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官處分研究（簡體書）

第三章　清代文官處分的方式

清代文官處分運作，並不是某個官員或機構任意行之，而是由特定的機關，遵循特定的方式，有條不紊地展開。本章內容重點討論處分的開始方式、管轄機關和處分的確定(議處)。

第一節　開　始

道光十五年十月諭云：“朕綜理庶政，一秉大公，從不設以成見，遇有應行處分事件，或特旨施行，或交部核議，總期情理悉協，眾論允符。若事經數月，於奏定準行事件，紛紛瀆請，妄議改更，無此政體，且賞罰為朝廷大權，豈容臣下妄行幹預。”[ 《宣宗成皇帝實錄(五)》卷二七三，道光十五年十月下，第215—216頁。道光十五年十月，“孝慎皇後梓宮典禮，嵩曜等系工部派充總辦事宜司員，載銓於事畢後，在梁格莊行營，查詢沿途差務，率指嵩曜為家裡人，嵩曜當以哈明白登覆，差旋後復向敬敏等呈請代奏。當降旨令載銓明白回奏，並派大學士、軍機大臣，傳集嵩曜等訊明具奏，隨據將傳訊各供詞呈覽，與載銓所奏情節相符。朕因載銓措詞過當，並嵩曜負氣具呈，恐開屬員訐告之漸，復降旨將載銓交宗人府，嵩曜交部議處。旋經宗人府將載銓照例議罰職任俸一年，吏部將嵩曜照例議罰俸九個月。朕酌核情節，均屬允協，業經降旨準行。此案載銓以堂官查詢司員差務，系為慎重公事起見，本無不合，使非載銓措詞過當，嵩曜敢於負氣具呈，朕必將載銓處分寬免，重治嵩曜訐告長官之罪。公是公非，權衡至當，本無畸輕畸重於其間，茲事隔兩月之久，御史湯鵬率行奏稱載銓處分過輕，請再交宗人府量加議處，並請將嵩曜處分寬免等語。……湯鵬此奏，率意瀆陳，實屬不知事體輕重，不勝御史之任，著仍回原衙門行走”。]

織田萬在《清國行政法》中言道：“懲戒之開始，有三種類，有特旨、參奏、陳請是也。特旨者，君主特命懲戒方式之開始也。參奏者，都察院及各地方長官奏請懲戒方式之開始。蓋官吏者，屬君主機關，君主既有其任免權，終極之懲戒權存於君主，亦固當然耳。何怪懲戒方式之開始出於特旨哉？都察院亦有監督行政之權，得彈劾官吏，既如前述。故又有參奏懲戒之權。又為地方之官之總督巡撫，對其部下官吏，乃為本屬長官也。對其他官吏，則有御史之資格，其權限同於都察院。又陳請者，謂官吏有應受懲戒之行為者，自請其懲戒，即陳請檢舉也。檢舉者，固為減輕懲戒處分所設之一方法。官吏偶因過誤反違職務者，及改其過之時，乃準由此方法，輕減懲戒處分。若不改過及行私者，不準。”[ 織田萬：《清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424頁。]

艾永明在《清朝文官制度》中說：“法律要求督、撫等上司準確地參劾屬員。清朝的處分一般多由參劾引起，參劾的準確與否對處分具有重要的作用。”[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06頁。]

由是觀之，處分之開始，自有定制，非隨意而行。唯道光帝上諭所言是事實反映，織田萬所分類者，於本文意旨最近，艾永明所撰文，實為不全面。今據會典及實錄等資料考察，為便於詳細說明，本文綜論各家之言，將處分開始方式分為特旨、參奏、陳請三種，茲分述如下。

一、特旨

特旨者，皇帝特命處分方式之開始。欲明確“特旨”之意，需先明“旨”之意。蓋“諭”與“旨”之關係甚近，“諭與旨，固皆為皇帝意旨，唯其間不無區別。《嘉慶續修會典》稱：皇帝以自己意思特賜官廳者曰諭，其或因所奏請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為諭。若不如此，唯宣示向所奏請之官廳，稱曰旨。其方式，則諭必寫‘內閣奉上諭’五字，旨必寫‘奉旨’二字。各載所奉之年月日，擬寫述上，敕裁後發布之”[ 織田萬：《清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頁。]。

至是，由特旨開始之處分，即皇帝就處分事件而特別(特地、特意)降旨[ 關於此處“特旨”之“特”字作形容詞還是副詞用，自有區別。特者，古意大概有七種，或公的，或三歲、四歲之獸，或一頭(牲口)，或單獨，或配偶，或杰出的、優秀的，或作為副詞(有三種意思，曰特別、特地、特意，曰僅、只、不過，曰徒然、白白地)。(陳復華主編《古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531頁。)又清代文獻中多“特旨”連用，不宜明意，唯見嘉慶二十五年上諭云：“直省京控案件特降旨交該督撫審訊，其派交之督撫即與欽差無異，自當遵旨親提審斷。”(《欽定臺規》卷十四《辯訴》，轉引自張友漁、高潮主編《中華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頁。)據此，本書將“特旨”初步理解為皇帝就處分事件而特別(特地、特意)降旨，要求相關部院進行處理。]，要求相關部院進行處理。特旨作出後，或直接施行(直接施行者，皇帝徑決也，不必經部議，詳細內容在本章第三節中的《決定》中論述，茲從略)，或交部核議(交部核議後，所遵循程序，與參劾、陳請引起的處分處理相同，為免重復，茲從略)，自有規程。

對於特旨處分案件，相關部院自不敢怠玩，但當初吏兵二部核議處分案件，每以咨查級紀為托詞，遷延時日。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定議，“吏兵等衙門，遇有特旨交議之件，該堂官等只須將該員應得降級罰俸處分，查核例案，定議具奏，並於折內聲明系奉特旨交議之件，無庸查取加級紀錄議抵。俟奏上時，朕核其情節輕重，量予區分。其加恩準抵者，於奉旨後，再將該員有無加級紀錄詳核匯題。該堂官等不得仍以咨查為詞，藉端遲滯，儻復任意延擱，必將該堂官懲處不貸”[ 《仁宗睿皇帝實錄(三)》，卷一七○，嘉慶十一年十一月上，第215頁。又“加級紀錄議抵”後文有述，茲不論。]。

即使如此，仍不免辦理遲逾，具奏之事，怠玩之處也不在少。嘉慶十三年十月又議，“嗣後遇有特旨交議之件，該部只須將該員應得降級罰俸處分，查核例案，除例不應抵外，若系公罪，仍將應否準抵之處，聲明請旨，候朕核其案情，量予區分。其加恩準抵者，於奉旨後，再將該員有無級紀，行查各該衙門。亦著速行咨覆，毋得任意延緩”[ 《仁宗睿皇帝實錄(三)》，卷二○二，嘉慶十三年十月，第692頁。]。

嗣後，對於特旨交議，明確了具體的議奏時間。嘉慶二十二年三月上諭規定，特旨交議事件，應於五日之內議上；十一月重申，並準吏部請，對於自請及參劾議處事件著於二十日內議奏。[ [清]文孚等：《欽定六部處分則例》，光緒十三年重修，光緒十八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印，第27—28頁。]至是，議奏處分有了時間上的具體限制，立法更具操作性。

又特旨尚有特旨嚴議問題，關於嚴議，後文詳敘，此不贅述。

為明情由，茲舉例說明之：

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丁卯，“諭：前因山西學政呂光亨，失察逆犯張廷瑞一事交吏部檢查辦過議處成案。該司員等但查出馮鈐曾奉特旨從寬革職留任一案，而於吳華孫、李宗文等實降之案，並未查送。朕知其中必有瞻徇情事，令軍機大臣再行詰訊，則系姚左垣於所管廣東甲內，自行檢出此案。馬道周又自以值日行文，徑行封送，而於各案等差，俱置之不問，因交都察院按例議處。該衙門輒以姚左垣等，與呂光亨並無同鄉年誼，僅將姚左垣照推諉例，議以降一級抵銷，馬道周照不行詳查例，罰俸一年。夫有同年鄉誼者，必應徇庇，而無同年鄉誼者，自不徇庇，有是理乎。姚左垣等，雖與呂光亨並無同鄉年誼，而所檢之案，有意避重就輕，其為徇庇，更無疑義，若非朕屢經指出，該部或竟從輕議結。姚左垣等，有不向呂光亨市恩結納者乎。是伊等查案時，彼此特相喻於不言之表，以為巧於高下其手耳，倘不照例議處，將復何以示儆。自來官官相護之習，為害於官方政體者甚大，不可不力防其漸。朕於臣工功罪輕重，一切惟其自取，從不豫設成見。此案已將擬議失當之都察院堂官，交部嚴加議處，姚左垣等，均照改議降調，仍將前後緣由，通諭中外知之”[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卷八二○，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上，第1134—1135頁。]。

道光元年七月，“謝天樛，前於嘉慶二十三年欽奉特旨革職，留於東省緝拿六逆。自留緝以來，於祝現等六逆，並未緝獲一名，其所獲者，亦不過尋常命盜案犯，何得妄行呈訴。惟該撫錢臻，前此接據該革員具稟，因何日久不行批示。著琦善將該革員具稟情節，及錢臻不即批示緣由，查明據實具奏，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成皇帝實錄(一)》卷二一，道光元年七月，第379頁。]。

道光元年七月，“特旨革職，留於東省緝拿祝現等六逆，迄今未獲一名，其所獲尋常命盜案犯，皆系會同地方官協拿，無功足錄。乃不知愧奮，始而在巡撫衙門具稟，希圖奏請開復，繼則遣人赴都察院呈訴，妄思邀恩錄用，實屬謬妄。本應按律治罪，姑念伊前在指揮任內，曾有緝獲逆犯微勞，業經革職，即留緝亦屬無用，著即押令回籍，若再不知安分，定當嚴懲不貸”[ 《宣宗成皇帝實錄(一)》卷二一，道光元年七月，第391頁。]。

道光十九年七月，“景陵茶膳餑餑房，先後失火，事閱八年之久，如將縱火要犯訪獲究辦，一經審實，應即擬斬。景綸等即訪有形跡可疑之人，宜如何細心研究，務得確據，乃輒挾其成見，有意邀功。率令承審司員任意熬審，刑逼誘供，該司員等復敢迎合上司，有心鍛煉，若非刑部據實平反，豈不釀成冤獄。景綸、有麟，均著照宗人府所議，革去公爵。容照聯名具奏，厥罪惟鈞，著一並斥革，所遺之爵，著該衙門照例辦理。工部郎中候補理事官宗室敉功，兵部郎中國隆阿，禮部員外郎華封，內務府郎中博啟通額，承審要案，迎合見好，幾致陷人重辟，非尋常承審不實可比，部議降調，實屬輕縱。敉功、國隆阿、華封、博啟通額，均著即行革職。遵化州知州袁正林，隨同覆訊，亦有應得之咎，惟先因案無憑據，礙難懸揣究追，備文申詳，與敉功等尚屬有間，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吏兵二部堂官，於特旨嚴議之案，並不將全案情節及誤入罪名，詳細核議，率以尚未成招一語，巧為開脫，實屬胡塗不曉事體，著交各衙門照例議處”[ 《宣宗成皇帝實錄(五)》卷三二四，道光十九年七月，第10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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