的種子播向哪裡。當曾氏晚年總督直隸時，經過他和弟子張裕釗、吳汝綸的拓荒，樸野少文的冀南之地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綿延百年、文風雄奇、志在經世的蓮池學者群體。其次，曾國藩作為洋務新政的領袖，在朝野懵昧之時，倡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發展軍工產業，選派幼童留學；在中外衝突之時，他以其對國內外大勢的深刻洞見，一反桐城派前輩鄧廷楨、姚瑩曾經的主戰姿態，而力持和局。曾氏的洋務理論和實踐推動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也為桐城派帶來了寬闊的國際視野，為桐城派向現代的轉型提供了契機②。
目次
論桐城派的現代轉型（代序）
桐城派淵源傳承研究
從“故國”到“新朝
——明清之際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覺與國家認知
明末清初”潛園社“考論
— —兼談文人結社與明清桐城文學發展的關係
王士稹與桐城詩學
方以智與桐城澤社考論
傳義法與篤師說：桐城文派傳衍初期的不同傾向
回歸“文人”：道光時期桐城派的選擇
——梅曾亮推動崇尚歸氏古文風氣的原因和意義
曾國藩總督直隸與蓮池新風的開啟
方宗誠的文學教育與近代桐城派傳播
桐城末學的群體構成與唐宋古文接受
桐城派文學理論研究
“文學”流派，還是“學術”流派？
——“桐城派”界說之反思
桐城派與漢學派的製義之爭
論桐城派對駢文的態度
論桐城派古文選本中的古賦思想
——以《古文辭類纂》等主要古文選本為例
談藝不譏明七子
——姚鼐詩法論初探
從《今體詩鈔》看姚鼐的詩歌批評
以古文為 時文：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時文改良
“豈關科第求人才
——劉大櫆與吳敬梓科舉觀之比較
從《國朝文錄》看姚椿的選本批評及學術思想
桐城派理論的發展和最後總結
——論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
桐城派現代流變
“兼容並包”與“謬種”退隱
——桐城文章與大學教育的現代轉型
桐城派與北京大學
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與轉型
——以《青鶴》為中心的考察
從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看桐城文化精神的現代影響
毛澤東與桐城派
後記
書摘/試閱
一、桐城與新城的淵源
王士禛憑藉詩壇影響及政治地位，與當時士人的往來相當廣泛而頻繁，其詩學主張通過這種途徑傳播開來。王漁洋與桐城幾大家族如方氏、張氏、姚氏、馬氏等成員多有交往，且往往與詩歌創作及詩學理論相關。考察王士稹對桐城詩學的影響，這種交往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視。
最早與王士稹結交的桐城詩人為方文。順治十五年（1658），王士稹攜帶詩集慕名拜訪正在京中的遺民詩人方文，方文對這位擅名大明湖的新科進士早有耳聞，隨即作《王貽上進士攜其全集見示答此》，詩中有云：“王郎方弱冠，山左擅詩名。到處聞新作，居然見老成。”①二人一見如故，多年後方文回憶這次見面時情景雲：“昔君弱冠通籍時，都門一見如故知。”①王士稹作<為方爾止題姬人抱鴛圖》四首相贈。這次見面，王、方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順治十八年（1661），任揚州推官的王士稹至金陵，二人在秦淮河畔重逢。康熙二年（1663）九月，方文至揚州會晤王士稹，同遊平山堂，共賞戲劇。康熙四年（1665）五月，王士稹於金陵訪方文，出《抱琴》《看花》二圖索題。十八日同遊牛首山，論詩至丙夜。此後幾日同登覆舟山、攝山、寶華山，至二十三日於龍潭驛分別，訂新秋廣陵之會。六月，方文至揚州；七月初七，送別王士稹北上②。每次相會，二人均有詩記其事。方文卒後，王士禛有詩悼念亡友。
桐城桂林方氏中尚有方拱乾、方中發等人同漁洋關係密切。順治十八年（1661），受南闈科場案牽連被流放至寧古塔的方拱乾赦還，流寓揚州等地，時王士稹正任職此地。康熙四年（1665），方拱乾同王士稹、冒辟疆小集，王氏集中有《將往金陵辟疆攜歌兒見過同坦庵先生（方拱乾）、於皇、邵村、不雕、文在小集作》詩記其事。康熙十五年（1676），方拱乾至京，九月三日，王士禛招同宋犖、丘像升等人夜話③。方拱乾之子方孝標善詩，亦得漁洋稱賞④。方以智子方中發也與王士禛有交往，作有< 寄酬新城王少司農阮亭先生》五首，詩中推崇“漁洋絕調更清新”，認為像他這樣的詩人“四海故應無兩人”，並對王士稹寄予極高的期望： “獨抱遺經盼後塵。”⑤考王士稹任戶部侍郎（即少司農）為康熙三十二至三十七年（1693-1698），詩當作於此時。方文、方拱乾與方中發年輩或長於王士稹，或與之相同，交遊時詩風亦已成型，故而受其影響的可能性較小，不過卻使得桐城與新城之間的聯繫密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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