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拓撲學（簡體書）

1．這是一本怎樣的書？

（1）本書是韓炳哲作品系列之七。在本書中，作者首先考察了暴力的宏觀物理表現，它採取了消極的形式，源於自我與他者、內在與外在、敵人與朋友之間的緊張關係。其次考察了暴力的積極形式——積極過度的一種表現——它總宣稱自己是超額完成的，超量生產的，超級溝通的，高度關注的，積極活躍的，等等。*終揭示出積極暴力將比消極暴力導致更大的災難和損失，它的感染、侵入、滲透，將導致人類社會心肌梗死。

 （2）在沒有大規模戰爭的時代，人們享受和平，但暴力行為無所不在，只是形式不同。這種潛在的暴力對人類社會的危害更大，幾乎是對人性的嚴峻挑戰——人性本惡嗎？也許作者並不能提供確定的答案，作為哲學家，他將帶領人們一起進行思考。

 2．作者是一個怎樣的人？

（1）韓炳哲被譽為“德國哲學界的一顆新星”（西班牙《國家報》）。他回歸哲學的人文傳統和批判傳統，在學院化的哲學研究之外，獨闢哲學寫作新境界，在數字媒體時代照察社會情況和人類心靈，被譽為“互聯網時代的精神分析師”（楊小剛）“大數據時代的哲學批判指南”（思鬱）。

（2）兼具韓國人的浪漫氣質和德國哲學傳統的理性批判精神。韓炳哲對當代社會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內在的精神訴求卻是寧靜沉思的、美學意義的生命存在，具有“東方哲人的細膩與韻味”（夏可君）。

（3）哲學小品式的文字風格，長於思辨，而又勝在言傳。韓炳哲的作品簡潔、明快，“充滿靈性，鋒芒畢現”（賈克防）。諸位中譯者的認真細緻和精敏才思也為中文版增色頗多。

（4）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為其《愛欲之死》作序。韓炳哲在歐美已產生較大影響，作品被譯成近20種文字，包括巴迪歐在內的諸多學者對韓炳哲做出了回應和評贊。

 3．中文版作品及其評價。

（1）韓炳哲作品系列圖書共9種，包括了作者主要和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中文世界系統和精華的韓炳哲作品選集。已出齊。

（2）在國內學界迅速覓得知音。來自哲學界、藝術界、文學界、傳播學界、IT界的諸位大咖分別對韓炳哲及其作品做出了積極回應和高度評價。

有些事物，永不消逝，暴力即屬此類。

暴力性表達並非現代性的標誌。暴力只是變化多端而已，其表現形式隨社會局勢而變。如今，它回到皮下、交際之下、毛細和神經元的領域，呈現出微觀物理學的形態；這種形態的存在，無需在統治或敵對關係中的那種否定或排斥性。

它從可見轉為無形，從粗野蠻橫轉為沈思內省，從正面直擊轉為病毒性感染。暴力起作用的方式不是公然襲擊，而是蔓延傳染。

作者在本書中首次揭示了暴力事件的變形記，從君權和血親等前現代社會的斬首，經由現代規訓社會的畸變，最終到了今天績效社會和倦怠社會的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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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炳哲作品系列（見識城邦出品）（已出齊）

《精神政治學》（2019年3月）

Psychopolitik

《愛欲之死》（2019年3月）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2019年3月）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2019年6月）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倦怠社會》（2019年6月）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娛樂何為》（2019年6月）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撲學》（2019年10月）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會》（2019年10月）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贖》（2019年10月）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韓炳哲(Byung-Chul Han)

德國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80年代在韓國學習冶金學，之後遠渡重洋到德國學習哲學、德國文學和天主教神學。他先後在弗萊堡和慕尼黑學習，並於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獲得弗萊堡大學的博士學位。2000年任教於瑞士巴塞爾大學，2010年任教於卡爾斯魯厄建築與藝術大學，2012年起任教於德國柏林藝術大學。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18—20世紀倫理學、社會哲學、現象學、文化哲學、美學、宗教、媒體理論等。作品被譯成十幾種語言。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譽其為“德國哲學界的一顆新星”。

 清新的文風，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識，切確而犀利的論述，這都讓韓炳哲對於數字信息時代人類精神狀況的分析批判，顯得尤其重要而富於啟發。

安尼

德語文學博士，現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為德語現當代文學，教研之餘從事文學與人文社科翻譯，譯有《納粹與理髮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魏瑪共和國的反民主思想》等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翻譯獎提名。馬琰，柏林自由大學博士，現任教於西安外國語大學，主要研究魏瑪共和國時期文學，發表關於浪漫主義和本雅明的論文數篇，譯有《鴉》。

韓炳哲屬於這一類哲學家，在他們之前，沒有人尋求改變世界之道，甚至沒有人充分意識到這種改變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內部參考》（Inside Higher Ed）

韓炳哲創造了一種他個人獨有的思想傳統。
——《週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

韓炳哲用他的作品開闢了一條橫穿當代文學之林的甬道。他不求你我點贊，只求警醒世人。
——德國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

暴力的拓撲學

希臘人把刑罰叫作αν?γκαι，意思是“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刑罰被視作一種天命或者自然法則（αν?γκη），並且得以容忍。人們當時所處的社會認可物理（生理）暴力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那是一個血親社會，有別於心靈社會（Gesellschaft der Seele）所構成的現代社會。在這裡，衝突會直接訴諸暴力解決，也就是說，以橫掃一切的方式被清除。這樣一來，外部暴力會給心靈減負，因為前者將痛苦（Leiden）外顯出來，後者也不用深陷於折磨人的自我對話之中。在現代社會，暴力以精神化、心理化、內向性的方式出現，採取的是內在心理的形式。釋放出破壞性力量的不是直接的情緒爆發，而是內心的反复研磨（psychischver-arbeitet）。

希臘神話中充滿了鮮血和殘缺的肢體。對於眾神來說，為達到他們的目標，實現他們的意志，暴力是一種不言自明、自然而然的手段。北風之神波瑞阿斯為他的殘暴做出了辯護。“風神已經缺失新娘俄瑞提亞多時，他一直在追求，試圖首先請求而不是訴諸暴力。可是這位神的話語沒有任何收效，於是他大發雷霆，如其習以為常的，駕馭起北風：'這就對了！'他說，'為什麼我們還要放下我們的武器、激情、暴力、怒火和逼人的呼嘯？為什麼我要笨到規規矩矩地提出請求？我用暴力，天經地義！'”此外，古希臘還是一種激情文化（Erregungskultur）。火爆脾氣是他們的典型特徵，而且都具有殘暴的形態。用獠牙將美少年阿多尼斯殺死的那頭野豬，體現出激情文化和情緒文化所蘊含的暴力。據說阿多尼斯死後，野豬說：它萬萬沒想用“情慾的牙齒”傷害他，而只是想親吻他。情緒文化和衝動文化將在這個悖論裡走向深淵。

暴力在前現代社會無所不在，堪稱家常便飯，且肉眼可見。它是社會實踐與交往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因此，它不僅僅被付諸實施，而且還特別用於公開展示。統治者通過殺戮暴力、通過血腥來宣示他的權力。表演暴行的劇場就在公共廣場拉開帷幕，演繹著統治者的權力和統治。暴力及其舞台表演，從根本上是在實施權力、踐行統治。

在古羅馬時代，鬥獸表現為對公眾的服務。一場鬥獸也是某個擔任職務者所期待的禮物。有一種鬥獸叫作角斗表演（munus gladiatorium）。原初的角斗士比武只是角斗表演的一個部分。此前進行的正午行刑儀式則比角斗士比武殘酷數倍。除了以劍致死（demnatio ad gladium）和以火致死（demnatio ad flammas）之外，還有野獸致死（demnatio ad bestias）。把罪犯扔給一頭飢腸轆轆的野獸當飼料，任其被活生生撕碎。角斗表演並非純粹滿足大眾侵略本能的一項群眾性娛樂，相反，其中包含著一種政治意味。在血腥的戲劇裡，君主的權力化身舞台上劍的權力，角斗表演於是成為帝王崇拜的一個本質組成部分。對殺戮暴力的誇張演繹，宣示了統治者的權力和榮耀。統治行為利用了血的象徵意義。野蠻的暴力相當於權力標誌。暴力在此毫無遮掩，它明顯可見，它毫無羞恥，既不靜寂無聲也不公然赤裸，而是意味深長，影響深遠。無論在遠古文化還是古希臘羅馬時代，演繹暴力都是社會交往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組成部分。

在現代，野蠻式暴力不僅在政治舞台，而且在幾乎所有社會層面都越發失去合法性。它彷彿失去了任何展示場所。如今，行刑只能在普通公眾無法進入的空間內進行。殺戮暴力不再用於展演了。集中營也表達了這個拓撲式轉變（topologischer Wandel）。集中營不再是展示殺戮暴力的場所，因為它不建在城市中心，而是位於城市邊緣。血腥暴力的舞台原本用於彰顯君主的統治，而今讓位於一間不見血的毒氣室，遁於任何公眾視線之外。暴力不是鳴鑼開道，而是羞答答地躲藏起來。儘管它一直還在實施中，但卻不是公開演出了。它不再特意惹人注目，它沒有了語言和象徵，它不宣示任何東西。它的實施過程就是一場無言的、靜寂的毀滅行為。（集中營裡的）“穆斯林人”（Muselmann）就是這種暴力的受害者—這種暴力已經有了羞恥感，因此被視作犯罪並且否認自己。在被剝奪合法性之後，君主殺戮暴力的地點離開了公眾視線。集中營是一個常規地點之外的非地（Ab-Ort）。這個地方還不同於監獄，因為監獄總還是有所屬地點的。

前現代的君主社會是血親社會，它的結束令暴力經受了一場拓撲式轉變。如今它不再是政治交際和社會交往的一部分，它退回到次交際的、皮下的、毛細的、內在心靈的空間。它從可見轉為不可見，從直接轉為暗示，從生理轉為心理，從戰爭式的轉為能扶乩的，從正面直擊轉為病毒性滲入。現在，它的作用方式不是對抗，而是玷污，不是公開攻擊，而是暗中傳染。這種暴力的結構轉變日益統領當今的暴力事件。就連恐怖主義也不是正面集聚破壞力，而是病毒般地散播暴力，暗度陳倉。就連21世紀的戰爭形式—網絡戰爭—也像病毒一樣展開。病毒令暴力避開任何可見性和公開性。兇手本人就把自己變成了隱形人。電子病毒（與其說是傳染倒不如說是攻擊），幾乎不會留下任何可用於明確指認兇手的線索。然而，這種病毒性暴力卻是一種排斥性暴力，它依然歸入施害者與受害者、善與惡、敵與友的二元對立之列。

心理內向化是現代暴力發生拓撲式置換（topologische Verschiebung）的核心方式之一。暴力以一種內心衝突的形式發生。破壞性的緊張關係被分攤到內心層面，而不是向外釋放出來。前線的走向並不外露，而在“我”心裡：“文化對個體進行弱化和繳械，通過其內心的一個權力機關，就像通過佔領一座攻克的城池一般，令個體處於監視之下。文化就這樣克服個體身上危險的侵略欲。”弗洛伊德在良心中瞥見了這種心理內向化的監視機關。它是暴力翻轉的場所：“我們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用這樣一種侵略的內心轉向來解釋我們的良心如何誕生。”針對他者的侵略，轉向針對自身的侵略。個人越是克制自己對他人的侵略性，良心就會變得越嚴苛，越具有強迫性。

統治技術也利用了暴力的內向化。暴力的內向化可以讓服從主體把外在統治機關化進內心，將其變作自己的一部分。如此一來，實施統治的成本便大幅降低。象徵性暴力也是一種暴力，它利用的是習慣養成的下意識動作。它成了理所當然，成了習以為常的感知和行為模式。暴力彷彿變成自然而然了。象徵性暴力無需任何物質的、戰爭的暴力就可以維持現存統治關係。規訓技術也會利用脅迫手段的心理內向化（psychische Internalisierung der Zwänge），通過精密審慎的侵犯活動，闖入主體的神經軌道和肌肉纖維，並令其聽命於矯形性和神經性的脅迫及命令。一度統治君權社會的斬首行為所包含的那種殘酷暴力，讓位於一種連續性的、皮下的畸變暴力。

後現代的績效主體不屈從於任何人。它本來就不再是一個屈服順從的主體。它積極擴張自己，解放自己，成為一個投射物（Projekt）。這種從主體向投射物的轉變其實並沒有導致暴力的消失。取代外部強迫的，是自詡為自由意志的自我強迫。這種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密不可分。自從生產達到一定的水平，自我剝削就遠比受人剝削更有效果，功能更為強大，因為，與自我剝削相伴的是感覺自己是自由的。績效主體對自己進行剝削，直到徹底把自己累死（Burnout）。與此同時產生了一種自殘，且往往激化為自殺暴力。投射物到頭來成了一顆子彈（Projektil），績效主體射向自身的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