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維的形成：從德萊頓到柯勒律治（簡體書）

作者簡介：
詹姆斯·安格爾（James Engell），美國哈佛大學英語系兼比較文學系教授、宗教研究委員會成員、哈佛大學環境中心教師。安格爾教授是英語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研究領域為18世紀和王政復辟時期、浪漫主義、批評和批評理論、修辭學，以及環境研究，主要學術著作包括《創造性想像：從啟蒙運動到浪漫主義》（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ism，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約翰遜和他的時代》（Johnson and His Age，詹姆斯·安格爾編並撰稿，哈佛大學出版社1984年），《講授文學：我們現在需要什麼》（Teaching Literature: What Is Needed Now，與David Perkins合編，哈佛大學出版社1988年），《批判性思維的形成：從德萊頓到柯勒律治》（Forming the Critical Mind：Dryden to Coleridge，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年），《承諾詞語：文學和公共價值》（The Committed Word: Literature and Public Values，賓州州立大學出版社1999年），以及《拯救拜金時代的高等教育》（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oney ，與Anthony Dangerfield合著，佛吉尼亞大學出版社2005年），《浪漫主義時期古典文學的呼喚》（The Call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he Romantic Age，與 K. P. Van Anglen合編並撰稿，愛丁堡大學出版社2017年）。

譯者簡介：
夏曉敏，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英語系教師，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博士。專業研究領域為18世紀英國文學，著有學術專著《約翰遜筆下的人生：從四部即興作品談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譯有《克雷洛夫寓言精粹》、《溺水池塘》、《365種放鬆方式》等多種圖書。

作者詹姆斯·安格爾是美國哈佛大學英語兼比較文學教授，《創造性想像力》的作者，《約翰遜和約翰遜時代》的編輯和撰稿人，並與大衛·柏金斯（Perkins）共同編寫了《教授文學：現在需要什麼？》。譯者夏曉敏，文學博士，現任教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外語系，教授英國文學、英國文學史等課程，主要研究方向為18世紀英國文學。

關於18世紀英國文學批判理論的研究專著，
在權威性、學術性和開創性方面均首屈一指。

前言
批評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如此龐大而專業化的事業，以至於沒有一本書能夠完整地論述這個主題，甚至它的基本原理也無法詳述。那些對特定方法和改進有深入瞭解的人，往往對什麼是必要的意見不一。這個主題就像一個開放的城市。它不僅僅有幾個大門和入口，還有其他地方高不可攀的牆壁。多條道路多條門檻通向城內，最終都互相聯繫。儘管描述該地區的系列術語和地圖繪製令人生畏，但沒有人能管轄其法律，也沒有旅行者需要特別簽證，任何讀者都可以進入。然而，在這些令人振奮的且常常令人困惑的批評方法中，某些想法依然存在。它們會改變但會持續存在，不會過時。這本書是關於這些想法和概念的，關於它們在從德萊頓到柯勒律治的第一個批判思想爆炸性出現的時代的發展。
尋找任何思想的絕對起源可能是虛妄的。在18世紀，許多追求起源和獨創性的人們――無論是在語言、社會契約還是美學價值方面――都會遇到這種形式的知識考古學帶來的巨大挫敗感。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有了重大發現，創造了新的思想和方法，我們繼承下來了其中的許多。這本書追溯了許多重要的思想。它們的基礎可以稱之為理論，因為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在語言、體裁、神話、文學結構、詩歌語言、普遍語法、寫作對讀者的影響、理論與實踐批評的關係，以及文學在文化和社會中的作用等方面，批評都常常是公開地理論性的，都清醒地考慮到批評體系和理論的局限性。
伴隨著這些對整個批評領域迅速成為專門領域的濃厚興趣，時代的趨勢是讓廣大知識分子能夠接觸到文學批評，將其作為一種核心的話語形式加以運用，這種話語形式屬￿一種針對社會、社會價值和社會象徵的更廣泛的批評。（洛克[Locke]，而不是索緒爾[Saussure]或皮爾斯[Peirce]，首先提出了一門成熟的符號學，並將這個詞引入到現代用法中。）歸根結底，這種批判關注的是人性――個人和社會、心理和精神、經濟和政治。儘管這個時代的批評家們意識到，社會和語言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不管有多少人抗議）決定著任何作家採用的形式、詞匯，甚至是價值觀，但這些批評家永遠不會忘記，寫作的仍然是人，而不是文化機器。寫作需要獨立的意識和意志，獨立的性格和僻靜的空間，希望和恐懼在那裡尋求有價值的對象。如果文本之外沒有別的東西，那麼我們的生活也就是文本，個體精神存在於任何刻有文字的事物中。
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引出18世紀發展起來的本土批判概念，與過去三、四十年裡所闡述的概念和理論之間的暗示性關聯。熟悉這兩個歷史批評主體的作家習慣性地注意到它們之間的顯著相似之處。為什麼是這樣呢？本研究的一個主題就是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在浪漫主義批評理論產生最初的巨大衝擊之後，英美批評經歷了一個半世紀，其一系列方法並不是特別的理論化。18世紀的許多批評差不多都被遺忘了。在德國和法國，然後在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在英國（德國大學的模式影響較小），文學史和歷史文獻學變得非常重要。
它們是培養第一代大學學者和學者批評家的工具。作為社會和文學批評家，卡萊爾(Carlyle)、阿諾德(Arnold)和羅斯金(Ruskin)轉向了個人作家，轉向了歐洲和國家文化這令人煩惱的問題。但是，無論他們的立場多麼複雜和廣泛，他們並沒有走向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理論，他們也沒有對18世紀的智力生活產生特別的共鳴。聖貝夫(Saint-Beuve)和泰納(Taine)的理論如此依賴歷史、民族文化、傳記或個人性格，而不是語言或比較文學結構，以至於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些理論不是理論，儘管這是不公正的。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狄爾泰(Dilthey)等人的解釋學研究未能改變英語批評的主流。19世紀的唯美主義以其用哲學或心理學術語闡明新立場的能力為標誌。柯勒律治、雪萊(Shelley)、康德(Kant)、施萊格爾兄弟(the Schlegels)、席勒(Schiller)、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在哲學和批評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這些都有所鬆動。在一個極端，美學理論的文學批評表現最終以稀釋的欣賞主義而出現。雖然像艾略特(T.S.Eliot)和龐德(Pound)這樣的現代主義批評家對早期文學理論所涉及的主題有清晰的看法，但他們的批評大多是實用的，或者針對特定的作者和廣泛的文化問題。艾略特明確提到阿諾德的少數幾次與阿諾德依然存在的影響和他持久的發問成反比。思想運動的歷史，如果把它看作是一場現在被忽視而不是被追隨的運動，那麼它就過於短暫了。新批評基本上是理論性的。
20世紀50年代，然後越來越多地在60年代和70年代，當文學理論逐漸在英美世界受到重視時，它不僅是一種誕生或引進，而且也是在長期沉寂之後，一種鳳凰似的涅槃重生。自然，這種新生物是不同的，但剩下的灰燼，如果攪拌起來，仍然可以散發出熱量和光芒。然而，由於絕大多數的批評家和學者都是在新批評之後從事的這項新事業，所以他們本身主要接受過浪漫主義和後浪漫主義文學的訓練，比這更早的批評傾向于用少量文本和較少的概括來代表。
另一方面，這本書是關於一個半世紀以來系統的英語批判思想。這不是一段敘述的歷史，儘管過去的一面總是存在的。（在幾乎完成了自己的巨著《現代批評史》時，勒納·韋勒克[René Wellek]寫到，“批評進化史必然會失敗”）重點是關鍵的想法和爭論，其中許多已經重新浮出水面。我並不是想說，這些想法保持不變，或者總是顯示出相同的名稱和詞匯，而是說，這些潛在的問題是相似的，足以值得我們更密切、更有共鳴地審視18世紀的批評。
在準備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要感謝我在哈佛大學講授的批評和18世紀文學課上的學生們，我經常成為他們的學生。我的同事貝特(W.J.Bate)和大衛·珀金斯(David Perkins)給我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我非常感謝對他們的建議。此外，詹姆斯·巴斯克（James Basker）、傑羅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路易斯·蘭達（Louis Landa）、約翰·馬奧尼（John Mahoney）、馬克西米利安·諾瓦克（Maximillian Novak）、艾倫·雷德迪克(Allen Reddick)、喬治·沃森（George Watson）和霍華德·溫布羅特（Howard Weinbrot）也慷慨地閱讀或討論了個別章節的早期版本，提供了幫助和見解。我的研究助理彼得·科恩（Peter Cohen）幫助我及時準備了手稿；基思·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幫助我查看了參考資料。
第8章的一個版本發表在《18世紀心理學和文學》中，由克裡斯托弗·福克斯（Christopher Fox）編輯（AMS出版社）出版；第3章的早期版本和第4章的部分內容分別首次出現在《哈佛英語研究》的第9卷和第12卷中。對詩歌《從崇高到精細的四個階段》（見《第一天早上》，New York: Scribner，1950，West Port，Conn.: Greenwood，1972）的引用，得到了作者彼得·菲爾埃克（Peter Viereck）的善意許可。

目 錄
前言
引言：18世紀批評的源動力

第一部分 變形記
第一章 實用理論家：德萊頓的“模式的多樣化”
第二章 文雅的悖論：文學的進步和衰落
第三章 “遠離敬神的虔誠”：現代神話的興起

第二部分 判斷和價值，文學性和社會性
第四章 無可爭辯：休謨對批評的批判
第五章 陌生化：倫理和美學問題
第六章 類型、經典和讀者

第三部分 方法和目標
第七章 約翰遜和批評的正反對立
第八章 新修辭學派批評家：符號學、理論和心理學
第九章 什麼是詩歌？

雅努斯：批評與現代性
索引

引 言
文學評論可能會跨界，變得和文學一樣嚴苛：它是一種不可預測或不穩定的“體裁”，不能先驗地服從其指稱或評論功能……必須有可能發生逆轉，從而使這種“次要的”文字變成“首要的”文字。
傑弗裡·哈特曼，《跨越：作為文學的文學評論》
（Geoffrey Hartman ，“Crossing Over: Literary Commentary as Literature，1976）

藝術家和批評家是相互從屬的，相互幫助可以大大改進彼此的特定區域。
喬治·坎貝爾，《修辭的哲學》
(George Campbell, Philosophy of Rhetoric,1776）

我們關注的是批評中在根本上有爭議的概念。這些包括體裁、神話、評價、文學史、美學和倫理學，藝術的改良和進步，修辭學研究，詩歌語言的本質，文學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聯，甚至那些令人尷尬的大問題，比如什麼是詩歌？什麼是“文學”？
就像休謨描述的那樣，這些話題是“有爭議的問題”，是理性的個人可能並且將會有分歧的問題。啟蒙運動期間，數量巨大的現代批評問題逐漸成熟，直至今日，這些問題對我們仍然非常重要。
批評性研究暗含著在當下和將來的應用。愛默生主張，歷史的真正作用是幫助我們看清事物的本質，使我們更公正地進行我們的行動，並且希望在我們將來的“故事”中獲得更大的幸福。約翰遜熱愛傳記，因為傳記“最接近我們的生活”，並且包含了我們能夠“利用的”東西。如果批評中沒有持久且不斷重複出現的問題，這就意味著文學、藝術、哲學和美學中也沒有這些問題。所有的文學實際上都是“關於過去的”文學，甚至科幻小說和未來主義寫作也不例外。如果過去的文學對我們有意義，如果它們不僅僅是娛樂或者無用的好古癖，而至少是艾略特所指的“高端樂趣”――並且這可能是我們與繼承而來且將有幸傳承下去的人類狀況重要且最好的聯繫――那麼，先於我們的並且將這種文學作為主題的批評家們可以為我們提供指導。在面對充滿問題的未來時，他們可以幫助我們堅持下去。如果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他們會迫使我們表達不同的觀點。
混雜著驕傲和擔憂，18世紀作家們給他們的時代打上了清晰的批評標簽。對他們而言，那是一個“批評的時代”，正如這也適用於浪漫主義者一樣。從一開始，這種強大的自我意識就在說明說著他們的事業。約翰遜(Johnson)將德萊頓稱為“現代批評之父”，並且，關於17世紀末18世紀初規模空前的文學批評，令人屏息的驚歎甚至抗議的數量太多（太相似），以至於無法列出所有的事例。可以說，如此巨大規模的批評與小說並列成為最重要的“新”的寫作模式，從而豐富了從查理二世的王政復辟時期到喬治三世去世期間的英國文學。
在《慍怒的情人》（The Sullen Lovers）的序言中，托馬斯·沙德韋爾(Thomas Shadwell)不動聲色幽默地評論道，他的時代是一個“非常挑剔的時代，所有人都自稱是鑒定家”。或者，正如1677年德萊頓的措辭，那似乎是永不過時的悲歎：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無知、苛刻且善毀損的人們的時代，這些人卻又因此有資格成為批評家”。在一個罕見的事例中，托馬斯·萊默（Thomas Rymer）更加犀利和激烈地表達了和德萊頓類似的感情，他寫道：“直到近些年來，正如擺脫了狼一樣，英格蘭也擺脫了批評家。”對於斯威夫特而言，“談論這個‘批評的時代’正如聖人們談論‘罪惡的時代’”一樣乏味。不論啟蒙運動體系調查的精神，還是拙劣的評論人虛假的做秀都吸引著一個穩步大量增長的讀者群體。人們想要閱讀文學，而且也想要讀到他人閱讀文學的想法。有時，兩者之間的界限難以劃分。文學評論成為了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評論者帶來了許多文學價值。在影響著科學、哲學、政府和藝術的同時，啟蒙運動時期整體的批評精神對現代化、專業性的世俗社會的發展產生著關鍵的影響。
自主決定的精神生活，即康德稱讚的“敢於運用你自己的理智”現在獲得了更大的自由。批評將那些私人的休閒活動和社會美化關聯起來，即普拉姆(J.H.Plumb)與“對幸福的追求”聯繫起來的社會美化，而“對幸福的追求”是18世紀首次面向社會重要部分開放的追求。批評的靈感（帕加索斯[Pegasus]）威脅著要逃走。許多批評家爭論、解釋、奮筆疾書，以至於蒲柏(Pope)感受到他們的譏刺，機智地暗示，他們自發的想法來自於泥漿和糞便，而不是來自於思想的孕育。他稱這些“一直閱讀，卻永不會被讀到的”學者為令人討厭的昆蟲。1731年，愛德華·凱夫(Edward Cave)創立《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的時候，倫敦已經擁有了兩百種期刊，許多聲稱在批評界有影響力。咖啡館或者“迷你大學”成為了批評思想的聚集地和交換總站。這個年代目睹了現代批評的誕生。1660年至1820年間發展起來的大多數批評方法對於我們很重要。儘管我們已經擴大或者豐富了這些繼承來的方法，我們仍然在運用它們，我們無法宣稱已經大大增加了那些方法的數量。
1660年至1820年間的批評時代明顯地自我意識到批評的過程和目標。方法和原則是常見的話題。評論者如何且通過什麼標準來評判？這些問題縈繞在18世紀學者心頭，正如它們今日困惑著我們一樣。正如我們在休謨貌似毫無爭議的里程碑式的文章《品味的標準》(Of the Standard of Taste，1757）讀到的那樣，批評往往成為元批評（metacriticism），即對於批評的批評。蘇格蘭和英格蘭的繼任者採用了這種自我批評的習慣。直到18世紀70年代仍然繁榮的多種文學批評中，幾乎沒有一個全面地存在於喬治·森茨伯裡(George Saintsbury)所謂的17世紀中期的批評“死水”中。森茨伯裡的斷言可能聽起來有點刺耳，但是他的比較判斷仍然成立：王政復辟之前和之後的英國批評是不同的水體，較早期的一灣水流向了一處更洶湧的深海。法國和德國文學批評――還有他們的批評理論――在各自的國家裡，往往伴隨著民族文學的偉大突進更為同步地發展起來。在法國，大量的文學批評與17世紀新古典主義文學的黃金時代同時繁榮。德國的浪漫主義理論與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的“經典”作家密不可分地共同成長。
英國18世紀的“優雅”文學和學識遠遠不是衰弱或者溫吞的文雅，而是有教養的、合格的、溫文爾雅的、正確的、方法論上純正的，以及知識淵博的事物。許多學者一直在追求這些品質。依據這些標準，現在出版的大多數批評書籍會是令人痛苦地“優雅”。這個術語與思想方法息息相關，與禮儀毫無關聯。的確，這可能會引出劃分社會階層的想法――凱姆斯勳爵(Lord Kames)聲稱，用雙手勞作的人們無法享有真正的品味――可是，真正的試金石是知識的精進(refinement)。然而，18世紀質疑著自己的典範，且尋求著極限：約翰遜說，“生活無法忍受精進。”文學的文雅專業化（specialization）像癌症一樣吞噬掉自己，並且成為培根所說的“學識的矯飾”之一，這樣的時代到來了。在《格雷傳》(Life of Gray)中，約翰遜隨意地提到了“學問的教條主義”。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結構主義起源於中世紀。通過對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自我塑造的研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為藝術創造力和心理自我意象提供了一個新的語境。認為近來的批評理論是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首次浮現的問題的全面盛放，這會是對事情的過渡簡化。但是，柯勒律治之前文學批評起源的重要性已經不為當代英美文學理論家所記得，甚至遠遠不及這對他們歐洲同行的影響。米歇爾·福柯(Michael Foucault)，保羅·裡克爾(Paul Ricoeur)，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binski）：他們的批評基礎大多來自於從拉辛(Racine)到孔迪雅克(Condillac)、從霍布斯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的文本。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象徵理論》(Theories of Symbol)主張，象徵和修辭的現代理念是在跨越1800年的數十年間發展出來的。對於包括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貝特，艾布拉姆斯(M.H.Abrams)，赫希(E.D.Hirsch)，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威姆薩特(W.K.Wimsatt), 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漢斯·阿爾斯列夫(Hans Aarsleff)的成熟的一代英美學者批評家――還有其他“移民而來”的批評家，比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傑弗裡·哈特曼，保羅·德曼(Paul de Man)和雷納·韋勒克，從蒲柏到柯勒律治的數十年間提供給他們初始的且往往持久的探討主題。這個時期形成了歐洲批評理論的基礎。
這個時代最好的思想者書寫著文學批評。在他們的判斷中，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業。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亞當·斯密(Adam Smith)、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瑟夫·普利斯特裡(Joseph Priestley)、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這些個人現在正更多地與政治、科學、哲學、經濟學和歷史關聯在一起。但是，他們最初――且持久的一個――興趣是文學實踐和批評，對他們而言，這涵蓋了語言和思想之間更大的關聯。他們發表了大量的文學批評，相信這是一種核心的智力活動，在幫助我們瞭解我們自己和我們認知且部分創造出的世界方面，它就像經濟學、歷史、或科學一樣基本。
文學批評和其他文學類型、詩學和詩歌本身之間形成了強勁的關聯。喬治·坎貝爾在《修辭的哲學》（1776）中表達了這個事實，理查茲(I.A.Richards)在19世紀30年代將其標題和整體觀念用在他的一部主要作品中。坎貝爾指出，“藝術家和批評家是互為從屬的，並且通過相互幫助大大地拓展了各自獨特的領域”。
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批評、批評理論以及同期的詩歌進程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強化，並且增長了價值。正如艾瑞克·羅斯坦(Eric Rothstein)在他的《王政復辟時期和18世紀詩歌》(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Century Poetry)的歷史中所言，“因為在英國文學中，文學批評第一次隨著詩歌盛行起來，這就提供了一種變化著的品味索引”。王政復辟之前，詩歌和文學批評之間這種緊張的相互作用並不那麼活躍，儘管從那時起它就一直充滿活力。詩人批評家是凸顯二者共生的一種方式。英國傳統中有許多詩人批評家，在系統批評的第一代批評家中，群星閃爍：德萊頓、艾迪生(Addison)、約翰遜和柯勒律治如北斗一樣耀眼。無需破壞詩人批評家的標簽，我們可以將蒲柏、約瑟夫·沃頓(Joseph Warton)、菲爾丁(Fielding)、揚格(Young)、貝蒂(Beattie)、歌爾德斯密(Goldsmith)、華茲華斯(Wordsworth)、雪萊(Shelley)――如果我們將思辨的私人信件算作批評話語――和濟慈歸入詩人批評家。這個時期大量意味悠遠的文學批評來自于好的詩人。詩人批評家這種現象提醒我們，在將來回顧時，現在好的文學批評，且視為最有價值且有影響的文學批評可能不會是學術研究、期刊中的評論和精煉的理論質詢，而是正在創作的詩人、小說家和其他作家的信件、暫時的文章、序言、面談和即興的宣言――所有這些需要一個時代或更久才能沙盡現金。
此外，批評文本――不斷激起或引發回應的文學評論的基石――是莎士比亞的戲劇和彌爾頓(Milton)的詩歌。文本的這種效果不容小覷。跨越世紀，喬叟、斯賓塞和後來的蒲柏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這些作家作品的數量。《文學傳記集》（Biographia Literaria）創作的主要動力是柯勒律治作為詩人批評家對於華茲華斯的鑒賞和評判，以及二者之間的“對話”。在誕生了從喬叟（Chaucer）到彌爾頓這樣豐富多樣的文學之後的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裡，英國文學批評在一個方面緩慢地發展起來。文學批評在17世紀後期開始繁榮時，它最初的本能（從那時起這是一種不論好壞都代表著英國批評的本性）更經驗主義，而非理論。正如休·布萊爾(Hugh Blair)在《修辭和純文學講稿》(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中所說的，“所有的科學來源於對於實踐的觀察。在所有人文學科中，實踐總是比方法和規則先行，但是，方法和規則隨後會改進和完善實踐。”當《失樂園》(Paradise Lost)、《理查三世》(Richard III)、《哈姆雷特》(Hamlet)和《仙後》(The Faerie Queene)這些里程碑式的作品顯而易見且深受喜愛時，人們無法美化這一“先驗的捷徑”，正是在《人論》(Essay on Man)的另一語境中，蒲柏嘲諷地稱之為的“先驗的捷徑”(high priori road)。
18世紀的批評家往往認為評價和判斷極其重要，並且在實踐時納入文學類型、結構、和語言學標準。在《天真之心》(The State of Innocence)的序言中，德萊頓贊同地指出：“正如亞裡士多德最初設立時一樣，文學批評指的是很好地判斷的標準。”在《論批評》(Essay on Criticism，1711）開篇的數行中，蒲柏就指出了文學批評具有極強的判斷本質，正如約翰遜對批評家的定義（莎士比亞在現代意義上首先使用了這個詞）。約翰遜將“批評家”定義為“精通判斷文學的技巧”的人，“能夠區分作品的優劣”。作為衡量這個定義確立地多麼迅速的一種方法，我們會想起17世紀前半期，批評通常指的並不是文學批評。可是，到了17世紀70和80年代，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這種用法；到了下個世紀的開始，這種用法已經固定下來了。當約翰遜考慮撰寫一部“從亞裡士多德到當代的……文學批評史”的時候，在那時這是一項非凡的事業，並且也是一種信號，即約翰遜認為，這可能是英國首次可以編寫這樣的歷史，並且這項工作與評判作家（Judging of Authors）相關。判斷仍然是批評家的命脈，批評家的存在似乎是短暫的，卻又在所有文學社區中確保了一座永恆的神龕。直到單一的文學理論被普遍接受的那個啟示日，文學批評將繼續是一個多樣化的事件，它將包括判斷。它現在的多樣性是健康的標誌。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都是多元論者，至少比我們經常承認的要多。但是我們不應忽視18世紀對批評的理解，即最終批評家總是在評估，即便是通過選出對什麼進行討論，什麼組成了圖書和文章的主題，以及用什麼來消磨時光和精力。
文學批評或者重複的文學批評的一個效果遠遠不是使文學體驗碎片化，而是能夠組織或者聯合起某個體驗，至少使之建立起關聯，從而給予我們一種或多種傳統。我們可以形成一系列的觀點，它們就像標著折射角的下角標一樣聚集起來，直到一束白光照亮我們對“真實的”物體的體驗，或者，根據我們在自我教育方面的最大努力，以及我們對固化自己方式的拒絕，那束光照射到我們對至少是物體看起來的樣子的體驗。對此的附和不只是來自阿諾德和佩特(Pater)（批評應該儘量看到事物的真實情況，二人對此的強調讓人驚訝地相似），還來自于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約翰遜。《漫步者》(The Rambler)第3篇讓批評人格化，別出心裁地舉起一支火炬，火炬的“特質是立刻展現出所有事物的真實樣子，無論它在常人眼中如何隱蔽。”
無論被視為一個單一的體系，還是一個種類多樣、重點突出的集體多元的工作，批評是解析性的也是綜合性的，是實用的也是理論的。作為一個過程，批評與柯勒律治在《文學傳記集》第14章中所說的哲學話語相仿；批評是有區別的，然後創造出一個模式（schema）和連貫性：
哲學研究的職責在於它只是研究。當哲學家始終保持自己意識的時候，這種區分並不是分裂。為了得到任何真理的全部的理念，我們必須理智地分開其可區分的部分，這是哲學的技術過程。但是，這樣做之後，我們必須在觀念中將它們組合成統一的整體，它們在其中實際上共存，這就是哲學的成果。
“批評”和其同源詞代替了“哲學”和其同源詞，“任何文學”代替了“任何真理”。那麼，這個段落描寫了我們多數的批評努力，這是弗萊說出，批評和文學的關係應該與哲學和智慧的關係一樣時，他心中的想法。沒有既定的方法就是至少有一種方法――一種“隱匿的日程”，這已經成為普遍真理。然而，一種方法的理論陳述從來不能確保其實施，而其實施則不能保證是明智的實施。一種“意料之外的”實施甚至可以將我們從僵化的方法中拯救出來，並收穫深刻的理解。這些完全是程序化的問題，是新古典主義理論數十年來全力應付的問題，也是浪漫主義批評沒有解決，卻重新定義的問題。1984年，弗萊這樣對現代語言協會說：“考慮到這個領域知名學者的才華，令人驚訝的是，目前，有多少批評理論已經深深地陷入到一場混亂、且產生空間幽閉恐懼的方法論戰鬥中，這個戰場上，如同《哈姆雷特》中福丁布拉斯的戰役，爭奪的地方小的幾乎沒法容納所有對抗的軍隊。” 下面的章節盡力擴大對一些“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以及界定、改寫且討論這些概念的個體批評家的描述。我們可以同情地看到這些批評家作為個體投入到一場戲劇中，這場戲劇以世界、文化和自我，經驗、想像和行動――在語言中――的表達作為題材（subject）。
批評研究將其他圖書和出版物作為他們直接的研究對象，這其中的許多圖書和出版物創作於數百年前，當時存在的文學和人類的一些問題和情形現在不存在了。其次，那些圖書、散文和評論討論了其他的詩歌、書籍和散文，它們的來源可能和“生活”、“自然”、“奇幻”或者再有的其他書籍一樣多。從這個迷宮中走出來的一個簡單辦法是爭辯說，所有的書籍最終都是書寫其他圖書的書籍，並且文本是自我封閉的世界。這個命題有一些雅致和真實性。就我們對宇宙和自然的理解而言，就我們用詞語進行的創造和理解而言，我們可以在文本中找到我們的理解和語言的創造力。普洛斯彼羅的卡利班（Caliban of Prospero）說到，“燒他的書”，他就變成了一位衰弱的、無力的受害者；而在《海的寂靜》一書中，西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則發出了讓人沮喪的聲音：“我認為，在所有累人的、無用的和無意義的行業中，關於寫作的寫作是最糟糕的。”如果我們將批評視為一種威脅，作為“次等”活動的威脅不會自行離開。人們可以用豐富多彩的、令人不安的形容詞來描繪，並讓這種情形充滿了感情的寓意：比如，批評是“寄生的”或者“邊緣化的”。的確，如果要擺脫“唯我論”，批評一定要有目標，但是，更準確地說，批評――甚至當它“隸屬于”文學或者其關注的思想時――也是文學和思想的一個重要且共生的部分。根據艾略特的說法，批評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地來到我們面前。我們可能會注意到，不斷地擔憂且自己意識到每次呼吸的任何人，即使不是肉體上，他們精神上已經狀況堪憂了，那麼，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狀況和我們之前的批評家和讀者所面臨的狀況有實質上的不同。
批評使人明白任何個人對批評的貢獻的局限性和短暫性。最終，批評的過程揭露出偽命題。於是，當下的權威迅猛地消失或者被完全重新解讀。內容豐富和複雜多樣的批評可能會導致不穩定或者缺乏支撐，從而會匆忙確立對這個“領域”重要的、新的或者獨一無二的事物以及其“頂端優勢”，以此來尋求庇護。但是，在科學的一般程序中，時間和重複帶來新的積累起來的知識，提出假設，或者確立作為自然法則的理論，但不同的是，人類經驗和對它的書面記錄在不斷改變中到來，並且在文本中不斷地被重新命名和重新書寫，而人們閱讀這些文本僅僅是因為閱讀它們讓人愉悅，並沒有體現人類狀況中任何明顯有序的進步感。批評將我們和我們所有的專業話語和深奧的區分拋入到那個漩渦中。可是，批評也帶給我們一種共通感（commonness），和一個有著不同聲音、如此難以分析的神秘藝術力量、以及人類的擴展和連通性的社區。
在《漫遊者》第208篇中，約翰遜主張，“批評……只能被歸入附屬的和有用的藝術中。”可是，坎貝爾認為批評和其他藝術是“相互從屬的”。故事的歌者朗誦一首詩，隨後有聽眾說“好”的時候，批評開始了；或者，另一位聽眾要求聽“戰鬥”或者“狩獵”的時候，或者主張“夜晚孤身一人，我的心充滿了日間的憂傷”比“美好的日子，在最美好的水邊”表達的更好的時候，批評就開始了。在英文版的《詩學導論》中，茨維坦·托多洛夫這樣寫道：“文學話語是隨著文學誕生而誕生的，在吠陀(Vedas)的某些片段中和荷馬史詩中，我們可以找到最初的樣本。”9批評開始于自然的反應，最初是喜歡或者不喜歡――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認為這也是最終的考驗――或者，用康德18世紀的話來說，最初的批評是“快樂和痛苦”的感受。一位多爾多涅河地區的居民改進了一位同伴的洞穴畫，增加了色彩，從另一種視角重複了場景，或者為一位兒童解釋了圖案――這些就是批評行為。批評可以被視為藝術的雙生子，二者並不相同卻是兄弟，但是人們往往難以說出哪一個更年長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