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遠全集(全三冊)（簡體書）

崔致遠（八五七—？）字海夫，號孤雲，新羅王京慶州（今韓國慶尚北道慶州市）人，是對中國與朝鮮半島文化交流有過傑出貢獻的人物。
唐懿宗時，十二歲的新羅少年崔致遠渡海赴唐土留學，僖宗乾符元年（八七四）十八歲時考中進士。釋褐獲委宣州溧水縣尉三年，後又入淮南節度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高駢揚州幕，先後任館驛巡官、都統巡官等職四年。僖宗中和四年（八八四）冬辭歸，次年（光啟元年）三月以唐使節身份回到新羅，拜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因遭疑忌，出為泰山郡、富城郡太守六年，複被召入朝，任‘阿餐’官職六年。四十二歲被免官，後終老于山林。
崔致遠在唐即以善文辭稱，故高駢曾‘專委筆硯’。其歸新羅時，曾將其在唐的著述隨身帶回，並將在高駢幕府四年間所作詩文輯成《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成為朝鮮半島現存最早的一部個人詩文集。其回新羅後又繼續使用漢語寫作多年，以文章享譽于新羅朝野。崔致遠雖然不是古代朝鮮半島留學中國的第一人，卻是在漢語寫作方面取得成績最大、對後世影響亦最大的一位，故歷代朝鮮半島學人皆尊其為朝鮮半島文學之宗祖［一］。崔致遠身後高麗王朝曾追諡其為‘文昌侯’，從祀文廟［二］，朝鮮半島各地至今還保留有不少與崔致遠有關的遺跡，並興建了各種紀念碑、紀念館，表明了半島人民對崔致遠的尊崇與懷念。在中國，崔致遠則一直被視為新羅流寓作家。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修《新唐書》，曾在《藝文志》中著錄了崔致遠《桂苑筆耕》二十卷、《四六》一卷。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譚正璧撰《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和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周祖撰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等皆收有‘崔致遠’條目。近年中國揚州也有興建崔致遠紀念館之舉，說明崔致遠不僅是古代朝鮮半島的文化名人，在某種程度上業已成為古代朝鮮半島與中國文化交流的標識和象徵。
在中國，崔致遠最為人所知的著述是《桂苑筆耕集》。《桂苑筆耕集》所收詩文，主要為其在高駢幕府四年間所作，實際上崔致遠在中國生活了十七年，回新羅後又繼續使用漢語寫作數十年，除此之外的作品應還有很多。十幾年前，我在編纂《全唐五代小說》時，發現南宋張敦頤《六朝事蹟類編》卷下‘雙女墓’條很可能是崔致遠在唐時所作文言短篇小說《雙女墳記》的節文［三］。沿此線索追索下去，終於在古代朝鮮半島的漢籍中發現了這篇小說的原文。在這一過程中，承海內外友人幫我收集了不少有關崔致遠的文獻資料，逐漸瞭解到崔致遠在古今朝鮮半島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學人們的研究情況，特別是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以外的著述，不僅已經有過輯佚，而且已有刊刻：李氏朝鮮後期崔致遠後裔崔國述輯刻之《孤雲先生文集》三卷及二十世紀中葉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輯刻的《孤雲先生續集》一卷，收錄了不少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以外的作品，其中不僅有崔致遠歸新羅以後的作品，亦有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之外在唐時的作品。於是我寫了一篇《新羅崔致遠生平著述及其漢文小說〈雙女墳記〉的創作流傳》，在《文史》上發表，對有關情況進行了初步介紹［四］。
作為古代朝鮮半島與中國文化交流的標誌性人物，崔致遠的著述理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先前，我在考察崔致遠所作文言小說《雙女墳記》的過程中，曾為尋找崔致遠的著述費了很大功夫，其原因是當時在中國國內只找到《桂苑筆耕集》和《唐文拾遺》所載崔致遠所撰的三篇碑文。後來經多方努力找到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一九七二年輯編《桂苑筆耕集》、《孤雲先生文集》和《孤雲先生續集》三集而成的《崔文昌侯全集》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因為《雙女墳記》的原文僅保留在李氏朝鮮世祖八年（行明年號，天順六年，一四六二年）成任（一四二一—一四八四）編纂的《太平通載》殘卷中［五］。因此，我覺得全面收羅崔致遠的著述，輯校一部《崔致遠全集》，對我們進一步研究崔致遠及其著述是很有必要的，近年來，韓國、日本和中國不少學人對崔致遠及其著述所進行的考察研究，亦為編纂《崔致遠全集》提供了條件。

編纂《崔致遠全集》，首要任務是盡可能收羅崔致遠存世的著述，而這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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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崔致遠研究已經引起了中國國內不少學人的注意，但一些研究者所引用的崔致遠著述仍然僅限於《桂苑筆耕集》，《新羅殊異傳》等則更少為研究者關注，正是這一現象促使筆者產生輯編《崔致遠全集》的想法，希望能為國內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較完整的文獻資料。
一九七二年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將《桂苑筆耕集》與《孤雲先生文集》、《孤雲先生續集》輯為一編，題為《崔文昌侯全集》。本集也採用了這一文集叢編的方法，只是增加了兩個‘輯佚’：‘輯佚一’收輯崔致遠《新羅殊異傳》的佚文；‘輯佚二’收輯崔致遠其他佚文佚詩，這樣既能體現出了‘全集’的完整性，又可以保持各集相對的獨立性，方便研究者的使用。除內容增加外，本書與韓國成均館大學《崔文昌侯全集》採用的影印方法不同，而是採用了排印形式，並增加了校勘。其中《孤雲先生文集》、《孤雲先生續集》以《崔文昌侯全集》所收為底本，以朝鮮半島的一些早期漢籍文獻參校。《桂苑筆耕集》的底本則未用《崔文昌侯全集》影印的徐有矩木活字本，而是用的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朝鮮十六世紀中期寫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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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叢刊》之《桂苑筆耕集》據之影印的朝鮮十七世紀中葉刻本要早十九世紀中葉的徐有矩木活字本近二百年，但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寫刻本似乎又要早於這一刻本。日本學者藤本幸夫據藏書印及墨書考察，認為國會圖書館所藏寫刻本原為京都圓光寺藏書，至少在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一六一二）以前已經入藏，並推測其為朝鮮明宗朝（一五四六—一五六七），亦即十六世紀中葉的刻本［三七］，比《四部叢刊》所據底本又要早一百年。
將國會圖書館藏寫刻本與《四部叢刊》影印本、徐有矩木活字本進行比勘，可以發現《四部叢刊》本、徐有矩木活字本的許多缺字、誤字在國會圖書館藏本中絕大多數不缺、不誤，而國會圖書館藏本中的若干注文在《四部叢刊》本、徐有矩木活字本中被誤為正文。另外，國會圖書館藏本遇尊改行、空格等，猶存古式，但目錄標題則明顯不如《四部叢刊》本、徐有矩木活字本整齊規範，略顯樸拙［三八］。凡此種種，證明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不僅早於《四部叢刊》本和徐有矩木活字本，而且在許多方面優於這兩個版本，很可能更多地保存了原作的面貌，以其作為校勘的底本顯然更為合適。故本校勘本之《桂苑筆耕集》以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朝鮮十六世紀中葉寫刻本為底本，以《四部叢刊》本、徐有矩木活字本、《唐文拾遺》本為主要參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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