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回憶沈從文先生（簡體書）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巨擘，一位“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的學生汪曾祺也以獨具特色的作品，在當代作家中享有盛名，被譽為“中國*後一位士大夫”。汪曾祺自少年時代起就開始關注沈從文及其作品，1939年他選擇考入西南聯大，與沈從文在聯大任教有很重要的關係。沈在創作、生活上對汪處處關照，兩人的師生情誼維持了近半個世紀。汪曾祺的散文總有一種溫和，不矯情不做作，質樸淺淡，卻含蘊悠長，耐人尋味。老師沈從文曾評價學生汪曾祺：“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都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在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中，和沈從文有關的部分，數量並不是太多，但幾乎每一篇都是認真對待，言之有物。他將與老師的陳年往事娓娓道來，師生情長，道出一代名士不為人知的真情懷，讀來別有一番滋味；那些介紹、品評沈從文作品的篇什，也都很精到地剖析了沈從文的文學、美學價值，折射出汪曾祺本人的文學觀。另外，近年發現的汪曾祺早年致沈從文長信，以及汪給沈書的未寫完的書評，均為首次公開，以附錄形式收入，幫助讀者了解更多文章之外的*手材料和細節。所以，這部汪曾祺回憶沈從文的作品專集，極具價值和意義。

此為“小說家的散文”叢書之一。

汪曾祺（一九二〇—一九九七），作家，江蘇高郵人。一九三九年就讀於西南聯合大學，為沈從文先生的及門弟子。約一九四〇年開始發表散文及小說。著有小說集《邂逅集》《晚飯花集》《菰蒲深處》《矮紙集》，散文集《晚翠文談》《蒲橋集》《旅食集》《塔上隨筆》《逝水》《獨坐小品》等。

輯一

與友人談沈從文

——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

我的老師沈從文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淡泊的消逝

——悼吾師沈從文先生

一個愛國的作家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從文轉業之謎

夢見沈從文先生

輯二

抒情考古學

——為沈從文先生古代服飾研究三十周年作

《沈從文傳》序

美——生命

——《沈從文談人生》代序

輯三

沈從文和他的《邊城》

沈從文的寂寞

——淺談他的散文

讀《蕭蕭》

又讀《邊城》

《桃源與沅州》賞析

《常德的船》賞析

《中學生文學精讀·沈從文》前言、題解、賞析

附錄

致沈從文

沈從文先生的“抒情考古學”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讀後感

沈從文轉業之謎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兩截。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是作家，寫了四十幾本小說和散文；一九四九年以後，他變成了一個文物研究專家，寫了一些關於文物的書，其中重大（真是又重又大）的一本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近十年沈先生的文學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當中，形成了“沈從文熱”。一些讀了他的小說的年輕一些的讀者覺得非常奇怪：他為什麼不再寫了呢？國外有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也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點內情的，但也說不出個究竟。在他改業之初，我曾經擔心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一個名堂，因為從我和他的接觸（比如講課）中，我覺得他缺乏“科學頭腦”。後來發現他“另有一功”，能把抒情氣質和科學條理完美地結合起來，搞出了成績，我松了一口氣，覺得“這樣也好”。我就不大去想他的轉業的事了。沈先生去世後，沈虎雛整理沈先生遺留下來的稿件、信件。我因為刊物約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雛談談。我愛人打電話給三姐（師母張兆和），三姐說：“叫曾祺來一趟，我有話跟他說。”我去了，虎雛拿出幾封信。一封是給一個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封是沈先生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寫給我的很長的信（這封信真長，是在練習本撕下來的紙上寫的，鋼筆小字，兩面寫，共十二頁，估計不下六千字，是在醫院裡寫的；這封信，他從醫院回家後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我，這是底稿；其時我正戴了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張家口沙嶺子勞動；沈先生寄給我的原信我一直保存，“文化大革命”中遺失了），還有一九四七年我由上海寄給沈先生的兩封信。看了這幾封信，我對沈先生轉業的前因後果，逐漸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從一個方面說，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罵的結果。左、右都罵他。沈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罵我，不相信，還是要罵。根本連我寫什麼也不看，只圖個痛快。於是罵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誰的損失？

沈先生的挨罵，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對他的大罵，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約在一九四二年頃，從桂林發動，有幾篇很銳利的文章。我記得有一篇是聶紺弩寫的。聶紺弩我後來認識，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後來也因黃永玉之介去看過沈先生，認為那全是一場誤會。聶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無芥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沈先生寫了兩篇雜文，引來一場圍攻。那時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說，勸從文不要寫這樣的雜論，還是寫他的小說。巴金先生很以為然。我給沈先生寫的兩封信，說的便是這樣的意思。

第三次是從香港發動的。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出了一本《大眾文藝叢刊》，撰稿人為黨內外的理論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寫的《斥反動文藝》，文中說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卻由前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寫了序。人事變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誰能逆料？這也是歷史。

已經有幾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解放前後神經混亂的事（我本來是不願意提及這件事的），但是在這以前，沈先生對形勢的估計和對自己前途的設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寫給吉六君的信中說：

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

基於這樣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決心留下來。留下來不走的，還有朱光潛先生、楊振聲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楊先生也常來串門。對於“玄黃未定”之際的行止，他們肯定是多次商量過的。他們決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學貼出了一期牆報，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不知道這是地下黨的授意，還是進步學生社團自己幹的。在那樣的時候，貼出這樣的大字報，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為淵驅魚”，把本來應該爭取，可以爭取的高級知識分子一齊推出去麼？這究竟是誰的主意，誰的決策？

這篇牆報對沈先生的壓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經極度緊張，到患了類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懷疑有人監視他，製造一些尖銳聲音來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這張大字牆報。

沈先生在精神瀕臨崩潰的時候，腦子卻又異常清楚，所說的一些話常有很大的預見性。四十年前說的話，今天看起來還是很準確。

“一切終得變”，沈先生是竭力想適應這種“變”的。他在寫給吉六君的信上說：

用筆者求其有意義，有作用，傳統寫作方式以及對社會態度，實值得嚴肅認真加以檢討，有所抉擇。對於過去種種，得決心放棄，從新起始來學習，來從事。這個新的起始，並不一定即能配合當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個進步原則來肯定，來證實，來促進。

但是他又估計自己很難適應：

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對自己擱筆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過了。不斷挨罵，是客觀原因；不能適應，有主觀成分，也有客觀因素。解放後擱筆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個人，不過不像沈先生擱得那樣徹底，那樣明顯，其原因，也不外是“思”與“信”的矛盾。三十多年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文藝的主要問題也是強調“信”，忽略“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新時期十年文學的轉機，也正是由“信”回復到“思”，作家可以真正地獨立思考，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生活，用自己的腦和心思索生活，用自己的手表現生活了。

北平一解放，我們就覺得沈先生無法再寫作，也無法再在北京大學教書。教什麼呢？在課堂上他能說些什麼話呢？他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也可以說是一條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並不是沒有準備、沒有條件的。據沈虎雛說，他對文物的興趣比對文學的興趣產生得更早一些。他十八歲時曾在一個統領官身邊作書記。這位統領官收藏了百來軸自宋至明清的舊畫，幾十件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這些東西都由沈先生登記管理。由於應用，沈先生學會了許多知識。無事可做時，就把那些古畫一軸一軸地取出，掛到壁間獨自欣賞，或翻開《西清古鑒》《薛氏彝器鐘鼎款識》來看。

我從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人類智能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從文自傳·學歷史的地方》）

沈先生對文物的興趣，自始至終，一直是從這一點出發的，是出於對民族，對於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深愛。他的文學創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愛國主義的感情。從熱愛祖國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說沈先生並沒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愛國愛民，始終如一，只是改變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轉業並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漸完成的。北平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館系，並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在楊振聲、沈從文等幾位熱心的教授的贊助下搞起來的，館中的陳列品很多是沈先生從家裡搬去的。歷史博物館成立以後，因與館長很熟，時常跑去幫忙。後來就離開北大，乾脆調過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時很痛苦，有時又覺得很輕鬆。他名心很淡，不大計較得失。沈先生到了歷史博物館，除了鑒定文物，還當講解員。常書鴻先生帶了很多敦煌壁畫的摹本在午門樓上展覽，他自告奮勇，每天都去。我就親眼看見他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眾講解。一個青年問我：“這人是誰？他怎麼懂得這麼多？”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裡總不免有些凄然。

沈先生對於寫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忘履”，一個人寫了三十年小說，總不會徹底忘情，有時是會感到手癢的。他對自己寫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拿破侖是偉人，可是我們羨慕也學不來。至於雨果、莫裡哀、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卻不太難（我初來北京還不懂標點時，就想到這並不太難）。

直到一九六一年寫給我的長信上還說，因為高血壓，館（歷史博物館）中已決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時間“寫本故事”（一個長篇），寫三姐家堂兄三代鬧革命。他為此兩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萬字材料，估計寫出來必不會太壞……”想重新提筆，反反復復，經過多次。終於沒有實現。一是客觀環境不允許，他自己心理障礙很大。他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幻想……照我的老辦法，呆頭呆腦用契訶夫作個假物件，競賽下去，也許還會寫個十來個本本的。……可是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於白費。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一半。

二是，他後來一頭扎進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筆之念，就淡忘了。他手裡有幾十個研究選題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時間精力全為文物占去，實在顧不上再想寫作了。

從寫小說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豐碩的成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個人說，無所謂得失。就國家來說，失去一個作家，得到一個杰出的文物研究專家，也許是劃得來的。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這算不算損失？如果是損失，那麼，是誰的損失？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這問題還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應該從沈從文的轉業得出應有的歷史教訓。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