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

「如果要了解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未來數十年將面對的難題與決定，
很難找得到能超越本書的著作。」──柯益爾（Diane Coyle），英國經濟學家、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信託（BBC Trust）副主席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專文推薦

美中貿易戰開打
中國經濟內外夾攻
四大陷阱讓習近平如坐針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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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上個世紀末推動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國家以為透過日趨緊密的貿易往來，中國將會因此更加融入國際社會，並逐漸影響其國內的政治體制，朝向自由民主的目標邁進。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共廢除原本條文中限制國家主席最多僅能連任一次的規定，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終生掌權賦予合法地位。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不管在境內或海外，都已成為龐大且自信的強權，但同時也面臨嚴峻的考驗。尤其美中貿易戰愈演愈烈之際，香港反送中示威衝突持續加溫，有可能成為美中貿易戰的籌碼，讓川普政府進一步對習近平施壓。

本書作者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曾任瑞銀（UBS）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也是著名的中國經濟評論家，他在本書深度剖析習近平執政的中國，除了遭遇美中貿易爭端，內部也面臨四大陷阱：債務、人民幣、人口老化與中等收入。

本書分三部分。第一部講述中國自十九世紀到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及一路走到今日在經濟上所經歷的重大轉折與改變。第二部是關於中國面臨的四大陷阱：中國經濟與社會，能否承受以增債或減債的方式擺脫負債陷阱；為何人民幣難以成為全球性儲備貨幣，中國能否在債務問題下維持人民幣的穩定；中國人口老化速度超過西方國家，而其相對較低的人均所得，使得中國未富卻先老的社會問題；以及中等所得陷阱，探討習近平治理的中國，為何陷入政治與經濟逆境。

第三部探討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尤其是中國企圖成為全球新領袖的情況下，誤會與失算，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摩擦而影響貿易與投資；習近平打造的一帶一路，到底是歐亞大陸的發展計畫，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計畫；習近平企圖證明專制且獨裁的中國，可以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標準的富有國家形象，但要達成目標，中國必須接受經濟低成長的現實，及維持生產力繼續成長。

習近平執政的中國讓我們警醒，必須重新思考與中國在政治和商業的交往之道。我們應該思索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在何處應該畫下紅線，以及在何時應該發揮影響力。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了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局，中國經濟眼下與未來所面臨的挑戰。這就是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我們需要提防中國已顯現的危險訊號、經濟警訊，對於習近平統治的中國帶來的陰影，必須有所防備。

前言

第一章 回響 
第二章 從毛澤東到現代化 
第三章 推動改革的腳步結束：再平衡與改革 
第四章 債務陷阱 
第五章 人民幣陷阱 
第六章 人口老化陷阱 
第七章 中等所得陷阱 
第八章 中美貿易戰 
第九章 東風壓倒西風 
第十章 習近平執政的中國

謝辭
注釋
參考書目

凱撒（Julius Caesar）被暗殺後，安東尼（Mark Antony ）說道：「讓戰爭的導火線溜走吧」。他指的是，文明社會應避免導致戰爭的因素。長久以來，中國與美國之間時而有貿易紛爭或匯率問題，不過從來不會威脅到雙方的關係。但是在二○一八年整個情勢出現改變，主要是因為貿易摩擦加劇，尤其是在新科技與自國防到商業無所不在的敏感議題。此時此刻，以「讓戰爭的導火線溜走吧」來形容貿易，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是再貼切不過。
雖然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經濟、商業與金融，享有高度的依存關係，但是雙方在貿易與投資上出現的最新緊張情勢，卻是不容忽視。此一緊張情勢正是政治學家路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其地緣經濟理論中所主張的，貿易是「商業語法中的衝突邏輯」。
此一主張不言可喻，儘管他在一九九○年提出時，指的是積極以出口來帶動成長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形成所帶來的影響，但是他所闡述的商業衝突，在今日依然適用。基本上，這是有關中國的經濟實力轉換為地域與政治影響力，而美國身為當前的主導地位有所鬆動的情勢發展。
二○一七年底，美國一份新的國家安全策略檢討報告，毫不掩飾地把中國視為其對手。該報告指出，中國是美國的經濟競爭對手，並且強調對貿易違規行為會更加嚴格，這是要實施制裁的外交辭令。中國並不是美國白宮所瞄準的唯一目標，但卻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國與中國之間有巨大的貿易逆差。美國總統川普視貿易為零合遊戲，只能有一個贏家。中國對貿易的看法，表面上與其他的先進經濟體和國際組織一致，但是對於兩國間的貿易緊張情勢達到沸點，習近平掌權下的中國也不是沒有責任。
我們對於川普政府與中國如何應對此一情勢，既好奇又關切。美國一方面表示原則上支持多邊貿易體系，然而同時卻是自長期以來對亞洲與全球的承諾撤退。中國則是對全球聲稱大力支持全球化，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但是其政策卻是反其道而行。這正是路特瓦克所說的情況。

川普給中國的禮物
一九四四年，正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轉居上風之時，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生前所著《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問世。他在書中強調，美國與他所謂邊緣地帶（中心地帶邊緣）戰略與海權的重要性，邊緣地帶指的是在美國、歐洲與蘇聯等大陸強權邊緣的國家。邊緣地帶的地理位置是從南歐與馬格利布，東經波斯灣到印度洋，橫越南中國海至日本與中國西北部。斯皮克曼表示，鑒於亞太平洋地區有人口優勢，還有資源與工業發展潛力等有利條件，誰能控制此一邊緣地帶，誰就能掌握歐亞大陸與全球的命運。
此一理論不僅反映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擊敗日本的決心，而且至今仍深植在美國軍方、外交，與國際經濟政策的核心，尤其是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地區與全球強權。二○一一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參謀長聯席會主席鄧普西（Martin Dempsey）將軍指出：「所有的趨勢，包括人口趨勢、地緣政治趨勢、經濟趨勢，與軍事趨勢都已轉向太平洋。因此我們的策略挑戰，大部分也將來自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洋周邊。」
歐巴馬當時則是巡迴亞洲，向盟友保證美國的地緣政治承諾與強化貿易關係的決心。他的策略主軸──被人稱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是促成亞太平洋國家簽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此一自由貿易區最終獲得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越南與美國的簽署。這些國家約佔全球百分之四○的GDP。TPP是一種新型態的自由貿易協定，層面涵蓋服務業的相關法規、智慧財產權、網際網路、資訊的移動與取得、環保與勞工標準與投資（包括國有企業的投資）。此外，TPP也包括自由議價與工會的條件、禁止人口與野生動物的走私，以及管理外勞的相關法規。
就策略而言，TPP的設計是為鞏固美國在亞洲的經濟、政治與軍事的影響，儘管並未把中國纳入其中，但是希望能夠刺激中國具改革思想的政治領袖，繼續推動自由化與經濟改革。畢竟開放就是中國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先決條件與結果，而TPP也許可以繼續推動此一趨勢。但是習近平的上台與政治風向的改變，使得此一希望最終成為一廂情願的想法。與此同時，川普之前也曾警告，他反正要退出TPP。
他在二○一七年上任第一天就這麼幹了。他同時表示，要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放棄TPP 與美國第一的口號下，川普顛覆了斯皮克曼的理論。更準確地說，他放棄美國盟友對其日益依賴的經濟與商業聯繫與信任，他也拋棄一項寶貴的工具，即是用以形塑太平洋地區與對中國施加壓力，促使其改變進口、產業與海外直接投資制度的地緣經濟武器。川普堅稱，TPP是另一無用的多邊協定，只會使美國輸給別人，他也無法看到TPP是促成主要國家聯手對中國施壓的機會，這是此一災難性錢幣的一體兩面。
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川普宣揚美國第一，看來就是傳統的愛國主義，然而在美國盟友與中國眼中，卻是與一九三○年代孤立主義份子所使用的口號完全相同，當時全球到處都是激烈的貿易衝突。川普的前任多位美國總統或許一再高喊公平貿易，並在一九八○年代因為日本強大的商業優勢而大感頭痛，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質疑美國對自由公平貿易體系的支持。川普是美國自一九四五年來先是威脅並且繼之行動，帶領美國退出此一體制的首位民選總統。他暗示美國的工作遭到「強姦」，保護主義會帶來繁榮與力量，並且迫不及待地想打一場貿易戰，好像美國贏定了。川普感興趣的只是美國做為一小部分產品的供應國，而不是美國整體的經濟，更遑論全球貿易體系。
在這樣的情勢下，習近平幾天之後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達沃斯年會上，對來自全球的決策者與商業領袖精英，發表一篇令人嘆為觀止的演說，現在看來也就不足為奇。他告訴大家，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是多麼猶豫遲疑，但是依然鼓起勇氣向前邁進，大力支持自由貿易。習近平展現出中國要接掌全球化捍衛者角色的意願。他說道：「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迴避不了的。想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 在場人士與報導此一論壇的人都大受感動，聲稱世界已出現擁護全球化的一位新領袖。
沒有人能夠否認過去二、三十年來中國是全球化的主角，也許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就此認為中國是全力支持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就顯得幼稚，甚至是媚諂。川普也許幫中國一個大忙，但是他對中國的看法並不完全錯誤，包括其貿易方式，或是在全球商業與投資上所玩的把戲。他的觀點格局小也遭到誤導，而且其焦點只集中在中國對美國出口，忽略了美中關係。不過他在多項議題上指責中國卻是正確無誤，包括中國進口障礙、對內投資相關法規、對本地商業與企業的保護，還有最近的國家領導創新策略，這些都置外國企業於不利的地位。

全球貿易體系下的中國
中國外部順差早在二○○七年就達到頂峰。中國貿易順差自二○一一年來就一直在GDP的百分之二．五到三．五間游移，包括服務與移轉在內的經常帳順差，則是銳減至GDP的百分之一到二。後者下降的主要原因，也許是來自旅遊觀光與變相資本外流。雖說中國在二○一八年初出現小幅逆差，但是整體上應會繼續呈現外部順差，除非家庭與公司儲蓄降幅超過投資，以致國家儲蓄實質減少。不過當前的全球環境，並不利於中國投資與儲蓄的大幅度調整。
中國面對的世界貿易環境，已不再像過去那麼友善。過去幾十年，全球貿易成長腳步多多少少與全球GDP同步，在一九八五至二○○七年，全球貿易成長加倍。但是二○○八年之後，全球貿易成長腳步僅勉強趕上GDP。二○一二至一六年，全球貿易平均一年成長百分之二．五左右，不及過去三十年的一半，也比全球經濟成長率低了百分之一。過去五十年也曾出現類似不振的情況，但是沒有一次低迷疲弱的時間竟延續如此之久。
植基於二○一七年的全球經濟復甦，是與全球貿易成長轉強相偕而行，當時全球貿易成長率回升到百分之四，較經濟成長略高。此一轉變無疑有利中國，出口在連續兩年下降後終於回升。不過，儘管這是令人欣喜的發展，全球貿易環境依然充滿風險，而迄二○二○年與之後的前景平淡。
全球貿易自由化已沉寂多時。多回合談判是全球最後一次認真推動貿易自由化的行動，然而在啟動十四年後的二○一五年宣告死亡，其實該談判自二○○五年就已陷入昏迷。如今多邊貿易自由化的氛圍已經轉變，不如以前友善。
貿易保護手段方興未艾。獨立觀察組織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指出，自該組織於二○○八年開始運作以來，二十國集團（G20）的成員國實施逾六千項保護措施。用來限制貿易的主要工具不是關稅，而是各種不同的非關稅障礙，例如國家補貼、對本土企業的協助、對出口商的稅賦優惠、紓困，以及貿易防禦措施，例如反傾銷關稅，這是判定某國的進口產品低於市場價格，或是低於出口國在本國售價的一項懲罰性措施。
自由貿易協定（FTA）也在減少之中。根據貿易協定數據庫計畫（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的資料，在一九九○年代平均一年約三十項自由貿易協定，但是之後到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降至一年二十六項，而自二○一○年後更是進一步降至只有十項。美國退出TPP與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停滯，澆熄了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可能復甦的希望，儘管TPP的非美國簽約國，包括日本與加拿大在內，達成一項格局較小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漸進協定。
與此同時，中國則在發展自己的自由貿易協定。到目前為止，中國已達成十九項雙邊協定，其中有十四項已經簽署，包括與澳洲、南韓與紐西蘭的協定，不過最重要的是與東南亞國協（ASEAN）國家的協定。二○一八年是中國談判一項新的區域協定的第五年，該協定名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涵蓋十六個國家：中國、東協的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再加上澳洲、印度、日本、紐西蘭與南韓。RCEP不是TPP，所涵蓋的國家人口約佔全球的一半，經濟佔全球GDP的百分之三十與全球貿易的百分之二八。RCEP在商品自由化與關稅減免上的野心都不如TPP，在勞務貿易上的限制較多，在爭議性相對較大的議題上則是多有保留，包括資訊與隱私權、國有企業、對勞工的保護、人權與環保。

中美貿易關係緊張
儘管全球貿易前景低迷不利中國，但是有助中國成為一個更著重消費與服務的國家。如果中國與美國貿易衝突加劇或是爆發貿易戰，就太糟糕了。雖說雙方在貿易衝突上針鋒相對，而且越說越大聲，但是沒有人會在貿易戰中獲勝。貿易戰的策略就是使對方的損失更重，就此觀之，有貿易順差國可能會較逆差國損失更多。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二○一七年美國來自中國的進口額超過五千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則是一千三百億美元。不過美國與中國三千七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並非所有都是雙邊貿易造成的，因為中國是亞洲主要的供應鏈中心，有許多產品都是由其他國家運到這裡再完成，例如日本與南韓。根據OECD的附加價值貿易資料，如果考慮這類的效應，二○一七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只有一千五百億美元，如果再考慮美國服務部門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包括旅遊與商業服務，所有的逆差大約是在一千一百億到一千兩百億美元。這並不代表美國對中國貿易與投資的操作是不對的，但是我們觀察中美貿易政策時不能忽視這一點。
關於逆差國的損失會比順差國少的觀點，是在於中國的順差是與其經濟成長、工作與社福相加，美國的逆差則是自其經濟成長扣減。因此，如果逆差縮減，就算術而言，對其GDP具有正向作用，不過美國仍將付出許多代價，包括經濟成長的損失、成本與物價上漲與失業增加。但是中國的損失更多。換一個角度來看，美國進出口總共佔GDP的百分之二八左右，反觀中國則是佔了百分之四○。因此相較之下，中國的經濟對全球貿易與主要貿易夥伴的作為也就更敏感。重點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僅佔其GDP的百分之一，也僅佔其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八，然而中國對美出口佔其GDP的百分之四，佔其出口總額的比率更是達到五分之一。
美國外銷到中國的產品主要是飛機與零件、黃豆，與其他農產品、汽車、半導體、工業與電氣設備，以及石油與塑膠。中國對美國出口主要是行動電話與家用產品、電腦與配件、通信設備、玩具與遊戲、家具與寢具、運動器材、鞋類與成衣。在服務部門，美國的優勢明顯，對中國輸出約五百億美元，主要是旅遊、智慧財產權與運輸服務，反觀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服務是一百六十億美元。美國與中國的服務貿易成長快速，超過商品。相較於二○○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成長九倍，中國的出口也成長四倍。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如果再平衡獲得成功，中國對服務的胃口與美國提供服務的專業，將是完美的搭配。只要有政治與法規的許可，這是一個值得尋求合作的領域。
貿易戰沒有贏家，然而現在卻是戰鼓頻催。其中有一些可以歸因於政治姿態，主要是給國內看的。這些都是貿易外交辭令。不過也有一些是真的，反映川普已選中中國科技、貿易與投資操作來大作文章，這些都是他的前任總統們未曾選中的。鑒於川普是仿照獨裁者的做法，習近平更是箇中高手，我們能做的就是壁上觀了。
川普在二○一七年入主白宮時，許多人根據白宮與總統高級顧問有關貿易的談話，認為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可能已迫在眉睫，不過情勢的發展並未如大家擔心的那樣。事實上，當習近平於二○一七年四月在海湖莊園與川普會面時，中國同意一項擱置多時的議題，即是恢復對美國牛肉進口（經過十四年禁止之後），同時也同意提高天然氣進口，並對美國的支付系統供應商、資產經理人，與信用評等機構開放金融服務市場。該年稍晚川普訪問中國，美國又取得兩千五百億美元的貿易協定。
儘管雙方都宣稱有突破性進展，但是實質性的成果卻很少。其實早在歐巴馬政府就已同意恢復牛肉進口。中國對天然氣的胃口有限，因為從煤炭到化學公司的垂直整合，使其寧願使用煤炭。雖然中國表面上歡迎美國信用卡公司與債信評等業者進入，並且放寬對外國擁有金融服務公司的限制，但是其表現出來的熱誠與容忍，卻遠不及其貿易外交辭令。總而言之，就算是有，短期內也不會有幾家企業在中國金融公司持有大部分股權。同時，對外公布的大筆訂單貿易協議大部分都不具約束力，而且確實有可能發生的還需要經年累月的談判。
中美關係，儘管年頭年尾都有高層會談，但是卻趨於冷淡。美國開始恢復對台灣軍售，並且派遣戰艦到南中國海的爭議性島嶼附近巡弋。經過重新命名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沒有任何實質結果，甚至沒有例行的聯合政策聲明與記者會。中國掌管經濟與金融事務的新任副總理劉鶴二○一八年初訪問華盛頓，重啟雙邊對話，然而卻空手而返。

（摘自本書第八章：中美貿易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