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的誕生（簡體書）

前言

除了休假的1977 年， 米歇爾· 福柯從1971 年1 月至1984 年6 月去世，一直在法蘭西學院授課。其教席名為：“思想體係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

這一教席由法蘭西學院教授委員會根據於勒· 於伊曼（Jules Vuillemin） 的建議， 創立於1969 年11 月30 日， 以替代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直到其辭世所擔任的哲學思想史教席。1970 年4 月12 日，該委員會選舉米歇爾·福柯持有這一新教席。當時他43 歲。

1970 年12 月2 日，米歇爾·福柯講授第一堂課。

法蘭西學院的教學要遵守一些特別規定。教師們每年必須教授26 個小時課程（其中最多一半可以是研討班形式a*）。他們每年都須展示一個新的研究，以迫使他們每次都更新其教學內容。課程和研討班的參與完全是自由的，無需註冊和文憑。並且教授什麼都不管。在法蘭西學院的用語中，人們說教授們沒有學生只有聽眾。

米歇爾· 福柯的課程在1 月初至3 月末的每個星期三舉行。眾多的聽課者動用了法蘭西學院的兩個階梯教室，他們包括學生、教師、研究人員、好奇者，其中還有許多外國人。米歇爾·福柯曾經常抱怨他和“聽眾”之間的距離以及課程形式所導致的交流很少。他渴望研討班這種真正集體工作的場合。他為此做過不同的嘗試。最後幾年，在課程結束後，他花費很長的時間來回答聽眾的問題。

1975 年《新觀察家》 周刊的記者熱拉爾· 帕迪讓（Gérard Petitjean）這樣描述課堂氣氛：“當福柯快速走入教室，雷厲風行，就像某人一頭扎入水里，他擠過人群，坐到椅子上，推開錄音機，放下講稿，脫下外套，打開檯燈開始講課，一秒也不耽誤。擴音器傳出響亮、有力的聲音，這是大廳裡唯一的現代化工具，從仿大理石的燈罩發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教室有300 個座位，擠了500 人，沒有一點空地…… 沒有任何演說效果，（授課）清晰並且效率高。沒有一點即興發揮。福柯每年有12個小時在公共課堂上解釋他在上一年研究工作的意義。因此他精煉到最大程度並且加以補充，就像寫信之人到稿紙最後一頁時仍意猶未盡。19 時15 分，福柯結束講課。學生們匆忙走向講台。不是為了與其交流，而是關掉各自的錄音機。沒有提問，在嘈雜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獨的。” 對此福柯談道：“應當能夠探討我所講的。有幾次，當課講得不太好時，不需要太多，只需一個問題就可以重新改變狀況。 但是這樣的問題從沒有出現過。在法國，群體效應使一切真正的探討變得不可能。因為沒有反饋渠道，授課被戲劇化了。我和那裡的人們是表演者或雜技演員與觀眾的關係。當我講話完畢，就有一種完全的孤獨感……”

米歇爾·福柯像一名研究者一樣從事教學：探索未來的著作，開拓諸多問題化領域，這更像是對將來可能的研究者發出的邀請。因此，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並不復述已出版的著作。這些課程並不是初稿，儘管著作和課程的論題可能是相同的。這些課程有自己的地位，屬於在福柯實施的全部“哲學活動”中的一個特殊話語機制。福柯在其中特別地展開了一種知識/ 權力關係譜系學的提綱，並依據這個提綱，從1970 年起，他開始思考其工作——這與之前他所掌控的諸話語形態之考古學的提綱相對照。

課程在現實中同樣具有作用。來上課的聽眾並不僅僅被一周接一周建立起來的敘事所吸引，也不僅僅因為受到嚴密闡述的誘惑，他們同樣可以從中找到對現實的想法。米歇爾·福柯的藝術在於用歷史診斷現實。他會講到尼采或者亞里士多德， 講到19 世紀的精神病學鑑定或者基督教牧師守則，聽眾總能從中得到關於當下現實和同時代事件的闡發。福柯在課堂上的特有能力在於博學、個人介入和對事件研究這三者之間精妙的交錯呼應。

20 世紀70 年代，磁帶錄音技術得到發展和完善，米歇爾·福柯的教室很快採用它。課程（以及一些研討課）的內容因此被保存下來。

這次出版採用米歇爾·福柯公開的講授內容作為參照，並最大可能地將其逐字記錄b*。我們希望可以按照原樣成書。但是從口頭到書面的轉換需要編者的介入，至少需要標點和分段。原則一直都是最大可能地與實際所講課程一致。

當有必要時，重複和反复講述部分會被刪除，斷裂的句子會被重新連上，並且錯誤的句法結構會被修正。

省略號表示錄音無法聽認。當句子模糊不清時，在括號（ ）中用連接詞或附加成分錶示。

頁腳的星號表示米歇爾·福柯所採用的註釋與課上所講的相比有含義上的差別。

全部引用都被核對過，所涉及的參考文獻也已標明。校勘僅局限於澄清含混之處，闡明暗示和確定校勘之處。

為了方便閱讀，每課之前都配有簡短的提要來指出重要關聯。

課程內容之後附有曾在《法蘭西學院年鑑》發表過的課程概要。米歇爾·福柯通常在6 月份編寫，即在課程結束之前的某段時間。對他來說，這是回顧式地指出“課程”意圖和目的的機會。它構成了最好的“課程”簡介。

每本書結束時都由編者負責說明“授課情況簡介”：其目的是介紹給讀者一些作者生平、思想和政治上的背景基礎知識，將本課程置於已出版著作中並且指出其在所使用的資料彙編（corpus）中的地位，以利於理解和避免由於遺忘授課情境所可能導致的誤解。

《生命政治的誕生》這門課程講授於1979 年，由米歇爾·塞內拉爾（Michel Senellart）編輯。

通過法蘭西學院課程的這次編輯出版，米歇爾·福柯“工作”新的一面得以面世。

確切地說，這並不是未發表作品的出版，因為這次出版再現了米歇爾·福柯公開的講話，在其所用的書寫載體之外，這個講話很值得研究。米歇爾·福柯筆記的擁有者達尼埃爾·德福爾（Daniel Defert）許可編者查閱了筆記，在此表示十分感謝。

這次法蘭西學院課程的出版經由米歇爾·福柯的繼承人授權，他們希望此次出版能夠在無可爭議的嚴肅性中滿足法國和國外的苛刻要求。編者們努力不辜負他們給予的信任。

弗朗索瓦·艾華德（Fran.ois Ewald）

阿萊桑德羅·馮塔納（Allessandro Fontana）

1 譯者的話生命政治在自由主義框架下誕生

1 前言

3 1979 年1 月10 日

方法問題——假設不存在普遍概念（universaux）—— 去年課程小結： 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 之治理（gouvernement）的有限目標（外部政策）和管治國家（état de police）的無限目標（內部政策）——法律作為國家理由之外部限制原則——今年課程內容前瞻：政治經濟學作為治理理由的內部限制原則——本次研究的關鍵：一系列實踐活動之關聯——真理機制以及它在現實中的效應——何謂自由主義37 1979 年1 月17 日自由主義與18 世紀新治理技藝的使用——自由主義治理技藝的特點（Ⅰ）：（1）市場成為形成真理之場所而不再只是公正化（juridiction）領域——方法問題。圍繞瘋癲、刑罰、性所進行的研究的關鍵之處：勾勒出關於各種“真言化體制”（régimes de véridiction）的歷史——對知識（savoir）的政治批判的本質——（2）對國家公共權力之行使的限制問題。兩種類型的解決途徑：法國的司法激進主義和英國的功利主義——“效用”（utilité）問題與國家公共權力的限制——關於歷史中的異質身份的評註：策略邏輯對比辯證邏輯— —作為新式治理術算符的“利益”（intérêt）概念66 1979 年1 月24 日自由主義治理技藝的特點（Ⅱ）：（3）歐洲平衡問題與國際關係問題——重商主義中的經濟和政治考量。重農主義者們和亞當·斯密所認為的市場自由原則：一種新的歐洲模式的誕生——出現一種延伸到全球範圍的治理理由。舉例：海洋法問題；18 世紀的永久和平之設想——新的自由主義治理技藝的若干原則：“治理的自然主義”；自由的生產——自由仲裁問題。其工具：（1）風險的管理與安全機制的運用； （2）訓戒式（disciplinaires）監控（邊沁的全景敞視主義）；（3）干預主義政策—對自由及其危機的管理95 1979年1 月31 日國家恐懼症—— 若干方法問 題： 將一種國家理論排除在權力機制分析之外，此舉的意義和關鍵之處—— 新自由主義的治理實踐：1948—1962 年間的德國自由主義；美國新自由主義——德國新自由主義（Ⅰ）——其政治經濟背景——1947 年艾哈德（Erhard）召集的專家委員會。其計劃：放開價格及限制政府乾預——艾哈德在1948 年所定義的介於無政府主義和蟻民國家（état-termite）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此道路的雙重意義： （a）對經濟自由的尊重是國家的政治代表性的條件；（b）經濟自由制度是政治主權形成的開端——當代德國治理術的根本特徵：經濟自由作為法律正當性和政治共識的源頭—— 經濟增長，一種能與過去決裂的新歷史觀的方針—— 自由主義政治下的基督教民主主義和社民黨（SPD） 的集合——自由主義治理的原則和社會主義治理之合理性的缺失

131 1979 年2 月7 日

德國新自由主義（Ⅱ）——其問題：經濟自由如何既能奠基又能製約國家——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們： W. 歐肯、F. 伯姆、A. 穆勒—阿爾馬克、F . 馮· 哈耶克——馬克斯·韋伯與資本主義之非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é irrationnelle）問題。法蘭克福學派與弗賴堡學派的回應——納粹主義作為界定新自由主義目標所必需的災難場（champ d'adversité）—— 19 世紀以來自由主義政策在德國所遇到的阻礙：（a） 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經濟；（b）俾斯麥國家社會主義；（c）一戰期間所實施的計劃經濟；（d）凱恩斯類型的經濟統制論（dirigisme）；（e）民族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從德國歷史的各個方面來對民族社會主義進行批判——理論上的結果：延伸對新政和貝弗里奇計劃的批判；經濟統制論與國家權力的增長；大眾化（massification）與統一化（uniformisation）， 國家干預主義（étatisme） 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的關鍵之處：相比傳統自由主義而言的新穎性。純粹競爭理論

172 1979 年2 月14 日

德國新自由主義（Ⅲ）——對現實進行歷史分析的益處——新自由主義與傳統自由主義的區別在哪裡—— 特殊的關鍵點：如何依據市場經濟原理來調控政治權力的總體作用，以及隨之而來的變化——市場經濟與放任自由政策之間的脫節——瓦爾特· 李普曼研討會（1938 年8 月26—30 日）——政府行為的式樣問題。三種例子：（a） 壟斷問題；（b） 恰當行為（actions conformes） 問題。歐肯所認為的經濟政策的基礎。調節行為和調度行為（action ordonnatrices）；（c）社會政策。秩序自由主義對福利經濟的批評——社會作為治理干預的應用點。“社會政策”（Gesellschaftpolitik）——此政策的首要方面：按照企業的模式來使社會形式化——企業社會和司法社會，同一種現象的兩個方面

212 1979 年2 月21 日

依據秩序自由主義者們的說法，“社會政策”的第二個方面是：在一個依照競爭型市場經濟模式進行調控社會中的法律問題——回到瓦爾特· 李普曼會議——基於路易斯· 魯吉耶的文本所做的思考—— （1） 法律— 經濟（juridico-économique） 秩序的觀念。經濟活動和製度框架之間的相互關係—— 政治上的關鍵之處：資本主義的存活（survie）問題——兩個補充性問題：競爭理論與對資本主義所進行的歷史的和社會學的分析——（2）法律干預主義問題——歷史追憶：在18 世紀，與專制主義和管治國家相對立的法治國家（état de droit）。19 世紀對概念的重新界定：公民與國家公共權力（puissance publique）之間的仲裁問題。行政法庭問題——新自由主義規劃：將法治國家的原理引入經濟秩序之中——法治國家與哈耶克認為的計劃化——（3）法律訴求的增長——總的結論：新自由主義治理術在德國的獨特性。秩序自由主義面對熊彼特的悲觀主義

246 1979 年3 月7 日

總的評論：（1） 微觀權力（micro-pouvoir） 分析的方法論意義。（2）國家恐懼症的膨脹。它與秩序自由主義批判之間的聯繫——兩種論點來看極權國家和20 世紀國家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 d'Etat） 的衰退—— 關於德國模式在法國和美國的傳播的幾點說明——德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與法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規劃——法國過渡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時代背景——法國的社會政策：以社會保障體系（sécurité sociale） 為例—— 吉斯卡爾·德斯坦所認為的經濟與社會之間的脫節——“負所得稅”計劃及其社會和政治重要性。“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對充分就業政策的拋棄

284 1979 年3 月14 日

美國新自由主義（Ⅰ）。其背景——美國新自由主義與歐洲新自由主義的區別——作為全球性主張、烏托邦家園和思考方法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幾個方面（1）：人力資本理論。它所體現的兩種活動：（a）在自身領域內部做進一步的經濟學分析：就時間因素對傳統勞動分析提出的批評； （b）經濟學分析延伸至之前被認為是非經濟的領域——由新自由主義分析所導致的認識論轉變：從經濟活動分析轉為對人類行為的內在合理性分析—— 勞動作為經濟操行（conduite）——它分為資本— 能力與收入——把經濟人（ homo .conomicus）重新定義為自己的企業家——“人力資本”概念。它的構成要素：（a）先天要素與原生人力資本的改善問題；（b） 後天要素與人力資本的構成問題（教育、健康等）——這些分析的旨趣：重提社會和經濟的創新問題（熊彼特）。對經濟增長政策的一種新構想

316 1979 年3 月21 日

美國新自由主義（Ⅱ ） —— 把經濟構架運用於各種社會現象—— 回到秩序自由主義的問題域上面：Gesellschafspolitik 的歧義性。“企業” 模式在社會領域中的普遍化。經濟政策與生命政策（Vitalpolitik）： 一個面向市場與背向市場的社會——美國新自由主義中市場經濟形式無限制的普遍化：個人行為的可知原則與政府乾預的批評原則—— 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幾個方面（2）：違法與刑罰政策——歷史回顧：18 世紀末刑法的改革問題。經濟考量與合法性原則。在19 世紀中，規範（norme） 對法律的干擾及一門犯罪人類學的誕生——新自由主義的分析：（1）對罪行的定義；（2）把犯罪主體表徵為經濟人；（3 ）懲罰的地位是作為“強化”法律的工具。以毒品市場為例——這種分析的結果： （a）從人類學上消除罪犯；（b）訓戒模式（modele disciplinaire）退出遊戲

352 1979 年3 月28 日

homo .conomicus 模型——在美國新自由主義中， 這一模型普遍化為所有行為模式——經濟學分析與行為技術——homo .conomicus 作為18 世紀出現的新治理理由的基礎原理——瓦爾拉斯和帕累託之前的homo .conomicus 概念史的幾個要點——英國經驗論哲學中的利益主體（休謨）——利益主體與權利主體之間的異質性：（1）與法律意志相比，利益的不可化約的（irréductible）特徵。（2）市場與合同的逆向邏輯——法律模式的第二次革新：經濟主體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孔多塞、亞當· 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追求個人利益與集體財富增長之間的不可見關係。經濟世界的不可總計特點。君主必然無知——經濟政治學作為對治理理由的批判：取消經濟君主的可能性，從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形式來看——政治經濟學，相對於治理技藝來說的一門邊緣科學

384 1979 年4 月4 日

homo .conomicus 概念史的幾個要素（Ⅱ）——回到經濟活動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問題——作為自由主義治理技藝相關項的一個新領域：市民社會的出現—— homo .conomicus 與市民社會：自由主義的治理技術學之密不可分的要素——對“市民社會”概念的分析：從洛克到弗格森的演變。弗格森的《論市民社會的歷史》（1787）。弗格森所認為的市民社會的四個本質特徵：（1）它是一種歷史—自然的恆量；（2） 它確保個體間的自發綜合；經濟紐帶的悖論；（3）它是政治權力永恆的母體；（4）它是歷史的發動機—— 一個新的政治思想體系的出現——理論後果：（a）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問題域；（b）對權力實施作的調整：從君王的智慧到被治理者的理性考量——總的結論

417 課程概要

429 授課情況簡介

439 術語對照

448 人名索引

譯者的話生命政治在自由主義框架下誕生

福柯的思想不僅含有政治哲學，而且他的政治理性批判極具特色和重要性。他的政治哲學基調與其主體哲學和歷史哲學完全相一致，無論是他對基督教牧領制度的思考，對基於國家理由的管治實踐的反思，還是對德國、美國自由主義的闡發，都體現出其不同於以往政治哲學思想的創新特徵。他的政治哲學重心就在於對西方治理術、治理技藝進行批判、反思和評析。

政治哲學躲不開對普遍與特殊之間關係的處理。不同的處理方式導出了宏觀和微觀這樣兩種不同的政治哲學。研究方法究竟是從普遍到特殊，還是從特殊到普遍？前者往往是理性主義、本質主義、形式主義和普遍主義的理論態度，後者則是實證主義、非本質主義、具體主義和情境主義的研究旨趣。不同於以往的政治哲學分析往往從統治者、主權、人民、臣民、國家、市民社會這樣一些普遍概念出發來考察特殊的治理實踐，福柯從治理實踐的具體形態及其合理化出發並在這些治理實踐活動的背景下來檢驗這些抽象的、普遍的政治哲學概念。福柯的研究方法是：倘若這些政治哲學的普遍概念不存在，那麼， 我們該如何來撰寫政治哲學的歷史呢？答案自然是我們應該聚焦在特殊的治理實踐及其合理化問題上。顯然，福柯的政治哲學是實證主義的，重視政治理性的具體運作方式及其可能遭遇的種種抵抗形式。按照福柯自己的話說，他要研究在政治主權實施中的治理實踐的合理化，可見，福柯關注的是狹義的“治理”，即政治主權之實施。

按照各個時期治理實踐的側重面、主導特徵，尤其是治理原則的不同，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大致分為四個時期：古希臘羅馬執政官時期、基督教牧領時期、以國家名義為理由的管治（police）時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時期。如果說上一年課程《安全、領土與人口》主要涉及第一、第二、第三個時期，那麼，本年度課程《生命政治的誕生》在總結上個年度課程的基礎上主要探討了第四個時期。

鑑於古希臘執政官通過直接治理固定的領土、城邦、國家而間接涉及領土上的個體，東地中海地區的“牧領權力”則指的是上帝如同牧羊人帶領其遷徙的羊群那樣帶領其民眾。相較於古希臘羅馬思想中的權力除了善意還有征服、奪取等並非善意的特點，東地中海地區的牧領權力無論從功能、目的還是合法性方面來看，都基本上是一種行善、向善的善意權力，獻身於看護、照看和引領他人。可是，原本善意的牧領權力經基督教會改造和運作之後卻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好戰、最傲慢、最嗜血、最暴力的權力形式之一。基督教社會發明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形式，發明了一種作為少數人的牧人來統治作為多數人的羊群這樣怪異的權力技術。基督教牧領制度和牧領論題製造了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無孔不入的、密不透風的、巨大的製度性網絡。

在西方治理史上，在16 世紀，當國家理由成了治理的原則時，西方社會就進入了管治時期。管治是十七八世紀西方治理技藝在權力關係領域內運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術之一。在福柯看來，以國家名義的理由進行合理治理，旨在使現有的國家發展成為強大和富有的國家。不僅治理的合理性原則是國家，而且以國家理由實施的合理治理的場所也是國家。國家這一特殊的、複數形式的存在與家庭、教會、帝國是有區別的。依據國家理由進行治理的治理者俱有兩個目標：在對外關係上的有限目標，即既要增強國力而不至於不敵其他強國，又要進行自我限製而不至於成為主宰其他國家的帝國。在對內關係上的無限目標，即治理者要細緻入微地、持久地管治和規範臣民的生命、經濟、生產活動。從學校、工廠、軍營、醫院、監獄到國家，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上規範化機構的激增以及這些機構通過把戒律施加於新對象而具有的權力效應的擴散，勢必引發人們對管治適度性、合理性問題的思考。如果說16 世紀至18 世紀初，政治哲學的基礎問題是憲政問題，那麼，從18 世紀末直至今天，政治哲學的基礎問題就是治理的節制性問題，也就是自由主義的問題，而非國家的憲政問題。

自由主義注重多邊利益和效用原則來調管個人、行為、言語、財富、資源、財產、權利等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與國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實踐發生決裂。鑑於國家理由的管治總是發出抱怨“我們治理得太少”，自由主義則信奉一個原則“我們不該被過度治理”。福柯發現依據國家理由的治理實踐暗含了最優條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義則從社會出發詢問“對社會來說為何必須進行治理”，並努力基於真相問題的思考進行內部的自我制約。福柯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只有闡發了與國家理由相對立的自由主義的治理體制，才能把握奠基於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18 世紀起試圖使人口特有的現象向治理實踐提出的各種問題變得合理化的某種方式。鑑於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和人種等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並未被福柯系統地、深入地研究，我們可以恰當地說，誠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課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導論，福柯在此主要探討的與其說是“生命政治”，還不如說是“生命政治”的合理性框架——作為治理技藝的自由主義。或者我們可以更為恰當地把福柯這一年度的課程題目《生命政治的誕生》理解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義框架下誕生”。福柯始終詢問：尊重法律主體和個體創造性自由的自由主義，會以何種規則來重視和管理人口現象及其特殊問題？顯然，福柯並不把自由主義看作一種政治理論、一種意識形態，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動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則。什麼是治理活動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獲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作為對治理實踐的批判的反思，不同時期的自由主義有不同的思想樣態，表達了對有關治理術所作的不同批判。18 世紀自由主義揭露了經濟活動的最佳運轉與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之間的對立和分歧，在對經濟活動的治理是否合理這一問題的探討上，重商主義、官房主義逐漸被重農主義所取代。當然，福柯並沒有詳盡闡釋各種自由主義樣式，而是通過德國秩序自由主義和美國新自由主義這兩個當代事例來展現過度治理是如何被揭露其特有的非合理性的。德國秩序自由主義批判納粹主義、 經濟統制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蘇維埃社會主義的過度治理， 而保護和發展在製度框架和法律框架內形成的市場經濟。而美國新自由主義則批判新政政策、戰時計劃經濟和戰後宏大經濟社會規劃所實施的過度治理。雖然這兩種自由主義都指出了過度治理所帶來的官僚政治、機構臃腫、權力機制僵化、妨礙經濟、破壞市場等危險後果，但鑑於德國自由主義訴諸社會干預政策來增強市場對價格的調節，美國新自由主義則把市場機制推廣到並非經濟的社會領域。但按照福柯的說法，無論哪一種自由主義，其合理性具有的特徵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藝的合理化原則奠基於被治理者的合理行為之上。合理化原則從治理者轉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對像從法律世界到經濟世界直至市民社會，福柯向我們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轉型。而政治就是那些處於相互關係中的不同治理技藝之間的遊戲。

鑑於以往學者們往往認為國家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張活力， 不同形式的國家之間具有傳承性和關聯性，並在國家內在發展及其機制方面、在國家化的治理術中去探尋極權制度的根源， 福柯則拒絕接受這種膨脹主義和連續主義國家觀，而把納粹主義等這樣的東西方極權制度的根源歸於他所說的非同尋常的政黨治理術，因為政黨治理術的強化導致了國家治理術的弱化。表面上看，極權國家是國家強化、國家化的集中體現、最高體現，但從現實和歷史相統一的角度看，政黨的強化以人民的名義恰恰弱化了國家。而自由主義針對國家權力實施的連續抵抗， 又在弱化國家的進程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對國家抱敵視態度，對國家患上了恐懼症，但並未弄清楚自己所敵視、恐懼的“國家”具有何種性質、狀態和現實活動。雖然福柯在下一年度的課程中並未如他所設想的去探討政黨治理術，但他已經認識到人民、國家、政黨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政黨治理術的特殊性、重要性。在國家問題上，福柯向我們展現了其研究視角的獨特性、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思想評論的創新性。

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始終是一樁艱難的事。西語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尚屬不易，更何況是中西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了。受多重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對無論是概念、句子，還是思想的理解和翻譯都會有程度不一的局限性。譯者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做到少出錯，不出大錯。儘管我們盡了較大努力，但由於學識有限，譯文難免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妥甚至訛誤之處，還望讀者諒解、批評指正，以便本譯著在修訂再版時予以改正。

如同絕大多數哲學文本，本書的有些概念、術語很重要， 但含義往往並不單一、確定。我們也是知其不可譯而譯之。如果讀者能在本年度課程的上下文中並結合其他相關論著讀解這些概念的確切含義，那麼這對於全面、確切把握福柯政治哲學思想是至關重要的。翻譯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理解的過程。我們的翻譯是嘗試性的、摸索性的，期待學界同行和廣大讀者提出建設性意見。“生命政治”、“國家理由”、“管治”、“治理”、 “治理術”等就是這樣一些重要的概念。

“biopolitique”為何譯成“生命政治”，而非“生物政治”？主要是結合福柯在多個文本使用該詞所要表達的含義， 都涉及對生命、健康、衛生、壽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實施的治理技藝，而且生命和人口的特殊問題都是在自由主義這種政治合理性內部被設問的。政治經濟學、統計學是針對人口和生命的治理實踐所運用的手段。很顯然，“biopolitique”不能譯成“生物政治”。

“raison d'état”， 有的譯成“國家理性”， 有的譯成“國家理由”。其實，與其他哲學概念具有多義性一樣， “raison” 既有理性之意， 也有理由之義。而在翻譯實踐中，多義詞一旦譯成中文，往往只能顯出其中一義。我們把“raison d'état”譯成“國家理由”的理由是：“國家理由” 是指以國家為名義的理由，指一個國家為了追逐其國家利益而犧牲道德、法律等迫切需要來為自己的對內政治轄治和對外外交實踐等行為進行辯解。簡言之，“國家理由”就是為任何國家行為作辯護的理由。如果“朕即國家”，那麼，“國家理由” 就是君主以國家之名來為自己的過度治理進行辯護。

“police”，有的譯成“治安”，有的譯成“公共管理”。“police”譯為“治安”顯得太過狹隘，缺了“管”的一面， 而譯為“公共管理”又顯得過於寬泛，少了“治”的一面，我們把它譯為“管治” 。管治與外交—軍事技術一起構成了治理技藝得以在權力關係領域內展開所設置和倚重的兩大政治技術，指的是一整套可以維持國內良好秩序、用好國力以增強國力的方法、法規和技術。如果說外交—軍事技術旨在謀求國與國之間的平衡關係，那麼，管治則主要是為了在維持國內良好秩序與最大限度增強國力之間確立起可控的關係。管治情況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和進展。

“gouvernement” 不能譯成太刺眼的、 具有濃重政治色彩的“統治”，我們在絕大多數場合把它譯為更為中性的“治理”，在少數段落把它譯為“政府”。按照福柯的說法，君權統治法律臣民，而政府則治理人口。福柯重視道德（自身的自理）、 家政學（家庭的治理） 與政治學（國家的治理） 這三者之間的連續性和相互關聯。“治理術” （gouvernementalité）、“治理技藝”（art de gouverner） 是與“治理”相關的概念。“治理技藝”就是以經濟形式並按照經濟模式來行使權力的藝術。福柯把使特殊而復雜的權力形式得以實施的（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計算和策略所構成的）整體、得以彰顯的趨勢以及司法國家得以向行政國家轉變的過程稱作“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在16 世紀末、17 世紀和18 世紀，當治理術實際成為一個被精打細算和深思熟慮的政治實踐時，近代國家就誕生了。福柯以“治理”（gouvernement）概念為主線，追踪了其側重點由“領土國家”（état territorial）轉向“人口國家”（état de population）這樣一種政治知識產生的過程。

本書翻譯期間恰逢法國巴黎高師哲學系Claude Imbert 教授應邀來復旦大學講學，若干概念的理解和相關思想的把握得到了Claude Imbert 教授的啟發和指點，在此謹表真摯的謝意！

我們要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編輯部的顧兆敏先生、屠瑋涓女士對本書翻譯的聯絡、編輯等所做的辛勤工作和提出的寶貴建議。

本譯著是2010 年“上海曙光計劃跟踪項目”《福柯政治哲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莫偉民於復旦光華樓西主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