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

了解香港文學，必須從這本開始！

香港文學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於「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簡單地由無到有的過程，實際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離。本土與非本土共同構成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複雜性，結合流動與根著的辯證，作為本書《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回顧、論述戰後至2000年代香港文學的核心。
陳智德的《根著我城》以文學史架構為綱的系統論述，主要論及的作家包括望雲（張吻冰）、趙滋蕃、張一帆、阮朗、曹聚仁、徐訏、力匡、舒巷城、楊際光、馬朗、蔡炎培、劉以鬯、西西、梁秉鈞（也斯）、鄧阿藍、洛楓、董啟章、潘國靈、謝曉虹；也旁及符公望、黃雨、沙鷗、葉靈鳳、陳君葆、何達、唐君毅、林以亮、夏侯無忌（齊桓）、司馬長風、吳煦斌、松木（蔡振興）、戴天、馬覺、崑南、盧因、陳冠中、葉輝、游靜、馬國明、李碧華、辛其氏、郭麗容、鍾玲玲等。
書中論及的作品始自戰後初期黃雨、符公望的左翼詩歌、1950年代趙滋蕃、阮朗、徐訏等人的小說，下迄2007年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和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等；亦從報刊研究角度分析《華僑日報‧學生週刊》、《七○年代雙週刊》、《越界》、《香港文學（雙月刊）》、《今天‧香港文化專輯》等刊物的時代意義和文學史位置，探討議題含括左翼詩歌、反共小說、寫實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以及有關方言詩歌、自我改造、新民主主義文藝等概念，是陳智德無間斷地從事香港文學研究二十年成果的階段性總匯。
陳智德在《根著我城》一書討論香港文學的不同之處是本土意識的不同面向。1930年代至2000年代多種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作品，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在不同年代具有不同的方向，而本土意識並不等於對地方人事的肯定，也可以包括對地方的否定和批評。因應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狀況，認識香港文學以至台灣文學的個別性發展，才能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全局，因此本土並不狹窄，反而是通往普遍之途，正如抗戰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所提出，地方認同並不與民族認同相矛盾。

推薦序一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序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陳國球（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前任人文學院院長）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中學時代的也斯，在北角街頭閒逛，於舊書攤的書堆之間，發現了一疊《文藝新潮》。他發現，原來香港也有馬朗、葉維廉、崑南這樣的詩人，寫過這樣的詩；他驚訝，之前香港有這麼高水準的文藝雜誌，他一直沒看過這份五○年代出版的文學刊物。香港不斷熱鬧地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卻好像失憶地忘卻了在這城市住過的人做過的事。十多年過去，一九七七年，也斯重遊北角，好像兜了一個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但又已經不是原來的地方了。他一遍又一遍在它的路上閒蕩，有種種不同的感想。「今天晚上，會不會有另一個中學生，又再走過北大菜館附近的報攤？他會不會在一份舊刊物裡，看到一個叫做馬朗的名字？」
也斯見證了香港的「遺忘」。他對「遺忘」的驚覺，記載在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第二十四章〈香港文學的遺忘史〉。陳智德以這香港文學的宿命作全書終卷。這一章的主要論述圍繞兩宗相關聯的事件：馬朗的「失蹤與復出」、梁秉鈞的「發現馬朗」。智德為我們細細說明：「遺忘」雖然是香港文學最平常不過的經驗，然而當「遺忘」進入主體的意識之中，當主體直面「遺忘」，就有「反遺忘」的衝動；這又成為書寫香港文學史的動力。智德推斷，透過直面「遺忘」，可以達致「反遺忘」。智德此書，就是「反遺忘」的行動。
智德為我們細訴香港戰後左翼思潮在國族政治影響下如何運轉浮沉；遺民南下帶來文化想像與感舊懷鄉情緒的流播與薰染；青年文人以詩語言再現殖民統治與商業文化壓制下的苦悶與掙扎；東西冷戰局面中的香港與台灣現代詩的表現等等。他重新檢視各種期刊如《七○年代雙週刊》、《星期日雜誌》、《博益月刊》、《詩雙月刊》、《越界》、《香港文學》、《今天》等，以至劉以鬯、西西、也斯、鄧阿藍、董啟章、洛楓、潘國靈、謝曉虹等作家的書寫，以印證他自身親歷的經驗世界中，所謂「國籍」、「城籍」，所謂「去殖」、「回歸」，種種虛幻與荒唐，卻同時是逼臨的實況。
智德為我們復刻香港文學的過去，其深意更寄寓在全書終卷的兩章：〈香港文學的懷舊史〉與〈香港文學的遺忘史〉。「懷舊」與「遺忘」，如同本書不斷出現的「本土」與「外來」、「流動」與「根著」、「斷裂」與「延續」……，都是智德辯證式思維的表現。這些正反力量之間，不必是簡單的對立，而往往是互相作用，相剋也相生。正如馬朗的失蹤，既是文學史的一次「斷裂」，也帶來也斯以個人文學生命追尋的一種「延續」。這「延續」又緣起於少年也斯對香港文學之「遺忘」的驚訝。他對未來更多「遺忘」的戒懼與憂慮，又見於他在北角街頭的懸想；他想，會不會有另一個中學生，再次發現馬朗─香港文學原來有這樣精采的作家與作品！
也斯的懸想沒有落空。果真有一位後來以筆名陳滅寫詩的中學生，在街頭舊書攤遇上了如也斯一樣的驚訝。今天他為香港寫下《根著我城》。

推薦序二
香港韶光，尋找一部準文學史的純境／黃念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與陳智德教授的許多學術著作一樣，都有一個單說一次肯定聽不清楚的書名─跟著我城？而「根著」又是什麼？─就如《愔齋書話》或《板蕩時代的抒情》，這些書名中稍稍冷僻的用字或典故，構成閱讀陳智德學術文論的一個開端︰在既有的「我城」、「書話」和「抒情」框架以外，尋找一個相對陌生的「純境」─至於純境又是什麼，你得看看寫楊際光的那一章︰「詩中的純境不是一個美境，而是一種理解事物的態度。」

我們憑什麼感官感應香港
香港也以同樣的燈光感應我們
我們無法感應的也許說不出的多
─〈香港韶光〉陳滅

一個詩人會不會是一個最合適的文學史作者？既以陳滅寫詩又對香港文學史資料瞭如指掌的陳智德常常為我們帶來如此盼望。陳滅詩中銳利的批判質感，也許正是支撐起未來一部香港文學史最需要的靈魂。《根著我城》不是一部文學史，作者已在自序指出，並謂撰寫文學史當有另一種史料的處理方法。然而書中的歷時編排、時代脈絡、資料臚列以至個人文學閱讀的觀照，在在顯示此書「準文學史」的風貌。
何不索性把此書看成是一部獨立的「文學史式評論」或主題編排得當的論文集，而要看成是一部彷彿「未完成」的「準文學史」呢？多年來我們對一部香港文學史呼喚太久，所欠的其實更是一種理解的態度，兩篇導論所言的〈本土及其背面〉與〈流動與根著〉終於提出一家之言。書中以豐富的文學資料，說明本土不是與生俱來又寸步不讓的一個實體，而是有著正與反、流動與路徑的迂迴生成，因此亦不能太潔癖地繞過長久以來中國大陸這一個「背面」。
其次，《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裏成功地出入於個人回憶與集體記憶的經驗，在本書中進一步化成「根著」所需的一種互相依存與參照關係。如同上文所引〈香港韶光〉的詩句︰「我們憑什麼感官感應香港/ 香港也以同樣的燈光感應我們」，我們感官所讀所想，也是整個城市以至整個文學環境的一部份。《根著我城》綴滿了香港文學韶光裏的顆粒與碎片，如詩中另一段︰

情感如落花思念數不清的墮樓人
日暮，它把晚霞的責任留給家家戶戶
以亮燈代表一點僅餘的抵抗

讓資料說話的陳智德，透過無數作家、作品、雜誌、電影、文本解讀與歷史的轉折，寄托情感於如落花的湮沒者，把點亮夜空的責任留給閱讀文學史的人。《根著我城》的「準文學史」狀態，是有待讀者完成的，把香港文學的發展、規律、周期、超越性、共時性與歷時性，按自己的審美與記憶，組成一部足以讓人「根著」與心繫的文學史，就是今天作為香港人，一點僅餘的抵抗了。

自序（節錄）
香港文學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於「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簡單地由無到有的過程，實際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離，正如本書在〈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提出：「本土不等於與他者割離，亦不等於對自身的完全肯定」；〈導論二：流動與根著〉一再提出對「無根」的認清以及「根著」的無力，然而，「在種種負面因素以外，流動，某程度也作為根著不可能之時的出路，或流動本身也是根著所創造出的新可能：我們何妨自停留的一點上出發，承接香港文化既有的前衛、多元，自由往復，也許終可接近『根著』的真正可能」，本土與非本土共同構成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複雜性，結合流動與根著的辯證，作為本書回顧、論述戰後至二○○○年代香港文學的核心。
結構上，本書以時代為序，分列全書導論兩篇及正文五部即「四、五○年代之交的文化轉折」、「五、六○年代：懷鄉、離散與新語言」、「七○至二○○○年代（之一）：『我城』的呈現與解體」、「七○至二○○○年代（之二）：解殖與回歸」、「懷舊與遺忘」之二十四章，組成本書以文學史架構為綱的系統論述，分析對象從戰後初期黃雨、符公望的左翼詩歌、五○年代趙滋蕃、阮朗、徐訏等人的小說，一九六一年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一九六三年劉以鬯的《過去的日子》、一九七五年西西的《我城》，一九七七年也斯的《剪紙》，一九八四年李碧華的《胭脂扣》，一九八六年西西的《浮城誌異》，一九九五年馬國明的〈荃灣的童年〉，一九九八年鄧阿藍的《一首低沉的民歌》，下迄二○○五年潘國靈〈我城○五之版本○一〉和謝曉虹〈我城○五之版本○二〉，以及二○○七年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和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等等不同年代作品，以本土與非本土、流動與根著的整體議題貫串，是筆者無間斷地從事香港文學研究二十年成果的階段性總匯。
本書二十四章連同兩篇導論共二十六篇文，主要論及的作家包括望雲（張吻冰）、趙滋蕃、張一帆、阮朗、曹聚仁、徐訏、力匡、舒巷城、楊際光、馬朗、蔡炎培、劉以鬯、西西、梁秉鈞（也斯）、鄧阿藍、洛楓、董啟章、潘國靈、謝曉虹；也旁及符公望、黃雨、沙鷗、葉靈鳳、陳君葆、何達、唐君毅、林以亮、夏侯無忌（齊桓）、司馬長風、吳煦斌、松木（蔡振興）、戴天、馬覺、崑南、盧因、陳冠中、葉輝、游靜、馬國明、李碧華、辛其氏、郭麗容、鍾玲玲等等；探討議題除了兩篇導論貫徹的本土與非本土、流動與根著以外，尚包括左翼詩歌、反共小說、寫實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以及有關方言詩歌、自我改造、新民主主義文藝等概念。又，討論劉以鬯時，提出南來文人角度的本土，一種「錯體」的本土思考，如何蘊含對本土的批評和異議；討論西西時，提出從七○年代《我城》再切入到二○○○年代《白髮阿娥及其他》的閱讀角度，如何作為一種「本土的自創與解體」；討論梁秉鈞（也斯）時，提出《剪紙》如何作為對香港現實的另一種「翻譯」以「再現」七○年代的香港，而其「香港系列」詩作又如何作為一種「揭示幻象的本土詩學」，凡此皆本書試圖開拓的新議題。
研究個別作家和作品以外，本書亦有從報刊研究角度分析《華僑日報‧學生週刊》、《七○年代雙週刊》、《星期日雜誌》、《博益月刊》、《詩雙月刊》、《越界》、《香港文學（雙月刊）》、《香港文學（月刊）》、《今天‧香港文化專輯》、《今天‧香港十年》等刊物的時代意義和文學史位置，提出從「民間載體」角度作出論述。最後在「懷舊與遺忘」之部，以「懷舊」串聯一九五○至二○○七年的相關作品，探討「懷舊」在不同時代的意義；復以「馬朗的失蹤與復出」作為由六○年代延伸至二○○○年代的文學史事件，結合與此相關的「梁秉鈞的『馬朗發現事件』」這另一文本，論及葉維廉、梁秉鈞等人的「反遺忘」論述，作為文學史論的另一種嘗試。
本書二十六篇文中，〈一段被遺忘的文藝青年「自我改造」史〉，二○一三年發表於《政大中文學報》；〈遺民空間與文化轉折─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二○一一年發表於《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回歸」的文化焦慮─一九九五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與二○○七年的《今天‧香港十年》〉，二○一六年發表於《政大中文學報》；〈新民主主義文藝與戰後香港的文化轉折─從小說《人海淚痕》到電影《危樓春曉》〉，收入梁秉鈞等編，《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香港大學出版社，二○一二）；〈本土的自創與解體─從《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收入王德威、陳平原、陳國球主編，《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冷戰局勢下的臺、港現代詩─商禽、洛夫、瘂弦、白萩與戴天、馬覺、崑南、蔡炎培〉，收入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二○一一）；〈錯體的本土思考─劉以鬯《過去的日子》、《對倒》與《島與半島》〉，收入梁秉鈞等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二○一○）；〈覺醒的肇端─《七○年代雙週刊》初探〉，收入侯萬雲編，《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香港：進一步，二○○九）；〈香港文學的懷舊史─一九五○─二○○七〉原於二○○七年一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舉辦的「歷史與記憶─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宣讀，連同〈失落的鳥語─徐訏來港初期小說〉、〈懷鄉與否定的依歸─徐訏和力匡的詩〉、〈「巷」與「城」的糾葛─論舒巷城及有關「香港的鄉土作家」之議〉、〈純境的追求─論楊際光〉、〈虛實的超越─再論鄧阿藍〉等文收入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一九五○─二○○五》（香港，花千樹出版公司，二○○九），〈導論二：流動與根著〉則未曾發表。
以上各文經大幅增補修訂，成為本書系統論述一部份，例如〈遺民空間與文化轉折─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原稿一萬二千字，增訂後二萬字，大幅增補了齊邦媛、王德威、梅家玲、陳建忠等學者有關「反共文學」的觀點，以及有關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半下流」一詞的淵源。〈「巷」與「城」的糾葛─論舒巷城及有關「香港的鄉土作家」之議〉原稿五千三百字，增訂後一萬字，大幅增補了有關「香港的鄉土作家」之議，以及許翼心、艾曉明、陳建忠等學者的相關論述。〈香港文學的懷舊史─一九五○─二○○七〉原稿一萬三千字，增訂後二萬字，大幅增補了「『詩與情感』論戰─林以亮、夏侯無忌」一節，以及有關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的論述。

導論一（節錄）
本土及其背面
一、歷史淵源的對應
香港文學之所以為香港文學，除了它是由一群在香港定居、生活的作家所寫，更因為它有自己的主體性，或稱作本土性。但這主體性或本土性是怎樣產生的呢？又或者問，是怎樣變化成目前的情況呢？二十世紀四、五○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政權易轉，內地商人和企業家帶著資金、器材和技術南下，加以香港本身轉口貿易和自由貿易的便利，造就香港史上津津樂道的經濟奇蹟；與此同時，內地學者文人也帶著五四文學傳統、內地文史哲學術及教育模式南下，在兩岸對峙、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歷史時空，播下香港文學及文史哲學術發展的種子。
一九四九年，唐君毅、錢穆、張丕介、左舜生等學人南來香港興學、撰文、著書，錢穆一九五三年發表於《中國學生周報》的〈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國青年們〉及唐君毅一九六一年發表於《祖國周刊》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等文，強調文化傳承、家國之思，以此抗衡殖民地的無根，也以此抗衡五○年代至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種種割斷傳統文化的「運動」；內地學人南下，延續民國學風於香港，其深遠影響正如李金強所指：「民國以來傳統史學及新史學之學風，由是得以移植本地」；另一方面，徐訏、馬朗、徐速、劉以鬯等作家延續當時被中國大陸主流文論批評為「毒草」、「逆流」的新月派、現代派文學傳統，創辦《幽默》、《人人文學》、《文藝新潮》、《當代文藝》等雜誌，主編報刊的文藝版，延續以至更新五四文化；可以說，五○年代的香港，特別在民間自發的層面上，與一般所理解或習以為常的稱號「文化沙漠」根本完全相反，內地來港學者文人的種種努力，在大斷裂的時代中，造就了一股延續文化的力量，透過教育和文學的傳承、民辦刊物的接續和流播，進而延至較後時代，這不能不說是香港在那特定時空下的文化貢獻。六、七○年代，香港人逐漸拋卻視香港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過客心態，慢慢確立本土文化意識，這絕非憑空而至，實建基於五○年代南來一輩的文化播植。職是之故，談論六、七○年代的本土性，必須上溯五○年代以至更早的歷史。這不單是一種歷史淵源問題，更在於透過五○年代一輩南來者對香港的否定和批評，才能認清本土性的生成以及當中的不同面向。
獨門則無類，類別的產生，是由於有相對性。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現代中文文學」、「現代華文文學」或「華語語系文學」的整體範疇當中，相對應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這兩門學科的成立，不因其地域上的區別，而是基於近代中國政治歷史上，香港與臺灣相對另行發展的現實。基於此現實，認識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特別是它們個別發展的獨特性，才能更了解稱為「現代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或「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全局，而全面論述「香港文學」或「臺灣文學」，亦不能單從地方或地域而論。邱貴芬從「根」與「路徑」之辯證論述臺灣文學的「在地性」，她根據人類學者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對「根」（roots）與「路徑」（route）的辯證思考，提出「以roots／routes的辯證證諸臺灣文學的形構」：

臺灣文學研究向來重視在地想像，但是其中「根」的形成過程當中已佈滿各種曲折流動的跨文化路徑。臺灣文學自古以來與漢文移民文學、日本殖民文學、戰後中國文學、西洋文學和當代文學文化理論的互動密切，有相當活躍、開放的跨國面向，卻又與種種跨國文化產生複雜的角力關係。換言之，臺灣文學的roots和routes並非對立，而是互相糾結。

「根」與「路徑」看似不同取向，卻並不對立，尤其研究「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的獨特性，更不能孤立或簡化地看當中的「在地性」或「本土性」。在香港文學而言，其獨特性也就是其本土性的弔詭和複雜之處，在於它與中國文學既相連又迥異的關係，同樣是一種「根」與「路徑」之辯證。本土不等於與他者割離，亦不等於對自身的完全肯定；一九五○年代以還的香港文學，基於作家的自我反省、歷史文化的割裂、殖民主義的遺害及九七回歸後社會「去本土」的特殊趨勢，其本土性實也包括對「本地」的否定、懷疑和批評，以致對「本土」難以或無從延續的認清。
七、八○年代以來，在文學範疇以外，社會學者和文化研究學者對香港本土意識的論述亦作了不少討論。普遍認為本土意識是由戰後成長一代自發形成，其中一個重要轉變是七○年代香港市民開始接受香港是可以落地生根的地方，香港經濟起飛和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是當中重要緣由；而本土意識的主要載體見諸七○年代的普及文化，尤其是電視。一九六七年無線電視啟播，電視機於五年內迅速普及於香港超過八成家庭，七○年代的電視節目製作亦回頭參與塑造、強化「植根於本土」的意識，本地製作很快取代外國節目，黃金時間更是百分之百屬本地製作。七○年代的電影、流行歌亦出現相同現象，本地製作的新粵語流行曲取代了五、六○年代以來的國語時代曲和歐西流行曲市場，被認為是一種文化上的「非殖化」現象：「『非殖化』過程令文化本體化。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了一個與中原文化或平衡或抗衡的文化。」
本土文化在市場上的成功所指向的「非殖化」，也許不單是一種本地聲音蓋過外來聲音的過程；七、八○年代電視的本地製作節目勝過外地節目，正在其本土性引發共鳴，例如《抉擇》（無線電視，一九七九）、《浮生六劫》（麗的電視，一九八○）、《人在江湖》（麗的電視，一九八○）等劇集強調由中國內地或越南來港的主角在香港落地生根、奮鬥創業的故事，正切合當時的文化需要。因此七○年代本土化的成功關鍵也許不在於以本土取代外來，本土化在本土語言或場景的使用以外，更內在的還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文化需要。
進一步問題是，七○年代香港人對本土的身份認同─一種新的文化需要是如何形成的？本土性不是獨立存在的觀念，而是連帶著另一對應面，即具有外來或他者的對應，才使「本土」成為可能。要釐清七○年代的本土文化需要，首先須了解在其背後的另一對應面，即外來或他者的對應：一種本土的「背面」。香港文學的本土及其背面，在不同年代各有不同對應，文學作品對本土語言或場景的使用，除了作為生活現實的反映，更內在的同樣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文化需要。正如社會學家提出理解本土意識須上溯至戰後的香港社會，至少追溯至六○年代；7同樣，在談論香港文學的本土性時，亦有必要上溯歷史。

導論二
一、流動：流徙離散與承續轉化
由戰後至二○○○年代，不同時代的南來文人對香港既有文化墾殖，也負載國族傳統以至若干政治意識的傳播使命或任務，四、五○年代之交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轉折，同樣也是香港文學的重大轉折，五○年代的南來文人創辦《中國學生周報》、《人人文學》、《文藝新潮》等刊物，實踐其使命或任務之餘，也塑造以至革新香港既有的文化載體，進而促成新觀念的流佈、轉化；戰後成長一代作家承接此文化空間，接受薰陶之餘，亦進一步創新語言，結合七、八○年代的社會發展而營建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在這過程中，從未存在後來者否定前人的論調，即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非本土」的否定之上，當中那本土與非本土的各種思考和糾葛，已在本書〈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詳加論述。
本土與非本土，並非一個如同硬幣正反面對立的轉變，實存在更複雜的辯證。香港文學的本土與非本土所聯繫的種種觀念已如前述，如果換另一個角度去尋找另一組同具辯證的關鍵詞，也許就是「流動」（flows）與「根著」（rootedness）。「流動」包括身體上的流徙、離散、移民、放逐，也包括思想和文化上的承續、交流、翻譯、轉化；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流動」的力量衝擊好幾代香港作家，迫使他們徘徊在去與留、認同與否定，在無根與歸屬間掙扎，也促使他們思考承續、交流、翻譯和轉化的可能，催生新的創造。香港文學的「流動」，基於香港作為國際轉口貿易城市的都市特質，也基於香港在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角力中的特殊位置，關於前者，張美君曾引用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研究，指出流動與文化想像、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

香港既是國際城市，各種經濟、貿易、學術、政治等原因所促成的人口、資金、思想、媒介等文化「景觀」（landscape）更使香港成為一個恆常流動的空間。遷徙的經驗因而成了大部份居港或旅港人士的實際生活體驗。當中更有不少人在流亡或逃難的生涯中，在變遷的歷史中，建構跨越邊界的文化（家國）想像，思考及追問國族認同的意義。
城市的本質促成了「流動」，冷戰和意識形態對峙更增進時代的不安和焦躁，促使文化想像流動、更新。張美君指出五○年代作家的「難民文學」和「南來想像」，往往結合意識形態與若干情緒抒懷：「他們常透過書寫一個感傷、苦難和淪陷的故國來宣洩他們的『反共』意識。力匡、趙滋蕃、林適存、易君左、孫述憲等是當時十分活躍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瀰漫着感慯（傷）的情懷，道盡流徙之苦」，力匡、趙滋蕃等作家從中國大陸來到陌生毫無歸屬感的香港，身軀的錯置迫使他們將「反共」與家國之思糾結一起，這樣的「流動」促使意識形態與想像、情結的糾葛，催生出力匡《燕語》、趙滋蕃《半下流社會》、林適存（南郭）《鴕鳥》、齊桓（孫述憲、夏侯無忌）《溝渠》等作。
另一方面，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角力，促使香港作家尋索新的轉化，馬朗（馬博良）有感五○年代政治意識形態的二元對峙、反共、恐共氣氛使文學創作趨於保守，他在訪問中批評五○年代的文壇：「其中雖偶有佳作，也是落伍脫節的居多，有時簡直是開倒車回到『新月』時代以前，既不『接棒』承繼優良的傳統，更不去尋覓世界文學的主流」，在馬朗眼中，那是一種政治壓抑造成的停滯，他在《文藝新潮》創刊辭形容現代主義文學為禁果，並提出質問：「為甚麼這是禁果？為甚麼要遮住我們的眼睛？」馬朗創辦《文藝新潮》不純粹為了辦刊物，而是以現代主義文學作為思考重新「流動」的力量，具體做法是譯介最新的歐美文學，也回顧三、四○年代的師陀、沈從文等當時已被噤聲停筆的作家，同時刊發臺、港最新文學創作，既有臺灣的著名詩人紀弦和林亨泰，也刊登本地青年詩人崑南後來被視為香港新詩經典的〈布爾喬亞之歌〉、〈賣夢的人〉等作。《文藝新潮》辦至一九五九年的第十五期停刊，但其間對臺灣和香港文壇都有重要影響，當時《文藝新潮》未能在臺灣正式發行，卻以手抄本方式在讀者圈流傳，7《文藝新潮》停辦後，崑南與友人先後再辦《新思潮》和《好望角》，多少延續了《文藝新潮》的方向；馬朗透過《文藝新潮》的編輯理念，突破冷戰模式思維形成的封閉和保守，其影響延續至往後不同年代。
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和創作層面上的探討，除了《文藝新潮》中的李維陵、楊際光、馬朗等人的作品和譯作，也很快在六○年代的香港文學中延續，包括劉以鬯《酒徒》、戴天《化石》、盧因《佩槍的基督》、羈魂《藍色獸》、崑南《地的門》等作；除了現代主義，七、八○年代的《四季》、《素葉文學》等刊物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如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的譯介，也啟發了西西、也斯、吳煦斌在小說創作中借鏡於魔幻現實主義技巧的嘗試，包括西西《我城》、《浮城誌異》、《飛氈》，也斯《李大嬸的袋錶》、《剪紙》，吳煦斌《木》、《石》等等，他們向魔幻現實主義借鑑的動機不純粹是趨新，更是針對六、七○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教條化傾向，尋求另一種轉化的出路。

推薦序一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陳國球──序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
推薦序二　香港韶光，尋找一部準文學史的純境／黃念欣

自序

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
一、歷史淵源的對應
二、本土形式的催生
三、對「失去的國土」的認同
四、否定的否定
五、從本土到他鄉
六、「具香港特色」的本土性

導論二：流動與根著
一、流動：流徙離散與承續轉化
二、根著：失根與「靈根自植」
三、流動中的「根著」
四、「根著」的無力、「流動」的可能
五、根與路徑

第一部　一九四、五○年代之交的文化轉折
第一章　左翼的任務和鬥爭──戰後香港左翼詩歌
引言
一、戰後新形勢
二、左翼詩歌的任務
三、「自我改造」與戰後香港方言詩歌
四、左翼詩歌中的香港
結語：左翼的時代

第二章　一段被遺忘的文藝青年「自我改造」史
引言
一、《華僑日報‧學生週刊》的編者和內容
二、左翼共名的承接
三、從自我改造到革命實踐
結語：文藝青年的「工具化」

第三章　新民主主義文藝與戰後香港的文化轉折──從小說《人海淚痕》到電影《危樓春曉》
一、《人海淚痕》、《危樓春曉》與「新民主主義思想啟蒙運動」
二、《人海淚痕》的地方色彩與社會批評
三、《人海淚痕》與《危樓春曉》的知識份子形象
四、新民主主義文藝與文化轉折

第四章　遺民空間與文化轉折──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
引言
一、《半下流社會》的歷史意識與「半」的定位
二、《春到調景嶺》：烏托邦的追尋與失落
三、「反反共小說」《某公館散記》
四、《酒店》的烏托邦想像
結語：另一種文化轉折

第二部　一九五、六○年代：懷鄉、離散與新語言
第五章　失落的鳥語──徐訏來港初期小說
引言
一、從上海到香港的轉折
二、開筆於上海而在香港完成的《爐火》
三、雙重失落：《鳥語》和《癡心井》
四、拒絕香港化：《過客》
結語

第六章　懷鄉與否定的依歸──徐訏和力匡
一、既線性又循環的時間觀
二、被否定的「現在」和「此地」
三、「再異質化」的空間和「不在場」的現在
結語

第七章　「巷」與「城」的糾葛──論舒巷城及有關「香港的鄉土作家」之議
引言
一、有關「香港的鄉土作家」之議
二、本土自身的遮蔽：〈鯉魚門的霧〉與《霧香港》
三、「城」對「巷」的扭曲：《都市詩鈔》
四、《太陽下山了》的香港處境

第八章　純境的追求──論楊際光
引言
一、精神藏匿的「純境」
二、「純境」的潛背景：〈長夢〉、〈橫巷〉
三、「純境」的內省：〈無思夜〉、〈水邊〉
結語：「純境」的超越意義

第九章　超越放逐──論馬朗
一、馬朗與《文藝新潮》
二、重疊的視角：〈北角之夜〉
三、靜止和斷裂：〈霧港〉

第十章　語言的再造──論蔡炎培
引言
一、蔡炎培、徐速與「密碼詩」論戰
二、〈焦點問題〉的言說方式
結語

第十一章　冷戰局勢下的臺、港現代詩──商禽、洛夫、瘂弦、白萩與戴天、馬覺、崑南、蔡炎培
引言
一、「禁錮」和「孤絕」
二、抗衡的聲音
三、語言的創建
結語：語言的更生

第三部　一九七○至二○○○年代（之一）──「我城」的呈現與解體
第十二章　「錯體」的本土思考──劉以鬯《過去的日子》、《對倒》與《島與半島》
引言
一、南來者的「二次斷裂」：《過去的日子》
二、南來者的本土省思：《對倒》
三、矛盾年代的記錄：《島與半島》
四：結語：關於本土的「對倒式」重新思考

第十三章　本土的自創與解體──從《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
引言
一、認清了「無」之後，重新建立的「有」
二、「有」又還原作「無」
結語：從《我城》到〈解體〉

第十四章　另一種「翻譯」與「寫實」──《剪紙》、《重慶森林》與《烈火青春》
引言
一、《重慶森林》與《剪紙》的音樂
二、《剪紙》、粵劇與「重像」
三、《重慶森林》、《烈火青春》與《剪紙》的政治隱喻
結語：「寫實」與「再現」香港

第十五章　揭示幻象的本土詩學──論梁秉鈞的「香港系列」詩作
引言
一、《中國學生周報》「香港文學問題討論」專題
二、壓抑與尋求：〈北角汽車渡海碼頭〉、〈五月廿八日在柴灣墳場〉
三、揭示幻象的〈影城〉
結語：不易消化的聲音

第十六章　虛實的超越──再論鄧阿藍
引言
一、有關「寫實」的思考
二、寫實的自省：〈兩眼老花──收看青馬大橋煙花匯演〉、〈舊型公屋〉
三、逾越二元對立：〈社工家訪〉
四、〈來到你的靈前〉的文化願景

第十七章　文學、政治與藝術倫理──論《時間繁史‧啞瓷之光》
引言
一、藝術倫理的省思
二、介入的無力
三、藝術倫理實踐

第四部　一九七○至二○○○年代（之二）：解殖與回歸
第十八章　覺醒的肇端──《七○年代雙週刊》初探
一、「民間載體」與《七○年代雙週刊》
二、刊史、人員及內容
三、《七○年代雙週刊》、學運與「獨立媒體」
四、《七○年代雙週刊》的時政與文藝
五、政治綱領與意識的覺醒
結語

第十九章　解殖之路──後過渡期的民間載體與香港文化
一、《星期日雜誌》和《博益月刊》的停刊
二、香港文化的「民間載體」
三、民間載體的視野：從《詩雙月刊》到《越界》
四、寬容的「本土」：從《香港文學（雙月刊）》到《香港文學》月刊
結語：民間載體的路

第二十章　自我迷城──洛楓筆下的八○年代和九七都市
一、八○年代的氣氛
二、〈愛情連環圖〉的文化省察
三、城市與自我觀照
四、「回歸」的時間：〈當城市蒼老的時候〉

第二十一章　逆向命名──《我城○五》的經典重寫
一、文學經典的重構與改編
二、兩種「逆向命名」的方式
結語：修補斷裂的文化資源

第二十二章　「回歸」的文化焦慮──一九九五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與二○○七年的《今天‧香港十年》
引言
一、回歸與焦慮
二、消失的焦慮
三、對「消失」的抗衡
四、《今天‧香港十年》的「極大的焦慮」
五、「逆天」的焦慮
六、「解殖」的弔詭性
結語

第五部　懷舊與遺忘
第二十三章　香港文學的懷舊史──一九五○─二○○七
引言
一、「詩與情感」論戰：林以亮、夏侯無忌
二、針對斷裂的懷舊：徐訏、力匡
三、對香港的懷舊：舒巷城
四、帶矛盾性的懷舊：劉以鬯
五、從一九九七出發的懷舊：李碧華、辛其氏、郭麗容
六、反懷舊：董啟章、鍾玲玲
七、二○○○年代的懷舊：西西、董啟章、陳冠中
結語：懷舊的觀念意義

第二十四章　香港文學的遺忘史──以馬朗為焦點的思考
引言
一、直面「遺忘」
二、馬朗的失蹤與復出
三、梁秉鈞的「馬朗發現事件」
結語：遺忘與抒情

主要徵引／參考文獻

第十三章／本土的自創與解體──從《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
引言
香港作家，特別具本土成長經驗者，如舒巷城、侶倫，或戰後在香港成長一代作家，如西西、也斯、鄧阿藍、鍾玲玲、辛其氏、李碧華等作家筆下的香港，往往因其本土認同而有別於南來作家對香港的疏離，該認同不是一種地方主義，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並非簡單的認同或身份上的分類，在認同以外，許多作家都意識到本土認同與粉飾現實、自我膨脹的分野。
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能具自我反思的關鍵，在於它不是由官方推動，而是一種民間自發的思考，形式上有時採用自創的新形式，有時借用既有的民間傳統，以至改換既有的非本土觀念。在西西寫於七○年代的小說《我城》，尤其見到這種本土的自發和自創，是如何透過新建的觀念，以至借用、改換既有的殖民地觀念而成為民間自身的認同觀念，在這一點上，《我城》具重要的開創性意義。
二○○五年，西西獲得第三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然而在許多讀者心中，早已頒予西西更難得到的榮耀，因為她的小說總是以不同形式，為讀者帶來真正的感悟、以至看穿世事的假象。她的文學生命，由五○年代的香港開始，一直試驗、引進不同的現代小說技巧，六、七○年代是她在香港報紙以專欄方式逐日發表作品的高峰時期，同時亦參與編輯、創辦文學刊物，六○年代曾擔任《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的編輯，一九八○年參與創辦《素葉文學》。八○年代，西西以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而廣受臺灣文壇注目，繼而由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陸續出版多種小說集，更先後編成《紅高粱》、《閣樓》等四冊小說選集，向臺灣讀者介紹八○年代中國大陸「新時期」小說家；九○年代經歷疾病纏繞，仍寫出《哀悼乳房》、《飛氈》等長篇，西西以她的開創性、生命力、文學識見和持續的墾殖，超越了一切獎項和名譽的得失。
二○○六年出版的小說集《白髮阿娥及其他》有描述西西本人對疾病的反思，更多篇幅談及回歸以後至二○○○年代，香港社會在「全球化」經濟中的轉變，小說中的香港環境，以及西西的筆調、對香港本土的觀念，與七○年代的《我城》有很明顯的差異。
《我城》一九七五年於《快報》連載，一九七九年出版單行本，九○年代多次再版，不少論者撰文評論，可說是香港文學的經典名篇，它的重要性在其鮮活創新的語言，也在其本土性，以七○年代青年的角度，從身份認同的割裂和殖民符號的虛無中，重新轉化出一代人的本土認同，當中的過程值得深思。《我城》以年輕一代的生活反思本土身份和認同的可能，小說中的角色阿果、阿髮和悠悠等人不單經歷共時的現在，也沉思和追溯城市的消逝事物和觀念，以他們對新事物的「零度經驗」，為一個逐漸成形的「有機社群」造象。
二○○六年的小說集《白髮阿娥及其他》，包括寫於二○○○至二○○一年的〈解體〉、〈鷲或羔羊〉、〈照相館〉、〈巴士〉、〈共時〉等篇，都以中年人的角度，重思本土經驗的變化，當中最重要的表徵，是「有機社群」的解體。王斑以中國內地和臺灣的小說作品如王安憶的《長恨歌》、《紀實與虛構》和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等小說作為例子，提出文學如何揭示全球化導致「有機社群」解體，將記憶的氛圍去魅，也許正有助於我們思考，從七○年代的《我城》到二○○○年代的《白髮阿娥及其他》，其間本土性思考轉變和差異的本質。本文嘗試透過對《我城》與《白髮阿娥及其他》二書的分析，探討西西如何在七○年代透過新建的觀念，以至借用、改換既有的殖民地觀念去建構本土意識，轉化出本土認同，而二○○○年代的《白髮阿娥及其他》又對這認同提出怎樣的質疑，由此思考香港文學中的本土價值的不同層面。

一、認清了「無」之後，重新建立的「有」
西西早年以藍子、張愛倫等筆名在五○年代香港的《人人文學》、《星島日報‧學生園地》、《詩朵》和《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上發表詩和小說，一九六六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說集《東城故事》，六○年代中期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七○年代參與《大拇指周報》的編務，七九年與友人創辦素葉出版社，出版「素葉文學叢書」，翌年再出版《素葉文學》雜誌。八○年代初，她在香港已出版了詩集《石磬》以及《東城故事》、《我城》、《交河》、《春望》、《哨鹿》等五本小說集，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一書後，作品多由臺灣出版，六○年代的《東城故事》後來亦由臺北洪範收進《象是笨蛋》一書再版。
六○年代西西的小說，一方面頗見電影敘述手法的轉化，這時期西西也實際上從事過電影編劇工作，參與拍攝青年實驗電影和撰寫影評。觀乎〈東城故事〉，篇中不時插入電影分鏡劇本的指示，尤見電影敘述手法的影響；另一方面，六○年代在港臺兩地青年間也是存在主義思潮盛行的年代，〈東城故事〉中虛無和灰暗的調子其實也是當時的時代氣氛，不過西西的處理在語言上仍見指向性，並不完全虛無。小說透過當時年輕一輩受卡繆和卡夫卡影響至幾近氾濫的語言裡，反覆質疑現實世界的真實性；敘事者提出一個一個存在主義式的設問，看似虛無和個人化，實質指向「香港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樣的思考，背後是一種不相信或不滿於既定說法的態度，把六○年代的虛無引向新觀念的探尋和反思。
七○年代的西西擺脫存在主義時期，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無疑是《我城》。西西曾說《我城》是要用活潑的語言，寫給七○年代香港的年輕一代。除此以外，《我城》在書寫城市經驗及回應七○年代「本土化」問題上，有更重要的意義。
西西的《我城》本以專欄形式，以「阿果」為筆名發表，一九七五年間逐日連載於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七九年由素葉出版社首次出版單行本。《我城》提及不少七○年代的時事，如保釣示威、能源危機和夏令時間，寫年輕一代的生活和「他們的城」，但不直接「反映現實」地寫，也不賣弄特定歷史事件和個人經驗，如果說《我城》表現出一種本土精神，它的價值也在於處理本土題材的態度：本土並不等於加入本土地理名詞景觀，而是站在對等的角度，關注社區和民眾過去和今日的各種情況，也透過文學性的具有想像的語言，建立思考和批評的方法和空間，最終要建立的不是排外和自我膨脹，而是人文關懷。
《我城》整部小說寫城市，更寫觀看城市的方法，特別是年輕一代帶著文化醒覺的目光，拋卻既有的經驗、觀點和方法，如第十七節「字紙和尺」的故事中，字紙對讀者說：「請你不要拿那些尺來量我」，嘗試提出自己的獨立角度，為日常事物重新定義：「電梯是一種不必動用兩條腿攀樓梯的機器」，論者指出這是一種「零度經驗」的方式，所謂的「零度」並非指完全抹煞既有經驗，而是以「零度經驗」重新感受城市，在文本的空間內「去除習以為常的經驗障礙」，「以首次看見一九一件事物的態度去觀察它的外貌和理解它的特性」，「重新體驗現實世界」。「零度經驗」實際上也是一種重新命名世界、改寫現實既定觀念的方式，可追溯至西西寫於六○年代的《東城故事》，《我城》用年輕人的角度模擬七○年代現實中的新事物，近乎陌生化的手法指向對所見事物的重新思考，有如《東城故事》的語言，背後是一種不相信或不滿於既定說法的態度，指向對香港七○年代種種既定觀念的批評，正有感於舊有的語言和方法，如寫實主義反映現實的方式，無法有效表達複雜的現實，故另行建立新語言和新的觀察城市外在現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