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經濟學上：我們誤以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放任讓金融化、全球化與技術升級自行發展，盲目相信市場本身就能維持競爭狀態。
˙ 在政治學上：我們誤以為選舉是實現民主的唯一手段；忽視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力，讓有心人士利用金錢影響經濟與政治體系，使人民對民主政治的期待幻滅。
˙ 在價值觀上：我們忘記經濟體系應為公民效勞，反而讓全球化逼迫勞工接受縮水的工資。我們錯把追求利潤當信念，變得更崇尚物質主義，且較不關心他人。

史迪格里茲提出一套改革資本主義的具體行動計畫，這套經濟行動計畫應該同時聚焦在市場所得的分配與重分配，並清除妨礙經濟成長與平等的障礙；支持基礎研究，並積極鼓勵企業從事財富創造的工作。唯有如此才可以恢復經濟成長與共享繁榮。

或許我們對現況經常感到失望，但我們並非真的無能為力。
拯救資本主義免於自我毀滅，現在還不遲！

各界讚譽
唯一勇於向新自由主義和共和黨發出戰帖的知識份子，史迪格里茲是社會正義的捍衛者！──《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書評

至今以來，闡述金融危機最精彩的好書！──英國經濟學家　約翰‧凱（John Kay）

史迪格里茲是優秀得離奇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我們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茲這樣的經濟學家！──《英國衛報》（Guardian）

作者簡介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作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曾是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被《時代雜誌》提名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目前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以及智庫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他同時也是《紐約時報》和Project Syndicate等媒體的專欄作家。
已出版著作包括：《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失控的未來》（Freefall）、《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大鴻溝》（The Great Devide）等暢銷著作。

陳儀／譯者
目前為專業投資公司高階主管，曾任投信基金經理人，實務經驗豐富。譯作有《大債危機》、《物聯網革命》、《索羅斯金融煉金術》（中文新譯版）、《大查帳》及《資本主義：金錢、道德與市場》等，譯著甚豐。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更多政府治理挽救美國──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的對策
──高希均

批評總統的白宮經濟顧問
十九年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得獎前與得獎後從不自限於象牙塔裡自我感覺良好；所討論的經濟專題，都希望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

這位極富盛名也有爭議性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所著述的大論述是不局限於美國，不局限於這一代，更不局限於經濟。他從大學時代，就決定從主修物理改讀經濟，因為正值年輕的他在印第安那家鄉蓋瑞城的衰落中，看到社會貧富懸殊、歧視普遍、教育不均、政治權力腐化等的現象。MIT的博士學位，名校的教職，率直及切中時弊的言論，使他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受聘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身為白宮重要幕僚，卻直言柯林頓不惜犧牲社會福利等重要政策，用以刪減赤字，迎合在野黨所做出的政治妥協，辜負了選民當初的託付。他位居世界銀行要職，也直斥國際貨幣基金成為美式資本主義的宣傳工具，並對它在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僵化與麻木提出抨擊。

他在學府、白宮及國際機構所累積的第一手觀察，親身目擊權力官僚的左右逢源，「市場經濟」太多的限制性，及內在腐化的種子。他愈來愈相信：只有政府可以變成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之手。

這位自由派大師，去年四月發表的著作：People, Power and Profit是他對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或泛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人民增加的憂鬱、剝削行為的持續、全球化中的利益衝突、金融危機中的貪婪、新技術創造的新財富及失業等提出了強烈批判（詳見第二到第六章）。他再以全書一半的篇幅提出政治與經濟所需的改革，可說是「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因此中文版以此稱之。

去年九月，以《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聞名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也出版了他另一本巨著《資本與意識形態》（Capital and Ideology），在長達一千一百餘頁中，他控訴「超級資本主義」帶來了「世界經濟的不平等」。他的對策也是更多的政府參與，從教育正義、工人權益到高所得稅。大西洋兩岸的大學者都在鼓吹要有大政府。看來，「大政府」與「大市場」的世紀辯論，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又將掀起另一波高潮；可惜海耶克和密爾頓‧傅利曼兩位市場派大師已去世。

不能容忍川普製造對立
「天下文化」已先後出版過史迪格里茲前三本著作：
（1）《狂飆的十年》，2005年12月
（2）《世界的另一種可能》，2007年6月
（3）《失控的未來》，2010年6月

在這些著作中，我們看到一位洞悉經濟理論與實際參與政府高層決策的學者，他要呈現的不是「理論凌駕現實」，或者「妥協超越理想」；而是要想出政策，使某一政策優點極大化，缺點極小化；並以這個態度來診斷當前美國及世界經濟的爭議。更具體地說，他心中的理想世界是四大元素的追求與平衡：經濟效率、社會正義、個人責任與自由價值。

這些題材也正是自己在1970至1990年代於美國教述經濟政策時的重要課題。我對美國社會曾有過這樣的描述：

人人有成功的機會，人人有失敗的自由，這就是公平的美國。
大家向前看，大家向錢看，這就是公平的美國。
有眾多的百萬富翁，有眾多的貧窮家庭，這就是殘缺的美國。
處處有大愛，時時有搶劫，這就是迷惑的美國。
右手拿木棒，左手拿胡蘿蔔，這就是官方的美國。

可惜執政快四年的美國總統川普，喪失了美國的立國精神與優良的民主傳統；也違反了市場經濟的法則，及國際道義的承諾，進而破壞了人類與國家之間的互信與尊重。

這是美國立國二百五十餘年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作者在書中不斷出現他對川普的強烈批判。在前言中，就出現這幾則：
․「川普仗著掌握權力而為所欲為。這種藐視真理、科學、知識和民主精神的行徑，是川普政府及世界各地『類川普』領袖級人物，不同於雷根及過去保守派人士的根本差異。川普代表的其實是革命的一派，而非保守的一派。」
․「他大肆製造對立，並擴大對立來獲取個人利益。身為文明人所應有的素養被他拋在一邊，就連冠冕堂皇的言行也被他徹底揚棄。」
․「川普並沒有提出一個能幫助美國走出困局的腹案；他有的只是放任社會頂層人口繼續掠奪絕大多數民眾的計畫。」
․「我也將釐清為何川普經濟學（詭異的結合低富人稅、放鬆金融與環境管制、本土主義與保護主義等政策路線）也終將失敗。」

書中對川普施政撥亂反正的行動綱領，特別包括下面幾個重點：
(1)不能對「市場」放任，尤其當社會報酬（Social Return）與私人報酬（Private Return）出現落差懸殊時（如碳排放收費）。當「市場資訊不對稱」時，政府也必要採取行動，減少壟斷獨占。
(2)國家財富取決於二個支柱：國家生產力的提升與技術的升級，二者都需要政府大量投資。
(3)在國家整體財富增加過程中，要用有效的政策阻止企業剝削消費者及勞工，亦即要大量減少尋租（rent-seeking）的不當行為。
(4)社會中的彼此「對立」如果比較不嚴重，經濟體系的表現就會較好。因此，設法減少貧富差距，趨向所得接近，可以變成雙贏。
(5)所得分配的稅率必須要調整。教育不平等的問題也要處理，遺產稅目前也過低。
(6)美式民主已從「一人一票」逐漸變成「一元一票」，美國必須要有更平等分配的經濟體系。
(7)1997金融危機所呈現的華爾街貪婪、自私、道德敗壞需要嚴格防範，它傷害了社會的信任與人民的凝聚，不能重蹈覆轍。
(8)川普的孤立主義絕不是選項，必須要努力改善美國的國際關係。
(9)在推動經濟改革時，漸進主義與微幅調整，不足以解決各種難題。因此先要有政治改革，才能推動經濟改革。

從這些討論中，史迪格里茲教授是意含白宮需要換人。這本去年出版的著作，正可以做為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各方辯論的題材。
一個距離天堂最近的美國，在一個無誠信、缺正義、少公平的川普，不到四年的主政下，竟會受到國內外如此的奚落及譴責！各國政治領袖可不慎乎？
我們隔洋觀戰，完全沒有絲毫幸災樂禍的心理。這是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美國好，世界才會好，台灣與大陸也才會好。天佑美國！
（作者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

序

前言
印第安那州蓋瑞市（Gary）位於密西根湖南畔，那裡是我的故鄉。在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長大成人的我，直到事後驀然回首，才發覺那是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當時的我並未感覺周遭的一切有那麼繁榮興盛，在整個成長過程中，我目睹大規模種族差別待遇與隔離政策、嚴重的不平等、勞工抗爭乃至偶發的經濟衰退等現象，而這一切的一切，對這個城市的樣貌、對我同學的人生，都留下令人難以忽視的影響。

蓋瑞市是美國工業化到去工業化的歷史活見證。這個城市設立於一九○六年，當年世界最大的一貫作業鋼鐵廠便座落於此，而它是以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創辦董事長蓋瑞（Elbert H. Gary）的姓來命名，是個徹頭徹尾的公司市鎮（company town）。我在二○一五年回到蓋瑞市參加第五十五屆高中同學會時，川普（Trump）尚未成為如今這麼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局勢明顯已劍拔弩張，這座城市已跟隨整個美國的軌跡，一步步邁向去工業化。那一年，當地人口已比我成長時期少了一半，整個城市簡直只能用油盡燈枯來形容。如今蓋瑞市，已經成為好萊塢電影中受戰火蹂躪或世界末日後等衰敝場景的拍攝地之一。

我的同學長大以後，有的成了老師，也有少數人當上醫師和律師，還有很多人擔任祕書職務。不過，那次同學會上最令人感到辛酸的話題，是有些人談到當年高中畢業後，原本期待在本地的鋼鐵廠謀個差事，但由於整個國家正好陷入另一場經濟衰退，他們不得不選擇從軍，生命的軌跡自此朝維護治安的職涯推進。看著已離世同學的名冊，再看看在場許多同學的身體狀態，我不由得再次想起美國人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與健康狀況的不平等問題。正當我陷入思索之際，突然有兩名同學起了爭執。一名曾當過警察的同學用惡毒的言語批判政府，另一名曾任學校教師的同學則反批，說那名退休警察的社會安全與失能給付，正是來自他所惡言批判的政府。

我在一九六○年離開蓋瑞市到麻州的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求學。在當時，任誰都無法預測歷史將會如何發展，更不可能想像得到，歷史的發展會對蓋瑞市和我的同學造成什麼影響。這個城市對我的人生態度影響至深：年少時期目睹的不平等現象與苦難，在我的腦子裡留下深刻烙印，那些記憶不斷啃噬著我，導致我對理論物理學的熱情漸漸消退，並對經濟學產生極大興趣。我熱切的希望了解，為何美國經濟體系會導致那麼多人陷入匱乏，更想釐清要如何解決那樣的困境。

等到我開始進行研究，更能理解為何市場的運作經常不完美之際，上述種種問題已變得更加嚴重，不平等的程度惡化到超乎年輕的我所能想像的地步。直到多年後的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我加入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委員那時，世人才終於漸漸開始正視這些議題。這個國家不平等的程度，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或一九八○年代初期間突然嚴重惡化，一九九三年時已達到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水準。

透過經濟學研究，我體察到很多保守派人士的意識型態是錯的；他們幾乎像信仰宗教般篤信「市場的力量」，甚至相信我們幾乎可以完全仰賴自由不受束縛的市場來管理經濟體系，問題是，這樣的信念並沒有理論基礎或證據可言。當時，我面對的挑戰不僅在於如何說服其他人相信保守派人士的意識型態有誤，更在於如何設計出真正有效的計畫與政策，來扭轉不平等程度惡化的危險趨勢，並阻止一九八○年代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以來，因積極推動金融自由化帶來的不穩定與潛在風險發生。更令人煩惱的是，到一九九○年代，愈來愈多人對市場的力量堅信不移，我在柯林頓政府裡的某些同僚更是不遺餘力的推動金融自由化，甚至連總統本人都積極朝這個方向前進。

我在任職經濟顧問委員會期間，就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惡化憂心忡忡，不過從二○○○年起，隨著不平等的程度持續不斷惡化，這個問題更達到令人不得不提高警覺的狀態。因為，即使是經濟陷入大蕭條之前，美國金字塔頂端的國民所得占比都不像目前那麼高。

距離我加入柯林頓政府二十五年後，我開始反思：美國怎麼會落入如此這般的境地？未來我們將何去何從？還有，要做些什麼才能改變未來的方向？我是以經濟學家的身分來回答這些問題，所以不意外的，我認為我們至少可以從經濟失靈之中，找到這些問題的部分解答。美國現在面臨的經濟失靈包括：未能妥善處理由製造業經濟到服務業經濟的轉型歷程、未能有效馴服金融部門、未能適當管理全球化及其後果，以及最重要的：儘管美國已漸漸變成一個「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的經濟體系與民主政治，我們卻未能針對這樣日益惡化的不平等情勢採取回應。

過往的經驗和學術研究都清楚顯示，經濟和政治無法切割，尤其是美國這種「有錢能使鬼推磨」式的政治。因此，儘管本書多數內容聚焦在和美國眼前局勢有關的經濟情勢，但若未對美國的政治稍加著墨，將是我的疏忽。

上述診斷結果的許多要素如今已為人所熟知，包括不節制的金融化，管理不善的全球化，以及不斷增強的市場操縱力（market power）等。我將說明這些要素之間的交互關聯性，並說明當這些要素結合在一起後，如何造成經濟成長趨於貧乏，並導致經濟成長果實的分享變得那麼不平等。

但無論如何，本書的目的不只是要診斷問題的癥結，更要提供解決問題的處方，也就是未來我們能做些什麼，來解決眼前的問題。為了回答這些疑問，我必須先解釋國家財富的來源，並區隔「財富創造」（wealth creation）和「財富搾取」（wealth extraction）之間的差異。所謂的財富搾取，是指透過剝削或其他不良手段取走他人財富。國家財富並非源自財富榨取，而是奠基在財富創造上。國家財富奠基在一國人民的創造力與生產力，以及人民之間建設性的互動。國家財富奠基在科學的進步，科學讓我們學會如何發掘隱藏在大自然的真理，並利用那些真理來促進技術升級。更深入來說，國家財富奠基在我們對社會組織理解的進步，這些理解源自於理性對話，並促成「法治」、「權力制衡」以及「正當法律程序」等制度的設立。

在本書中，我將提出一份改革計畫的綱要，這個改革計畫的論述和川普及其支持者的計畫完全相反。某種意義來說，這是一個融合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與小羅斯福（FDR）的主張，但完全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改革計畫。我要強調的核心論點是，經過這些改革，經濟將更快速成長，但在此同時，經濟的繁榮將得以共享；在那樣的環境下，多數美國人所渴望的生活將不再只是白日夢，而是可以達成的現實。總之，如果我們真正理解國家財富的來源，就能實現更有活力且繁榮共享的經濟體。但要達到那個目標，政府必須勇於承擔和目前不同、甚至更大的責任；在二十一世紀的複雜世界裡，我們不能逃避集體行動的必要性。我也將說明，只要政府採行一系列財力許可下的卓越政策，中產階級生活將再次成為常態。在上個世紀中葉，我們曾經差一點就實現那樣的生活方式，但目前看來，我們距離那種生活方式已愈來愈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