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

首部臺灣動物文化史
更是一部宏觀的自然史與生命史
以嶄新的視角探討人與動物生命的交錯

因對受難動物抱持不忍之情
而為臺灣的動物寫下第一部歷史
開啟動物歷史與動保運動之間的正面互動

在不同時期的動物園中，動物的處境如何？
動物園的動物圈養、表演與展示，有著什麼樣的文化背景？
戰後臺灣動物園的經營與戰前有何銜接與轉變？
面對沒有話語權的動物，人類可以為牠們寫下怎樣的歷史？

本書以臺北的圓山動物園個案，探討國家、戰爭、娛樂、教育及環境等面向，多角度觀察人與動物、人與動物園之間的關係。篇章組織完整，論證及實例扎實，文字敘述通暢易讀，可能是臺灣史中最早以動物園為主題來探討人與動物關係的著作。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除了動物園，本書還包含與之相關的動物表演、博物館展示、動物標本、軍用動物等主題，一來展示了基於臺灣經驗的豐富內容，為後來的研究者確立了基礎範圍與重要史料；二來作者本身對受難動物抱持不忍之情，使其書寫立意與視角選擇有別於臺灣以往的動物園歷史研究，所以《文明的野獸》的開創性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動保圈自然不能忽視。
──龔玉玲（《臺灣動物之聲》主編）

長久以來，動物園一直被視為成人遊憩的場所、兒童歡樂的園地，象徵人與動物和樂融融的烏托邦。但事實上，動物園除了貼近民間生活，更與殖民論述和國家權力息息相關。早期的圓山動物園（即今臺北市立動物園）是總督府博物館轄下的機構，肩負發揚帝國榮光與成就的使命，是展示知識文明與進步的場所，與市民的休閒生活息息相關。
到了戰爭動員時期，動物園的經營則不得不改弦易轍，迎合官方的猛獸處分政策，預設遭遇空襲時可能發生的情況，選擇性地以電殛法將「猛獸」擊斃並製成標本。此中除了軍事安全的考量，或許更有引發市民「同仇敵愾」心理的策略。
而1970年代起，受全球環境與政治影響，動物園組織集團化，知識交流愈見頻繁，動物的飼養、登錄、繁殖、交換等各項管理更具有國際視野，園內動物在全球生態系中的自然資產價值也進一步被強調。時至今日，比起休閒娛樂的功能，動物園更被期許成為具備國際觀、尊重生命的動物樂園。
書中著眼臺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臺北圓山動物園，集中探討動物園在面對民間、國家、戰爭與環境變遷之際，呈現哪些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又是如何被凝視、想像與操作。本書不僅是臺灣首部動物文化史，更是一部宏觀的自然史與生命史，透過爬梳動物與人類社會相遇的過程，進一步思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之道。

遠足新書系「潮歷史」
書系主編：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歷史是梭織過去和未來的動詞，記錄世界的行蹤；
歷史是新潮與後浪撞擊的平臺，激越視野，洶湧樂趣。
歷史如潮汐，歷史可以很「潮」，是時代的浪潮，更是閱讀的風潮。在這個時代，我們希望「潮歷史」能夠成為一個歷史創作的新平臺。集結國內外有觀點、有見解、有趣味的嶄新研究與重要論述，不論是國際知名學者、年輕一輩的研究者，或大眾歷史和輕歷史的創作者等，都能在「潮歷史」的規劃下，一起開創和引領華人世界的歷史閱讀風氣，讓這塊土地人民的視野「朝向歷史」。

鄭麗榕
1962年出生於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博士，現任教於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興趣為動物文化史、家族史、臺灣近代史。思考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倫理關係，幫助自己更認識世界。

蔣竹山
臺灣桃園人。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曾任東華大學人社院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現任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所長。研究興趣喜歡打破傳統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塊分立之框架，主要方向為醫療史、新文化史、全球史、公眾史學。歷來除關注全球視野下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在學院推動相關社群活動外，也對社會大眾推廣歷史普及與公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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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龔玉玲／《臺灣動物之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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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人與動物關係的歷史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本書以動物文化史為焦點，結合豐富的歷史文獻及專題區域比較視野，極富創新性及發展性。傳統歷史學中，動物一直沒有缺席，例如農業與經濟史中的畜牧、漁業，軍事政治史裡也偶有動物的身影。不過近年史學新領域的動物轉向，進一步認為人和動物共同創造人類歷史，也共用自然和社會空間，使得動物史有了更多可發揮的空間。本書呼應了這種新視野，關注人類如何將動物視為文化象徵，用來建構政治權力和意識型態，這主要體現在政治、外交層面。另一方面也開始注意動物作為歷史主體的角色、功能和意義，進而思考動物的能動性（agency）。
全書以臺北的圓山動物園個案，探討國家、戰爭、娛樂、教育及環境等面向，多角度觀察人與動物、人與動物園之間的關係。材料運用涵蓋歷史、自然、文化、生態及社會等，篇章組織完整，論證及實例扎實，文字敘述通暢易讀。這可能是臺灣史中最早以動物園為主題來探討人與動物關係的著作，關心的層面可擴及人與自然、環境史等。這幾年來作者依此脈絡，繼續研究動物命名的歷史、休閒式狩獵史、動物標本的文化史、臺灣的伴侶動物歷史等，書中尚觸及兒童與動物、動物的遷移與貿易等，有許多課題都可以再深入研究，可以說是一本很具有拓展性的著作。
作為麗榕的博論指導教授，我提醒她在採用新觀點的同時，也要固守歷史學的長處；須有宏觀的視角，也要能運用綿密的史料，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作出詮釋。這本書除了使用官方檔案與史料外，也活用了不少報紙、口述訪問、日記回憶錄等資料。事實上她進入動物史最早的發端，是源自研究臺灣早期動物保護運動的歷史，而這個主題是她參加我在中央研究院日記解讀班時，讀到黃旺成擔任臺中士紳蔡蓮舫家庭教師時，臺灣動物保護會成員來訪而得到的靈感。同樣地，她也在我教導臺語白話字──《臺灣教會公報》的解讀中，找到不少人們的動物觀以及動物被如何對待的記載。
而新的視野不全然都只能運用在近代新事物上，所謂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往往無法一刀劃分，甚至常可能是並存的現象。例如本書提及現代動物表演的歷史，就不能不回顧到臺灣傳統民間社會的雜耍表演，過去喪禮中「有『弄樓』（或稱『弄鐃』）的習俗，是喪家在三旬（即查某囝旬）時，為亡者做完一日或二、三日的『功德』後，請人來做『弄樓』」，「以扮雜耍的方式來沖淡喪家哀傷的氣氛」。且傳統雜耍「常配合農業社會的生活節奏進行」，二十世紀初在臺灣興起的馬戲團，「也常在年節或重要假期等節慶期間，到各城鎮的常民空間內巡演」。一九二○年代，豐原郡役所落成典禮中，時任保正的水竹居主人張麗俊，在日記中記下了各種慶祝活動，包括「生猴戲」表演，展覽會、來自日本的曲馬戲（即馬戲團表演），以及傳統子弟戲等。又如書中提及動物養殖的歷史，分析了臺灣的大家族裡，在傳統園林生活文化中，對於植物與動物的蒐集、研究，以彰顯其特有的生活品味，表現出與自然的親密關係。凡此，都是新與舊相互調和、共存的實際案例。
人的歷史與動物的歷史絕非兩個世界，作者長期關注生物保育及環境倫理議題，珍視動物的生命與人之間的各種交錯，或許是她撰寫此書的初心。她也向我表示，但願像歷史學中豐富的人物傳傳統一樣，能為更多動物寫出生動而引人深思的生命故事。這條研究之路還很長，也期待有同好者一起耕耘這個園地，因此樂於為此序以為推薦。
蘊含推展動保運動能量的動物史書寫
龔玉玲
《臺灣動物之聲》主編

麗榕是我的師友，長期以來，我從她個人身上、她的論著上，獲得數不盡的啟發。我之前就非常期待她的研究能出版專書，因為這代表以動物為中心的歷史書寫可以多一個管道，更廣泛地受到臺灣動物保護界以及許多默默關心動物議題的大眾關注。
相同的雀躍心情也曾經浮現於我初次主編《臺灣動物之聲》之時。當時是二○一一年年底，我閱讀了麗榕剛發表於《臺灣風物》第六十一卷第四期的文章〈「體恤禽獸」：近代臺灣對動物保護運動的傳介及社團創始〉，收穫很大，迫不及待想要跟臺灣動保圈分享。徵得同意下，我將〈「體恤禽獸」〉另編輯成適合動保雜誌的型態，刊登在《臺灣動物之聲》第五十八期（二○一二年夏季號）作為焦點文章。
之後，幾位任職於動物保護組織的讀者主動向我回饋心得，有人說，一直以為自己在臺灣推動的是相當革新的事物，沒想到過去就曾有人從事類似的工作；有人則是方才具體意識到，此刻自身投入的改革與倡議，很可能將被後人以歷史角度談論甚至分析；也有人說，讀者多半已經從過去發行的五十多期刊物及其他文宣裡，熟悉了當今動物保護議題的主要談論路線，但是從文史角度來審視動保議題則實屬陌生，雖說新鮮有趣，卻不知道如何跟當前的動保工作實際聯結起來。
這種疑惑其來有自，畢竟動保圈面臨的動物剝削狀況太多，許多人無暇顧及眼下以外的事，所以講求實際而直接的動保行動。我在這裡嘗試就麗榕的動物史研究回應，和關切動保議題的人分享心得。
首先，過去發生的點點滴滴是否能提供某種「歷史教訓」供今人參考、是否能從中確定某種客觀的「公理」，供今人預測日後的軌跡，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管各人定見為何，學界的研究成果與論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動保圈的運動資源之一，這應該是可接受的共識，而歷史研究當然也在其中（反之，動保運動的推行過程與結果，也會牽動相關學術研究）。
以麗榕的研究為基礎的《文明的野獸》，除了動物園，還包含與之相關的動物表演、博物館展示、動物標本、軍用動物等主題，一來展示了基於臺灣經驗的豐富內容，為後來的研究者確立了基礎範圍與重要史料；二來麗榕本身對受難動物抱持不忍之情，使其書寫立意與視角選擇有別於臺灣以往的動物園歷史研究，所以，麗榕的研究與《文明的野獸》的開創性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動保圈自然不能忽視。
近年來，麗榕已經受到一些單位的邀請，對學界以外的聽眾演說相關主題，在我曾經參與的場次裡，都能感受到臺下積極聆聽的氣氛，這無疑是動物歷史研究與動保運動之間的正面互動。特別是當她述及戰爭時期，動物園內的動物曾經在戰略考量下被利用的種種情況時，不少聽眾都對前所未聞的動物園「猛獸處分」政策、軍用動物的宣傳與動物慰靈祭等事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知曉的戰爭歷史往往著眼於國與國、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動態，以及重要人物的決策、人類生命與財產的損失等面向，以致於一般人難以意識到動物生命是如何參與其中。事實上，牠們除了作為軍用動物在前線受使役，也會被動物園利用來宣傳戰事，或為了蒐集毛皮給軍人禦寒而全面被捕殺，甚至基於戰事需求而被當作實驗動物等，總體犧牲的數量恐怕是難以想像地龐大，然而在戰爭歷史中被提及的程度卻不成比例，此外，牠們在各種層面捲入戰事所帶來的影響，往往也被忽略。所以，麗榕用有別於原先涉及軍事目的的呈現方式，重新向大眾介紹許多如今不見經傳的動物與牠們的遭遇，這件事本身就蘊含推展動保運動的能量。
另一方面，也因為當代動物保護運動相當強調「揭露動物受難處境」的策略，以使人們在震驚之下開始反省原本以為理所當然的事（譬如大規模飼養與宰殺經濟動物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逐漸遠離了人們日常生活範圍的區域，而限制在有圍牆阻擋視線的建築之內，令動物在人類的生活中益發邊緣化），所以我相信熟悉動保路線的人們，自然也會對歷史上曾經發生卻不被今人所熟知的動物受難情況，抱有相當的倫理敏感度。當代動保運動的「揭露」與動物史家的「揭露」，兩者雖然在脈絡上並不相同，但是回到麗榕講座的特定現場，從聽眾角度而言，兩者之所以都具有牽引人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簡單地套用當前的動保價值觀來判斷過去的動物與人的關係──對此事保持謹慎，也是我個人從麗榕的言談與書寫中學到的重要態度。動物研究一向鼓勵跨領域，這個提醒對於我這樣並非史學專業出身、但對歷史感興趣的人是重要的。我也相信，透過看見動物與人類關係的複雜性和歷史特定性，避免一貫性地把事情簡化成是人類在支配與壓迫動物，對於動保工作者來說也相當重要。我個人會特別關注《文明的野獸》裡提到的不同歷史情境下出現的「動物之愛」或「愛護觀」，留意其中哪些部分是涉及人們與動物之間最樸素、最誠心的感情，哪些部分又因特定時空條件而與當前觀念不符。本書中還包含了其他豐富的內容，關心動物議題的人一定可以從中找到各自側重之處，並且對於曾經生活在臺灣的動物能有多一層認識。

書系總序 
反映當前歷史學潮流，引領歷史閱讀新風氣　

蔣竹山
書系主編／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每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流行歷史著作，粗略來看，我的大學時代是《萬曆十五年》，某個時期是《槍炮、病菌與鋼鐵》，最近可能是《維梅爾的帽子》。從歷史學發展的趨勢來看，現在市面上的歷史類書籍出版，似乎未能反映當代歷史學的走向。整個臺灣歷史學的出版，有一個大趨勢就是全球史作品變多了。
放眼西方歷史學界近十年來的變化，經我統計，透過會議、研究計畫、論著發表來看，可歸納出十個趨勢：情感史、書籍史、文化相遇、歷史記憶、全球史、帝國史、環境史、醫療史、數位史學、公眾史學。相較於這些主題的多元，現有的臺灣歷史類書籍的出版市場就顯得過於偏食。有鑑於此，我們希望規劃一套能夠反映當前歷史學潮流的叢書，既有學術深度，又有可讀性，「潮歷史」因而誕生。
在上述十個既有的趨勢調查之外，我們發現有些面向漸漸受到重視，像是動物史與動物轉向就是過往較少被關注的，人與動物關係的議題從社會學、生態學、倫理學延伸到歷史學，開始注意歷史上人與動物的互動，這便是我們叢書規劃的方向之一。其次，像是我最近正在推動「全球視野下的物質文化史研究群」，物質文化史主題也會是這個書系的重點。又或是我的藏書有大宗的日記，而如何藉由日記反映微觀史與日常生活，這樣的主題亦將出現在我們的名單中。此外，食物史同樣是近來的跨領域研究重點，涉及營養、衛生、醫療、農業及飲食文化等課題，相當值得關注。
歷史是作為一位當代公民最重要的素養之一。「潮歷史」，意指歷史如潮汐，歷史可以很「潮」，是時代的浪潮，更是閱讀的風潮。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時代，我們希望「潮歷史」能夠成為一個歷史創作的新平臺。
集結國內外有觀點、有見解、有趣味的嶄新研究與重要論述，不論是國際知名學者、年輕一輩的研究者，或大眾歷史和輕歷史的創作者等，都能在「潮歷史」的規劃下，一起開創和引領華人世界的歷史閱讀風氣，讓這塊土地人民的視野「朝向歷史」。　
期待這套「潮歷史」的規劃，既能引進國外的佳作，更能挖掘臺灣本土的歷史寫手──在比例上我們更傾向於後者──藉此翻轉現有人社書籍以翻譯為大宗的失衡現象。

「潮歷史」書系總序　反映當前歷史學潮流，引領歷史閱讀新風氣／蔣竹山
推薦序　書寫人與動物關係的歷史／許雪姬
推薦序　蘊含推展動保運動能量的動物史書寫／龔玉玲
緒論
第一章　動物園的文化背景
一、動物圈養
（一）人與自然關係理想的寄託
（二）板橋林家園邸與動物飼育
（三）霧峰林家與動物養殖
二、動物表演
（一）傳統雜耍與小動物表演
（二）馬戲團與大動物表演
三、動物展示
（一）博覽會中的動物展示
（二）博覽會餘興節目與巡迴動物園
（三）博覽會動物的脫逃史──以臺灣松鼠為例
四、結語
第二章　國家與動物園
一、動物園的政治意涵
（一）文明工具與帝國榮光
（二）帝國中的動物園儀式性觀覽
（三）博物館與動物園
二、市政型動物園
（一）從博物館到公園
（二）公園與動物園
（三）圓山動物園的經營
三、結語
第三章　戰爭與動物園
一、戰時動物之愛與動物園
二、戰時動物園的「猛獸處分」
三、動物慰靈祭與動物園
四、結語
第四章 娛樂、教育與動物園
一、動物園與娛樂化
（一）遊樂園與動物園
（二）動物表演與動物園
（三）明星動物：命名與實例
二、動物園與社會教育
（一）動物愛護、虐待與動物園
（二）兒童與動物園
（三）標本、生死展示與動物園
三、結語
第五章　環境與動物園
一、動物來源的討論與實踐
（一）綜合動物園之路
（二）從棲地到動物園
二、動物園與生態環境
（一）跨國趨勢
（二）國內因應
三、結語
結論
謝辭
參考書目

書摘 
二、戰時動物園的「猛獸處分」

他們所能做的只有祈禱不要死得太痛苦而已……但在那之前，總之他們不得不射殺動物園的動物們。……我所記得的動物園，真的是我記憶中那樣的動物園嗎？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襲擊動物園（或不得要領的虐殺）〉，
《發條鳥年代記　第三部刺鳥人篇》
（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7），頁78-79、85

二次大戰後期的1943年8月至戰爭結束前，日本帝國內的動物園曾執行「猛獸處分」政策，臺北動物園的「猛獸」並未倖免。雖然已過了將近80年，但關於這些被毀滅的動物，特別是曾被命名的大象，牠們的故事就像家人的往事般，不斷被重新創作、書寫與述說；大阪天王寺動物園並自2005年起，每年在8月舉行相關展覽以資紀念。反戰的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曾在1990年代以新京（今中國長春）動物園為主題，想像戰爭末期該動物園執行軍方猛獸處分政策的情形。村上稱這種行為是「不得要領的虐殺」，對戰爭時期執行政策者心靈上的自我扭曲，將責任委諸命運、逃避良心譴責的現象刻劃極深。動物園經營者原本費心蒐集、圈養的動物，因為戰爭的關係而主動且有計畫地被毀滅，並使用「處分」的字眼，隱然將動物視為財產或是破壞秩序者，與本章後述的慰靈祭宣稱的愛護動物精神，和所謂人與動物間建立「愛之絆」的戰爭宣傳，無論如何都是矛盾的，因此當書寫者回顧這段人與動物關係的歷史時，顯示出的創傷也特別深。
然而臺灣的動物園由於戰後經歷改朝換代的變革，檔案文字失落或塵封，許多戰爭結束前動物園的集體記憶被遺忘，在這個主題上似乎相對沉寂。回顧動物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情形，思考動物與人的關係，我們要如何召回臺灣動物園的這段歷史記憶？最直接的資料似乎還是要翻回1943年12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一份有關臺北市動物園的報導。其中標題明示：熊與虎都為國犧牲，預備空襲而進行猛獸處分，為少爺、小姐朋友剝製牠們。文中則說明：為確立與完備防空體制，東京及大阪動物園已經屠殺園中猛獸，臺灣既然必將面臨空襲的情勢，考慮到空襲時的危險，12月27日上午8點半將先處分熊及羆。殺戮的方法幾經研究，決定採用電氣法。殺戮後的猛獸則剝製永久保存，作為教育資料外，骨骼及內臟亦提供臺大研究室作為研究資料，其後並將陸續處分虎、豹等。在「少爺及小姐」中最有人氣的猩猩「一郎先生」，因為是國寶，將對其檻舍加以補強，予以保護。臺北市當局並發表如次的談話：

時局日益逼近，關於本市動物園猛獸之處置，已預為考慮。本年9月初以航空信詳詢內地主要都市的情況，得知東京上野動物園業於8月、9月間全部處置，而大阪市馬戲團等也已處置。在此情勢中，鑑於臺灣本島比內地更有空襲必至的事實，需預為處置猛獸，適當考量治安上及防空對策以及市民的不安等，乞求相關各方面能諒解，不得已的事是理所當然。由於得到以上指示，此回處分的猛獸包括獅子、虎、豹、熊、羆、朝鮮狼。無論如何，不僅本市少爺、小姐，就是全島的諸位看來，〔動物〕牠們隨著時局的進展而犧牲，實在很可憐。但這些猛獸完成了永久的使命，提供臺北帝國大學動物學及醫學部和大學病院等作為種種研究資料，並剝製保存於博物館或動物園，骨骼也成為動物研究資料。至於殺戮的方法，研究過毒殺、銃殺及其他方法，結果決定使用電氣，請電力會社協力。市方面為撫慰這些犧牲的動物，有為牠們供餐。由於猩猩是日本唯一的貴重動物，已將其獸檻加強為兩重，並設石造防彈壁予以保護；象已家畜化，很受飼養夫馴化，腳上了鐵鎖，也已設石造防彈壁，因此將予保留；而大蛇及鱷魚正冬眠中，因此也保留。

這是一份臺北當局在殺戮動物園的動物前（開始的當天），公開對市民發出的通告，似有取得市民諒解的意涵，也彰顯該市動物園的動物與市民（尤其文中提到的「少爺」與「小姐」──即兒童）之間的關係；也可能臺北市當局擬透過這項政策說明，達到某些政治或軍事目的（詳後）。這篇報導與官方的說明，詳述臺北動物園執行「猛獸處分」的原因、經過與後續處理措施，強調是為空襲而準備，依循日本內地動物園（尤其是上野）的成例，而保留猩猩、大象、大蛇及鱷魚等動物，由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協助以電殛方式殺戮──稍早鹿兒島動物園也曾在同年處分動物，毒殺法失敗後改採電殛法。
由於臺灣的報導是執行前（及執行當日）發稿，這份報導所描述的被處分動物種類與採用方法，並不是完整的訊息，也無法了解遭處分的動物數目。但對於臺灣動物園這次「猛獸處分」之後的情形，1944年從北海道小樽來臺北帝大攻讀獸醫的學生佳山良正留下了回憶。說他到臺灣時，由於經歷過「猛獸處分」，動物園中僅飼養著中小型動物與鳥類。聽說臺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獸醫學生也參與了「猛獸處分」的過程，並實地接受解剖指導，臺北市的技師與任教大學的森於菟教授亦曾參加。殺戮的方法是將動物誘入鋪有通電鐵板的獸籠內，再以通電長槍刺向動物的臉部，獅子及老虎都是這樣被「處分」，而熊在被電殛兩三次後仍能站立。據說學者不但解剖這些被電殛的動物，還試吃牠們。此外還有第二次的處分，依臺北州所發的「火藥類所持許可證」，1945年3月3日，臺北市動物園另以7發銃彈（其中1發空彈，因此實為6發）槍殺園中兩頭獅子。不過戰爭結束15年後，有獅子亡故時，園方卻表示牠早在戰前就來到園中，就這個例子而言，足見戰爭末期的猛獸處分範圍並非全面，至少獅子並沒有被完全「處分」。
戰爭結束近20年後，報端曾有一說不盡實在： 1945年臺灣遭受空襲，「全部的動物均予電斃，唯恐一旦獸檻炸破，動物逃出而造成災害，以致當時遺留下來的祇僅僅是兩隻食用火雞而已。」這篇報導在實際處分時間、方式與範圍上，都有值得商榷之處。
雖然臺北市當局在對市民關於猛獸處分的公開聲明中，並沒有提到軍方或日本中央的明確政令，但仍出現「指示」兩字，顯示臺灣動物園與日本內地動物園在決策上的指揮關係，或至少是依循日本內地的作法。有關日本帝國動物園決策的一致性，動物園間聯合組織的形成是一個因素。進入戰爭時期後，日本動物園界因漸感物資不足，為技術與資訊交流、飼料及動物相互調節，而於1939年5月23至24日於京都動物園開會，臺北市動物園也派出技師磯崎義演與會。會中決定成立全國動物園協會，這是當年11月17日「日本動物園協會」（次年6月召開第一次總會時更名「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成立的緣由。在1939年京都的全國動物園長會議中，會議紀錄提及空襲對策的猛獸處理事項，載明空襲時根本方法是加強動物寢室的耐震、耐火能力，並將猛獸檻舍偽裝迷彩化，而射殺動物則是「必要的最後手段」。紀錄中也提到臺灣特別有遭受空襲的可能，人心相對浮動。1943年8月，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召開戰時最後一次總會（即第4回總會），會中，日本內務省代表曾要求各園處理猛獸，之後即由上野動物園帶頭執行、各動物園接續，總計戰爭結束前，全帝國動物園共「處分」303頭「猛獸」。臺灣選擇在是年（1943）12月底開始執行，除依循內地動物園之例，或許也受到前一個月新竹空軍基地遭美軍大規模空襲造成的恐慌心理影響。
因此研究者指出，日本帝國的猛獸處分政策有幾點特色：首先，即使執行方法與時間不一，卻是全帝國一致陸續執行的，在當時其他國家的動物園是絕無僅有的現象。究其原因，在於日本主要的公共動物園都由市級政府經營，營運上有高度中心統一性，決策者為官僚而非動物園人員，而官僚階層又如同一條直線般層層轄制，從中央到地方有連動關係，各動物園本身的自主性相對被減低，動物專業人員僅能受命於行政人員。 其次，關於猛獸處分政策制定者與責任歸屬問題，向來都認為是以日本陸軍為主，但其實日本內務省與東京都長官大達茂雄的角色亦不容忽略。內務省對動物園水族館協會的影響已如上述，至於東京都長官部分，該都所屬的上野動物園係於1941年7月底，接獲日本陸軍東部軍司令部獸醫部制定非常時期動物園對策的要求，研擬提出「動物園非常處置要綱」。但該項措施則是在處置要綱擬定的2年後，即1943年8月中，由大達茂雄下令執行，透過公園課長傳達給上野動物園。
值得思索的是，上述報導所流露臺北動物園經營者的動物觀：動物的價值在於彰顯其在人類社會中的「永久使命」，牠們雖因戰爭情勢而被「處分」，但其犧牲被經營者認為是有意義的──能貢獻於人類的動物研究與教育，留下剝製的標本可讓牠們完成使命；而何為猛獸？何須受處分？則由各動物園經營者自主斟酌判斷。臺北動物園的標準，是動物在帝國裡的稀有性與家畜化程度。預定「處分」的「猛獸」包括獅子、虎、豹、熊、羆、朝鮮狼，其中獅、虎、豹及朝鮮狼為肉食性動物，熊及羆為雜食性動物。而不列入「處分」的動物，則包括草食性的大象，因臺北動物園認為園中大象已成為「家畜」，受到馴化──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內地動物園許多大象卻被列入戰時猛獸處分名單。以果實為主食的婆羅洲猩猩一郎，被報導的記者提起其名，並尊稱為「先生」，彰顯牠在全園動物中特別具有人類社會的可辨識性，可以說被納入了人與動物的「絆」，因其在帝國內稀有，被視為「國寶」，因此不必「處分」，僅需強固其檻舍，預備面對可能的空襲。大蛇與鱷魚因正值冬眠期，也不需處分──但不知冬眠醒來後，動物園將如何看待牠們的身分。
關於猛獸處分政策的原因，有人懷疑空襲之說其實是動物園的藉口，認為真正的理由是戰爭時期糧食飼料不足。確實，戰時各動物園多面臨糧食問題。上野動物園在1940年1月時，就曾屠殺園中7頭山羊以餵獅、豹， 同年10月10日林獻堂參觀該園，即曾在日記寫下：「觀動物園，獅、虎皆甚消瘦，偃臥不能行動，因年來肉甚缺乏也。」當時臺灣的圓山動物園也同樣遭逢食物困難的問題，因此亦試圖控管動物的增加，如過去曾竭力歡迎各界捐贈珍禽異獸，但此時民間也受到食物荒波及，一些飼養寵物作研究或趣味者相繼對園方提出捐贈動物的申請，反造成動物園的困擾，動物園因而公開表示除「珍獸奇鳥以外」，凡園內已有的動物，就不再接受捐贈。新京動物園也因為園內肉食動物缺乏食物，而撲殺關東軍的負傷軍馬作為補充。但糧食不足的理由，尚不足以完全解釋為何須由中央或首都官員作出屠殺的指示。
戰時猛獸處分政策的研究者也認為以空襲為口實並不合理，因為空襲目標多為軍事用地、經濟活躍區或官署，除1939年閃電戰時英國倫敦的例子外，極罕見動物園遭空襲的情形；而日本動物園的動物處分時間，也遠早於大規模空襲發生前。這些檢討大致適用於臺灣的情形，尤其臺北動物園並不在城中，圓山當時係屬市郊，較不是空襲目標，事實上，園方可以思考用強固檻舍或其他預防措施避免動物逸出傷人，這也是針對象與猩猩等決定保留的動物的一般作法。因此專家古賀忠道認為，動物園的猛獸處分政策其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一種戰爭心理策略，有意藉市民熟悉的動物被屠殺引起的心理震盪，來增強市民對空襲的警戒感，也使其對戰爭氣氛更敏銳，強化戰鬥情緒，同時把喪失所愛動物的仇恨歸咎給敵人。因此曾久任內務省，嫻熟於戰爭宣傳、時任東京都長官的大達茂雄，才會拒絕留下東京上野動物園內的草食性動物如大象，並且不肯考量將動物疏散到郊區。為撫平市民與這些死亡動物間的情感，事後東京舉行了慰靈祭，透過公開的儀式悼念犧牲的動物。
相較於東京官方對上野動物園猛獸處分的運用，臺灣方面除剛開始執行前曾向市民發出公開聲明外，後續過程似乎較被動、低調，也因此人們留下的記憶較為有限。但是戰後的新聞媒體在1950年代前，仍偶會提及戰時為防空而以電殛方式屠殺動物的往事，並提到戰後所餘的大動物僅「獅象各一」。當時臺灣仍處於與中國大陸對抗的態勢下，依舊有防空備戰的需求，但圓山動物園當局已不再考量猛獸處分政策，而認為堅固的鐵籠足堪信賴，因此1955年時擔任動物園技師的蔡清枝向記者說明：「關於空襲時期動物園動物安全問題，……像獅、虎、豹等的安全，該園已做好了鐵籠，非常堅固，遇有空襲，將猛獸驅入籠內，外再加粗鐵絲籠，即使獸柵被炸，猛獸也無法跑出來傷人。」這也代表之前來自高層的壓力消失，以屠殺動物作戰爭心理動員的政策已經完全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