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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自由主義(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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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5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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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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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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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為施特勞斯最具現實相干性的自編文集,本書涵蓋了施特勞斯思索終生的一系列重要主題,揭示了古典政治哲學和現代政治哲學的根本區分,探討了如何通過自由教育塑造好公民與好社會。
自由教育是以文化為內容或目的的教育,是傾聽最偉大心智之間的交談;而在今天,自由教育幾乎等於一起閱讀偉大的書。
面對眼界一步步降低的政治哲學,施特勞斯幾乎單槍匹馬地恢復了古典政治哲學,也不斷地拷問著社會科學的良知。

作者簡介

列奧·施特勞斯,德裔美籍哲學家,20世紀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主要作品有《自然權利與歷史》《古今自由主義》《人與城邦》《柏拉圖式政治哲學》《霍布斯的政治哲學》《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等。 

譯者簡介: 
葉然,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希臘詩學和德國美學研究。 
劉振,揚州大學哲學系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學研究。 
林志猛,浙江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法哲學等研究。 
羅曉穎,重慶大學高研院古典學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古典學、古希臘羅馬哲學與文學、古典政治哲學研究。 
王承教,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維吉爾研究以及古羅馬文學、宗教研究。 
曹聰,任教于揚州大學哲學教研室,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政治哲學研究,現為倫敦大學學院(UCL)希臘和拉丁系訪問學者。 
李永晶,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現代社會理論、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名人/編輯推薦

自由主義的墮落史,也是品質、優秀或德性的遺忘史。
以追求美與卓越的自由教育,建立一座文明反抗野蠻的堡壘。

目次

中譯本說明 /1

序 /1

前言 /1

 

一 什麼是自由教育? /1

二 自由教育與責任 /10

三 古典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 /34

四 論《米諾斯》 /83

五 盧克萊修簡注 /97

六 如何著手研讀《迷途指津》 /177

七 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 /236

八 後記一則 /258

九 《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前言 /289

十 關於好社會的諸視角 /346

 

鳴謝 /366

人名索引 /368

書摘/試閱

什麼是自由教育?
葉然 譯
[3]自由教育是以文化為內容或以文化為目的的教育。自由教育的最終產物是文化人。“文化”(cultura)的原初含義是耕地(agriculture):按照土壤的本性,培育土壤及其產物,照料土壤,改善土壤。“文化”的衍生含義――也是如今的主要含義――就是:按照心智(mind)的本性,培育心智,照料並改善心智與生俱來的(native)諸品質。正如土壤需要土壤培育者,心智也需要老師。但老師不像農夫那樣容易產生。老師自己也是學生,且必須是學生。但我們不能無限地回溯上去:最終必須有些老師不是學生。這些並非學生的老師就是偉大的心智,或曰最偉大的心智,[後一種叫法]是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出現任何含混。這樣一些人極其罕見。我們不大可能(not likely)在任何課堂上遇到他們中任何一位。我們不大可能在任何地方遇到他們中任何一位。哪怕只有一個這樣的人生活在我們的時代,我們也算交了好運。出於所有實踐意圖,學生無論手藝多麼精湛,要想接近並非學生的老師,要想接近最偉大的心智,都只能憑靠偉大的書。所以,自由教育將是,以適宜的悉心,去學習最偉大的心智留下的偉大的書――在這種學習中,更有經驗的學生將幫助更沒經驗的學生,包括初學者。
這絕非易事,尤其當我們思考我剛剛提出的這個定義時。這個定義需要一番長長的疏解(commentary)。許多生命已然且仍會耗費於書寫這樣的疏解。例如,應該“以適宜的悉心”去學習偉大的書,這個說法意味著什麼?此刻,我只提及一個對你們每個人來說都明擺著的難題:在最重要的一些主題上,並非所有最偉大的心智都告訴我們同樣的東西;[4]紛爭(discord),甚至多種多樣的紛爭,撕裂了最偉大心智的共同體。無論這會導致什麼進一步的後果,這無疑導致了如下[直接]後果:自由教育不能只是學說的灌輸。我還要提及另一個難題。“自由教育是以文化為內容的教育。”什麼文化?我們的回答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可西方文化只是眾多文化中的一種。通過把自己局限于西方文化,我們不就使自由教育陷入了一種褊狹主義(parochialism)嗎?褊狹主義不是無法兼容于自由教育的自由主義、寬容、心智開通(openmindedness)嗎?我們的自由教育觀念似乎不適合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意識到,不存在唯一的(the)人類心智的唯一的文化,只存在多種多樣的文化。顯然,文化如果可以用作複數,則相當不同于作為一種singulare tantum[單數之物]的文化,後者只能用作單數。正如人們所說,文化現在不再是一種絕對之物,而是變成了一種相對之物。人們不容易說清楚,可以用作複數的文化意味著什麼。正因有此含混,人們直接或間接地表示,文化就是任何一群人共有的任何行為模式。所以,我們毫不猶豫便談論郊區文化,或者少年幫派文化,包括不違法的和違法的。換言之,精神病院之外的每個人都是文化人,因為他參與了一種文化。前沿研究已經開始追問:精神病院裡的病友們就沒有各種文化嗎?如果我們對比“文化”的當今用法和它的原初含義,那麼,似乎有人會說,培育一個菜園,[如今]成了放任這個菜園裡扔滿空罐頭盒子、威士忌酒瓶,還有任意飄散的各色廢紙。我們想到這一點之後,便會認識到,出於某種原因,我們已經走錯了路。因此,我們還是重新開始吧,為此我們需要追問:自由教育在此時此地能意味著什麼?
自由教育是某種識字(literate)教育:某種以文字為內容或以文字為途徑的教育。不必[在此]論證識字能力有多重要,[因為]每一位選民都知道,現代民主制端賴識字能力。為了理解[識字能力]何以必要,我們必須反思現代民主制。什麼是現代民主制?有人曾說,民主制是端賴美德的政制:在這種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都有美德;又由於美德似乎需要智慧,故在這種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都既有美德又有智慧;或者說,在這種社會中,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都高度發展了他們的理性;又或者說,這種社會是唯一的理性社會。一句話,此人用民主制來指一種已經擴大為一種普遍賢良政制的賢良政制。在現代民主制出現之前,有些人曾懷疑,得到如此理解的民主制是否可能。正如民主理論家之中兩個最偉大的心智之一所說:“如果一群人由神構成,這群人就會[5]民主地統治自己。如此完美的一種統治形式(government)不適合人類。”這個平靜而輕柔的聲音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功率喇叭。
有一門完整的科學,我是宣稱傳授這門科學的成千上萬的人之一,這門科學就是政治科學,可以說它唯一的主題就是對比民主制的原初概念――或人們所謂民主制的理想――和實際上的民主制(democracy as it is)。依據一種極端觀點,即[政治科學]這個行當裡的支配性觀點,民主制的理想只是一個純粹的幻想,唯一重要的是各種民主制的行為,以及各種民主制中各種人的行為。現代民主制――它已如此遠離普遍的賢良政制――會是大眾(mass)統治,如果不存在如下事實:大眾無法統治,而只能為精英所統治,精英就是處於頂層或有公平(fair)機會登上頂層的幾群人,不管他們[抵達頂層]是出於什麼原因;民主制平穩運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就大眾而言,據說是不關心選舉,即缺乏公共精神;那些除了體育和娛樂新聞外什麼都不讀的市民們(citizens),正是現代民主制之鹽,卻實在不是大地之鹽。因此,民主制實在不是大眾統治,而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這樣一種文化,它能為那些最平庸的能力所佔有,這種佔有無需任何理智和道德的努力,而只需支付相當低的價錢。可是,甚至大眾文化也需要――而且恰恰大眾文化才需要――[有人]源源不斷提供所謂新觀念,即所謂創造性心智的產品:如果廣告曲不隨時變花樣,連它們也會失去吸引力。可是,就算民主制只被當作一個堅硬的外殼,以保護柔弱的大眾文化,但從長遠來看,民主制也需要具備一些完全不同類型的品質:奉獻、專注、廣博、深刻。由此,我們可以最輕易地理解,自由教育在此時此地意味著什麼。自由教育是一劑抗毒劑(counterpoison),用來醫治大眾文化,醫治大眾文化的腐蝕性影響,醫治大眾文化的固有傾向,即傾向於僅僅生產“缺乏精神或眼界的專家和缺乏熱心的享樂者”。自由教育是一種階梯,我們用它來試著從大眾民主制上升到原初意義上的民主制。自由教育是一種必要的努力,即努力建立一種內在于民主大眾社會的賢良政制。對於大眾民主制那些有耳能聽的成員,自由教育令他們記起屬人的偉大。
有人可能會說,這種自由教育觀念是純粹政治性的,它教條化地預設了現代民主制是好的。難道我們不能拒斥現代社會嗎?難道我們不能回歸自然,回歸文字產生之前的部落生活嗎?難道成堆的印刷品,即那麼多美麗而雄偉的森林的墳墓,沒有令我們破碎、作嘔、退化(degraded)嗎?說這只是浪漫主義,說我們如今不可能回歸自然,還不夠:難道未來幾代人,在一場人為的大災難之後,不會被迫生活在無文字的部落中嗎?難道我們[6]關於熱核戰爭的思考沒有受如此前景的影響嗎?無疑,大眾文化種種令人憎惡的現象(包括由導遊帶隊觀光整個自然界[guided tours to integer nature]),讓那種回歸自然的渴望變得可以理解。無文字的社會在最好的狀態下是這樣一個社會,統治它的是古老的祖傳習俗,它把這種習俗追溯到[它的]原初建立者們、諸神、諸神的兒子或諸神的弟子;由於這樣一個社會裡沒有文字,所以晚出的後裔與原初建立者之間不可能有直接聯繫;這些後裔不可能知道,父輩或祖輩是否未嘗偏離原初建立者的意圖,或是否未嘗以僅僅屬人的增刪來篡改屬神的啟示(message);因此,一個無文字的社會不可能一貫地按照“最好即最古”這條原則行事。唯有建立者傳下來的文字,才使建立者有可能直接對最晚的後裔說話。所以,希望回歸無文字狀態,是自相矛盾。我們被迫與書生活在一起。可生命太短暫,以至於只能選擇與最偉大的書生活在一起。在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我們最好從最偉大的心智中挑出一位,作為我們的榜樣,他因具有常識而可以成為我們和最偉大的心智之間唯一的中間人(mediator)。蘇格拉底從不寫書,但他讀書。蘇格拉底有一番話說出了有關我們主題的幾乎一切必須說的東西,而且說的時候帶著古人高貴的質樸和寧靜的偉大,我要在此引用這番話:

就像其他人因為好馬、好狗、好鳥而感到快樂,我自己則因為好朋友而感到甚至更大的快樂。……古代的智慧之人把他們的寶藏寫進書裡,傳諸後世,我則與我的朋友一道打開並檢閱這些書;我們若發現什麼好東西,就把它挑出來;我們若因為它而變成了彼此的益友,就把它當作一個大收穫。

記載這番話的人評論道:

當我聽到這番話時,在我看來,不僅蘇格拉底有福,而且他把那些傾聽他的人引向了完美的賢人品格(gentlemanship)。

當然,這番記載仍有缺陷,因為它壓根兒沒有告訴我們,蘇格拉底如何對待古代智慧之人的書中那些他不知其好壞的篇章。從另一番記載中,我們得知,歐裡庇得斯有一次把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送給蘇格拉底,問他對這部著作的意見。蘇格拉底說:

我理解了的部分十分偉大而高貴,我相信我沒理解的部分同樣如此;可一個人要想理解這部著作,肯定需要某種特定的潛水員。

作為完美賢人品格的教育,作為屬人卓越性的教育,自由教育就是讓一個人自己記起屬人的卓越、屬人的偉大。那麼,在什麼意義上,又通過什麼途徑,自由教育讓我們記起屬人的偉大?我們無法足夠高超地思考,自由教育意味著什麼。我們聽說過,柏拉圖認為,最高意義上的教育就是哲學。哲學就是探索智慧,或探索有關最重要、最高級、最普遍的事物的知識;他[柏拉圖]認為,這樣的知識就是美德,就是幸福。[7]但人類無法獲得智慧,故美德和幸福將永遠不完美。儘管如此,[柏拉圖]仍宣稱,哲人――其本身並非絕對有智慧――是唯一真正的王者;[柏拉圖]還宣稱,哲人在最大程度上擁有人類心智能夠擁有的一切卓越。由此我們必須總結道,我們不可能成為哲人――我們不可能獲得最高形式的教育。我們見過許多人自稱哲人,可我們不應該為這種狀況所欺騙。因為那些[自稱哲人的]人不過使用了一個寬泛表達,這個表達也許因為便於管理而有其必要。但他們的意思通常只是,他們是哲學系的成員。期望哲學系的成員成為哲人,正如期望藝術系的成員成為藝術家一樣荒謬。我們不可能成為哲人,但我們能夠熱愛哲學;我們能夠試著搞哲學。這樣搞哲學,在任何意義上都首先是,且在某種意義上主要是,傾聽偉大哲人之間的交談,或更籠統也更謹慎地說,傾聽最偉大心智之間的交談,因此這樣搞哲學也是學習偉大的書。我們應該傾聽的最偉大的心智,絕不只是西方最偉大的心智。阻礙我們傾聽印度和中國最偉大心智的,只是一種不幸的被迫(necessity):我們不懂他們的語文,而且我們不可能學習所有語文。
我重申一下:自由教育是傾聽最偉大心智之間的交談。但此刻我們面臨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沒有我們的幫助,這種交談就不會發生――事實上我們必須引發這種交談。最偉大的心智只會獨白。我們必須把他們的獨白轉化成對話,把他們的“肩並肩”轉化成“面對面”。甚至在寫作對話時,最偉大的心智仍在獨白。看柏拉圖對話時,我們發現,最高等級的心智之間絕無對話:所有柏拉圖對話都是一個更高的人與一些比他更低的人之間的對話。柏拉圖似乎感到,一個人不可能寫出兩個最高等級的人之間的對話。所以,我們必須去做最偉大的心智沒有能力做的事。讓我們直面這個困難吧――這個困難如此之大,以至於它似乎把自由教育判定為一件荒謬的事。既然最偉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事上相互矛盾,故他們迫使我們來評判他們的獨白;我們不能對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話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注意到,我們無法勝任評判者的工作。
大量輕易浮現的幻覺,對我們隱藏了這種事態。出於某種原因,我們相信,我們的觀點更高超,即高於最偉大心智的觀點――要麼因為我們的觀點是我們時代的觀點,而我們的時代晚於最偉大心智的時代,從而能夠被預設為高於他們的時代;要麼因為我們相信,每個最偉大的心智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都是正確的,但並非像他聲稱的那樣[8]絕對正確:我們知道,不可能存在唯一絕對真實的實質性觀點,而只可能存在一個絕對真實的形式性觀點;這個形式性觀點就是如下洞見,即每個普遍性觀點都與一個特定視角(perspective)相關,或者說,所有普遍性觀點都相互排斥,其中任何一個都不可能絕對真實。

種種輕易浮現的幻覺對我們隱藏我們的真實處境,這些幻覺全都等於聲稱:我們已然或能夠比往昔最智慧的人更智慧。這引導我們不去充當專注而溫順的傾聽者,而去充當樂團指揮或馴獅員。可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可怕處境,造成這種處境的是這樣一種被迫:我們試圖不只做專注而溫順的傾聽者,換言之,我們試圖做評判者,但我們又無法勝任評判者的工作。在我看來,這種處境產生的原因是,我們失去了我們曾經可以深信不疑的所有絕對權威的傳統,失去了為我們提供權威指引的nomos[禮法],因為我們直接的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相信,一個絕對理性的社會有其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被迫以自己的力量尋找方向,不管這些方向可能如何有缺陷。
在這項活動中,除了它固有的安慰,我們不能獲得任何其他安慰。我們已經得知,哲學必須提防那種想要施行啟蒙的願望(the wish to be edifying)――哲學只能是內在啟蒙。除非時不時理解某些重要事物,否則我們不可能發揮自己的理解力;這種理解活動會伴隨著對我們的理解的意識,伴隨著對理解的理解,伴隨著noesis noeseos[對思考的思考],而且這是如此高超、如此純粹、如此高貴的一種經驗,以至於亞裡士多德會把它歸於他的神。這種經驗完全不取決於我們最初理解的東西令人快樂還是令人不快,美麗還是醜陋。這種經驗引導我們認識到,如果[對惡]必須要有理解的話,所有的惡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必然的。這種經驗使我們有能力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去接受所有落到我們身上的惡,而且是很可能令我們心碎的惡。通過意識到心智的尊嚴,我們認識到人類尊嚴的真正基礎,隨之也認識到這個世界的善;無論我們把這個世界理解成被造的抑或不是被造的,它都是人類的家園,因為它是人類心智的家園。
作為與最偉大心智之間持久的交流,自由教育是對最高形式的自製(modesty)――即便不說謙虛(humility)――的訓練。同時,自由教育也是對大膽的訓練:它要求我們徹底脫離知識分子及其敵人的名利場上的吵吵嚷嚷、行色匆匆、缺乏思考、膚淺低級(cheapness)。它要求我們大膽,這種大膽蘊含在一種決心裡面,也就是決心把所接受的觀點僅僅當作意見,或者說決心把普通意見當作極端意見,極端意見至少有可能出錯,就像最陌生或最不大眾化的意見一樣。自由教育就是擺脫平庸(vulgarity)而獲得自由。古希臘人有一個很美的詞表示“平庸”,他們稱“平庸”為apeirokalia,即對美的事物缺乏經驗。自由教育正好為我們提供對美的事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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