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數殺人筆記（簡體書）

暗數，即犯罪暗數，又稱刑事隱案，是指該“罪行”已經發生，但因各種原因，隱匿在官方正式的犯罪統計之外。

蔣鵬年幼喪父，考刑警沒過，做了獄警，辦案中因過失被停職。他在獄中無意中獲得一個筆記本，裡面寫滿了服刑人員未供認過的暗數，恰好有一個人名是蔣鵬小時候就聽過的，而且跟自己父親的犧牲有關。

為找到父親死亡真相、打擊刑事隱案，蔣鵬走上了“挖罪”之路，可筆記本中深埋的罪惡，已遠超他的想象。

父親背後的秘密，是他通往死亡的大門。——師徒案

她愛自己靈魂裡的他，卻讓另一個他走上了連環殺手之路。——拉拉案

下崗之時工友交惡，塵封往事浮出水面，其中暗藏命案玄機。——硫酸案

一副耳墜，五條人命，只因為私欲的貪婪和親情的惡意。——耳墜案

蟲安

原名夏龍龍，1989年生人，南京人，魔宙簽約作者。

19歲前是南京高淳區古柏鎮著名的“活鬧鬼”，19歲至26歲是南京第四機床廠著名文藝骨幹，27歲開始寫作。

曾在書裡讀到過一句話“努力講好一個故事的人，一定會成為一個善良的人。”為此，希望能夠成為一個講好故事的人。

人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可怕，生命比我們以為的還要脆弱。

一個獄警毆打罪犯，淪為階下之囚。

一個輔警壯烈殉職，沒有得到功勛。

師徒案、哭墳案、拉拉案、硫酸案、耳墜案、韭菜案、盜尸案，通過一本卦書，起底暗數殺人事件。

序章
第一案師徒案
第二案哭墳案
第三案拉拉案
第四案硫酸案
第五案耳墜案
第六案韭菜案
第七案盜尸案
大結局暗數筆記

2012年冬天，我進了江浦監獄，一待就是兩年。

別誤會，我沒犯事，是去工作。或者說，是去實現夢想——我想成為一名作家。

有些朋友乍一聽不太相信，他們覺得監獄裡大概只有兩種人——罪犯和獄警。其實，還有很多職工崗。比如我，崗位是新聞編輯。每個月，監獄文教樓的演播廳都會播一期半小時的視頻新聞，片子由我來審核剪輯。

我大學在魯迅美院讀油畫專業，原本要做畫家，臨畢業那年，讀了幾本犯罪小說，就魔怔了似的，自己也想動手寫。

畢業後，我無心畫畫，蹲家裡半年碼了三十萬字，編了個長江沙霸江湖的故事，簽給一個無良網文平臺，只拿到六百塊稿費。後來，書名和署名也被平臺改了。

我創作衝動依然旺盛，整天悶在屋裡醞釀下一部作品。換在父母眼裡，我卻是徹底廢了，要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一天晚上，父親拍桌子發完火後，突然生出了一種情緒。他說，不指望你有大出息，但得有個穩定的工作。你去那兒幹輕巧活兒，沒事想寫什麼還能寫什麼。

那兒，指的就是江浦監獄演播廳。

父親在監獄管理局有熟人。他看不下我整天在家閑逛，說二十五六不工作的男人都是“腌菜”。他寧願壞了一輩子的清廉，替我打聽了這份工作，也不希望自己兒子變成“無事佬”。

我一聽急了，這是送我蹲監啊。轉念一想，又立馬答應。不管父親是讓我收心，還是送我個鐵飯碗，這差事對我的寫作都是好事——能進“監獄”，必定能見識到“風云”。

只是未曾想到，我在演播廳無所事事了十幾個月，朝九晚五，兩點一線，犯人的監管區都沒機會進去過。

直到2014年秋天，我遇到二監區的一個重刑犯。

那天，警官學院入監做警示教育，專門找了些曾是公職人員的犯人演講。教改科來了一個科員跟拍，叫李愛國。他人細長精瘦，一身警服像掛在兩根筷子上，扛著索尼攝像機到處走。

李愛國到演播廳借板凳，我正閑著無聊，幫他接過機器擱桌上，跟他請教攝像技巧。一聊才知道，我平時審播的獄內新聞，都是他采編的。我問他：“平時拍攝方便帶上我嗎？我幫你扛攝像機。”李愛國搖搖頭，左右手交叉，捏了捏自己的肩膀，“是駝了，這一大塊。”

我繞到他身後，驚呼道：“再不換人扛機器，以後出毛病了，工傷都算不上。我有一親戚，跟你一樣，脖頸後面拱出來一塊肉，後來壓迫神經，做手術花了好幾萬。”

他立刻笑著拿起攝像機塞到我懷裡，“警示教育馬上開始，你幫我扛一會兒，我教你一些厲害的拍攝技巧。”

我扛起攝像機，和他去了三樓會場。一百多平米的會場，坐滿了警校學員，我扛著攝像機站在過道中間。講臺長條桌中間坐著七八個領導，右側放了一根話筒架。一個駝背的中年囚犯站臺上，正對著話筒發言，講得聲淚俱下。聽他自述，曾是某縣級市的政法委書記。

中年囚犯正講著，有個青蛙眼獄警領著個犯人站到了我身後。我回頭看了一眼，那個犯人體型健壯，個子比我高點，一米七八的樣子，神似反町隆史。獄警遞他一張紙，說：“稿子你不願意寫，我幫你寫好了，給個面子，上去讀一下。”

那犯人拉著臉，很不情願的樣子，回道：“我喉嚨發炎，扁桃體還腫著，沒法發言。”

我聽著覺得奇怪，哪有犯人敢推諉獄警交辦的事。

獄警又勸他：“這是監獄領導交代的，看我們以前同事一場的分上，別給我添亂好不好？別覺得這事丟人，你讀一下，算你認罪悔罪態度不錯，後面給你申請加分，能多減幾天刑。”

這個犯人不說話了，舉著紙看了一會兒，然後點了點紙面，“就說這一件事。”

大約十分鐘後，臺上的中年犯人鞠躬退場，“反町隆史”上去了。我往後退了幾步，扛著機器保持正向姿勢，頭歪過去問青蛙眼獄警：“這犯人以前是警察？”獄警掃我一眼，“嗯”了一聲。我忍不住又問：“他犯了什麼事？”青蛙眼沒說話，專注看著臺上。

我趕緊回頭，把攝像機對準“反町隆史”。

“我叫蔣鵬，生於1990年，是警官學院2012屆的畢業生，在江浦監獄當過實習獄警，工作期間因與犯人約架被解聘。我奉勸各位在座的警校學子，不要跟我一樣魯莽衝動……”

後面就是一串反省的套話。他一口氣念完，臺下的警校生卻冒出一片噓聲，很多人交頭接耳。有男生小聲嘀咕：“明顯避重就輕，他弄死人的事不提，只說打犯人的小事。”

兩個女生扭著臉反駁：“什麼叫弄死人那麼難聽，那是意外事件好不好？蔣鵬學長已經很慘了，你別再落井下石了。”

臺上的領導抓住話筒咳了幾聲，底下安靜了。校方領導想讓犯人再講一會兒，教改科科長看了看時間，回絕了。眾人散場，李愛國拿回攝像機，看了看我拍攝的視頻，說：“還挺不錯的，很有天賦啊。”

我問他：“那事答不答應？”李愛國擺著手走遠，說以後再聊。

沒過兩天，李愛國又來了。

監獄搞“創建”，領導點名批評獄內新聞沒新意，太形式化，創新任務交給了李愛國。我拉他坐下，聞見一陣虎皮膏藥味，故意拍拍他肩膀，說需要幫忙，盡管招呼。

李愛國扭了扭脖子，聳了聳肩，說走一步看一步，敷衍敷衍，能對付就對付。我見縫插針，問他還記得上回那個蔣鵬嗎，那個當過獄警的犯人——采訪他啊，現成的創新節目。

我提出這個建議，事先是打過主意的。上回在警示教育會場，蔣鵬一開口，我就預感到，我要的“風云”來了。

李愛國想了一會兒，說不行，他那事兒敏感吧。我說咱這兒又不是電視臺，你想不想創新吧？李愛國說也是，教改科本來就有權采訪——他咧嘴一笑，看著我，“想不想學點更深入的拍攝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