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

托爾斯泰耗費十年的巔峰巨著
本書譯者榮獲俄羅斯人民友誼勛章

他的背叛造成她的墮落，
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他決定用盡一生來贖罪……

富家公子聶赫留多夫，去鄉下姑媽家度假，結識了姑媽家的養女瑪絲洛娃，三年後再見面時，他引誘瑪絲洛娃和他發生關係後，就拋下她離開了。結果瑪絲洛娃懷了孕，被趕出家門，最終，為了生計，這個純潔的姑娘淪為花街女子，甚至捲入殺人案，被告上法院受審。
然而事有湊巧，審判瑪絲洛娃的陪審團中，恰好就有聶赫留多夫，他發現情況竟然變成「由一個有罪的人審判一個無辜受害的人」，因而陷入深深的愧疚之中。為了彌補自己的過錯，他為瑪絲洛娃四處奔走，並希望和她結婚，然而，瑪絲洛娃卻另有打算；幾次探監時，聶赫留多夫看到獄中其他犯人身上所發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他好像突然醒了過來，從前曾經懷抱的改革社會的理想再度被喚起，他也動用關係為那些無助的鄉下人請命，最後甚至把自己的土地都送了出去……
托爾斯泰層層抽絲剝繭，探討貧窮的根源、罪犯的形成、審案過程的荒謬、監獄制度的恐怖等等，以悲天憫人的情感，試圖找出解決社會的不公不義之道，使瑪絲洛娃和其他人所遭遇的冤案與悲劇不再發生，最後，他終於找到了所有問題的答案。

關於愛情與贖罪，再沒有比本書更令人震撼的故事了！

列夫．托爾斯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羅斯文學泰斗，生於俄國貴族世家，父母親都是有名望的大貴族。十歲前父母雙亡，而家道豐厚，由姑媽撫養成人。十六歲進入喀山大學東方語系，反沙皇，一年後轉法律系。十九歲退學回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嘗試改革，但收效甚微。二十三歲時自願從軍，因戰功而升為中尉。
兩度遊歷歐洲，回國後在自己的莊園辦學校，作調解人，當陪審員，維護農民的權益。三十四歲時和索菲婭結婚，總共生育十三個孩子。
三十五歲至四十一歲，歷時六年完成《戰爭與和平》。四十五歲至四十九歲，寫成《安娜．卡列尼娜》，此後舉家遷往莫斯科，探訪貧民、調查監獄，研習哲學、宗教、道德、倫理，因對自己富裕生活的正確性產生懷疑，經常自己動手打理家務。
六十一歲至七十一歲，耗費十年心血，完成巨著《復活》。
一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八十二歲高齡的托爾斯泰，決定擺脫貴族生活，離家出走，結果中途受涼，死於阿斯塔波沃車站，依照他的遺囑，遺體葬在故鄉莊園，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時至今日，他被全世界譽為「俄羅斯的良心」。

譯者簡介
劉文飛，
中國首位同時獲得俄羅斯利哈喬夫院士獎、「閱讀俄羅斯」翻譯獎、俄羅斯人民友誼勛章三項大獎的學者。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導。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魯迅文學獎評委，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世界文學》、《外國文學》、《譯林》、《俄羅斯文藝》等雜誌編委，譯著《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悲傷與理智》獲好評無數。
研究推介俄羅斯文學三十多年，影響深遠。翻譯托爾斯泰的巔峰之作《復活》，譯文簡潔傳神，忠實呈現原著精髓。

名人推薦語

《復活》是我所寫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東西。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歷史性地在時間的河流中看到人類的命運。
--喬治．史坦納（美國著名評論家）
 
我在《復活》中比在托爾斯泰的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他清明的目光：淡灰色、深沉，而深入人類靈魂的目光。它在每顆靈魂中都能看到神的存在。
--羅曼．羅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作家榜推薦詞
七個托爾斯泰

上帝創造世界至少用了七天，世上至少得有七個托爾斯泰。

第一個是高爾基的托爾斯泰。按高爾基的說法，不認識托爾斯泰的人，不可能認識俄羅斯。托爾斯泰被認為是十九世紀世界的良心，幾乎是一個共識。即便在今天，他依然代表著人類的良心。

第二個是瑞典文學院的托爾斯泰。首屆諾貝爾文學獎，全世界的作家都認為應當頒給托爾斯泰，但瑞典文學院卻偏偏不按套路出牌，將這一萬眾矚目的大獎頒給了法國詩人普呂多姆。

這一決定引發了軒然大波。名作家斯特林堡和拉格洛芙及其他四十三位著名作家和藝術家共同署名，向遙遠的俄國文學巨匠表達了他們的崇敬，更對瑞典文學院表達了他們強烈的不滿。但瑞典文學院不這麼看，他們認為，托爾斯泰和易卜生、斯特林堡一樣，都是危險的「無政府主義者」。

第三個是俄國皇帝尼古拉眼中的托爾斯泰。三任俄國皇帝尼古拉都在皇帝的寶座上先後收到過托爾斯泰的信，無一例外都是關於暴政的譴責。然而，在皇帝的眼中，這個傢伙毫無疑問是個幼稚的白癡。皇帝甚至準備將他扔進監獄，只是典獄長認為俄羅斯的監獄太小，裝不下這位巨人。

第四個是東正教眼中的托爾斯泰。他們宣布托爾斯泰為「異教徒、叛教者」，將他開除教籍。一些公共圖書館把他的著作下架、媒體不准報導民眾的示威、教堂布道前得先詛咒托爾斯泰成了必要的節目，還威脅說要暗殺托爾斯泰。公告第二天，他在莫斯科行走，有人喊道：「看，那就是魔鬼！」當然，這一事件讓世人生起了對托爾斯泰更高的崇敬。

第五個是妻子索菲婭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三十四歲結婚，索菲婭才十七歲。出於誠實，新郎將厚厚一本性愛日記交給了新婚的妻子。在這本日記裡，他記錄了一大堆與自己有染的女人，她們中有妓女，有僕人，有鄉下少女，有風流貴婦……這個沙皇御醫的女兒如同五雷轟頂，從此對托爾斯泰形影不離，她為丈夫付出了一切，可是，換來的卻是長時間的分居。最終，丈夫在八十二歲這一年因為不堪忍受監視而離家出走，索菲婭痛心疾首，說：「我本該對上帝做一些有益的事，但命運把我和天才而極其複雜的托爾斯泰緊緊聯繫到一起。」

第六個是媒體眼中的托爾斯泰。隨著一部部傑作問世，托爾斯泰的名聲愈來愈大。《新時報》的蘇沃林瘋狂讚美：「在俄國有兩個沙皇，尼古拉二世與托爾斯泰。哪一個更強大？尼古拉二世對托爾斯泰毫無辦法，動搖不了他的地位；但是托爾斯泰正在動搖他的王位。」

第七個是聶赫留多夫的托爾斯泰。聶赫留多夫是《復活》中的男主角，人格上最接近托爾斯泰。在這部不朽的傑作中，他為自己的生活深深懺悔。可以說托爾斯泰在這部偉大的《復活》裡，交出了自己的一生。這是一本良心之書，同時也是一本懺悔錄。當別人問起他對《懺悔錄》作者盧梭的意見，托爾斯泰回答：「我把盧梭的肖像懸在頸下，如同聖像一般。」他從宗教信仰中看見了自己骯髒的靈魂，並以真誠的懺悔將它淘洗乾淨，終於，世人都知道了，一枚海螺將一粒沙子幻化成了閃亮的珍珠。

六個托爾斯泰留在塵世了，而寫出了《復活》的第七個托爾斯泰，回到了燦爛的星河之中。

有一個關於神祕的綠色小棒的傳說也許會替我們理解他謎一樣的一生：五歲那年，托爾斯泰的哥哥告訴了他一個祕密，說有一個辦法能使世界上不再有貧窮、殘疾、屈辱、仇恨，並讓所有人都過著幸福的生活。這個辦法被哥哥刻寫在一根小綠棒上，埋入了波利亞納莊園後面那一片森林裡。

從那天起，托爾斯泰就對神祕的綠色小棒神往不已，他竭力尋找，幾乎用盡了一生。很多年後，他離開人世，留下遺囑，要求把他安葬在波利亞納莊園後面那片樹林裡。

但我堅信他已洞悉了那個綠色小棒上的祕密，因為他說過：「一個人只要能夠忘我和熱愛他人，就是幸福完美的人。」

畢竟，每個人都是一顆千面鑽石，我們要做的是掃除蒙在鑽石各面的灰塵，最終使這顆鑽石閃耀出璀璨動人的七彩光輝。

何三坡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上海雲間

譯後記
一九○七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馬君武自德文轉譯的《心獄》，此書即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之節譯。在此後綿延百餘年的《復活》中國譯介史中，這部名著被數十次重譯，各種版本層出不窮，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復活》譯本多達三百種，其譯者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翻譯家，如耿濟之、高植、汝龍、力岡、草嬰、喬振緒、刁少華、石枕川、李輝凡、王景生等等。
此番應作家榜之約重譯《復活》，我的「對手」便不僅僅是《復活》的作者托爾斯泰及其深邃複雜的文本，還有《復活》的各位中譯者及其準確精美的譯文。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名著重譯的尷尬：「在進行重譯和新譯時究竟該如何面對已有的譯作，尤其是已有的優秀譯作，是刻意回避，還是盡量汲取原有譯作的經驗和精髓？如果對原有譯作，尤其是名譯作的經驗和精髓有所汲取，又該如何避免抄襲的嫌疑和版權的糾紛呢？如果對前輩翻譯家寶貴的翻譯經驗視而不見，每位新譯者均另起爐灶，真的能做到青出於藍嗎？如果新譯在翻譯品質上無法與舊譯比肩，甚至不如舊譯，那麼重譯的意義和價值又何在呢？」（《中國翻譯》二○一七年第四期第九十九頁）。懷揣這些疑問，我用近一年時間重譯《復活》，其間的酸甜苦辣讓我感觸良多，在翻譯過程中我也有意採取了一些個性化的嘗試，在此梳理出幾點體會，請同行批評指正。
托爾斯泰的這部小說題為《復活》，這裡的「復活」有多重意義：首先是女主角瑪絲洛娃的復活。瑪絲洛娃被聶赫留多夫引誘並拋棄後不再相信社會的正義和公平，不再相信善，在妓院熬過七年後更是萬念俱灰，在精神和道德上都很墮落，是聶赫留多夫的三次探監使她的心靈受到衝擊，逐漸開始覺醒，直到被流放西伯利亞，在與政治犯的交往中她才在精神上贏得真正的「復活」。
其次是男主角聶赫留多夫的復活，托爾斯泰展示了「精神的我」和「動物的我」在聶赫留多夫身上的對峙、搏鬥和轉換，當他以陪審員身分坐在法庭上審判瑪絲洛娃，一個有罪的人審判一個無辜受害的人，他的靈魂因此受到強烈震撼，由此開始了他艱難的「靈魂的掃除」，最後他自願陪同瑪絲洛娃去西伯利亞，這象徵著聶赫留多夫已大體完成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第三，「復活」這一題目也暗含著對社會之「復活」的希望，「復活」是以死亡為前提的，托爾斯泰在《復活》中描寫的社會已是一個僵死的社會，托爾斯泰巧妙地透過聶赫留多夫為救瑪絲洛娃而上下奔走的過程，將包括貴族階層、司法機構和教會在內的整個國家結構全都展現出來，讓世人感覺到，這個社會除了在徹底死去後再重新「復活」之外，似乎沒有其他出路。
最後，我們可以在「復活」這一題目中感覺到的似乎還有托爾斯泰本人的精神復活過程，聶赫留多夫的心路歷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視為托爾斯泰自己痛苦的思索過程，在聶赫留多夫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托爾斯泰本人的一些品質和追求，如豐富的內心世界、對自己和他人高度的道德要求、渴望四處播散自己的愛和善、尋找與民眾結合的道路，等等。聶赫留多夫贏得了精神上的「復活」，但小說中寫道：「他生活中的這一新階段將如何結束，未來會給出結論的。」也就是說，連托爾斯泰自己也不清楚，在精神的「復活」之後，接下來將走向何方。
小說《復活》的主題不難透過翻譯傳導出來，細心的讀者和研究者也能揣摩出小說主題的多重含義，但如果揣摩不出，譯者也無能為力，因為翻譯終究不是闡釋。但是，由小說的主題所確定的作品基調，卻應該成為譯者首要關注並刻意再現的對象之一。
縱觀托爾斯泰三部長篇小說的創作過程，乃至他一生的創作史，可以發現，他似乎越寫越慢，越寫篇幅越小，越寫結構越簡潔，而調性卻越來越滯重，作者的聲音卻越來越強烈。如果說《戰爭與和平》是一部樂觀激昂的民族史詩，《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齣社會性的家庭悲劇，《復活》則是一部深刻的道德懺悔錄。從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九年，托爾斯泰共花費十年時間才完成他的這部巨著，而在此之前，《戰爭與和平》只寫了六年，《安娜．卡列尼娜》只寫了四年，但篇幅比前兩部小說都要小的《復活》，所用的時間卻等於前兩部小說所用時間之總和，在《復活》之後，托爾斯泰更是完全放棄了長篇小說的寫作。托爾斯泰創作中的這一「體裁演進史」值得我們關注。
在翻譯之前，我再次通讀了俄文原作和好幾部優秀的中文譯作，以便獲得一個關於《復活》調性的總體印象。在我看來，史詩般磅礴的敘事和充滿道德感的說教、小說精緻的情節結構和作者激憤的主觀立場、滯重凝練的文字推進和悲天憫人的情感覆蓋，這一切相互交織，構成了《復活》的總體風格。因此，我在重譯過程中就試圖盡量譯得滯緩一些，不想讓托爾斯泰在中文中顯得過於「通順」、過於平緩，而試圖借助某些不太常見的詞語搭配或句法結構，以「降低」譯文讀者的閱讀速度。
在與托爾斯泰開始寫作《復活》時的年齡相近的年紀翻譯《復活》，我甚至在工作的節奏上也試圖接近托爾斯泰，我自然不可能像他那樣用十年時間譯完《復活》，但與自己之前的翻譯相比，我還是有意放慢了《復活》的翻譯進度。我也奉行楊絳先生提出的「點煩」原則，盡量節約用字，一律去除「的」、「了」等可有可無的字；在遇到原文中兩個以上並列的形容詞時，盡量避免「的、的、的」的中文呈現，以免在節奏和語感上顯得拖遝，而盡量把那些形容詞的修飾意義加以整合，多用符合中文習慣的四字成語來表達；在翻譯對話時，我也借鑑影視劇臺詞的翻譯經驗，用以節儉為原則的中文口語習慣譯出，並不追求對原文對話中某些語氣詞的逐一「等值」再現；對於俄語中大量出現的長從句，我也做了盡量簡潔化的中文句法處理。
其結果，我的這個《復活》譯本要比大多數其他中譯本少很多字，比如，力岡譯《復活》（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一六年版）為四十一萬六千字，王景生譯《復活》（北京燕山出版社二○○一年版）為三十七萬四千字，汝龍譯《復活》（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一年版）為四十四萬五千字，而我的譯本為三十萬六千字。當然，我的譯本的字數統計是Word文檔顯示的字數，前三種譯本的字數是版權頁上標明的字數，兩者間可能會有差異，但我的譯本字數較少則是肯定的。
我們在閱讀外國文學作品時，感覺最有味道的往往正是那些「異國情調」，但這些地方往往又是譯者最難處理的。我在重譯《復活》時感到，越是具有地道俄國味的風俗、稱謂、度量衡等語言因素，似乎就越需要「去俄國化」，越需要歸化。
小說第一部第十二節描寫聶赫留多夫、卡秋莎與夥伴一起玩俄式捉人遊戲，這是兩位主角最初的相愛場景：「卡秋莎面帶微笑，閃爍著像被露水打溼的黑莓一樣的黑眼睛，向聶赫留多夫飛奔而來。他倆跑到一起，雙手緊握。」原文到此為止，因為熟悉這種遊戲的俄國人知道其規則，而中文讀者卻未必清楚，因此，我在「雙手緊握」後面又加了一句話：「這表明他倆贏了這場遊戲。」同樣一節寫到聶赫留多夫在兩位姑媽處的生活：「他倆只能在見面時抽空聊上幾句，在走廊、在陽臺、在院落，有時在兩位姑媽的老女傭瑪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間裡，卡秋莎與老女傭住在一起，聶赫留多夫有時去她們的小屋喝茶。」這裡的「喝茶」原文為「пить чай вприкуску」，通常的譯法為「喝俄式茶」或「就著糖塊喝茶」，其實譯成「喝茶」足矣，因為俄國人自然是「喝俄式茶」，俄式茶也一定要「就著糖塊喝」。
俄國人相互之間的稱謂五花八門，有尊稱和卑稱、愛稱和暱稱等，表示尊重的時候用名字加父稱，表示親切的時候指名不道姓，而且名字會根據親暱程度的不同發生多種變化，小說中第一部第二節的一句話再好不過地說明了這些不同用法：「她們喚她時既不用卑稱『卡季卡』，也不用愛稱『卡堅卡』，而是中性的『卡秋莎』。」這裡的「卑稱」、「愛稱」等定語都是我加上去的，而原文就是簡簡單單的三種稱呼：「Ее и звали так средним именем — не Катька и не Катенька, а Катюша.」 （她的名字不尊也不卑，不叫「卡季卡」，也不叫「卡堅卡」，而叫「卡秋莎」。）在更多情況下，我在處理各種稱謂時則多採取「中性」的譯法，讓主角更常以同一個名字出現，比如「卡秋莎」，以減輕中文讀者的閱讀和記憶負擔。
俄國獨特的度量衡單位也會讓中文讀者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比如所謂「俄畝」、「俄里」、「俄斤」、「俄尺」、「俄寸」、「普特」等到底是什麼概念呢？因此，譯者每譯到這些地方，通常都要加以「換算」，將其譯成通行的「公頃」、「畝」、「公里」、「公斤」等，以便於中文讀者理解。
第一部第三節寫到，聶赫留多夫打算「放棄自己的私有財產，就像十年前他在處理父親的那兩百多公頃土地時那樣」。這裡的「兩百多公頃」原文為「兩百俄畝」（двести десятин），一俄畝等於一．○九公頃，這裡便譯成了「兩百多公頃」。在第二部第四十一節，塔拉斯在火車上向人講述他和妻子的故事，其中有一句：「我們當時租了四五十畝地，託上帝的福，黑麥和燕麥都長得出奇的好。」這裡的「四五十畝」原文為「三俄畝」（три десятины），塔拉斯是個農民，不大可能使用「公頃」的概念，我便採用一俄畝等於一．○九公頃、一公頃等於十五畝的換算方式，把這裡譯成「四五十畝」。
第一部第十四節寫到，神父等人「趕著雪橇過水塘走土路，好不容易才走完從教堂到姑媽家的六七里路」。這裡的「六七里路」原文為「三俄里」（три версты），一俄里等於一．○六公里，所以此處譯成「六七里路」。在第一部第二十三節，有人談到遇害的商人斯梅爾科夫是個「巨人」：「他可是條壯漢，我聽說，他超過一九五，有一百三十多公斤！」在原文裡，說話人稱這位商人高「十二俄寸」（двенадцать вершков）、重「八普特」（восемь пудов），「十二俄寸」即「兩俄尺十二俄寸」，俄國人在說身高時通常會自動略去人人都有的兩俄尺，一俄尺等於○．七一公尺，一俄寸等於四．四四公分，經換算，此人身高為一九五．二八公分；至於他的體重「八普特」，則一普特等於十六．三八公斤，為一三一．○四公斤。
第一部第三十節寫到關押瑪絲洛娃的囚室「是個長方形房間，六公尺多長，寬不到五公尺」，這句譯文也是換算的結果，原文為「長九俄尺，寬七俄尺」（в девять аршин длины и семь ширины）。值得一提的是，《復活》的英譯本在譯到這些地方時，也多將俄式度量衡單位換成英式，此處便譯為「長二十一英尺，寬十六英尺」（twenty-one feet long and sixteen feet broad）。
翻譯文學作品，有時也要手持一臺計算器。當然，《復活》原文中用到的「盧布」、「戈比」、「公頃」等單位，因為早已為中文讀者所接受和理解，便也在我的譯文中加以沿用。
古今中外的小說家在寫作其小說時均很少加注釋，因為他們完全有能力把自己要解釋的東西置入作品的字裡行間，不需另做說明。但在翻譯作品中，所謂「譯注」卻成為譯者手中一件似乎不可或缺的工具，當下中文譯著幾乎無一部無譯注，有的竟每頁加注。當然，對於學術著作而言，如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但丁的《神曲》等，注釋本身就是學術性的體現，甚至就是該書的出版意義之所在，但是那些以普通讀者為對象的文學名著譯本，其中的譯注似不宜太多太煩，因為讀者往往不得不中斷閱讀，去查看譯者添加在頁面底端的或多或少的注釋。翻閱我們當下的外國文學名著譯本，發現其中的很多譯注似乎是可有可無的，而一些必須加注的內容似乎也可透過對譯文的靈活處理來加以表達。我在重譯《復活》時做了一種或許極端的嘗試，即一律不加譯注，而把需要做出的相應解釋置入譯文正文。我主要採用這樣幾種方式：
第一，相信中文讀者的知識儲備，不低估讀者的理解力和判斷力，對一些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常識性的概念不再加注，比如「米開朗基羅」、「伏爾泰」、「黑格爾」、「叔本華」等，自不必加注。甚至諸如「楚瓦什人」、「茨岡人」、「祖魯人」、「閹割教派」、「謝肉節」等概念，也未加注，在資訊的獲得十分便利的當下，似乎也可免去譯者的加注之苦和讀者的讀注之勞。
第二，遇到較為生疏的人或事，把需要對之加以說明或限定的內容加入譯文。比如，《復活》第一部第三節寫到，聶赫留多夫曾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和美國社會學家亨利．喬治的追隨者，以前的《復活》中譯本大多對這兩位英美學者加了注腳，我卻處理為：「他年少時曾是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狂熱追隨者」；「多年過後，他又在美國社會學家亨利．喬治的著作中找到了關於這些觀點的出色論證」。這兩句譯文中的「英國社會學家」和「美國社會學家」兩頂「帽子」，都是我為避免加注而給兩位歷史人物戴上去的。
同樣的處理另見第一部第二十一節對副檢察長法庭發言的描述之翻譯：「他的演講含有一切最新理論，這些理論當時在他的圈子裡十分時尚，曾被廣泛接受，如今仍被視為科學智慧的最新成就。這裡有遺傳學，有先天犯罪說，有提出先天犯罪說的義大利學者尤勃羅梭，有法國刑事學家塔爾德的理論，有進化論，有生存競爭說，有催眠術，有暗示說，有論述過催眠術的法國病理學家沙爾科，有頹廢主義。」此處尤勃羅梭、塔爾德、沙爾科三人之前的「身分說明」，即「提出先天犯罪說的義大利學者」、「法國刑事學家」和「論述過催眠術的法國病理學家」，均為譯者的「擅自」添加。
同樣的例子亦見於第二部第三十節：「起初，聶赫留多夫想在書本裡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便購買了與這一問題相關的所有書籍。他買了義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梭、加羅法洛和菲利的書，還買了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英國心理學家摩德斯萊和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的書，並仔細閱讀。」此處提及的六位歐洲學者，在原文中原本都是沒有「頭銜」的。在上面有關尤勃羅梭和塔爾德的例子中，「提出先天犯罪說的」和「論述過催眠術的」兩處添加已構成我的第三種做法，即「夾譯夾釋」，把相關的解釋性內容摻入正文。
再如，第一部第四節有一句話：「...и Нехлюдов, смеясь сам над собою, называл себя буридановым ослом.」直譯就是：「聶赫留多夫嘲笑自己，稱自己是布里丹的驢子。」我則處理成：「聶赫留多夫嘲笑自己，稱自己是法國哲學家布里丹筆下被餓死的驢子，它面對兩捆同樣的乾草不知所措。」
在托爾斯泰引經據典時提到作者，卻未言及作品名的情況下，我則加入作品名稱，如托爾斯泰在第一部第二十三節和第四十五節分別提及拉伯雷和屠格涅夫的兩個說法：「拉伯雷在《巨人傳》中寫道，有人請一位法官斷案，他拿出各種法典，在朗讀了二十頁毫無意義的拉丁文司法條文後，他建議透過擲骰子來斷案，若是雙數則原告有理，若是單數則被告有理。」「好吧，現在來談您的案子……我仔細讀了此案卷宗，『我不贊成其內容』，就像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說《多餘人日記》中所寫的那樣，也就是說，那個小律師很糟糕，放過了上訴的所有理由。」在這兩個地方，拉伯雷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名，即《巨人傳》和《多餘人日記》，在托爾斯泰的原文中均未出現，是我加上去的。
還有一種處理，即對原文讀者而言眾所皆知，而中文讀者卻未必耳熟能詳的俄國歷史事件，我將需要做出的解釋也盡量放到譯文中去。比如，第三部第五節有這樣一句話：「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марта, Нехлюдов питал к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 не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ое и презрительное чувство.」 我譯作：「自俄國革命運動發端時起，尤其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之後，聶赫留多夫對革命者一直沒有好感，抱有蔑視。」在原文中僅有的一個日期「三月一日」（Первого марта）的前後，我分別加入了「一八八一年」和「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兩個補充。
如同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其他小說中一樣，也如同在其他許多俄國作家的作品中一樣，《復活》中不時出現法、英、德等外文。托爾斯泰之用外文不外這麼幾個用意：一是為了如實再現當時的社會氛圍和生活現實，因為當時的俄國上流社會人士在沙龍、舞會、會議等場合常說外文，尤其是法文；二是為了塑造人物性格，讓某位人物說某種外文，其實與讓他身穿什麼樣的衣服、做出什麼樣的行為一樣，也是意在讓讀者更貼切、更生動地感受到這個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內心深處；三是借助外文單詞來突出地強調某個細節，或營造幽默、嘲諷、奇異化等語言效果。
更有學者認為，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大量採用法文，這原本就是作者的「帝國意識」之體現：「一位批評家曾經說過，這樣一個宏偉的巨著竟然以這樣的瑣碎的談話開始，而且用的還是法語，真是奇怪。但是，貌似細弱的開端絕不是瑣碎的：它顯示出俄國社會上層在國際性的環境中活動，以同等身分對待外國貴族，在國際政治的深水裡優雅地航行。」（湯普遜著、楊德友譯《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九十三頁）但不管怎麼說，讓人物說外語，在托爾斯泰這裡無疑是一種有意識的語言表現手段。
對於原文作品中的外文，中譯一般有三種處理方式：一是在譯文中保留原文，以注腳的形式在頁面底端給出中譯；二是在正文中直接譯成中文，再在注腳中標明「原文為×語」；三是在譯文正文中用其他字體排出外文的中譯。這三種方式各有利弊，但似乎均無法同時達到兩個目的：既能表達出原作者使用外文的用意，同時也不對中文讀者的閱讀造成過多干擾。
我在重譯《復活》時採取了一個折衷的方式，即外文原文照排，在外文之後的括弧中提供中譯，並注明原為何種語言，試圖在不打斷讀者的閱讀流暢感的同時讓讀者感受到原作中作者特意運用的語言塑造手段。比如，我這樣處理第一部第三節中出現的一張便條，這是頗有心計、不無做作的科爾恰金公爵小姐寫給聶赫留多夫的：

我在履行充當您的記憶之義務，因此提醒您，今日，即四月二十八日，您必須去法院做陪審員，因此您無論如何也不能與我們以及科洛索夫家的人一起去看畫展，就像您昨日以您慣有的隨意所允諾的那樣；à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法文：除非您情願向區法院繳納三百盧布罰金，這恰好是您捨不得買的那匹馬的價錢），因為您未準時出庭。我昨日在您走後才想起此事。請您千萬別忘了。

她在信紙的背面又添寫了兩句：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à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法文：媽媽要我告訴您，為您預備的餐具將等您到深夜。請一定光臨，時間悉聽尊便。）
第三部第二十五節的一段英文對話翻譯如下：

「Are you ready?（英文：您準備好了嗎？）」英國人此時問道。
「Directly.（英文：馬上就好。）」聶赫留多夫答道，他又向她問起克雷里佐夫的情況。

《復活》中出現的外文還有德文，第二部第二節有一段對話，在這裡，管家的德語顯然是說給聶赫留多夫聽的，而對農民，管家則使用俄語，在翻譯中若不「區別對待」，則很難傳導出管家媚上欺下的心理特徵：

「他說的這是怎麼回事？」聶赫留多夫問管家。
「Der erste Dieb im Dorfe（德文：村裡的頭號小偷），」管家用德語說道，「年年在林子裡逮到你。你要學會尊重別人的財產。」管家說。

重譯《復活》，在遇到一些較難理解的地方時，我也會參考英譯本。我手邊的《復活》英譯本被視為最權威的英譯本之一（Leo Tolstoy, Resurrection, translated by Louise Mau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譯者露易絲．莫德（Louise Maude，1855－1939）是英語世界最著名的托爾斯泰譯家之一，她與丈夫艾爾默．莫德（Aylmer Maude，1858－1938）曾長期生活在俄國（露易絲更是生於莫斯科，在俄國長大），是托爾斯泰的密友，艾爾默．莫德還寫出最著名的托爾斯泰傳記之一《托爾斯泰傳》（The Life of Tolstoy），這部傳記由徐遲等譯出、戈寶權作序，在中國引起很大回響（艾爾默．莫德著，宋蜀碧、徐遲譯《托爾斯泰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一年版）。露易絲的俄語和英語幾乎都是母語，再加上他們夫婦與托爾斯泰的密切往來，她翻譯的《復活》自然很可信，據說托爾斯泰曾認定，英文中不可能再有超過露易絲．莫德的托爾斯泰作品譯文。
《復活》第三部第六節有一段克雷里佐夫的講述：
「Я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с знаменитым Петровым (он потом зарезался стеклом в крепости) и еще с другими.」這裡括弧裡的「在獄中用玻璃自殺」（зарезался стеклом в крепости）究竟是「割腕」還是「割喉」呢？拿不定主意的我去參看英譯本，見英譯為「who afterwards killed himself with a piece of glass in the fortress」，英譯並不點明所割的人體部位，只說明「用一塊玻璃自殺」，於是我就譯成「割破血管」：「我在那裡還認識了有名的彼得羅夫（他後來在獄中用碎玻璃割破血管自殺了）和其他一些人。」
在第三部第八節，聶赫留多夫請求押解官允許他去探訪瑪絲洛娃，押解官問道：「Маленькая, черненькая?」這裡的「черненькая」（有點黑）有可能引起歧義：是指瑪絲洛娃有點黑的頭髮或眼睛（前文多次提及瑪絲洛娃的黑頭髮和黑眼睛），還是指她有點黑的膚色（流放途中的長時間跋涉會使瑪絲洛娃膚色變黑）？查看英譯，發現露易絲．莫德處理為「A little dark one」，也就是說，把具體的所指泛化、模糊化，於是我便譯成：「個子不高、有點黑的那個姑娘？」
值得注意的是，在托爾斯泰出現明顯「筆誤」的地方，英譯者大多直接「訂正」過來。第二部第三節寫聶赫留多夫回到姑媽的莊園，睹物思人：「那道丁香樹籬笆牆也鮮花盛開，一如十四年前，當年，聶赫留多夫就在這丁香叢中與十八歲的卡秋莎玩捉迷藏，結果摔倒，手被蕁麻劃傷。」在這裡，托爾斯泰一連犯了兩個年代錯誤：前文寫到卡秋莎當年是十六歲；卡秋莎．瑪絲洛娃受審時為二十七歲，聶赫留多夫此時憶起的應為十一年前之往事。英譯本將這兩個「時間錯誤」直接改了過來，分別為「十六歲的卡秋莎」（sixteen-years old Katusha）和「十二年前」（twelve years ago）。但細細一算，還是應該在十一年前，於是我便以譯者按的形式加入這樣一段話，並置入正文，括上括弧：「前文寫到卡秋莎當年十六歲，卡秋莎．瑪絲洛娃受審時為二十七歲，聶赫留多夫此時憶起的應為十一年前之往事。」
第三部第十二節寫道，納巴托夫購買食物回來，看到了聶赫留多夫：「『瞧，我們的公爵現身了。』他說著，把茶壺放在茶碗中間，把麵包遞給瑪絲洛娃。」可是根據上下文，瑪絲洛娃此時尚未進屋，英譯本中也就直接改了過來，「and handed the bread to Rantseva」，這也就給了我加「譯者按」的勇氣：「此處可能是托爾斯泰筆誤，根據上下文看，瑪絲洛娃此時尚未進屋，麵包應該遞給了蘭采娃。」
在翻譯文學作品時參考其他語種的譯本，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因為一部文學作品中較難翻譯的東西，往往會令所有語種的翻譯家都感到棘手。歐洲曾有舉辦某位作家的翻譯工作坊的傳統，即把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的不同語種譯者召集到一起，大家相互交流切磋，在此類工作坊上譯者往往會發現，一些費解的或難於透過翻譯表達的東西似乎是共同的。在翻譯時參考其他語種譯本，觸類旁通，借助旁觀者來迂迴理解，或可成為一道路徑。比如此番在參考《復活》英譯本的翻譯處理方式時，用「打擦邊球」的方法朦朧地處理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就是我獲得的一個重要心得。
劉文飛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京西近山居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譯後記

第一部
一
即便在城裡，春天也畢竟是春天，儘管幾十萬人擠在一個不大的地方，竭力糟踐他們居住的土地，儘管他們把石頭嵌進泥土，讓土地寸草不生，儘管他們清除剛剛發芽的小草，儘管他們燃燒煤炭和石油，儘管他們砍伐樹木，驅趕各種鳥獸。太陽暖洋洋地照耀，小草緩過神來，伸出嫩芽，在沒有被斬草除根的所有地方顯示綠意，不僅在林蔭道的草坪上生長，也在鋪路的石塊縫隙間露臉。白樺、楊樹和稠李紛紛展開多汁的芳香新葉，椴樹吐出飽滿的葉芽；烏鴉、麻雀和鴿子不負春意，已開始歡樂地築巢，被太陽曬暖的蒼蠅在牆邊嗡嗡作響。植物和鳥兒，昆蟲和孩子，全都興高采烈。可是大人，成年的大人，卻沒有停止欺騙，他們依然在折磨自己並相互折磨。這些人認為，神聖而又重要的，並非這春天的早晨，並非這造福萬物的世界之美，這能夠造就和平、和諧和愛意的美；神聖而又重要的只是他們杜撰出的那一套人統治人的方式。
比如，省立監獄辦公室的人就認為，神聖和重要的並非所有動物和人全都享有的春天的感動和歡樂，他們認為神聖和重要的是昨晚接到的一紙帶有編號、印章和標題的公文。公文寫明，今日，亦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之前，須將兩女一男三位在押案犯押去受審。兩名女犯中的一位係要犯，須單獨押解。於是，遵照這道命令，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點，看守長走進又暗又臭的女監走廊。跟在他身後也走進走廊的是一位面帶倦容、滿頭鬈曲白髮的女人，她身穿袖口飾有金絛的制服，腰間繫一根藍邊束帶。這位是女看守。
「您是要提瑪絲洛娃嗎？」她問道，並與這位值班的看守長一同走向走廊裡的一間囚室。
看守長叮鈴哐啷地開了鎖，打開囚室的門，囚室裡冒出一股比走廊裡的氣味更為難聞的惡臭，看守喊道：
「瑪絲洛娃，提審！”然後他又掩上房門，等犯人出來。
即便在監獄的院子裡也有一陣清新爽人的空氣，是風把它從田野帶到城裡來的。但走廊裡卻盡是帶有傷寒病菌的空氣，充滿糞便、焦油和腐物的氣味，能讓每一個剛剛走進來的人陷入沮喪和憂鬱。從院子走過來的女看守就產生了這樣的感覺，儘管她早已聞慣惡劣的空氣。她踏入走廊，立時感到疲憊不堪，昏昏欲睡。
囚室裡傳來一陣忙亂聲，有女人的話音和赤腳走路的響聲。
「快點，幹嘛拖拖拉拉的，瑪絲洛娃，我在說你呢！」看守長對著囚室的門喊道。
兩分鐘過後，一位身材不高、胸部十分豐滿的年輕女人腳步輕盈地走出門來，她俐落地轉過身，站到看守身邊，她身著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服。這女人的腳上穿著麻布襪，套著囚犯穿的棉鞋，頭上包著白頭巾，幾縷黑色的鬈髮從白頭巾裡露了出來，這顯然有意為之。女人的臉很白，長期被關押的人都會有這樣一張臉，白得就像地窖裡的馬鈴薯長出的嫩芽。她那雙胖嘟嘟的小手和從囚服寬大衣領處露出來的豐滿的白色脖頸，也是這個顏色。在這張臉上，尤其是在慘白臉色的襯托下，一雙烏黑的眼睛顯得十分突出，這雙眼睛閃亮亮的，有些浮腫，但炯炯有神，其中一隻眼睛略微有點斜視。她站得很直，挺著豐滿的胸部。來到走廊，她微微昂頭，徑直看了一下看守長的眼睛，擺出一副唯命是從的姿態。看守長正打算鎖上囚室，一位沒戴頭巾的白髮老太婆卻從門裡探出一張蒼白嚴厲、滿是皺紋的臉來。老太婆想對瑪絲洛娃說幾句話，看守長卻對著老太婆的腦袋推上門，那腦袋縮了回去。囚室裡響起一陣女人的哄笑。瑪絲洛娃同樣笑了笑，然後轉身面對門上裝有鐵柵的小窗。老太婆隔著門湊近小窗，嗓音嘶啞地說道：
「最要緊的是別多說話，說了就別改口，這就好了。」
「有個結果就好，不會更糟了。」瑪絲洛娃說道，搖了搖頭。
「結果當然是一個，不會是兩個。」看守長擺出長官的架勢說道，顯然覺得自己的話很俏皮，「跟我走！」
老太婆的眼睛消失在小窗後面，瑪絲洛娃來到走廊中間，邁著小碎步跟在看守長身後。他倆沿著石階下行，經過比女監區更臭更鬧的男犯囚室，每間囚室的男犯都透過氣窗盯著這兩個人看，他倆來到辦公室，這裡已站著兩名持槍的押解兵。坐在那兒的文書把一份沾染了煙味的文件遞給其中一名士兵，指了指女犯，說道：
「交給你了。」
這士兵是下諾夫哥羅德的農民，有一張帶有麻點的紅臉膛，他把文件塞進軍大衣的翻袖，笑嘻嘻地看著女犯人，同時對著自己的同伴擠了擠眼，他的同伴是一個顴骨高聳的楚瓦什人。兩名士兵押著女犯走下臺階，向出口走去。
出口處的大門上有扇小門，兩名士兵押著女犯邁過小門的門檻進入院子，再出圍牆，走進了一條條石頭街道縱橫其間的市區。
車夫、店員、廚娘、工人和官員紛紛停下腳步，好奇地看著這名女犯。有人搖著頭，心裡想道：「這就是做壞事的下場，不像我們舉止正派。」孩子恐懼地看著這個女強盜，見她被兩名士兵押著，如今什麼壞事也幹不成了，他們這才安下心來。一位農夫賣了自己的煤炭，正在茶館裡喝茶，看到女犯後便走上前來，畫個十字，給了她一個戈比。女犯臉一紅，低下頭，說了句什麼話。
女犯察覺到眾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她並不轉頭，而是用難以察覺的眼神斜視那些看她的人，別人對她的關注讓她感到開心。讓她感到開心的還有這春天的空氣，與監獄裡相比，這空氣是純淨的，但走在石子路面上她卻感到腳有些疼，因為她好久沒走遠路，又穿著不合腳的囚犯棉鞋，於是她盯著腳下，盡量放輕腳步。他們經過一家麵粉鋪，店鋪前有幾隻無憂無慮的鴿子，搖搖擺擺地走來走去，女犯的腳差點踢到一隻灰毛鴿子，這鴿子倏然飛起來，拍打著翅膀，從女犯耳邊飛過，扇起一陣風。女犯笑了笑，然後想到自己的處境，便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二

女犯瑪絲洛娃的身世十分平常。瑪絲洛娃是一個未婚女奴的女兒，這女奴跟著負責餵養牲口的母親，住在兩個貴族姊妹的村子裡。這位未婚女奴每年都會生下一個孩子，就像鄉下人常有的那樣，她們也給這孩子施洗，可是之後，當媽的卻不願餵養這個意外到來、會影響她做事的多餘孩子，於是，這孩子很快便會餓死。
就這樣一連餓死了五個孩子。五個孩子都受洗了，之後無人餵養，於是餓死了。第六個孩子是女奴與一位過路的茨岡人私通後生下的，是個女孩。她的命運原本也會與前面五個孩子一樣，然而事情湊巧，兩位貴族姊妹中的一位這天偶然來到牲口棚，她是來罵餵牲口的女奴的，因為她們做的奶油有股牛膻味。畜棚裡躺著一名產婦，懷抱著健康漂亮的嬰兒。老小姐一番訓斥，說奶油做得難吃，說不該讓產婦進畜棚，她正想走開，卻看到嬰兒，動了惻隱之心，提出要做這孩子的教母。她為這孩子施洗，後來因憐憫自己的教女，常給孩子的母親送去牛奶和錢，這孩子於是活了下來。兩位老小姐便為女孩取名「撿命兒」。
女孩三歲時，她的母親染病去世。負責養牲口的外婆覺得外孫女是個累贅，兩個老小姐便將女孩養在身邊。這個黑眼睛的女孩出落得十分活潑可愛，兩個老小姐也因為女孩而心生快慰。
兩位老小姐，妹妹索菲婭•伊萬諾夫娜善良一些，小女孩的教母就是她；姊姊瑪麗婭•伊萬諾夫娜則嚴厲些。索菲婭•伊萬諾夫娜給小女孩梳妝打扮，教她讀書，想把她當作養女。瑪麗婭•伊萬諾夫娜卻常說，應該讓這女孩成為一個勞作的女人、一個好女傭，因此她對女孩的要求十分嚴厲，心情不好時常常懲罰女孩，甚至揍她。於是，在這兩種影響之間成長，小女孩最終成為半個女傭、半個養女。她們喚她時既不用卑稱「卡季卡」，也不用愛稱「卡堅卡」，而是中性的「卡秋莎」。她做些針線活、收拾房間、擦拭聖像、做菜、推磨、煮咖啡、洗衣服，有時也與兩位老小姐一起坐坐，為她倆讀書。
有人向她提親，但她誰也不願嫁，覺得與那些向她提親的勞力工作者過日子，一定很苦，因為她已過慣了地主家的好日子。
她就這樣過到了十六歲。在她十六歲那年，兩位老小姐的侄子來到她們家，她們的侄子是大學生，也是富裕的公爵，卡秋莎愛上了他，卻不敢向他表白，甚至連自己也不願承認。兩年過後，這位侄子在奔赴戰場的途中順道看望兩位姑媽，在姑媽家住了四天，他在臨行前夜誘惑了卡秋莎，最後那天塞給她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就走了。在他離去五個月之後，卡秋莎發現自己懷孕了。
自那時起，一切都變得讓人厭煩，她只想著一件事，即如何擺脫她即將面對的恥辱。她在伺候兩位老小姐的時候不僅很不情願，敷衍了事，而且連她自己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她突然發起脾氣來。她對兩位老小姐說了些粗話，之後又覺得後悔，於是提出離開。
兩位老小姐對她也很不滿意，就放她走了。她離開兩位老小姐，到一位警長家做女傭，但只做了三個月，因為那位年過半百的警長老是調戲她。有一次他特別放肆，卡秋莎火了，罵他是傻瓜和老色鬼，用力一推，把他推倒在地。她因這無禮的舉動被辭退，再找下家已不可能。因為分娩在即，她於是住到鄉下一位既負責接生，也販賣私酒的寡婦家中。分娩很順利，但接生婆剛給鄉下一位染病的產婦接生，把產褥熱傳染給了卡秋莎，產下的男嬰被送往育嬰堂，據送嬰兒去那裡的老太婆說，孩子一到那裡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的時候，身上總共有一百二十七盧布：二十七盧布是她自己賺的，一百盧布是那位誘惑她的人給的。等她從接生婆家裡出來，手裡只剩下六盧布。她不會省錢，自己出手闊綽，對要錢的人也有求必應。接生婆要了她四十盧布，作為兩個月的生活費，即伙食費和茶點費，送孩子去育嬰堂花去二十五盧布，接生婆另借四十盧布買了一頭乳牛，另外二十盧布用於購買衣物和禮物。這麼一來，卡秋莎在身體康復時已身無分文，不得不再尋個工作的去處。她在一位林務官家找到了差事。
林務官是個有婦之夫，但也像那位警長一樣從第一天就開始調戲卡秋莎。卡秋莎討厭他，盡量躲著他，然而他比她更有經驗，也更狡猾，更重要的是他是主人，可以隨意支使她，最終他找到一個機會占有了她。林務官的妻子得知此事，有一天正撞見丈夫單獨和卡秋莎待在房裡，便衝過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於是爆發一場廝打，結果是卡秋莎被掃地出門，分文未取。卡秋莎進城住到姨媽家。姨丈是個裝訂工，之前循規蹈矩，如今失去所有主顧，成了酒鬼，把身邊的一切全都拿去換酒喝。
姨媽開了一間小洗衣鋪，以此養活幾個孩子，幫襯窮困潦倒的丈夫。姨媽建議瑪絲洛娃在洗衣鋪做工，但瑪絲洛娃眼見為姨媽做工的洗衣婦都做得很辛苦，有些畏縮，便去職業介紹所找一份女傭工作。她在一位太太家找到工作，太太有兩個上中學的兒子。在瑪絲洛娃到了這家一週後，那位在讀六年級、嘴上已長出唇鬚的大兒子便丟下功課，纏著瑪絲洛娃不放，讓她不得安寧。母親認為這全都是瑪絲洛娃的錯，便將她解雇。沒找到新的下家，但湊巧的是，來到女傭職業介紹所時，瑪絲洛娃遇見一位太太，這太太珠光寶氣，手上戴著好幾個戒指，豐滿而赤裸的手臂上套著好幾個手鐲。她瞭解到正在找工作的瑪絲洛娃的處境，便留下地址，讓瑪絲洛娃去找她。瑪絲洛娃去見她。太太溫暖地接待瑪絲洛娃，款待以餡餅和香甜的葡萄酒，然後差遣自己的女傭送信給某人。傍晚，一位長髮花白、鬍鬚雪白的高個男人走進房間，這老頭立馬坐到瑪絲洛娃身邊，兩眼放光、面帶微笑地看著她，與她開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個房間，瑪絲洛娃聽到女主人在說：「新手、鄉下人。」隨後，女主人把瑪絲洛娃叫去，告訴她，這男人是作家，很有錢，如果瑪絲洛娃能討他喜歡，他是不會捨不得錢的。瑪絲洛娃很討他喜歡，於是作家給了她二十五盧布，還答應常約她見面。這筆錢很快花光了，要付給姨媽生活費，還要新購裙子、帽子和緞帶。幾天後，作家又請了她一回。她去了。他又給了她二十五盧布，並建議她搬進一套單獨住房。
瑪絲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套房裡，卻愛上同院一個性格開朗的店員。她自己對作家說了此事，之後便搬進一個單獨的小套間。答應與她結婚的店員後來不辭而別，去了下諾夫哥羅德，顯然是拋棄了她，瑪絲洛娃於是孤身一人。她想獨自住在小套間裡，可是人家不讓。派出所所長告訴她，她只有在領取黃顏色的妓女執照、接受體檢之後才能單獨居住。於是她又回到姨媽家。姨媽見她身著時尚的裙子、披肩和帽子，便滿懷敬意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建議她去做洗衣工了，認定她如今已過起上等人的生活。對於瑪絲洛娃來說，如今已不存在做不做洗衣工這樣一個問題。她如今已在帶著同情打量那些洗衣女工的苦役生活，女工在臨街的前屋裡忙忙碌碌，她們面色蒼白，兩臂枯瘦，其中有幾個已得了肺結核病。她們在接近四十度、充滿肥皂味的熱氣中洗衣熨燙，洗衣房無論冬夏都敞著窗戶，一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幹起這份苦役，瑪絲洛娃便心生恐懼。
就在瑪絲洛娃因無人相助而一籌莫展的時候，一個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瑪絲洛娃。
瑪絲洛娃早就開始抽菸，在與店員姘居後期以及被他拋棄之後，她又越來越愛喝酒。她之所以愛酒，並不僅僅因為她覺得酒好喝，她愛喝酒的最主要原因是，酒能讓她忘記她經受的一切痛苦，擺脫煩惱，獲得她不喝酒便難以獲得的自尊和自信。不喝酒的時候，她總是會感到悶悶不樂，羞愧難當。
牙婆請姨媽吃飯，把瑪絲洛娃灌醉，便建議瑪絲洛娃去城裡一家最好的妓院，她向瑪絲洛娃列舉了這一出路的種種好處。瑪絲洛娃面臨這樣的選擇：要嘛是女傭的卑微處境，其間一定會有男人糾纏，會有遮遮掩掩的臨時性通姦；要嘛是有保障的、安定而合法的處境，以及公開、為法律所允許而報酬豐厚的經常性通姦。瑪絲洛娃選擇了後者。此外，她還想以此來報復誘惑她的公爵、店員和所有欺負過她的人。還有一個原因吸引她，使她做出最終決定，因為牙婆告訴她，她可以為自己訂購想要的任何衣裙，天鵝絨的、緞子的、絲綢的、袒肩露臂的舞裙。瑪絲洛娃想像自己身著一襲用黑色天鵝絨滾邊的亮黃色絲綢長裙，再也無法抵擋，遞出了身分證件。當晚，牙婆便叫來一輛馬車，把瑪絲洛娃送進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從此，瑪絲洛娃開始過著一種常年違背上帝戒律和人類準則的生活，成千上萬的女性過著這樣的生活，她們不僅獲得了關心公民福祉的政府之許可，甚至受到政府庇護。其結果，這些女性十分之九均身染惡病，未老先衰，甚至死去。
在徹夜狂歡之後，從早晨昏睡到午後。下午兩三點鐘，懶洋洋地從骯髒的床鋪上爬起來，一杯醒酒的礦泉水、咖啡，身著罩衫、上衣和睡衣在房間裡慵懶地走動，撩開窗簾看看外面，沒精打采地相互罵上幾句；之後是洗漱、抹油，往身體和頭髮上灑香水，試穿衣裙，為了衣裙和老鴇拌嘴，照照鏡子，塗脂抹粉，描描眉毛，吃又甜又膩的食物；之後穿上袒露肉體的亮麗綢裙；之後來到燈火輝煌的華麗客廳。嫖客到來，音樂、跳舞、糖果、美酒、抽菸，與各種男人交媾，有年輕人，有中年人，有半大孩子和行將就木的老頭，有單身漢和已婚者，有商人和店員，有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和韃靼人，有富人和窮人，有健康的人和病人，有清醒的人和醉鬼，有粗魯的人和溫柔的人，有軍人和百姓，有大學生和中學生，各個階層、各種年齡和各種性格的男人應有盡有。叫喊和笑話，鬥毆和音樂，菸草和美酒，美酒和菸草，徹夜奏響的音樂。直到清晨方得以解脫，一通昏睡。日復一日，週復一週。每逢週末，要前往國家機關，即警察分局，那裡端坐著執行國家公務的官員和醫生，都是男人。他們時而一本正經，時而嬉皮笑臉，克制那種生來就有的預防犯罪的羞恥感，不僅是人，就連動物也具有這種羞恥感，他們給這些女性體檢，然後為她們頒發繼續犯罪的許可證，她們將在下一週與她們的男性同謀繼續犯罪。然後又是同樣的一週。日復一日，無論冬夏，無論平日還是節日。
瑪絲洛娃就這樣過了七年。在這期間她換過兩家妓院，住過一次醫院。在她進入妓院的第七年、在她首次失身後的第八年、在她二十六歲那年，她遇上一件事，因此被關進監獄。在監獄裡與殺人犯和竊賊共度六個月之後，她今天被押去法院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