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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富有可讀性的關于瘟疫的另類文明史。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瘟疫離我們並不遙遠,而了解瘟疫的歷史,不僅更有助于更加立體地認識中國歷史,本書通過對秦漢歷史的考察,揭示瘟疫對人類發展的影響與深刻意義。書中的延伸閱讀,用講故事的方法對歷史人物、事件,歷史遺跡、地理沿革、國學經典、甲骨文等,都一一進行了詳細解說。 剪紙介紹: “送瘟神”采用了漢族傳統的門神體裁,畫面主體為民間美術中經典的“抓髻娃娃”形象,表現了農耕文化中漢族百姓避疫鎮宅、人壽年豐的樸素理想。 剪紙作者:劉潔瓊,享譽世界的已故剪紙藝術大師高鳳蓮之女、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剪紙北派代表人物。
作者簡介
劉滴川,青年作家,著有暢銷書《山海經校詮》已多次再版,並蟬聯各大電商古籍類圖書銷售榜前列。
目次
001 第1章
萬死千生:秦漢以前中國瘟疫的歷史與文化
037 第2章
哀死事生:秦漢疫災的史學文獻考據及時空分布特征
103 第3章
視死如生:“傷寒”與秦漢流行病的特征
159 第4章
向死而生:秦漢疫災中的鼠類宿主動物
209 第5章
方死方生:氣候變化與族群遷徙
303 主要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第1章 萬死千生:秦漢以前中國瘟疫的歷史與文化 有人說,戰場和疫區都是人間的地獄。可戰爭關乎文明的興衰,瘟疫卻關乎文明的終結。 瘟疫是一個與醫學息息相關的詞匯,但嚴格來說,它卻又並不屬于醫學范疇。它不是某一個確切的疾病種類的代稱或某幾個疾病種類的統稱,而是泛指由一些強烈致病性的微生物,如細菌、病毒所引起的傳染病。被稱作瘟疫的傳染病的致病微生物本身並不具備統一的生物特征,所以瘟疫並不是從這個層面被定義的。只有當某種傳染病在歷史上或在當下,造成了一定范圍內的、連續性的死亡病例,並且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危機的時候,這種傳染病才會被稱之為瘟疫。 所以,瘟疫雖然以現代醫學傳染病的概念為基礎,但它更多地是一個歷史層面的文化概念。通俗地講,就是在人類與不同種類或不斷變異的致病性微生物的博弈歷史中,人類的每一次落敗,都伴隨著一種新的瘟疫的被定義,從古代史中被稱作“黑死病”的肺鼠疫到導致拿破侖東征失敗的斑疹傷寒,包括21世紀初暴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等等,它們都因為造成了區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群體性死亡病例,並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成為了歷史中的新瘟疫。 在歷史中,瘟疫在人類群體、人類社會中大規模傳播並引發疫災的歷史並不是隨著人類的誕生便開始的。自舊石器時代約至殷商之間的數萬年中,人類雖飽受各種疾病的困擾,但不至于遭受流行病大規模傳播,以至于瘟疫暴發的威脅。 《淮南子·修務訓》云:“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韓非子·五蠹》亦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在引火技術和保存火種的能力成熟之前,茹毛飲血的飲食習慣使原始先民飽受消化系統的腸胃類疾病或蛔蟲病的困擾。這樣的情況直到距今8000年至5000年之間的新石器晚期,隨著農耕生產逐漸替代漁獵生產才得以改變。不過,自這一時期至夏朝,由于社會生產力非常低下,東亞地區的人口總量還很少。從今天的考古發現可知,是時,僅黃河流域內的文化遺址就分屬仰韶文化、裴李崗文化、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多種文化類型。多種多樣的文化類型表明當時的各個部落之間僅存在相當有限的文化交流,而不可能出現大規模、大跨度的人口遷徙。部落與部落之間相對孤立,相互隔絕。人口的分散分布加之極低的人口密度,使得傳染病、流行病的傳播缺乏基本的媒介。 延伸閱讀??.................................................................................... 《道德經》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道家老子的“小國寡民”與儒家春秋學的“大一統”可謂是古代中國,特別是漢代統治者們治國理想的左右兩極。漢武帝設五經博士,以儒家思想治國,走的是“大一統”的儒家路線,而原本漢初的文景之治,行黃老無為之道,走的則是“小國寡民”的路線。不過,秦漢之際,時人理解的“小國寡民”如河上公所云:“圣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眾,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也就說,小國並非國小,而是以之為小,寡民並非民寡,而是以之為寡,“小國寡民”實則“大國多民”。當然,近現代的學者多不以為然。 小國便是國小,寡民便是人少。老子所倡導的“小國寡民”實際上是石器時代、洪荒時代理想的社會組織形式。這顯然無法真正適應大一統的秦漢帝國的政治格局。不過,如果從瘟疫史或流行病學的角度看,老子所倡導的這種“小國寡民”的組織形式無疑是現代醫學和現代衛生防疫體系全面建立以前,最不利于瘟疫傳播的政治格局。任何致病性高、致死率高的傳染病都不可能在洪荒時代從事漁獵采集生產的小型的部落中長期存在,因為類似的傳染病一旦傳播,部落內全體成員中的大多數人會在短時間內因感染傳染病而喪生,即便有少數人幸存下來,幸存的人也會因為疫災破壞了部落的社會生產,沒有食物果腹而死亡。而由于人口在部落中分布,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距離很遠,彼此間的交流十分有限,區域性的瘟疫無法在因人口遷徙帶來的人口再生過程中獲得“循環傳播”的機會。這也就是為什麼洪荒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最低,且基本不存在醫療衛生條件,但這一時期卻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瘟疫和疫災的原因。 約距今3000余年前,取代夏朝的商朝開始通過頻繁的對外戰爭建立起以商為中心的黃河流域的新秩序。已知最早的瘟疫記載和瘟疫概念的形成便始于殷商。 晚商時,甲骨文刻辭中有很多指代人體部位的字,如首、耳、鼻、口、舌、齒、肱、臀、趾等,以及唯一的臟器器官心。與此相對應的,刻辭中也出現了一些以人體部位為基礎的疾病或癥狀的命名,如用“疾”字與人體部位組詞,有疾首、疾耳、疾口、疾舌和疾目等。甲骨文“疾”字是最早出現的指代疾病概念的漢字,而當“疾”字與其他人體部位、人體器官之外的字組詞時,新的詞通稱都與傳染病、流行病的概念有關。如傳染病、流行病的傳播被稱作“降疾”,這表明殷商時,華夏民族就已經具備了疾病的分類常識,可以將人體的疾病劃分為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並且能夠意識到引發傳染病、流行病的致病因素來自于人體之外。再如,傳染病、流行病在人群中的大量傳播被稱作“雨疾”,比喻病如雨下;傳染病、流行病高發的年份被稱作“疾年”,這類似于后世常說的荒年、流年、饑生、豐年等。 受到甲骨文刻辭的影響,后來的先秦文獻中,也出現了一些由“疾”字和非人體部位、人體器官的字所組成的詞,這些詞也多用來表示傳染病、流行病。比如《周禮·天官》云:“春時有痟首疾。”又云:“秋時有瘧寒疾。”《靈樞·論疾診尺》有云:“夏天傷于暑,秋生痎瘧。”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則疑“痟首疾”為春季時的流行性感冒,指瘧由蚊所傳授。[1]又如《周禮·天官》所云“秋時有瘧寒疾”及《孟子·公孫丑下》所云“有寒疾,不可以風”,余氏又引張子鶴《中國醫藥科學討論》謂寒疾也是流行性感冒。[2]顯然,這些先秦文獻及甲骨文刻辭中的由表示人體部位或人體器官之外的字與“疾”字組成的詞雖然表示傳染病、流行病,但這些傳染病、流行病的傳染性即便很強,致死率卻很低,不足以對患者的生命和社會造成巨大的威脅和破壞。所以,這些詞表示的傳染病、流行病並不屬于瘟疫,或者還沒有發展到瘟疫的程度。 另外,古代文獻,特別是中醫典籍中,經常會用“時氣”“溫病”和“熱病”等詞表示傳染病、流行病,由于文獻記載相對簡單,今人很難根據有限的記載確定這些傳染病、流行病的具體類型及其所對應的現代醫學的疾病名稱。這些傳染病、流行病在特定的環境中,有可能具備轉化成或引發瘟疫的可能,但僅就這些詞語本身,還無法認定它們屬于瘟疫。 除此之外,古代文獻中還有一些詞與某些現代傳染病、流行病的譯名一致,但與現代疾病有本質上的差異。這是現代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引發的歧義。比如古代文獻,特別是中醫典籍中經常會出現的“傷寒”即一例。今天現代醫學所說的“傷寒”是由傷寒桿菌造成的傷寒病,傷寒病在古代和近代歐洲的流行和暴發,曾經引發過多次嚴重的疫災,屬于歷史中典型的瘟疫范疇。但在以中醫理論為依據的古代文獻中,“傷寒”並不是傷寒病。《素問·熱論》云:“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也就是說,中醫所說的傷寒,其典型癥狀就是發熱。凡是發熱性的疾病或具備發熱特征的疾病可能都會被稱作傷寒。 [1] 余云岫編著,張葦航、王育林點校:《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學苑出版社,2012年,第332頁。 [2] 同上書,第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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