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稿（簡體書）

劉節（1901-1977）

原名翰香，字子植，號青松，浙江永嘉（今溫州市鹿城區）人。1926年畢業於上海國民大學哲學系，1928年再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歷任南開大學、河南大學、燕京大學、浙江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教職，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兼金石部代主任，中英庚款會協助研究員，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主要著作有：《楚器圖釋》、《歷史論》、《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群書敘錄》、《古史考存》、《中國史學史稿》、《廣韻校稿》（未出版）等。治學範疇包括中國古代思想史、先秦古史、金石學、考古學、古器物學、古音韻學、古語言文字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多方面。

《中國史學史稿》是以劉節教授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於中山大學講課講稿為基礎整理而成，它的出版，對於建設中國史學史這門新學科是一項具有特殊意義的貢獻。這部著作見解獨到，材料豐富，集中體現了劉節先生對於古代史學的豐富學識和幾十年的治史經驗。以前出版的金毓黻先生《中國史學史》，也是一部有學術見解、材料豐富的著作。不過書中沒有講到歷史哲學，現在劉節先生這部著作講到了，這就前進了一步。它在內容上和寫法上所取得的成就，為推進史學史研究和寫好這方面的專門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視的經驗。

一、敘論.............................................. .....................1

二、釋史.............................................. ...................11

三、古代史籍的雛形及其蛻變..............................17

四、古代史官與史學............................................ ..28

五、兩漢史學概觀............................................. .....47

六、司馬遷與班固............................................. .....60

七、魏晉南北朝史學概觀......................................74

八、文學、玄學與史學........................................114

九、隋唐五代史學概觀........................................143

十、劉知幾的史學........................................... .....180

十一、兩宋史學概觀........................................... .197

十二、司馬光與《資治通鑑》 ............................235

十三、鄭樵的史學........................................... .....253

十四、宋元以來史籍刊刻的經過........................269

十五、遼金元明史學概觀....................................285

十六、王夫之的史論........................................... .322

十七、《明史》修訂的經過.................................342

十八、清代史學概觀........................................... .372

十九、章學誠的史學............................................ 431

導讀：史學史學科“必傳之作”

陳其泰

劉節（1901—1977），字子植，浙江永嘉（今溫州市鹿城區）人，現代著名史學家。父劉景晨先生是著名學者，於1904年考取京師大學堂，中華民國成立後，曾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溫州市政協副主席。劉節先生的學術有深厚的家學淵源，曾回憶說“幼時父親灌輸文學、哲學、歷史知識甚多”。

劉節先生1926年畢業於上海國民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研習古代史。1928年畢業，到南開大學任講師，1930年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金石部代主任。1935年以後歷任燕京大學、上海大夏大學、重慶中央大學、成都金陵大學等校教職。自1946年起，長期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1950年至1954年任系主任），達31年之久。

劉節先生在古代史、古文字學和古器物學、先秦諸子思想、史料學和史學史等諸多領域均有重要建樹。1927年撰成的《洪範疏證》是學術界首次對《尚書•洪範》篇撰成年代進行系統、嚴密考證的名文。他成功地運用比較歸納方法，廣引先秦典籍及青銅器銘文考辨分析，舉出篇中“皇”字之訓義、韻語的協韻規則等項確證，論證其撰成必在戰國時期，此說後來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說：“凡此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令反駁者極難容喙。其餘諸條，亦多妙解，可謂空前一大發明。”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釋》，徵引包括歷史學、地理學、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考古學等門類的典籍，及朝、日文獻，詳密地考證高句驪國好大王在半島上擴張過程中有關國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淵源和活動範圍等，成績大大超過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發掘出《管子》書中的《心術》（上下）和《白心》、《內業》四篇是宋鈃一派的著述，並系統地探討其“白心”說的內容、體系、淵源和演進途徑，很受學術界的重視。總之，勇於提出新見、考證嚴密詳實為其治史主要特色。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書，為其主要考證文章之結集。前期著作還有《歷史論》、《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等。

《中國史學史稿》是以劉節教授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於中山大學講課講稿為基礎整理而成，它的出版，對於建設中國史學史這門新學科是一項具有特殊意義的貢獻。這部著作見解獨到，材料豐富，集中體現了劉節先生對於古代史學的豐富學識和幾十年的治史經驗。以前出版的金毓黻先生《中國史學史》，也是一部有學術見解、材料豐富的著作。不過書中沒有講到歷史哲學，現在劉節先生這部著作講到了，這就前進了一步。它在內容上和寫法上所取得的成就，為推進史學史研究和寫好這方面的專門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視的經驗。

第一，把重點論述各個時代的主要史家與綜述一個時期史學發展的概況結合起來。

這是本書在內容和表述上的突出優點。各個歷史時代所產生的成就卓著的史學家，撰寫了具有時代特色的著作，代表一個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趙翼所寫的名句用到史學發展史上同樣是很恰當的。史學史著作必須對這些主要史家作深入的論述，這對於闡明史學演進規律，總結史學遺產，都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史學史又應該反映出一個時期史學發展的概貌，扼要地論述到其他史家作出的貢獻。本書做到了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書中對一些最重要的史家，如司馬遷、班固、劉知幾、杜佑、司馬光、鄭樵、王夫之、章學誠，都闢有專章或專節論述，講生平事蹟、學術貢獻和對後代的影響，既講成就也講不足。最值得我們重視，也是最突出顯示劉節先生的學術功力與高明史識的，是書中所設《司馬遷與班固》這一專章。劉節先生十分精闢地論述《史記》、《漢書》創立紀傳體史書這一輝煌成績在史學史上的巨大意義，肯定《史》、《漢》都是有思想體系、有嚴密組織的巨著，論述班固雖然變《史記》之通史為斷代史，但《漢書》中仍然貫穿了會通之義，指出光從通史和斷代史上區分馬班之高下優劣並不正確。其論云：“中國史學界出現了司馬遷與班固，真是要大書特書的事。……在這樣早的年代，我們中國就有這樣有思想體系、有具體計劃和嚴密組織的著作，而且用光華燦爛的文字寫出來，是一件很值得紀念的事。這是因為中國的史學，在先秦時代已經奠定了基礎，《春秋》、《國語》、《國策》、《世本》，是先秦時期的四部大著。司馬氏、班氏父子，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輝煌的成績來。從此以後，紀傳體的所謂正史，就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主要體制。不只是國內，就是東亞各國如《大日本史》、《三國史記》、《高麗史》、《大越史記》，這些日本、朝鮮、越南各國的正史，都是受他們的影響的。這功勞不能不說是很巨大的！紀傳體的創立是司馬遷父子之功，斷代為史的創例，是班固之功。……事實上，即使是斷代為史，會通之義照樣可以貫串 裡面的，不一定上下古今，才能算是會通。所以鄭樵之推崇司馬遷是不錯的，一定說斷代為史沒有會通之義，就不正確了。照我們現在看 來，為便於收集史料，斷代修史，確乎有許多好處。不過司馬氏與班氏的著作內容很豐富，若光從通史與斷代上分優劣，還很不夠的。”又說：“班固《漢書》體制模仿《史記》，而改通史為斷代，於二百三十年間史事之記述則甚整齊劃一。所以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中說他：'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至於《漢書》十志，遠遠超過司馬遷。”當代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曾評價說，《中國史學史稿》在20世紀的史學史著作中，標誌著重視對歷史思想作分析、評價之新風格開始出現，因而是必傳之作。從上面舉出的劉節先生對《史》、《漢》的評論，即可見一斑。劉節先生又指出《史記》“考核之功則不足”。對於班固，著者說：“《漢書》十志，遠遠超過司馬遷。”這樣評價馬班史學的優缺點，是中肯的。

正確評價著名史家的學術貢獻固然甚為困難，而要寫好一個時期史學發展的概貌也是不容易的。本書對各個時代史學概況的論述，常能提綱挈領而又避免空泛。如《隋唐五代史學概觀》一章，著者首先從五個方面說明其發達情況：官修正史制度的確立：《史通》對前代史家的總結：《通典》產生，標誌著“以製度為中心的政書體”的出現；又有會要體等，“收集當時的製度、文物、社會組織、風俗習慣”等資料；五代時期僅五十年，史學也有​​成就，十國都有史書。舉此五項提挈全章，是著者在熟悉史學演進情況的基礎上所作的概括，給讀者以清晰的印象。以下分節作了具體介紹。在“唐代的歷史家和他們的歷史哲學”一書中，對以往史學史研究者所忽視的柳宗元、劉禹錫的史論作了評述，見解獨到。指出柳宗元論歷史家的責任所講的“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等話，“是完全正確的”。並肯定了《封建論》“認為社會的發展，原是一種自然之勢，決不是那種種神秘而不可解釋的原因。”（同上頁）讚揚劉禹錫《天論》中所表達的“人定勝天”的進步觀點。

第二，總結、評析不同時期史學所具有的時代特點。

歷史家的作品是憑藉各不相同的時代條件，為了回答各不相同的時代課題而寫的，不同時期的史學具有不同的時代特點。如何把史學著作跟它所產生的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聯繫起來考察，說明其獨特的時代色彩，揭示其實質意義，這是史學史研究中必須足夠注意的問題。本書已經註意到了這一點。例如，論述魏晉時期史學時特別擬定了“文學、玄學與史學”這一標題來說明其時代特點。劉節先生說：“這個時代的史學界有一種特殊風氣，與漢代以前固然是不同，與隋唐以後也大不相同，我們講史學史的人，必須把這個時代的精神講出來，才可以說是完成任務。”“就一般風氣來說，當時一般文人都是兼通玄學的。”“這就可以看出當時人治史，並不滿足於千頭萬緒弄不清的歷史事件，還想要在這些錯綜紛亂的歷史事件中歸納出原理原則來。”“在當時的社會裡，其要求有二：其一，是通古今；其二，是篤名教。”袁宏《後漢紀序》就是典型代表。這些都是緊扣時代特點來論述的。

再如，劉節先生聯繫到明清之際的歷史大變動，提出王夫之史論的主要貢獻是“極豐富的反傳統精神”。圍繞這一中心，書中論述了王夫之的歷史哲學的基礎是具有唯物思想的“道”“理”論；論述了王夫之的“人類社會發展史觀”，他認識到人類是從野蠻進化到文明，所謂三代盛世是不能與後代相比的，反對複古主義；論述了王夫之反對正統說，反對專制統治，提出“天下，非一姓之天下”的進步主張。這些見解，都相當深刻地揭示了王夫之史論的時代意義。

又如，《章學誠史學》一章同樣突出地密切聯繫時代的特點來論述章氏的學術思想。劉節先生說：“章氏所生存的時代，就是清朝考據學正盛行的時代。當時的樸學大家戴震正在高視一世，成為一代宗師。但是章氏就在這個時候提出'六經皆史'一句口號來告訴一般考據家、經學家、說明他們的工作原就是考辨史料這一個道路。若要這一個史學家，單單作一些史料考訂工作，還是很不夠！”又說，當時的許多學者，“都不知道把哲學同歷史結合起來談人類社會的演進過程。並且要在這個過程中，看出將來社會的趨向，這是歷史家的基本任務。章氏居然掌握了這一基本精神，來批判當時的思想界、學術界，真是一偉大而有創見的學者。”劉節先生尤其讚揚章學誠與當時盛行的理學唯心主義相對立，能從社會生活來認識所謂“道”。並認為，“這樣一種對於道的看法，分明是經過戴東原向程朱學派進一步打擊之後的更深刻的分析。”由於著者確實把章學誠的思想學說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來考察，因而作出的論斷就更有說服力。

第三，注重闡述史學演進的淵源聯繫，考鏡學術源流。

劉節先生認為，歷史學中考據、疑古二派，到了宋代“都有鮮明的旗幟，而且都有很強有力的代表，足以為後世史學打下堅實的基礎。”考據一派的源頭可以上溯到北齊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有《音辭》、《書證》諸篇，對於古籍考訂實開其先聲。“到了唐朝，其族孫顏師古，著《匡謬正俗》一書，其書與後來王應麟之《困學紀聞》，實同為考據學的先鋒。”可見宋代之歷史考據學，實淵源於顏之推、顏師古。後來王應麟的考史方法，“對於清代學者顧炎武以下影響皆甚大。”宋代疑古一派的淵源，則可上溯到孟子、王充知幾等人。由於受他們的影響，宋代有更多的史家表現出疑古精神，如司馬光對於上古一些事情的懷疑，歐陽修直斥河圖、洛書說法的“怪妄”，王安石對《春秋》及三傳的懷疑等等。而宋代史家提出來的疑古課題，“到了清代，都得到進一步的深入。”這些論述，很能說明本書注重闡明學術淵源流變的特色。

類似的論述精彩的地方還有不少。講清代浙東學派可以溯源到宋代的呂祖謙、陳亮，因為“他們都是主張學問必須見之於事功”。而黃宗羲，又是“浙東學派的祖師”。講章學誠的學術淵源時，則理出瞭如下一條線索：“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文史之學，已有專著闡發其中相關之理。如劉勰《文心雕龍》有《原道》、《徵聖》、《宗經》、《史傳》各篇。到了初唐，劉知幾著《史通》，就以專論史家著史為目的。宋代的鄭樵著《通志》，其中《校讎略》上繼劉歆、班固，但是深闢斷代史之非。同時又有高似孫著作《史略》，評騭五代以前史籍略盡。章學誠的學問，主要出於這一系統，而尤重劉向、歆父子的辨章學術流變之學。”（第377頁）重視歷史的聯繫，不孤立地看問題，這對於我們是很有啟發的。書中論述崔述《考信錄》也是這樣，說自他以後，“中國史學界才真正出現了疑古風氣，而這種風氣一直影響於清代的今文學派。”

第四，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材料。

例如《東觀漢記》一書，一般只被簡略提及而已。本書則引用各種材料說明：最早受命作《東觀漢記》者是班固，他與陳宗等共撰世祖本紀等二十八篇；著書出力最大者是劉珍，在他手裡書已基本完成；《東觀漢記》實際上是第一部官修史書，體例為紀傳體，又設有載記，載劉玄以下至公孫述，又有百官表，與《漢書》相同。這樣就使讀者對《東觀漢記》一書有較多的了解。又如，“唐代史官及註記制度”一節，引用了《冊府元龜》、《文獻通考》、新舊《唐書》的志和傳、高似孫的《史略》、陳鱣《續唐書•職官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資治通鑑》等十幾種記載加以說明。再如，書中對宋代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玉牒所、會要所等的設置和修撰情況敘述也甚詳，其中廣引《東京記》、《山堂考索》、《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十幾種記載。書中還寫有“《明史》修訂的經過”一章，詳引了有關材料，“意在給研究《明史》者開闢一條途徑。”

上述四項，對於推進史學史研究和撰寫專著，都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經驗。此外，書中有些見解，是劉節先生結合自己多年的治史體會總結出來的。“敘論”中講到“歷史家對人類要負一些什麼責任”，應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著者對歷史考據學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說：“歷史考據學是為發現社會發展規律一義服務的，如果認為歷史考據學包括了整個歷史科學，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對於考據學大盛的清代，著者肯定其成就，說：“清代學者，更從名物訓詁、地理沿革等等方面，旁證曲喻，以明郢書燕說之非，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實，這是澄清歷史著作中主觀主義的好方法”；同時又指出，清代史學雖“深透細緻可稱，而波瀾壯闊則不足”，“問題就在歷史家不敢接觸到社會實際”，“因而距離社會發展規律一義日遠，停留於就事論事，不敢深入研究社會的內幕，更無發揚蹈厲的氣象可言了。如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一類偉大著作，就一部也沒有了。”（第5頁）考史本是劉節先生的一項專長，他在建國初期曾有《古史考存》一書問世，而他對考 據學卻有這樣比較清醒的認識，顯然是解放後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結果。清代考據學的評價問題在學術史上曾一再被提出來，劉節先生的這些意見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本書還反映了劉節先生在學風上敢於說出自己的見解又能採納別家之所長的特點。如，書中明言講《通鑑》是參考了張須先生《通鑑學》的成果；講王夫之史論，是參用了侯外廬先生的看法。關於史學史的分期，既說明了著者原來的看法，又聲明他更加贊同當時其他學者的見解。在學術問題上，毫無主見、隨波逐流與囿於己見、排斥異說兩種態度都是有害的。劉節先生注意學習別人長處的態度，對於我們也很有啟發。

劉節先生留下的這部講稿得以整理出版，其中包含著中山大學曾慶鑑等幾位同志的辛勤勞動。同時，也因為本書原來是一部講稿，所以存在一些缺點也是毋庸諱言的，如有的材料選擇不甚嚴格，在提法上有的尚欠允當之處。然而某些不足並不影響本書在總的方面具有的重要價值。

毫無疑問，《中國史學史稿》是劉節先生給我們留下的一份珍貴的學術遺產。中國史學史這門學科擔負的任務既重要又艱鉅，因為這裡涉及到的是要對眾多歷史家及其學術作出評價，必須知人論世，方能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結論。正如恩格斯所說：“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18頁）前人的成就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作為繼續前進的基礎。時代向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必須更加努力。

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