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爾夫經典散文選(英漢對照)（簡體書）

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散文藝術
在我們面前擺著的這本小書，包括從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文學評論集《普通讀者》及其續編當中選譯出的12篇文章。
維吉尼亞•吳爾夫1882年生於倫敦的一個書香之家。她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1832—1904）是英國19世紀後半期“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位著名評論家和傳記家，曾主編《國家名人傳記大辭典》。維吉尼亞姊妹兄弟四人，他們長到應該上學的年齡，她父親囿於重男輕女的俗見，只把她的兩個兄弟送到公立學校讀書，後來他們進入劍橋大學深造，而維吉尼亞和她姐姐瓦妮莎只能留在家裡由父母教讀。——對於這件事，維吉尼亞一輩子心裡怨恨，由此滋長出強烈的女權主義思想。不過，她的家庭條件優裕，她從父母那裡接受了關於拉丁文、法文、歷史、數學等基本常識之後，就在父親藏書宏富的書房裡自由自在地廣泛閱讀，為她一生的文學事業奠定了學識基礎。此外，她的父親和當代許多名流學者、作家都有來往，她小時耳濡目染，眼界也自不同一般。維吉尼亞天分很高，但身體不好，且有精神病的底子。1895年，她母親去世，她的精神病第一次發作。1904年，她父親去世，她的精神病再次發作，她在痛苦中曾企圖自殺。此後，她家遷居於倫敦的布盧姆斯伯裡區（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約從1906年起，她的兄弟在劍橋結識的朋友們不斷到他們家聚會討論文藝、學術問題，形成一個文學中心。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布盧姆斯伯裡集團”，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傳記家和其他方面的學者，維吉尼亞和瓦妮莎也和他們結為好友。在他們當中有一個劍橋畢業的青年學者倫納德•吳爾夫在1912年和維吉尼亞結了婚。倫納德並非顯赫人物，用維吉尼亞的話說，他是一個“身無分文的猶太人”。但他性格善良忠誠，對妻子非常體貼，看出她的文學天才，盡一切力量鼓勵支持她的創作活動，為維吉尼亞的文學事業做了大量的“後勤工作”。婚後，她的精神病又大發作一次，且又企圖自殺。在她病癒之後，倫納德買了一架印刷機，為了讓妻子調劑精神、穩定情緒，二人學習排字、印刷技術，嘗試著印了兩本小書。印出後銷路尚好，還賺了一點兒錢。於是，吳爾夫夫婦於1917年開辦起荷加斯出版社。在此以前，維吉尼亞從1904年起就開始寫作投稿，1915年還出版過一部小說《出航》。有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後她寫的書便都由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不必求人，還出了一些新進作者的作品，如T. S.艾略特的詩、K.曼斯費爾德和E. M.福斯特的小說等等。維吉尼亞•吳爾夫的主要文學成就在於小說——她是“意識流”文學的開創者之一，這方面的代表作有《雅各的房間》（1922）、《達洛維夫人》（1925）、《到燈塔去》（1927）、《海浪》（1931）等書。在小說創作之餘，她還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收入《普通讀者》（1925）和《普通讀者二集》（1932）等書之中。此外，她還寫有傳記和女權問題論著（《自己的房間》，1929； 《三個基尼》，1938）。
隨著她的作品不斷出版，維吉尼亞•吳爾夫聲譽日隆，文學地位上升。這時，劍橋大學等提出給她榮譽講座和學位，但她為了表達對於英國大學中歧視婦女的陋習的抵制，統統謝絕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勢力威脅到英倫三島的安全。1940年，吳爾夫夫婦在倫敦的住宅被德國飛機炸毀。在這個時期，他們夫婦曾商量過萬一英國戰敗，二人即相攜授命，不願在法西斯統治下受辱。1941年，維吉尼亞在鄉間的住所寫完了她的最後一部小說《幕間》，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之中。深恐一旦精神完全錯亂，拖累丈夫，一天早晨她獨自出走，將自己勤奮寫作的一生結束在一條河流之中。
維吉尼亞•吳爾夫於著作等身之際投水自沉，舉世悼惜。在她死後，她忠誠的老伴倫納德一直勤勤懇懇整理出版她的遺著，除了小說，還將她未結集的評論散文作品分為四集出版，另外，還編輯出版了她的一部分書信和日記。現在，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日記五卷、書信六卷已在英國由他人編輯出版。她最詳細的傳記則是由瓦妮莎的兒子昆丁•貝爾寫的。
如前所述，維吉尼亞•吳爾夫是意識流文學在英國的代表作者之一。意識流文學產生於20世紀初，盛行於20年代。19世紀的小說藝術從描繪社會生活的宏偉畫卷發展到深入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意識流文學便應運而生。它的產生也與當時歐美的哲學與心理學發展有關。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曾對“意識流”一詞如此說明：“意識本身不像是斬碎的片斷……不是拼接起來的。相反，它流動不已……我們盡可稱它為思想之流、意識之流，或主觀生活之流。”（《心理學原理》，1890）從小說創作的角度，維吉尼亞•吳爾夫對於人的意識活動曾有一段著名的描述：
向深處看去，生活絕不是“這個樣子”。細察一個平常人的頭腦在平常日子裡的狀況一 會兒吧。頭腦接受著數不清的印象——有的瑣細，有的離奇，有的飄逸，有的則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樣明晰。它們像是由成千上萬顆微粒所構成的不斷的驟雨，從四面八方襲來；落下時，它們便形成為禮拜一或者禮拜二那天的生活，著重點與往日不同，緊要的關鍵在此而不在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一個自由人而不是一個奴隸，如果他能夠以自己的親身感受而不是以傳統章法作為自己作品的基礎，那麼，就不必非有什麼情節、喜劇性、悲劇性、愛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認格式的災難性結局不可，而一隻扣子也不必非要照邦德大街上裁縫所習慣的方式釘在衣服上不可。生活並不是一連串對稱排列的馬車燈；生活是一輪光圈，一隻半透明的外殼，我們的意識自始至終被它包圍著。對於這種多變的、陌生的、難以界說的內在精神，無論它表現得多麼脫離常規、錯綜複雜，總要盡可能不夾雜任何外來異物，將它表現出來——這豈不正是一位小說家的任務嗎？（《現代小說》，1919）
為了表現出人物內心世界裡靈活多變的意識活動，作家就需要找到一種相應的描寫手法。法國作家安德列•莫洛亞這樣闡明維吉尼亞•吳爾夫在這方面的文學探索活動：
她無疑想要發現一種新的技巧，好讓小說家有可能非常真實地把內在的現實描繪出來；而且，她還要表明這種現實只能是一種內心的存在。成熟時期的維吉尼亞•吳爾夫既不像薩特那樣判斷，也不像勞倫斯那樣說教。她所關心的只是為讀者提供一種更清晰、更新穎的生活視域，以開闊她的眼界，使她能夠從表面事件之下發現出那些難以覺察到的思想感情活動。
這樣探索的結果，使她在自己的創作中拋開了傳統的、自然主義的描寫方法。她對各種寫法進行多方面的試驗，最後採用了那種將散文和詩糅合在一起的、飄逸飛動的、委婉多姿的散文詩筆法，它最適於捕捉、描繪人物浮想聯翩、千變萬化的精神狀態——這就是我們在維吉尼亞•吳爾夫小說裡常見的意識流手法。她使用這種筆法寫了一批小說，不注重情節，而著重於細緻的心理描寫，寫出人物內心世界的活動。
除了小說以外，維吉尼亞•吳爾夫還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從1905年她為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寫第一篇書評開始，她一生中寫過大量的文學評論和各種隨筆文章。她曾在日記中提到自己寫這些文章時的想法：
我應該在自己個性所近的題目上寫一寫，減少浮飾之詞，收入種種瑣事逸聞。我想，這樣子自己會更輕鬆自如一些。（《一個作家的日記》）
換句話說，這些文章是作者嘔心瀝血從事小說創作之餘的“副業產品”。但這樣說絲毫不能減低它們本身的價值。因為，這裡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養和豐富創作經驗的作家在勤奮創作的間歇，以隨筆的形式、輕鬆的筆調，無拘無束地漫談自己對歷代作家、作品的印象，以精緻的文筆寫出她對於文學、人生、歷史的細膩感受，而讀者的獲益不只是一個方面的。
維吉尼亞•吳爾夫的主要評論文章收進了她在生前親自編訂的名為《普通讀者》的兩本文集裡。這兩本書的開頭引用18世紀英國作家詹森博士的一段話，說明書名的來源和含義：“能與普通讀者的意見不謀而合，在我是高興的事。因為，在決定詩歌榮譽的權利時，儘管高雅的敏感和學術的教條也起著作用，但一般來說應該根據那未受文學偏見汙損的普通讀者的常識。”（《格雷傳》）吳爾夫談到她這部書，也說它是“一本並非專門性的評論著作，只是從一個作家的角度，而非從一個學者或批評家的角度，來談一談自己偶然讀到的某些人物傳記和作品。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自然常常會對某一本書發生興趣，但我也常常為了自娛而隨意讀一讀、寫一寫，並不想建立什麼理論體系。”
現在，讓我們通過《普通讀者》初集、二集這兩本書，來看一看維吉尼亞•吳爾夫的評論散文有哪些特色吧！
首先，從內容上說，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的廣泛興趣和淵博學識。正如關於她的一部評傳的作者所指出的：“從《帕斯頓信劄》和喬叟一直談到現代文學，《普通讀者》一下子就使我們面對著吳爾夫文學興趣的可驚的範圍。從她父親的藏書室裡所培養起來的根深蒂固的讀書習慣從來也沒有離開過她——她是一個真正的讀書種子，總是不停地、廣泛地閱讀。希臘作家、法國作家、俄國作家、英國作家、美國作家；小說、戲劇、詩歌；回憶錄、傳記、書信，還有歷史——她統統貪心地閱讀，提到拉德納和紐卡斯爾公爵夫人就像她寫到喬治•艾略特和索福克勒斯一樣得心應手。”
我在這裡只需要補充兩點：一、這個單子自然是不完全的。二、吳爾夫閱讀希臘作家、羅馬作家和法國作家都是通過原文。——從這裡可以看出吳爾夫在青少年時期“創作準備”的底子是何等豐厚和堅實。
在《普通讀者》中有些文章正面闡述作者的文學觀點，例如《現代小說》和《對當代文學的印象》等。其中《現代小說》一篇是她的意識流小說創作宣言，是許多英國文學選集中必選的名篇。這篇文章為意識流文學吶喊開路，把老作家阿諾德•本內特、赫伯特•威爾斯和約翰•高爾斯華綏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狠狠奚落了一通。有人就據此斷定吳爾夫要罵倒一切古人，認為天下除了現代派、意識流就再也沒有好作品、好文章了。其實，這是誤解，並非吳爾夫的原意。《現代小說》誠然是吳爾夫的創作宣言，而且也帶有鮮明的論戰筆調，但作者如此寫僅僅是為意識流這一新的文學手法爭取合法存在的權利，在這一點上她是當仁不讓、毫不含糊的。但是，綜觀吳爾夫的全部評論文字，她並不是要以意識流作品獨霸文壇，更不是要拿意識流這個框框來套古往今來一切作品，否定古典文學的整個成就。這種狹隘觀點也和作者浩博的學識修養毫無共通之處。前引評傳作者對這一點有很好的說明：
儘管她確實在為現代派的合法存在而慷慨陳詞，她為現代主義的技巧所提出的聲辯卻不是在抹煞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的——她不過說，就其本身而論，它乃是另一種可靠的嘗試，正像奧斯丁的嘗試一樣，都是為了反映出一種首尾連貫的人生圖景。因此，現代主義並不是對傳統的摒棄，只是對傳統的擴展。說到最後，要緊的在於那種圖景是否令人信服——作家對它的描繪是否成功。在這點上，吳爾夫注視著英國、英國之外的歐洲和美國的整個文學領域，不受任何一種理論的強制約束。普魯斯特、屠格涅夫、康拉德、笛福、奧斯丁、勃朗特姊妹、斯特恩——全被一種敏銳的感應囊括而去，而這種敏感又靈活異常，無論這些小說家們之間如何各有不同，對他們每個人的獨特成就都能加以欣賞。
稍稍流覽一下兩集《普通讀者》中豐富多彩的篇目和內容，我們就會相信這段話所言非虛。吳爾夫雖是意識流的代表作家，但作為一個“普通讀者”，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小說家，她完全能夠充分估價那些現實主義的或其他流派的大師們的文學貢獻。“洞察力的真實性”（這是吳爾夫愛用的字眼兒）是不受流派、風格和手法的限制的。用吳爾夫的話說：“如果我們是作家，那麼，只要能夠表達出我們所希望表達的東西，任何方法都是對的，一切方法都是對的。”說到文學欣賞就更應該如此了。
《普通讀者》向我們介紹了英國一批著名作家和一些我們還不怎麼熟悉的作家的生平、作品、寫作生涯、遺聞逸事等，我們讀來饒有興味，有助於我們對這些作家的進一步瞭解。對這些文章細細讀去，還發現作者在研讀、評論過去的作家和作品時往往想為自己正在試驗的意識流手法尋找借鑒和營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斯特恩。然而，不僅僅是斯特恩，也不僅僅是小說，吳爾夫那“上下求索”的眼光還注意到了種種散文雜著，例如自傳、回憶錄、日記、信劄、隨筆等，因為這些體裁的作品常常揭示出人日常生活和內心世界中細緻微妙、變化多端的活動。斯特恩用他那前無古人的奇怪文體描摹個人情感的波動變幻；斯威夫特在達官貴婦面前倨傲異常，令人望而生畏，而在寫給一個貧寒姑娘的私信中又是喁喁情話（他和兩個年輕姑娘之間帶著悲劇色彩的“羅曼史”也實在太奇怪了！）；還有那天才早熟、因病抽上大煙、一輩子生活在雲裡霧裡的德•昆西在自傳裡又回憶些什麼離奇古怪的經歷？——這一切為意識流小說家吳爾夫所關心，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吳爾夫頂關心的，那就是婦女問題。吳爾夫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她一輩子關心婦女，特別是知識婦女，尤其是女作家的命運、地位。在兩集《普通讀者》中，數一數，談論婦女和女作家的文章就有20篇！提起了奧斯丁、勃朗特姊妹、喬治•艾略特、勃朗甯夫人、克莉絲蒂娜•羅塞蒂這些人，吳爾夫的話就多了；甚至就連我們不怎麼知道的紐卡斯爾公爵夫人、桃樂西•奧斯本和範妮•伯尼等等，她談起來也“歷歷如數家珍”，說得頭頭是道。而寫到那些由於社會條件所限未展其才、“齎志以歿”的女作家、女才子，像那位36歲就含恨死去的英國女權主義先驅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吳爾夫的筆尖兒上更是飽蘸著感情，“一唱再三歎，慷慨有餘哀”！至於艾蜜莉•勃朗特就更是不凡了。《〈簡•愛〉與〈呼嘯山莊〉》一文裡說：“她（艾蜜莉——引者）放眼身外，但見世界四分五裂，陷入極大混亂，自覺有力量在一部書裡將它團在一起。”這篇末尾還說：“她能把生命從其所依託的事實中解脫出來；寥寥幾筆，就點出一副面貌的精魂，而身體倒成了多餘之物；一提起荒原，颯颯風聲、轟轟霹靂便自筆底而生。”好嘛，艾蜜莉創作《呼嘯山莊》簡直成了“女媧補天”那樣鬼斧神工的驚天動地大事業！
根據上述理解，我從兩集《普通讀者》的52篇文章裡選譯了作者闡述其創作與批評原則、評論英國文學史上一些男女作家以及其他方面的有代表性的文章12篇。
選譯時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想使讀者通過譯本稍稍領略吳爾夫的散文之美。
前面曾提到過吳爾夫意識流小說的語言特點。相比之下，她的評論文章的語言比她的小說更為平易、流暢、好懂。這是因為作者寫這些文章時不像寫小說那樣慘澹經營，刻意求工，反倒更富有自然之趣。而且，她在評論往昔作家作品時並不固守某一理論的樊籬，沒有教條氣，不帶成見，只是無拘無束地談出自己對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的這樣那樣的印象，所以，有人說她的評論文章是“印象主義”的散文。讀著這樣的文章，我們好像是在聽一位有高度文化修養的女作家向我們談天——許多有關文學、人生、歷史、婦女的大問題、大事情，她都舉重若輕地向我們談出來了；話又說得機智而風趣，還帶著英國人的幽默、女性的蘊藉細緻，讓人感到一種藝術的享受。
作為小說家，吳爾夫還有一種看家本領，那就是“形象思維”。拿她的話說：“無論你寫一篇評論或是寫一封情書，最要緊的是在你眼前要有一個關於你的寫作題目的非常生動的印象。”她寫評論就是使用這種形象化手法。她寫到某一個作家時，總是把有關這個作家的傳記材料連同自己讀作品獲得的印象融化在一起，為這位作家渲染、烘托出一副生動的形象，讀者看這種評論文章好像是看著用印象派筆意所描繪的作家生平連環畫。無怪乎有人說吳爾夫“使文學批評採取了小說的形式”。
說到這裡，我想起俄羅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它那極大的魅力產生於在傳統文論的寫法基礎上糅進了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的小說、散文的寫法，於是就使得歷來被認為艱深枯燥的文論放出迷人的異彩！
也許我理解得不對。不過，我希望我們的文藝理論工作者能參考一下這一路文論的寫法，把我們的文論寫得更生動活潑一些，讓讀者愛看。這也是我翻譯這本小書的目的之一。
自然，凡事都有一個分寸。我們可以吸收吳爾夫文論生動流利的長處，但評論文章總要把意思說明白，也不可過分飄逸，讓讀者看了不知所云——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劉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