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本書是由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所共同舉辦的「第 24 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彙整而成。此一研討會由兩院每年在台北及上海輪流舉行，已連續舉行 24 屆，成為兩岸學術交流的成功典範。今年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首次採用視訊的方式舉行，不僅會議仍然得以連續舉行不中輟，而且一如以往歷屆一樣，兩岸學者對於當前國際及兩岸關係重要議題進行了深入及熱烈的討論，也建立了新的交流模式，具有特殊的意義。
此次會議共有 17 位兩岸學者發表論文及評論，議題涵蓋了美國、中國、歐盟、日本、拉美及兩岸間的政治 經濟發展與互動關係。由於受到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 的影響，學者們在論文及討論中，大多數均提到此一因 素產生的作用。新冠肺炎首先對於當前的全球化產生衝 擊，限制了全球人員交流及活動，以及各國經濟互動及 發展的程度。疫情造成各國人民死亡及健康的危害，也影響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各國的經濟活動及產 值均受到疫情的影響而下滑，政府為了防疫、救災及經 濟復甦，均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也考驗各國政府的治理 能力。政府防疫及振興經濟的表現，也影響選民對於領 導人的評價，以及各國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

疫情也影響了國際間大國的互動，一個明顯的趨勢 是美中之間仍在進行大國的博奕，川普政府基於國家安 全戰略及川普個人競選連任的雙重考量，對於中國仍在 進行遏制及批判，加劇了兩國的競爭及敵意，彼此關係 更為惡化。雙方的角力也延伸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 之內，妨礙了國際的抗疫合作。兩岸間原本就因為蔡英文總統的執政及連任而不睦，復由於美中的競爭加劇，美國刻意拉攏台灣及台灣倒向美國，使得兩岸關係也更加惡化。
新冠肺炎的發生及流行，對於人類是一不幸的發展，也大幅度地衝擊了全球化的發展及各國的政治與經濟。 然而，以人類的智慧與醫療科技的發達，吾人應該有信 心，人類終將研發出疫苗及救治藥物，戰勝病毒所造成的威脅，回復到疫情前的生活軌跡。因此，當前國際合作更顯得需要及重要，各國領導人應該捐棄一己成見與 利益，攜手共同對抗病毒及恢復全球經濟。
本書的出版呈現出兩岸學者對於當前國際情勢及兩岸關係的觀察與分析，對於關心這些議題的讀者將具備 有用的參考價值，也歡迎各界不吝批評與指教

 序:
這屆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和上海國研院研討會， 是在一個特殊的時期，採取一個特殊的形式召開的一場研討會。我相信會在我們兩家的交流歷史上留下特殊的一筆。
今天討論“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大家都把新冠大流疫作為影響世界格局以及兩岸關係的一個最新的最重要的變數。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新冠大流疫是“劃時代”事件，以至於有了所謂“疫前”時代和“疫後”時代的敘事。
另一種觀點認為大流疫影響雖然巨大，但更多是加 劇當前時代固有的“張力”(大陸更通用的概念是“矛 盾”)，或加速了歷史演變的固有進程，既沒有根本逆轉 歷史進程，也沒有因此重塑國際秩序。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雖然目前疫情的發展還只是在 “量上”加劇、激化了現有的國際關係中的固有矛盾、或進程，但疫情持續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等綜合影響，將會加速現有的國際秩序從“量變”向一個未知的秩序的“質變”。所以是一種兼具“量變”和“質變”的混合的影響。

“分水嶺論”，“加速論”，或者是“過渡論”等 等觀點的交鋒，一是說明對疫情影響的性質、後果仍然 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二是承認其對經濟、社會、政治、 安全、科技、生態等等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比如，某些方面，如經濟影響，許多專家判斷是二戰以來最嚴 重的，甚至堪比上世紀 20-30 年代的大蕭條。
聯合國發佈的報告，稱其為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最嚴 重的“人類危機”。“危機”固然有“危”和“機”的 辯證關係。但當前階段，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要“識別哪 些是危”，就是“風險”(威脅)，才能談“如何化危為 機”。
綜合當下主流的分析，除了疫情對人的生命安全的 直接威脅外，至少有五類“次生危機”需要我們高度關 注。首先和最直接的是“經濟大蕭條的風險”和全球金 融動盪的加劇，最大的影響地區不是發達經濟體，而是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這有可能造成自上 世紀 90 年代以來，以發展中世界為代表的第三波“現代 化進程”的阻斷，其影響無疑至為深遠。
其次是人類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 的風險的上升。當前從國際問題和國際政治學角度，許 多專家已經從權勢結構、大國關係、多邊機制、全球化 等角度做了很多分析，這無疑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生 活在“人類世”的時代，環境生態和經濟社會系統高度不可分。疫情及疫後，各經濟體或因為“囊中羞澀”， 或為“保經濟”和“就業”，對於過去數十年減排、低碳等氣候變化努力成果，將會打折扣，從而加劇非常脆 弱的人類社會生態系統的惡化。
第三是內部社會治理失序的風險加大。不少疫情中 心的死亡人數集中在“少數族裔”、“貧困人口”等弱 勢群體，反映這些地區內部治理體制的缺陷。疫情放大了內部治理制度缺陷，所引發的不僅是人道主義的危機， 而且嚴重危機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穩定。
第四是涉及疫情後科技生態的變化以及風險的上升。我們正加速進入數位經濟時代，而疫情發生又再次提速 了數字經濟的全面到來，大資料防控疫情、遠端會診、線上教育、直播帶貨等等。疫情加劇了人們對數位科技 的依賴，但隨之產生網路攻擊、資料造假、個人隱私、 數位鴻溝、資料跨境管理碎片化等等風險挑戰也指數級 上升。數字經濟時代安全風險凸顯。
第五，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國際應對疫情上嚴重的 “政治化操作”風險的加劇。疫情暴發以來，無論是大 陸還是島內，經過各自巨大努力和付出，都基本控制了本土疫情的蔓延。但另一方面，疫情非但沒有成為兩岸 加強合作的觸媒，反而進一步成為島內台獨勢力、或反 華勢力進行“政治化”操作的抓手，並同美國政府相互 呼應，加劇了兩岸關係的疏離和緊張。
 
面對這些顯著加劇的風險挑戰，還是需要我們加深 交流，通過我們的智慧和理性，共同化解和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