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

善經濟，就是以利他為核心，以善的動機，善的方法，達到善的果實。

在東西方文明中，善一直是各文明的核心議題。對於西方，善是真理。對於中國，善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從利他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以來各文明經濟體系中的善和利他的思想與實踐，把推動每一個經濟文明背後的善與利他思想總結出來，闡述人類文明經濟體系中的善之模式，以及善如何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產生積極的作用。作者何日生詳盡爬梳西方文明與東方思想，從蘇美文明、古希臘神話、猶太智慧、儒家哲學到佛教教義，尋找什麼才是經濟背後強大的文化思想？答案是「善」與「利他」。
善的動機、善的方法、達到善的結果，是善經濟的核心思想；「善經濟」就是從利他的角度從事經濟活動。
利他，讓人類找到共贏、共榮之道。每一個人都有自利之心，也有利他之心。如何擴大利他，縮小自利之心，是探討善經濟的善動機必要之關鍵。如何強化利他之心，從接觸苦難人開始。幫助苦難人，是轉自利為利他的關鍵。
善經濟的目標，是以利他達到全體人類物質的均富與繁榮，以利他達到自我與群體社會的和諧與生命的圓滿。使人類社會達到人人「身體健康、物質豐饒、心靈潔淨、祥和圓滿」的理想世界。

何日生
佛教思想與宗教NGO領域之實踐者暨研究者。著有《利他到覺悟：證嚴上人利他思想研究》（聯經）、《一念間》、《慈濟實踐美學》、《清水之愛：見證骨髓移植發展史》、《建構式新聞》；策劃編著《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環境與宗教的對話》等書。長年致力於佛教慈濟基金會之人文工作，並為慈濟大學副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傳播碩士，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多次代表慈濟前往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香港大學等進行專題講座，所撰之佛教利他思想、宗教NGO論文，分別收錄出版於英國牛津大學佛學期刊(The Journal of OCBS)、英國劍橋學術出版社(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
資深媒體人，電視主播與製作人；多次榮獲臺灣電視金鐘獎，所製作之《清水之愛：Great Love as a Running Water》世界骨髓移植紀錄片，入選2014年國際艾美獎(Emmy Award, International)亞非地區最佳新聞紀錄片。

名家推薦

江明修（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林俊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
施振榮（宏碁集團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馬蔚華（聯合國影響力投資顧問╱前招商銀行行長）
閻雲（臺北醫學大學前校長╱慈濟永續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序）


推薦序（節錄）
以王道信念建立善的循環╱施振榮

因慈濟的因緣認識本書作者何日生先生已十餘年，最近他暫時停職放下手上的慈濟工作，到大陸北京大學、英國牛津及劍橋大學以及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研究及講學。
何先生對「善經濟」這個議題有很深的認識，他從歷史、哲學、宗教及現代資本主義的不同觀點及角度切入，深入研究並在比較分析後提出論述，對於組織建立善經濟的思維及有效落實值得參考。
我認為書中所談的善經濟，與我所推動的王道思維，目標都是在引導組織往善的、對的方向發展。所謂的王道就是大大小小組織的領導人之道，同樣善的組織也要靠領導人有思想及信念，以身作則，才能建立善的生態，讓善經濟循環下去。
宏碁在創立的第一天就以「人性本善」作為企業文化的基本信念，也因此為企業及社會培育許多人才，創造許多「間接、無形、未來」的隱性價值，也對許多企業、家庭及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建立起善的正面循環。
「善經濟」十分強調利他的重要性，這和我所談的「利他是最好的利己」，都同樣是重視創造「間接、無形、未來」的隱性價值，相信也只有透過利他才能永久利己，建立源源不斷的善循環，並將所創造的價值由隱性價值逐漸轉化為顯性價值。
本書作者用心推動善經濟及善循環，值得大家進一步深入了解，並將善的信念內化在自己及組織的文化中。我四十多年來也是堅持王道的信念，一路走來以實踐「利他」，為社會創造許多顯性及隱性的價值，最終也都證明秉持善的信念定能建立起良性的循環而生生不息。

 

自序　寫在《善經濟》一書之前

在東西方文明中，善一直是各文明的核心議題。對於西方，善是真理。對於中國，善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孔子聽到武樂說：「盡美矣，未盡善也。」聽到韶樂說：「盡美矣，又盡善也。」這兩段話的意思是達到美還不夠，還要善。所以，美不離善，美必須趨於善，才是圓滿。
孔子在《禮記》裡也說：「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這說明，真理必須是善。學，即實踐。真理必須實踐，才知道其益處。善有「受益」之意。善不是以一項真理框限每一個人，而是造福每一個人。雖有最高的真理，如果不能讓人獲益，這真理就不善。所以真理必須善，對於生命的完整性，善比真理還要究竟。
中國人眼中善的意涵，從造字中就可以看出。善，就是一人一口羊。每個人都有，每一個都享受幸福，每個人都生活在共容、共享、共榮的社會那才是善。
西方哲學的始祖柏拉圖講「至善」（Summom Bonum），強調真理，追求最高的真理。但中國人的善不是去追求、認知最高的真理，然後用這真理來衡量世間的一切。中國的善是各人「善其所善，美其所美」，才是善。如孟子言：「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滿足人民所需要的就是善，每個百姓都擁有幸福才是美。所以說「充實之謂美」。
連主張生命要復歸於「無」的老子都強調：「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善利萬物，連惡都要去靠近、去幫助。所以不是打擊惡，而是教化惡。直到世間的一切的惡都轉化為善，才是善。
所以善，就是利他。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其哲學的最高理想是，與萬物合一、與萬法合一，是為共善。
其實踐方式是，與一切的人事物都建立愛的關係，是為共善。
善是利他。「善經濟」就是從利他的角度從事經濟活動。經濟的主體就應該是利他。

自序　寫在《善經濟》一書之前
導論　善經濟的思想緣起
第一章　當代資本經濟的哲學反思
第一節 個人主義的歷史建構歷程
第二節 傳統西方社會中的個人
第三節 東方的整體生命觀
第四節 佛教的「我生命觀」與資本經濟
第五節 以利他為上、和合為本
第六節 基於萬物一體的善經濟
第二章　利他的心理起源：群體生存的關鍵
第一節 人類為何會利他
第二節 利他是人性的實然與必然
第三節 利他的思想論證
第四節 飢餓困局理論（Starving Paradox）
第五節 經濟體系中利他與利己的融合
第六節 利他即利己的哲學思維
第七節 利他作為人類自我之超越
第八節 萬物是一的利他哲學
第三章　封建社會中的善經濟思想
第一節 蘇美經濟文明――機械城市經濟與自然共生抉擇
第二節 希臘經濟文明――唯心與唯物的辯證
第三節 中國文明――個體與群體生命和合的經濟生活
第四節 羅馬帝國的跨國經濟
第五節 西方封建時期的經濟思想
第四章　哲學文化信念與善經濟
第一節 希伯來文明的經濟思想――禁慾與享樂的和合
第二節 基督文明的經濟正義――物質與心靈的兼顧
第三節 伊斯蘭文明的經濟思想
第四節 中國儒家的經濟思想與實踐
第五節 初期佛教文明的經濟思想
第六節 中國傳統佛教的經濟思想與實踐
第七節 近當代儒佛融合的善經濟觀
第五章　西方工業革命之前經濟體系中的善
第一節 中世紀商業社會的經濟互信結構
第二節 商業體系發展中利他與利己的歷史辯證
第三節 利己與利他經濟的歷史辯證
第四節 商業互助時代的背離
第六章　利己與利他經濟思想的演進
第一節 利己經濟學的發韌
第二節 自由市場與全體利益
第三節 科層道德與善惡經濟
第四節 社會企業的善性與道德
第七章　善為本體：經濟活動中善的動機
第一節 利他動機與經濟活動
第二節 生產與消費的本質
第三節 善的動機之培養
第四節 利他體制的建構
第八章　善為運用：善經濟的方法
第一節 方法的善對人類的價值與意義
第二節 善的方法與善的結果
第三節 善經濟之方法一――交易的善
第四節 善經濟之方法二――金融的善
第五節 善經濟之方法三――生產的善
第六節 善經濟之方法四――消費的善
第九章　善為實相：善經濟的結果
第一節 以愛均富
第二節 里仁為樂
第三節 利他創新
第四節 永續共榮
第十章　善企業的思想與實踐
第一節 以信念為核心
第二節 以價值為領導
第三節 以愛作為管理
第四節 以原則為治理
第五節 以慈悲為創造
第六節 以圓形為組織
第七節 以利他為系統
第八節 以典範為永續
第九節 與地球共生息
第十節 萬物共生共榮
總結：建立共善的經濟體系
參考書目
一、中文文獻
二、西文文獻

導論　善經濟的思想緣起

價值哲學與經濟繁榮
在人類文明發展歷史中，每一個強大的經濟體背後，都有一個支撐它的堅實哲學思想與價值體系。
對於猶太文明，猶太人的信仰使他們深信，上帝給予他們的榮耀都在現世，不在來生，也不在天堂。每一個猶太人的先知都是富有的人，亞伯拉罕牛羊數萬、壽命極長；大衛王是一代明君；雅各是大貴族；約瑟夫貴為埃及宰相；摩西是王子。猶太先知非富即貴。猶太人經歷十多個世紀的物質繁榮與巨大財富，來自於他們遵循上帝給他們的允諾―享受現世間的昌盛與富足。但他們同時必須謹守上帝的律法，節儉、勤奮、規律的工作。包括謹守安息日，這天上帝都休息，何況人類？安息日也告訴猶太人必須在有限制的資源底下，創造最大的財富。
希臘理性主義是近代科學文明的源頭。從蘇格拉底強調人的理性，到柏拉圖提出理型的永恆，重視理念而忽視物質，一直到亞里斯多德修正他的老師柏拉圖的哲學，主張「理與事兼備」、「心與物結合」的思想。他說蘋果的理念只有在蘋果中實現。亞里斯多德重視理念、也重視現實的哲學思想，造就了希臘最偉大、最繁榮的時代。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橫跨歐、亞、非繁榮昌盛的大帝國，將希臘文明帶到歐洲、亞洲和非洲。
基督文明的「新教倫理」，相信個人在現世間的功業就是彰顯上帝給予個人的榮耀。基督新教徒認為，個人是否為上帝的選民，不是由天主教的教會來決定，而是由個人的事功與謹守律法來決定。新教徒認為，只要建立現實的事功，並遵守紀律與勤儉的美德，則足以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這種思想造就近代西方無數偉大的資本家，如約翰‧洛克斐勒、亨利‧福特、比爾‧蓋茲、華倫‧巴菲特等，他們創立了跨國際的企業成就，以事功彰顯上帝的榮耀，同時堅守簡樸生活，遵循極有紀律的工作倫理。
在人類經濟史上，沒有一個世代如近代資本主義一樣，無止盡地追逐事業版圖之擴張。顯然因為以事功成就來彰顯上帝的榮耀永遠是不足的，這種內在的動力，促使受新教精神影響的資本家，不斷地在世界的格局下擴張資本的版圖，造就富可敵國的企業，也造成國與國、人與人之間極大的貧富差距。
儒家文明的商者，在重農抑商、重仕不重術的文化底蘊影響下，傳統中國的企業家離不開家族的榮耀，與對鄉里的照護。家族的範疇是傳統中國商者的範疇。
雖然許多儒商在中國各地經營事業，但其理念仍然回到對於家族的延續，與對於鄉里的社會責任。使得中國社會即便出現過在世界格局之下最繁榮昌盛的經濟景象，但始終沒有形成如近代西方的全球資本市場。因為榮耀家、環繞著家的概念，始終是中國傳統商者最大的心願。
佛教在原初佛陀的教導下，強調苦、集、滅、道，引導弟子在斷欲清淨的修持下，離世間苦，得究竟解脫。對於世間的種種追逐，自然並不熱衷。
雖然佛陀的教法也主張行菩薩道，要入世間利他行，但是在漫長的佛教歷史中，離世間苦仍是佛法所強調的根本思想。在印度、尼泊爾等佛教的原始發源地，大量人口的貧窮、困苦，仍是社會的一大問題。佛陀出生的地方位於如今尼泊爾的藍毗尼，許多農民至今仍是住著與兩千六百年前的居民一樣的牛糞屋。
大乘佛教在移入漢地，於漢地興起之後，對於世間關注的幅度大大地增加。但其關注僅僅止於佛法的給予與寺廟的慈善行為，佛教的經濟思想在佛教歷史發展中始終未被重視與強調。這使得佛教始終帶著出世與現實苦空無常的印記。對於積極追逐現世間財富與成功，不是佛教的基本思維。
在彼岸，非在此世，在西方彼國，非在人間，是傳統佛教徒追逐的理想。
歷史上，在佛教的國度一直沒有產生強大、持續的經濟體，與其根本思想有關。
本書分析人類文明歷史中，不同經濟體系背後的哲學思想與價值體系。歸結出強大的經濟體系背後，必有堅實的哲學與價值體系。同樣地，合理有序的經濟社會，必須從建立哲學與價值體系著眼。
在當今中國與世界各國都追求物質繁榮、經濟秩序的公平合理，以及社會均富的理想下，經濟背後的哲學與價值之探討，益發變成刻不容緩。
本書試著提出經濟活動背後的利他思想與善的價值體系，如何影響一個經濟體的繁榮、公平與合理。並以利他思想為出發，探索如何以善經濟為核心，建立一個富庶、公平與合理的理想世界。

從慈善經濟到善經濟
「善經濟」這個概念發韌於我在慈濟十八年的慈善工作經驗。在有幸長年跟隨創辦人證嚴上人左右，親臨並見證了許多企業家在加入慈濟慈善工作之後，生命產生很大的蛻變。
我看到企業家們在投入慈善之後，從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到以關懷他人為中心。從自利到利他；從追逐事業的不斷擴張，到領悟對人群付出的重要性。
企業家們的投入慈善，不是為著虛名，而是他們真正感受到付出的喜悅，從無所求的付出中，感受到生命的價值與喜悅。這是驅使他們不斷地、長期的投入慈善的關鍵。
我也注意到，企業家們的改變不只是投入慈善，更在經營事業的方針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們開始將慈濟的人文價值運用到事業裡。特別是感恩的文化，他們對員工感恩，對家人感恩，對朋友夥伴感恩。感恩心是證嚴上人所強調的核心理念，企業家們運用到事業中，成為人際和睦的重要關鍵。
老闆與員工，員工與員工，有如家人之間的感恩心，讓彼此成為一個有愛的大家庭。這是慈濟所強調的，以愛為管理。
所以，企業家不是只有做慈善是善，從事企業也可以是善，企業創造員工與社會的福祉，創造環境的永續，這就是善。
企業力行利他精神是善。不管從事任何一種領域的事業，能利益萬物、利益萬民亦是善，這是我從慈善工作到善經濟的心路歷程與思想發展的線索。

以信念為核心
我決心開始研究善經濟的理論與實證，也要追溯二○一一年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專題演講。哈佛大學李奧納教授於二○○九年專訪慈濟與創辦人證嚴上人，他得出的結論是，證嚴上人是以信念、以價值作領導。
二○一○年他完成了慈濟個案研究，請我審閱，二○一一年他正式邀請我到哈佛大學商學院課堂講授慈濟的價值領導與愛的管理，這是證嚴上人成功地將慈濟擴展到全球九十八個國家的重要核心精神。那一場演講獲得哈佛師生的熱烈回饋。他們不禁思考，這樣NGO組織精神，是否能運用到企業之中？
李奧納教授課後跟我說，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生從來沒有聽過價值領導、信念核心、愛為管理的核心理念，這些學生都是未來企業的重要棟梁，我就是要他們學習不同於以競爭、利益為體系的價值觀。李奧納教授全程錄下我的演講，作為每一學期慈濟個案研究的教材，讓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生――未來的企業領袖，學習價值、愛與信念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善經濟的理論發軔
二○一三年我正式提出「善經濟」這一概念，並完成一萬多字的論文。這論文並在「第三屆慈濟論壇」中發表。該論文以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發軔，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馬克思（Carl Marx）的共產主義之提出，論及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熊彼得的科層官僚，海耶克的自由經濟，以及凱因斯的計畫經濟，一直到當代丹尼斯‧貝爾所倡議並預言社會企業之到來，闡述人類經濟社會如何逐漸地從利己的經濟思想轉化到以利他為主的經濟思想。
二○一六年慈濟舉辦的「第四屆慈濟論壇」，我邀請哈佛大學李奧納教授來臺灣發表專題演說，題目就是〈以信念為導，慈濟作為企業管理的典範〉。李奧納教授在演講中說明慈濟慈善賑災工作的成功，就是以信念為核心。慈濟在全球賑災面對諸多的不確定性――災難的地點、模式、規模、損害、災難之後災區的救災體系之效能如何，凡此等等，一切的一切都無法估計，無法預先計畫，慈濟人所秉持的就是「信念」――慈濟人允諾在任何災難發生之際，他們都願意前往救援。這是為什麼慈濟在全球能獲致巨大成功的原因。
李奧納教授指出，當今的企業所面對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環境，其實和慈濟賑災所面對的是一樣的情境。全球性各種衝突無可預期，科技的發展無法預期，環境的變遷及其帶來的災害無法預先知道，這些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多，企業再詳盡的預先計畫、策略，一旦面對極具變動的環境都會失能，唯一能憑恃的是信念與企業體現的核心價值。企業必須確立核心價值，並且接受變動，才能創造永續發展的榮景。
這就是哈佛大學李奧納教授所提出的價值信念為核心的企業，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
善企業，就是以信念為核心，以價值為領導。
善經濟，就是以利他為核心，以善的動機，善的方法，達到善的果實―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善經濟的目標，是以利他達到全體人類物質的均富與繁榮，以利他達到自我與群體社會的和諧與生命的圓滿。使人類社會達到人人「身體健康、物質豐饒、心靈潔淨、祥和圓滿」的理想世界。
善的動機、善的方法、達到善的結果，是善經濟的核心思想。

關於善的理念之探討
那麼何謂善？善的定義為何？善與真理，善與美好的生活，與經濟的幸福之關聯為何？
在探討善經濟之前，本書先就何謂「善」，進行哲學性的思考與闡述。在中西方諸多「善」的思想與實踐中，吾人將先闡述、分析東西方善的哲學，比較其理念與實踐之異同。

西方善的思想
一、知識的善
西方世界的善從蘇格拉底（Socrates）開始，將對於善的追求視為美德。蘇格拉底認為沒有知識就沒有德性，善的行為有賴於正確的知識。蘇氏認為，沒有人故意為惡，是因為將惡視為善，因此正確的認知才有善的美德。
美德就是至善，而美德來自於知識，無知才會產生罪惡。
知識，是通向至善與美德的路徑。
知識，對於蘇格拉底而言是正確的認知一切事務的目標，知道事物的好處，人能夠正確認知什麼對他是真正的益處，他就能夠積極地追求，進而達到他所需要的願望、利益與幸福。
蘇格拉底認為至善是人類追求的最高目標，雖然人有感性，可以追求感官的快樂，但是人作為理性的存在，應該追求存在一切萬物之中的理性，亦即至高的善。
蘇格拉底認為，人無法真正認知這個至善，只有神可以。這個神在蘇格拉底眼中不是宗教的造物主，而是超越世間的理性力量，這個神是能依循理性行事，並以至善為目的。
總結而言，蘇格拉底眼中的善就是理性，蘇格拉底認為人都有理性的能力，這是人與動物之別。理性代表我們幸福與智慧。符合理性的生活，就是真理，就是至高的善。
二、理念的善
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Plato）所認知的至善是追求真理。他所提出的Summon Bonum，就是至高的善。而善就是「理型」（Ideal）。
一切萬物都有理型，一切具體存在的可見、可視、可運用的萬物都是生滅不已的，但萬物背後的理型是長存不滅的。換言之，如近代胡賽爾所主張的，世界只有一個完美的三角形的概念。一切有形的三角形物體都不完美，都會損壞，只有三角形的概念是完美的、不朽的。而且宇宙間只有一個完美的、獨一的、存在的三角形概念。這就是呼應了柏拉圖完美理型的概念。
柏拉圖認為，至善是萬物最高的理型，至善也是一切道德的最後依據，人間的一切事物都要由至善來統轄，理想的城邦就是應建構在至善的理念之上，然後全民的幸福才能夠真正實現。
在他的著作《理想國》（The Republic）一書中說，事物有個特殊的理型，人也各自有其特質。奴隸生而為奴隸，工匠生而為工匠，統治者生而為統治者。國家應該交給實踐至善、智慧與美德的哲學家來統治。因此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統治者一定是哲學家，城邦必須由認知至善之道的哲學家來統治，這即是柏拉圖所提出，著名的「哲學家皇帝」。
柏拉圖的思想類比中國的內聖外王，有相同的旨趣。
中國先秦思想之「聖」、「王」、「天」三者是分不開的。聖者通於天，王者因為行天道故能為王。而行天道之王當然是聖者。
《詩經‧大雅》歌頌周文王即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文王因為精進不懈，廣被恭敬之德，所以天命讓他能夠統理商朝的後裔。而文王的表現上天都在看，因此「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上天給了他這個使命，不是給了他就算了，而是時時都還在注視著他的表現，所以「不易維王」，王不好當啊！必須時時恭敬奮勉，行天之道。
如《詩經》言：「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孔子聖者，繼承文王周公之志，在禮崩樂壞的亂世，欲建立一個遵行「仁」與「禮」的理想世界秩序。文王之德，承於天，也成於天，聖人亦然。
《史記》〈孔子世家〉所述：「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的德是上天給予的，桓魋怎能輕易地傷害他？聖者如孔子，其德是上天給予的，但並不是就不需要自己努力。
聖者不是人的修持所能到達，是天賜予。「知天命」，亦是孔子在成就完整生命德行的過程中必要之覺醒。「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上天給了孔子重大使命。在儒家眼中，聖人正是奉天命，而合於天之大人者。
如《易經‧乾卦》所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這是天道與聖者合一。然而聖者並是不是天，而是知天道。
理型與天道之表述與信念不盡相同，但都是指向一個最高的善與真理。
三、心物兼備的善
柏拉圖繼承蘇格拉底提出理型至善，是呼應了蘇格拉底的理性之論述。而到了亞里斯多德，則是修正了柏拉圖的概念，認為純粹的理型不可知，蘋果的概念離不開蘋果。很像佛教所說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概念，概念無形無色、無相無味，但是我們無法在虛空中求取概念，只有在現實世界才能具體把握概念。
我們在三角形的工具中看到三角形，在圓形的球中把握圓的概念。在蘋果中把握蘋果的概念。
亞理斯多德把純粹唯心至善―理型、概念，拉回到世間，在世間體現，自世間把握。將這種至善，應用於商業，亞里斯多德認為商業的至善是追求幸福。然而幸福不是一味地追逐金錢，相反的，一味的追逐金錢是幸福的背離。幸福的締造是追求哲學與審思（Theoria and Pholosophia）， 謹守道德生活、建立愛的關係，並且投身公共事務，才是生命的至高幸福。
其實亞里斯多德的理念接近中國對善的觀念。中國善的觀念著重現實生活的幸福與道德的圓滿生命。
如果說西方柏拉圖式的善是最高真理，那中國的善所追求的是最大的造福。柏拉圖至高真理之追求，基督教強調唯一的真神――上帝是至高的真理，有了至高的真理，就形成了一種我對、你錯的思維。最後導致宗教之爭，善與惡之鬥。我是善，你是惡，我是對，你是錯，所以就發生戰爭與衝突。
中國的戰爭多半因為飢餓、利益而起，很少因意識形態不同而發生戰爭。西方自古因意識形態、因宗教信念不同而鬥爭者一直存在。這是強調絕對、強調至高真理的必然產物。

東方善的思想：利益萬民萬物
中國文化中的善，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謂之善。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如水一樣地利益萬民，利益萬物。對於惡不排除，而是一樣地處尊低就，淨化、教化惡，乃轉化為善。
善甚至不是惡的對立，善是如何能夠涵融惡、轉化惡、教化惡。
西方的真理常常貶抑非真理，因此就起衝突。善以真理之名，行屠殺滅絕其他族群、宗教，時有所聞。中國文化的善事利益他人，利益萬民。所以老子才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善惡是相對的，中國文化強調不是毀滅誰，而是找到合理、合情、教化、融合之道。
相對於西方追尋至高真理；中國的善不是以真理為基礎，而是以利益萬民、利益萬物為上。西方追求至高真理，從那個真理建立人間的秩序，中國人則認為善高於任何絕對的真理。最高的秩序來自於一切關係的互利、圓滿、和諧。
善高於真理。善比真理重要。真理如果不善，也不被接受。而什麼是善？就是利益眾生。這和西方哲學中追求純概念的真理傳統很不相同，真理能否帶給全民福祉？或是必須以一方之福加諸其他人之上，如此的真理是務實的，東方哲學不會接受的。務實的東方哲學認定真理必須利益他人，利益眾生。所以真要善才會美。真理必須造福百姓，才稱為善，才能有美好的社會。真理不會產生美好的社會，善才是根本。
《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民之所欲就是善，每個人都得到所想要的，即為充實，就是美。這是現實生活的圓滿幸福之道。中國的善不反對物質，反而覺得物質的充實是善之根本。有了物質當然還不夠，仁德的教化是繼之而興的圓滿生命之路。所以孔子才說：「富而教之」。教之以仁德孝悌之道。
荀子也說：「養人之欲，給人之要。」 這是禮的根本。養百姓所欲求的，給百姓所需要的就是善。但是荀子強調要有節有度。節度依靠教化的力量。「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 慾望不可以耗盡一切物，物不是為滿足無盡的慾望而產生，而是基於生活之所需，所以要能體察節度的重要性。而節度壹是以修身為本。
如《禮記‧大學》所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及聖人之道，在於自我修行，明明德，然後透過「親民」，乃「止於至善」。至善之道為何？是體認實踐正道之外，還要嘉惠萬民，珍惜萬物。
孔子對於善的見解也是著重在利益萬民的理想，在《論語‧雍也》中，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回答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孔子認為的聖者是博施濟眾於民，而不只是認識真理的人。即便是堯、舜都深怕做不到博施濟眾的聖人境界。
仁者是能就近找到需要幫助的人去幫助他，所以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仁者、聖者，都是以造福他人為標準。可見中國的善是以現實生活的美滿為前提。
而生活的美滿以經濟層面言之，又以「均富」為前提。「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一直是中國社會動亂的來源，是王朝更迭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別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貴族世襲，農民以佃農居多，古代中國的均田制是授予每一個農民平等的土地，這是中國善的標準。平等的財富機會，人人安居樂業是中國的善經濟理想。
但是儒家並不反對某種意義的財富極大化，如《荀子‧哀公篇》言：「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 以義、以道取之的財富是儒家思想所允許的。如春秋末期的范蠡，出將入相，輔佐勾踐，造福百姓無數，後急流勇退，三次巨富，三次散財而無怨尤。是儒家的善巨富之代表。
道家的善，如老子也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真正的善像水一樣，不拘於形式，能夠利益萬民，利益萬物。
善對於惡不是打擊，而是教化。「處眾人之惡，故幾於道」，亦即「就惡救惡」，接近惡去教化惡，轉化惡，不是消滅惡，打擊惡。一如吾人嘗言：「消滅惡，不是打擊惡，而是擴大善。消滅貧，不是打擊富，而是擴大愛。」
道家的「就惡救惡」，一如佛教地藏王菩薩的悲願，「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和西方的善與惡之爭，最終以消滅法極為不同。我是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理，當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這樣主張時，就會起衝突、起戰爭。
因此中國的善是共用、是均富，是雨露均霑，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是為至善。
善是動機，善是方法，善是結果。動機的善，方法的善，與結果的善，三者具足才是善的意義。
善的基本追求及動機是能夠利益萬民，而不是追尋純粹的真理。這是中國善的根本。
吾人總結「善」就是利他。而善必須具備動機的善，方法的善，才會有結果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