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與社會（簡體書）

《共同體與社會》如同標題明確呈現的那樣，本書最鮮明的特徵莫過於它採取了二元對立的結構、圍繞著“共同體”(Gemeinschaft)與“社會”(Gesellschaft)這對彼此相對的概念展開討論。本書的主體部分由三卷組成，依次是“關於主要概念的一般規定”(共同體的理論與社會的理論)、“本質意志與抉擇意志” 、“自然法的社會學基礎” ，它們分別從三個方面揭示了“共同體”與“社會”之間對立的意涵：第一卷在社會學的層面上刻畫了兩種人類結合的關係形態以及它們各自形成的共同生活秩序；第二卷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了對應上述兩種共同生活類型的個體心理事實與原理；第三卷則透過法學和政治哲學的視野解讀了兩種關係類型背後的規範以及共同生活的法權基礎，其中又包含了雙重的自然法脈絡：第一重是私法層面的“共同體”或“社會”內部的人與人(“人法”)、人與財產(“物權法”)之關係的諸規範；第二重則是公法層面的、作為整體的共同體與社會為了維持自身所形成的法權秩序(“公社”與“國家”)。

斐迪南•滕尼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早期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他於1855年7日26日出生於當時屬於丹麥王國的施萊茲維希州的一個小城豪巴而格，他的父母均是農民世家，生活比較富裕，他們為七個子女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之後，他們全家遷往胡蘇姆。滕尼斯在那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1872年，有一段很短的時期，他在斯塔拉司堡學習，同年他換了一所大學讀書，稍後，又去耶那、萊比錫、柏林、波恩、基爾和杜賓根等許多城市的大學讀書，他所學的內容很豐富，有古典哲學、哲學、神學、教會史、語言學、考古學和藝術史，他的博士論文是考古學學習研究的成果。1875年，年僅20歲的滕尼斯在杜賓根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在以後的歲月裡，滕尼斯從事哲學研究，他對古典哲學感興趣。他和佛里德利希•保羅多年來建立了書信往來關係，在他的鼓舞下，滕尼斯對霍布斯的思想進行深入的研究。1881年，他以研究霍布斯哲學成果受聘於基爾大學哲學系執教。他是德國社會學學會的創始人，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經擔任過他的學術助手。

譯者簡介：

張巍卓，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出版有譯著《共同體與社會》，廣受好評。

社會學奠基之作

本書於1887 年第一次印刷，1912 年再版，至 1935 年重印達八次之多。這本書使他獲得了很大的聲譽。其在社會學上的貢獻最主要的是用二分法的概念，從人類結合的現實中，抽象地概括出共同體與社會這兩種類型。本書的基本思想和概念，至今對於社會學仍然有很深刻的影響，是社會學的經典文獻。

對於一位年邁的作者來說，在其有生之年還能看到自己的一部將近50年前完成的作品再版，這是一件讓人欣慰的事情。在當時，這部作品所踏入的是一個作者尚且陌生的世界，就此而言，只能期待一些優秀的學者同情地接受它。我在這裡要滿含敬意地提到弗里德里希•泡爾生以及阿道夫•瓦格納的名字。這部著作連同它的出版商，都曾遭遇過種種不幸。今天，一個新的出版社讓這部著作重新面世，可以相信，它還能向這個世界說些什麼。因為這幾年來，儘管德語區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停滯不前，然而從整個世界來說，社會學理論還是在順暢地發展著。人們應當相信，關於社會學理論的一種清晰的、概念化的思維，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對於整個國家來說，都是很有益處的。

 

第一版前言
第二版前言
第四版和第五版前言(附第三版前言摘錄)
第六版和第七版前言
第八版前言
第一卷 關於主要概念的一般規定
主題

第一章 共同體的理論

第二章 社會的理論

第二卷 本質意志與抉擇意志

第一章 人的意志的諸形式

第二章 對二元對立的闡釋

第三章 經驗的意義
第三卷 自然法的社會學基礎

第一章 定義與命題

第二章 法中的自然物

第三章 相互關聯的意志的諸形式――公社與國家
附錄 結論與展望

索引

附錄1 共同體與社會――文化哲學的原理，1880/81年手稿

附錄2 《共同體與社會》第三版前言

附錄3 《共同體與社會》第八版(1935年)前言手稿

附錄4 重要概念的譯法說明

附錄5 滕尼斯生平及大事年表

 

【公共輿論與科學-行動與意見-政治輿論-政黨與政府-報紙業-新聞媒體的力量-通向世界共和國的趨勢-普遍的限制】公共輿論要求自身確立起普遍有效的準則，這樣的準則並非建立在盲目的信仰之上，而是建立在對它所承認並接受的學說之正確性（Richtigkeit）的清楚認識之上。從公共輿論的傾向與形式來看，它是科學的、啟蒙的觀點。如果說，當涉及到思維與認識可能會探究的一切可能問題時，公共輿論便會形成，那麼它首先針對的便是社會與國家之中人們的生活與交往。一切有意識地參與到這樣的生活與交往裡的人，必然會對這類概念與看法產生興趣，他們會想辦法讓輿論形成，並且將同錯誤的、有害的意見做鬥爭。
在商業實踐裡，什麼被允許？什麼又不被允許？對於各種各樣的企業、商品、需求以及鑄幣或“證券”（Papieres）而言，它們的效力與價值如何？與此類似，如何衡量流通中的價值、人格以及它們在其他社交活動（比如市場與交易所裡的交往）裡的能力？以上這些問題都上升為一些普遍的原則，它們構成了一部道德法典。雖然人們根據想像出的更好的認識，可能會改變這部道德法典，而且它也可能也會遭到許多反對，但是沒有什麼比它的禁令、指責與刑罰更嚴格；因為它關心的並不是人們行動背後的信念（Gesinnung），而是他們的行動方式（Handlungsweise）的形式正確性。因此，這裡根本上只在於對違反其規則的行為做出反應；與此相反，它不可能根據行為的積極方面給予獎賞，因為除了讓人遵守它的規則以外，它不再要求甚至期望其他東西。“讚賞”並不是公共輿論要做的事，毋寧說，公共輿論要努力地把一切現象提高到自己能夠把握的水准上。它絕非僅僅把這一水準同正確的、好的行為聯繫在一起，而是首先要把它完全地同正確的、好的意見本身聯繫在一起。要做到這一點，公共輿論就必須要求個人的、私人的意見必須要同它自己一致，即同普遍的、公共的輿論一致，這樣一來，（我們此前預設的）理性的、志願的主體就更要根據公共輿論指引他的行動。
不過，在各種意見裡，許多都是無關輕重的，然而沒有什麼意見比政治輿論更重要；因為國家頒布或維持什麼法律，它將推行怎樣的對內對外政策，似乎最終都取決於此。如果社會只是部分地就此達成一致，甚至在許多方面發生了最劇烈的爭執，那麼任何一個政黨因此都要力爭將他們的意見提升為公共輿論，或者至少保持公共輿論的假象，並且力爭將它們的意志表現為普遍的、理性的意志，這樣的意志以共同的利益為目標，藉此，他們可以執掌國家的“船舵”，或者說把“立法的把手”抓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國家本身或政府，也就是那個恰好表現主權人格或對主權人格施加強大影響的政黨，同樣有強烈的興趣去“製作”並“加工”公共輿論，去為公共輿論定調、再定調。
作為公共輿論以及可能像公共輿論那樣生效的東西，它總是像一個外在的、外來的力那樣影響著每一個抱有某種意見的人。這一點尤其通過傳播（Mitteilung）的方式實現，借助這樣的方式，所有的言說者、教導者同傾聽者、理解者之間的信任與信賴的關係都消逝了，或者說，基於書寫的傳播方式，上述關係將會消逝。在這裡，各種判斷與意見彷彿零售商的貨物一樣被包裝起來，提供給人們享用。以報紙業（Zeitungswesen）為例：對我們這些當前活著的人來說，它是最快捷地生產、複製以及擴散事實與思想的方式，它就像世界上所有其他被人們享用的事物那樣，以最完美的方式被準備出來並提供給人們：正如賓館裡的廚師將飲食材料以任意的形式和數量擺放在賓客面前。因此，“新聞媒體”（Presse）是公共輿論的真正手段（“器官”），在一切知道利用它以及必須利用它的人們手中，它是的一件武器和工具。它對社會裡的各種事件以及社會狀態的轉變做了令人畏懼的批判，因而它具有普遍性的力量。與此同時，它完全可以同國家的物質力量相媲美，後者通過國家的軍隊、財政以及“組織化”的官僚體系衡量；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超越了國家的物質力量；它不像國家的物質力量那樣受到國家邊界的限制，相反，從其趨勢與可能性來講，它完全是國際性的，因而毋寧說，即使許多國家組成了持久的或暫時的統一體以及聯盟，它照樣可以比拼這一統一體和聯盟的力量。所以，我們可以將公共輿論的最終目標表述成：取消和替代國家的多樣性，建立一個與世界市場具有相同範圍的、唯一的世界共和國（Weltrepublik）；世界共和國由思想者、知識分子和作家指揮，不過，除了一種心理學性質的強制外，它可能不具備其他強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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