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側影

序

日本文評家厨川白村（1880-1923）曾有一句名言，文學創作乃是「苦悶的象徵」。我想沒有人更能體會此中的真諦。

二○一六年九月，個人不自量力接下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行政工作。平時公務煩忙，雖說一心偶而可以數用，但又不能分心耽誤公事，所以只得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有限時段，從事一些零星的探討，是故至多只能產出一些小品文。有天夜深人靜，突然靈光一閃，多年前書寫《哈佛瑣記》的經驗，給我一個及時的啟發：既然缺乏充分的時間可進行深度、廣度兼顧的研究，不如僅憑回憶，捕捉若干所見所聞，尤其是自己因緣所遇的學人，縱使是驚鴻一瞥亦無妨。因此拙作所描述的學人，其中有些人物僅止一面之緣，若哲學家桑代爾（Michael Sandel）；也有歷數十年情誼的老朋友，若孫康宜、王德威、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田浩（Hoyt Tillman）等，另外當然包括惠我良多的幾位飽學的師長。之間熟識的程度雖然有別，但用心則無兩樣。

然而有些名家囿於只有一言半語，卻難以成篇。例如：史基納（Quentin Skinner），二○一三年在史語所所長室談到他年少輕狂時寫下他的成名作：“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9)，其自得之狀，猶歷歷在目。二○一五年，微觀史家金士堡（Carlo Ginzburg）於「傅斯年講座」，慷慨激昂闡述猶太人的歷史情境及政治立場，義正嚴詞，聲若洪鐘，震耳欲聾。二○一六年因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來訪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多年來在倫理學、政治哲學，以及思想史方面成就斐然，業已躋身世界一流學者以及思想家之列。尤其他近年來關於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理論，在學界舉足輕重；個人在從事孔廟聖地的分析時，曾有所參照。我也把握了他訪問中研院史語所的機會，與他當面討論在跨文化的脈絡下，神聖性與世俗化對立的不同可能樣態。雖至為景仰，然僅止於此，只得忍痛割愛。整體而言，這些書寫都僅止於個人的接觸，所以不免主觀成份居多，而局限於片面的觀察。記得英國史學大家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曾出了一本名人見聞錄：《個人印象》（Personal Impressions），運筆之間，或許對我多少有些微的啟示吧！拙作敘述的手法，約可比擬繪畫的「素描」或攝影的「快照」吧！

其它的學術論文的產出，大略也是處於同樣公、私交迫的窘境。學人札記約略只需兩、三天即可草就，但與「王國維」則足足奮鬥了不下三個月，方得下筆勉強成篇，寫成〈王國維的哲學時刻〉一文。本來三十多年前，我原擬以「王國維」作為博士論文，但與其糾纏了幾個月，便發現自己力有未逮，並沒有足夠的準備，可以處理像王國維這樣了不起的學者，其學問之廣博和運思之複雜，皆非初學者的我可以承擔，當時遂得中輟而滿懷挫折。歲月磋跎，即便今日智識稍長，個人也只敢擷取他問學之初的一小段，略作分析，淺嚐即止。但總算一償夙願，彌補了昔日的缺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陳甜女士復再三建議，收入若干討論思想史上重要學人的論文，與「素描」當代學人的札記並置，令思想史與學術界、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作一對觀。其間究竟有何分殊，竟難以分曉？

末了，感謝允晨文化公司廖志峯先生願意刊行拙作台灣繁體字版。另外，我必須向陳靜芬女士特別致謝。多年來，她不辭辛勞而且極具耐心地整理了我塗鴉的文稿，俾便為來日刊行，做了最佳的預備。

學人側影：我們的英文啟蒙者——齊邦媛先生

誰都難以料到，我們的英文老師竟是《巨流河》的作者——齊邦媛先生。

今(2019)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偕拙荊和王德威兄驅車前往桃園長庚養生文化村去探望齊邦媛先生。她大病初癒，剛回到養生村住所。齊老師高齡九十五，一生春風化雨，作育英才無數。台大歷史系和中文系研究生無不上過她的特訓班「高級英文」。她為帶領這群懵懵懂懂的學生攻下英文的灘頭堡，讓我們不再懼怕外語閱讀，立意為小子打開窺探西方文化的一個小窗口，委實煞費苦心。

記得當時的課本之一，便是名家史東(Irving Stone, 1903-1989)的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傳——《生之慾》(Lust for Life)；讀來津津有味，感動異常。這也是個人生平第一本從頭到尾完讀的英語小說。書的封面上有梵谷自畫像，像極我們班上同學，林瑞明(詩人林梵)。他是老師最鍾愛的學生， 經不修邊幅，長滿了鬍鬚。有回老師給了他錢去填飽肚子，順便整理儀容。

上完一年「高級英文」，只有一回去西門町看電影，碰巧坐在齊老師和另位女士的後面，並不敢打擾她們。此後再見面已是二十多年後，王德威母親——姜允中女士作東，請齊老師、我們夫婦、李孝悌(他是老師的高材生)，在「天廚菜館」吃午飯。該餐廳在台北以北方菜聞名。王家是長年老顧客，故老闆前來招呼，菜上得特別好。此回兩位年近古稀具傳奇性的女性，久別重逢，自然談笑風生，其樂融融。拙荊在宴席間，從各個角度拼命拍照；後來老師回了一張印有「打字機」的精美雅緻的小卡片，意味深長，令人遐思。
原來德威和齊老師有兩代的世交。德威兄的父親王鏡仁和齊老師的令尊(齊世英)在抗戰時，便曾是親密的戰友。來台之後，王先生無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每星期離家三天去幫齊先生編輯《時與潮》，家人均蒙在鼓裡。德威在離台赴哈佛任教之前，齊老師召故人之子敘舊，方得知此段原委。情誼自然非他人可比。而多年後，德威又協助《巨流河》各種外語的迻譯，俾便廣為流傳。兩代隆情高誼，直是佳談。

這回因齊老師擬把錢穆太老師的墨寶，贈送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以資紀念。德威兄要我親自前去接納，以示慎重，我遂欣喜交加，又有機會前去拜見老師。她一見面劈頭便說，你是那個「吳詠慧！」讓我相當詫異。和齊老師言談間，她稱和錢穆太老師因請教編譯館教科書的爭議，而成了忘年之交；曾多次去外雙溪的素書樓探望過錢先生，相談十分投趣。有天，錢先生便寫了一幅字，引用明代大儒高攀龍(景逸，1562-1626)的五言絕句贈她留念。齊老師如獲至寶，喜不勝收，掛在書房時時欣賞。但她最終考慮要將這幅墨寶送給史語所典藏，因為史語所有不少受教於她的高明弟子。老師用心良苦，非我們後輩得以窺知，只能說師生情誼所繫，感念再三。她復特別提到《巨流河》一書中，攸關錢穆老先生的敘述和評價，用了不少余(英時)老師的文本，卻未加以註明，頗感歉意。我安慰齊老師，您寫的是文學的自傳體，又不是撰寫正式學術論文，此事不用擔心。但她還是耿耿於懷，一再叮囑我要向余老師鄭重致歉，好似脫不了學人的習性。

齊老師和德威語及陳年往事，有一段攸關齊老師早年纏綿悱惻，哀怨感人的故事。原來年輕時她結識一位英挺有為的同學，後因世變，不得不分開。這位年輕人後來為了抗戰從軍去了。自忖性命難保，竟與老師訣別，誆稱已結交一位女友，勸老師自求幸福。沒想到，後來他在空戰中果真不幸殉職了。一九四七年，齊老師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靈，淚汪汪地離開了大陸傷心地，來到偏遠的台灣任教。日後和我們結下師生之緣。

多年之後，齊老師方知事情的原委。有次趁德威兄前去大陸講學，老師遂託他尋覓這位烈士的墓碑。南京郊外有軍人公墓，德威去「陸軍公墓」，找了許久，均未能使命必達。最後，齊老師自行前往，果在「空軍公墓」尋得烈士的墓碑所在。顯然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如此堅貞不渝的戀情，今日的人都只會當作童話裡面才會出現的故事。

在那孤寂、幽靜的養生村，遲暮之年的齊老師卻能踽踽獨行，找到生命的寄託，逐字逐句完成風行兩岸三地的鉅著《巨流河》，過著「充實而有光輝」的人生。她與我們見面談話，時時洋溢著開朗樂觀的活力。齊老師對養生村甚為滿意，頻頻稱道企業家王永慶先生極有遠見的善舉，能設想至照料老年人的生活。她自己卻不期然也變成養生村的活看板，吸引不少名人前來安居。但回家後，半夜讀了老師送我的《一生中的一天》(2017年出版的散文和日記合輯)，頓然墜入幽暗的深淵，全然有異樣的對比，似乎在老師內心隱藏了無比的孤寂與淒涼。

那回老師送的書，上面固然題了祝福我們的語詞，但腦海內浮現的盡是老師「最後的書房」所懸掛的「閱讀中的女士」(“The Reading Woman”)。哀傷、孤寂、專注而無奈。某夜，讀到一半，忽然心緒失衡，得了急性痛風。心疼和身痛遂合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