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學研究（簡體書）

秦文學既是一個歷史概念，又是一個地域概念，本書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角度入手，以《詩經·秦風》、石鼓文、秦簡中的篇章、《詛楚文》、《呂氏春秋》以及《戰國策》、《史記》所載秦國論說辭、書信等傳世和出土文獻為基礎，對有關秦文學史料進行了梳理、考辨，探討了秦文學的內容、特點以及發展歷程，揭示了在先秦地域文學向漢代統一文學的轉變過程中，秦文學起到的重要傳承和融合作用。

延娟芹

山西中陽人。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的教學研究工作。出版著作有《秦漢時期<呂氏春秋>接受研究》（獨著）、《歷代賦評注》（魏晉卷、南北朝卷，合著）等，在《蘭州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秦朝是短暫的，但秦國、秦民族歷史悠久。所以，秦的郡縣制和法治觀念影響中國歷史文化兩千多年，不是沒有原因的。由於秦人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對內實行法治，對外採用武力與分化政策，統一之後的十多年中完全致力於政治、經濟禮儀制度等各方面的統一，注意消除影響深度統一的各種因素，在文學方面沒有留下多少值得稱說的作品。但從其發展歷史來看，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東西。尤其近些年大量秦簡等地下文獻的發現，更引起人們對秦文學的關注。
當年王國維在其《古史新證》中提出“二重證據法”，強調將“地下發現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互相釋證。梁啟超的視野則更為開闊,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得史料之途徑，不外兩種，一曰在文字記錄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記錄者。”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新出土文獻，其文字記載者歸為一類，而將學人的眼光也引向對歷史文化遺址、遺風、遺物及口傳歷史的關注。近些年一些學者在“二重證據法”基礎上又相繼提出多種形式的“三重證據法”或“多重證據法”，大體也不出梁啟超所言範圍。
到目前為止，全國已經發現了多批秦簡，有關秦人的考古遺存、文物也多有發現，這些新材料對我們重新認識秦人歷史、解決秦文化研究中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
秦人發祥於今甘肅南部。20世紀80年代，在甘肅禮縣的大堡子山發現了秦先公先王陵墓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禮器，其規模相當宏大。《史記·封禪書》中載：“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史記集解》引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隴西”指隴山以西，猶言“隴右”。西垂在今甘肅禮縣、西和縣北部，天水西南之地。西垂是秦人早期生活的重要都邑，在秦人發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與後來的雍城、咸陽具有同樣意義。
甘肅省對文化建設工作非常重視，於2012 年提出建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戰略方針，其中大力推進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是這一戰略的要素之一，這是符合事實的。
中國著名的民間故事——牛郎織女故事的產生，與秦人早期的生活經歷以及他們對先祖的美好記憶有關。《史記·秦本紀》一開頭就說: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女修是秦人最早的女性始祖，以善“織”而彪炳史冊；在《山海經》中兩處寫到周人的先祖叔均發明了牛耕，且被尊為“田祖”。織女星的命名與女修有關，牽牛星的命名則與周人的先祖叔均有關。女修解決了農耕人的穿衣問題，帶動了農業社會中最重要的工藝副業和社會文明各方面的發展。由織女星和牽牛星演化而成的“牛郎織女傳說”，是我國孕育時間最長、產生最早的民間傳說，其題材反映了我國幾千年“男耕女織”農業社會的特徵，也體現了古代勞動人民追求婚姻自主、勤儉持家、忠貞愛情、反對門閥制度的主題；它也是我國四大民間傳說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一直傳到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一帶，而且由之形成“七夕節”。相關傳說中的銀河，就是秦人生活區域的漢水（西漢以前西漢水、東漢水是一條水，東漢水即沔水是漢水的一條重要支流，後由於漢水上游流至今略陽後水道淤塞，折而向南流入嘉陵江，遂成兩條水，名沔水為東漢水）。銀河在先秦時也叫“漢”，或“雲漢”“天漢”，漢代以後才開始叫“銀漢”“河漢”“天河”，後來又叫“銀河”。天上的“漢”是秦人根據自己所居之地的漢水命名的。秦先民最早居於漢水上游，因而將晴天夜晚天空呈現的銀白色光帶名之為“漢”，又將天漢邊上最亮的一顆星命之為“織女”以紀念其始祖。天水之名也由此而來。周人早期生活於今甘肅東部慶陽一帶，周人、秦人生活地域距離不遠，秦人後來所居之地岐一帶本為西周故地，形成周秦文化交融的契機。至今在甘肅陝西一帶有許多牛郎織女傳說遺存與風俗，如織女廟、牽牛墓、臥牛山等。隴東至今保存有一些十分看重牛的風俗，以及同牛有關的活動，如在正月初一有“出新牛”的風俗等。在我的老家甘肅西和縣以及禮縣一帶，每年農曆七月開頭的七天都要舉行隆重的乞巧活動。乞巧風俗隨著牛郎織女傳說由漢水流域傳向全國，甚至傳向國外，成了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女兒節。目前，甘肅省已舉辦十屆乞巧女兒節。2006年西和縣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命名為“中國乞巧文化之鄉”；2008年西和七夕節被國務院公佈補收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14年西和縣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2016年，甘肅省乞巧文化研究會成立。
牛郎織女傳說主要流傳於民間，其早期如何演變，因史料較少，學界以前認識較為模糊。有的學者以為最早的文獻記載是《詩經·小雅·大東》，因為該詩借牽牛星、織女星以諷刺周王室對東部諸侯國的剝削，把牽牛星、織女星看作有生命的人，並且同天漢聯繫起來。但《大東》一詩中畢竟未涉及與二者相聯繫的故事情節。一般認為牽牛織女的文獻最早是《古詩十九首》中的《迢迢牽牛星》，該詩描寫牽牛織女隔著河漢流淚悲傷的情景，確已反映了牛郎織女故事的基本情節。但從《詩經·大東》到《迢迢牽牛星》時間相隔將近一千年，這期間牛郎織女故事是如何演變的，不得而知，因而產生了種種錯誤的觀點。
20世紀70年代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中，有兩簡明確提到牽牛織女。其一簡文為：“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另一簡文為：“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顯然，前一條中的“三棄”是“不出三歲，棄若亡（無）”的縮減或殘缺，是言不到三年，織女棄家而去，家中如同沒有她。可見，牽牛織女的傳說故事在戰國末年已基本形成（參拙文《由秦簡<日書>看牛女傳說在先秦時代的面貌》，《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但還不能說這就是牛郎織女傳說產生的時間上限。《詩經·秦風》中的《蒹葭》，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想接近河對岸的另一個人，卻總是無法接近。這首詩在解說上，兩千多年來一直有分歧，但此詩成于秦襄公時的看法自《詩序》以來，沒有分歧，而當時秦人尚居於今天水西南，禮縣、西和北部之地。《蒹葭》應是牛郎織女傳說在秦地早期傳說的反映。在西周末年、春秋初期，牛郎織女傳說在民間傳播的突出例證便是《詩經·周南》中的《漢廣》一詩。這首詩雖然也產生于漢水流域，但產生于漢水中游地帶。詩中的“漢之遊女”，與《迢迢牽牛星》中的“河漢女”一樣，也是指織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秦國文學的傳播情況。《漢廣》和《蒹葭》這兩詩都是牛郎織女傳說的早期反映。可以說，這也就是秦文學的源頭。
秦文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視。
石刻文獻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文獻內容，它可以彌補正史和各種史學著作的缺漏，而且其中也有一些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人物傳紀、散文、詩歌。而石刻碑銘最早是產生于秦地的。《穆天子傳》中載周穆王“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於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山，弇茲之山，日入所也。”弇茲之山一般寫作崦嵫之山，古今各種史地之書和工具書都說在天水西南，正是指禮縣、西和北部之地。這是古代文獻中關於石刻的最早記載。史書所載可靠的最早石刻文獻也是產于秦地的。秦地著名的石鼓文，十個鼓形圓石，每一個上面刻有四言詩一首，內容是歌頌秦國國君狩獵的盛況。較早的石刻文獻是戰國時秦人的《詛楚文》，反映了秦楚對抗中秦人採取的宗教神靈手段。到了秦代，秦人的石刻文數量更多，秦始皇時的《封泰山碑》《嶧山頌德碑》《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石刻》《之罘東觀大篆》《稽山頌德碑》及秦二世的《二世詔文》等碑刻，不但成為後代碑銘的典範，更將石刻風氣推向全國。
在發現的大量秦人器物中，有一件樂府鐘，上鑄“樂府”二字，說明秦代已經設有樂府機構，證明《漢書·藝文志》中言“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是說的漢代建樂府的情況，歷來學者誤認為此為設樂府之始，形成延續兩千多年的誤說。實際上是秦代樂府機構的設置為漢樂府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以上僅舉幾例，說明秦文學與文化在中國文學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
學者們常說“漢承秦制”，其實秦人的一些制度甚至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戰國時期東方國家懾于秦國迅猛的東擴勢頭，以及兼併戰爭中多次使用權謀權詐，對秦產生痛恨而貶斥之；漢王朝代秦而治，漢王朝為凸顯以漢代秦的合理性，對秦王朝及秦國多抨擊而少稱許。這應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但這種評價卻使得後人多認為秦人精神文化落後，秦文學藝術不足談論。戰國時期的大儒荀子曾經去齊至秦，見到秦昭王和秦相範雎，就他親眼所見秦國的政治、吏治、民風等方面的情況做了評價，總結它是“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荀子·強國》）荀子曾三次擔任當時最大的學術中心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培養了法家的兩個重要人物韓非子和李斯，從認識社會的眼光和理論水平來說，在當時無以過之。荀子對當時秦國的肯定性評價值得我們重視。從出土的大量秦人器物看，秦文化並不落後於東方國家。因此，需要對包括秦文學藝術在內的秦文化重新進行客觀的認識和評價。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西周故地為秦所有，大量的西周民眾以及文化也為秦所接受。秦文學上承西周文學，下啟兩漢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關鍵環節。研究秦文學，有助於認識中國文學由地域文學逐步走向統一文學過程中的規律，有助於梳理中國早期文學的發展流變過程。出土的秦人文獻雖然不是很多，但一些具體作品如志怪故事、成相辭、祝禱辭、木牘家書等為重新認識各文體的發展流變提供了珍貴資料，在文體研究中具有追溯源流或補充缺環的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對秦文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從文學的角度研究秦人文獻，則顯得較為薄弱。將大量的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對秦文學做全面系統的梳理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延娟芹同志于2006年來我處攻讀博士學位。入學不久，她就將秦文學研究作為博士論文內容，2009年順利通過答辯。2010年，延娟芹在原博士論文基礎上結合答辯老師的建議，拓寬思路，以《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學研究》為題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並獲准立項。在項目研究期間，她又進入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在方勇先生指導下進行合作研究，以《秦漢時期<呂氏春秋>接受研究》為博士後出站報告題目。《呂氏春秋》是一部對戰國時各家思想、理念進行總結的著作，它是為秦王朝建立大一統意識形態局面服務的，其中也有些很有文學性的篇章和有關文學藝術產生、傳播、批評的材料。延娟芹在研究《呂氏春秋》的接受情況時，對《呂氏春秋》以及秦文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文學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產生的，研究文學作品，既要從時間維度梳理其在文學史上的傳承流變軌跡，也要從空間維度探討特定的地理環境、人文氛圍對文學的影響。傳統的文學史，比較重視作家、作品在時間軸上的發展演變，對於空間角度的闡述，相對來說不夠深入。時間與空間，是文學產生的重要條件，缺一不可。有些文學現象，單純從時間的角度很難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如《詩經》和楚辭，同產生於先秦時期，但風格迥異，這除了二者產生時間不同所致外，南北地域差異的影響更為突出。我們需要以史證詩，同樣也要以地證詩。
在中國古代，人們很早就有了空間意識，《詩經·國風》就是按照不同的地域進行編集，《尚書·禹貢》《漢書·地理志》都是有關地理環境的重要史料，劉勰、鐘嶸也都提及氣候與文學的關係。
20世紀80年代，一門新的學科——文學地理學出現，有的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近年又成立了文學地理學學會，研究隊伍不斷壯大，這是可喜的變化。目前學會已經召開多次年會，甚至得到日本學者的支持，在日本召開了一次年會。但是，從地理環境的角度研究文學，從古及今，實證研究成果豐碩，理論探討明顯不足，如古代的“江西詩派”“桐城派”“常州派”等都著眼於地域的不同。而理論方面的研究，如地理環境如何影響作家的思想、性格並進而影響作品風格，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如何互動，地理環境中諸要素如地貌、水文、生物、氣候等如何具體影響文學，文學地理學的具體研究方法等問題，都需要細緻加以總結提煉。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除了實證研究外，還必須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而理論體系的提出，又需要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文學地理學，應與文學史具有同樣的體系與地位。
延娟芹從地域文化視角研究秦文學，符合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全書從泛文學的視角出發，對秦文學史料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梳理勾稽，做了認真的考證辨析，並進行了編年，尤其是對文學研究者關注較少的秦出土文獻，如銘文、石鼓文、秦簡等，考辨更為細緻，對一些史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是本書的基礎工作，也是延娟芹用力最多的部分。站在秦國的立場、從秦人的角度對一些傳世文獻重新進行研究，如《商君書》與《呂氏春秋》不再單純作為諸子著作，而是將其放到秦文學發展的鏈條中考察其成就地位。參照秦人的音樂、雕塑、書法、繪畫等其他藝術門類史料，以及其他周邊文學文化，通過橫向比較，進一步認識秦文學的特點；不但在先秦地域文化的廣闊背景下審視秦文學，同時將秦文學置於中國文學的發展鏈條中，探討秦文學的發展階段、特點、成就、地位以及影響，全面立體地展現了秦文學的全貌。
《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學研究》結項報告，得到評審專家的一致肯定，鑒定結果為良好。本書的出版，補充了學界對秦文學研究的不足，豐富了先秦地域文學研究。我希望延娟芹能以本書為新起點，在以後的研究中能取得更多、更突出的成就。

趙逵夫 2018年11月23日於西北師範大學滋蘭齋

緒 論
一、前人研究綜述
二、選題依據
三、研究範圍與內涵界定
第一章 秦國的建立與秦文化的形成
第一節 秦國歷史概述
一、遠古傳說時代的歷史
二、夏、商、西周時期的秦人
三、春秋時期的秦國
四、戰國時期的秦國
第二節 秦國的地理環境
一、有關地名
二、春秋時期秦國大致疆域
三、秦國地理環境對秦文化的影響
第三節 秦國的政治制度
一、秦國政治制度
二、秦國政治制度對秦文化的影響
第四節 秦人的宗教信仰與社會習俗
一、宗教信仰與社會習俗
二、秦人的宗教信仰與社會習俗對秦文學藝術的影響
第五節 秦思想文化與藝術成就
一、從戰國時期秦國士人情況看秦思想文化成就
二、史籍所見秦國思想文化狀況
三、秦國的藝術成就
第二章 西周、春秋時期的秦國詩歌
第一節 《秦風》相關問題考釋
一、有關詩歌主旨
二、詩歌作時與作者身份問題
三、《秦風》與《詩經》的關係
四、 “夏聲”考
五、先秦兩漢《秦風》的引用情況
第二節 石鼓文
一、石鼓文的年代
二、石鼓文與《詩經》
三、石鼓文與田獵文學的發展
四、石鼓文與秦刻石文化
第三章 春秋時期的秦國散文
第一節 辭令以及政論文
一、秦國辭令的特點與成就
二、秦國政論文——《秦誓》
三、秦穆公對秦國文化的貢獻
四、百里奚、孟明視事蹟考
第二節 秦銘文的文獻學價值
一、秦國銘文相關問題辨析
二、“秦子”銘文所反映的秦文化特點
三、秦國銘文的特點與成就
第四章 戰國時期的秦文學（出土文獻）
第一節 祝禱辭
一、《詛楚文》
二、《秦曾孫駰告華大山明神文》
第二節 《為吏之道》
一、《為吏之道》的思想傾向
二、《為吏之道》的文學特點
三、成相雜辭
第三節 其他秦簡的文學價值
一、睡虎地木牘所記兩封家書
二、睡虎地秦簡《語書》的文體學意義
三、秦簡中的應用文體
四、王家台秦簡《歸藏》的文學文獻學價值
五、放馬灘秦簡中的《墓主記》
第五章 戰國時期的秦文學（傳世文獻）
第一節 《商君書》
一、《商君書》的文學特點
二、《商君書》體現的文藝思想
三、從《商君書》看商鞅變法對秦文化的影響
第二節《呂氏春秋》
一、《呂氏春秋》的成書時間
二、《呂氏春秋》的文學價值
三、《呂氏春秋》中的寓言
四、《呂氏春秋》的文藝思想
五、從《呂氏春秋》看戰國晚期的秦文學與文化
第三節 《戰國策》、《史記》所載秦國論說辭、書信與詔令
一、《戰國策》中的論文辭、書信
二、《史記》中所載秦人論說辭、書信與詔令
第六章 秦代文學
第一節 秦代文學成就
一、詔令、上書、論說文
二、刻石文
三、歌謠
第二節 秦代的文化政策對秦文學的影響
一、秦代前期
二、秦代後期
第七章 秦文學、文化與周邊文學、文化
第一節 秦文化與周文化
一、與周王朝的政治交流
二、秦文學與周王室文學的異同
三、秦文化對周文化的揚棄
第二節 秦文化與西戎文化
一、有關西戎的族屬、習俗
二、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相互影響
第三節 秦文化與晉文化
一、秦晉的政治交往
二、秦文學與晉文學比較
三、秦晉文化的異同
四、秦晉文化的交流
第四節 秦文化與楚文化
一、秦國與楚國的政治交往
二、秦楚文學比較
三、秦楚文化比較
第八章 秦文學的發展歷程以及特點
第一節 秦文學的發展歷程
一、春秋早中期——秦文學的初步形成期
二、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秦文學的低潮期
三、戰國中晚期——秦文學的蓬勃發展期
四、秦代——秦文學的終結期
第二節 秦文學的特點
一、現實性
二、質樸性
三、唯大尚多
第九章 秦文學對後世的影響以及歷史地位
第一節 秦詩歌的影響
一、《秦風》、石鼓文對後代詩歌的影響
二、秦代歌謠對漢樂府的影響
第二節 秦散文的影響
一、秦政論文對後代的影響
二、秦刻石文對後代的影響
三、秦其他應用文體對後代的影響
第三節 秦文學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