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霖日記（簡體書）

此書稿據袁崇霖《雪庵日記》整理而成，作者袁崇霖為大興縣長秘書，記載了七七事變前大興縣縣政狀況，事變時縣署的應對及經過，北平一般市民的反應、情緒的跌宕起伏，以及事 變後出任河北省維持會會長秘書的具體經過，特別是詳細記載了維持會的具體活動情形、內部爭鬥，

袁崇霖，生平事蹟據日記即文獻記載，其畢業於天津放生院小學堂,1922年在北洋政府之鹽務署任職,1926—1927年在河南開封任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後任職於青島公安局(時間不詳)。1937年的經曆日記所載甚詳,3月底至七七事變爆發,任河北省大興縣縣長胡蘊璋之秘書,事變後任河北省各縣維持會(後改為“行政委員會”)總務處秘書。

劉奧林、李強：任職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總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華文明也許可說是“*從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羅素《中國問題》)。她綿延不絕、永葆生機的秘訣何在?袁行霈先生做過很好的總結:“和平、和諧、包容、開明、革新、開放,就是回顧中華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啟示。凡是大體上處於這種狀況的時候,文明就繁榮發展,而當與之背離的時候,文明就會減慢發展的速度甚至停滯不前。”(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但我們也要清醒看到,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帶給我們的並不全是積極遺產,其長時段積累而成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具有強大的穩定性,使她在應對挑戰時所做的必要革新與轉變,相比他者往往顯得遲緩和沈重。即使是面對佛教這種柔性的文化進入,也是歷經數百年之久才使之徹底完成中國化,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說遭逢“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的中國近現代。晚清至今雖歷一百六十餘年,但是,足以應對當今世界全方位挑戰的新型中華文明還沒能*終形成,變動和融合仍在進行。1998年6月17日,美國三位前總統(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國務卿、前財政部長、前國防部長、前國家安全顧問致信國會稱: “中國註定要在21世紀中成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強國。”(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上冊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認為中華文明已經轉型成功,相反,中華文明今天面對的挑戰更為複雜和嚴峻。新型的中華文明到底會怎樣呈現,又怎樣具體表現或作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人們還在不斷探索。這個問題,我們這一代恐怕無法給出答案。但我們堅信,在歷史上曾經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必將鳳凰浴火,涅槃重生。這既是數千年已經存在的中華文明發展史告訴我們的經驗事實,也是所有為中國文化所化之人應有的信念和責任。
不過,對於近現代這一涉及當代中國合法性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了解得還過於粗線條。她所遺存下來的史料範圍廣闊,內容複雜,且有數量龐大且富有價值的稀見史料未被發掘和利用,這不僅會影響到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全面了解和規律性認識,也會影響到今天中國新型文明和現代化建設對它的科學借鑒。有一則印度諺語如是說:“騎在樹枝上鋸樹枝的時候,千萬不要鋸自己騎著的那一根。”那麼,就讓我們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為承載和養育我們的中華文明做一點有益的事情———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的初衷。
書名中的“近現代”,主要指1840—1949年這一時段,但上限並非以一標誌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適當向前延展,然與所指較為寬泛的包含整個清朝的“近代中國”、“晚期中華帝國”又有所區分。將近現代連為一體,並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達一種歷史的整體觀。我們觀看社會發展變革的波瀾,當然要回看波瀾如何生,風從何處來;也要看波瀾如何擴散,或為漣漪,或為浪濤。個人的生活記錄,與大歷史相比,更多地顯現出生活的連續。變局中的個體,經歷的可能是漸變。《叢刊》期望通過整合多種稀見史料,以個體陳述的方式,從生活、文化、風習、人情等多個層面,重現具有連續性的近現代中國社會。
書名中的“稀見”,只是相對而言。因為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珍本秘籍經影印或數字化方式處理後,真身雖仍“稀見”,化身卻成為“可見”。但是,高昂的定價、難辨的字跡、未經標點的文本,仍使其處於專業研究的小眾閱讀狀態。況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數字化的文獻,或流傳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閱讀和利用的不便。因此,《叢刊》側重選擇未被納入電子數據庫的文獻,尤歡迎整理那些辨識困難、斷句費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難度和挑戰性的文獻,也歡迎整理那些確有價值但被人們習見思維與眼光所遮蔽的文獻,在我們看來,這些文獻都可屬於“稀見”。
書名中的“史料”,不局限於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範疇,舉凡日記、書信、奏牘、筆記、詩文集、詩話、詞話乃至序跋彙編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夠反映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獻,都在考慮之列。我們的目的,是想以切實的工作,促進處於秘藏、邊緣、零散等狀態的史料轉化為新型的文獻,通過一輯、二輯、三輯……這樣的累積性整理,自然地呈現出一種規模與氣象,與其他已經整理出版的文獻相互關聯,形成一個豐茂的文獻群,從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國近現代敘事背後,還有很多未被打量過的局部、日常與細節;在主流周邊或更遠處,還有富於變化的細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還有漩渦,在邊緣,還有靜止之水。近現代中國是大變革、大痛苦的時代,身處變局中的個體接物處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紙墨得以留存,這是一個時代的個人記錄。此中有文學、文化、生活;也時有動亂、戰爭、革命。我們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種俯首細看的方式,或者一種貼近近現代社會和文化的文本。當然,對這些個人印記明顯的史料,也要客觀地看待其價值,需要與其他史料聯繫和比照閱讀,減少因個人視角、立場或敘述體裁帶來的偏差。
知識皆有其價值和魅力,知識分子也應具有價值關懷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詩云“名士十年無賴賊”(《金谷園故址》),我們警惕袖手空談,傲慢指點江山;魯迅先生詩云“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 ),我們願意埋頭苦幹,逐步趨近理想。我們沒有奢望這套《叢刊》產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於前賢時彥所做的貢獻之中,共同為中華文明的成功轉型,適當“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卷*版序言)。
《叢刊》的編纂,得到了諸多前輩、時賢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題辭勗勉,周勛初先生來信鼓勵,鳳凰出版社姜小青總編輯賦予信任,劉躍進先生還慷慨同意將其列入“中華文學史史料學會”重大規劃項目,學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幫助……這些,都增添了我們做好這套《叢刊》的信心。必須一提的是,《叢刊》原擬主編四人(張劍、張暉、徐雁平、彭國忠),每位主編負責一輯,周而復始,滾動發展,原計劃由張暉負責第四輯,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於2013年3月15日齎志而歿,令人抱恨終天,我們將以兢兢業業的工作表達對他的懷念。
《叢刊》的基本整理方式為簡體橫排和標點(鼓勵必要的校釋),以期更廣泛地傳播知識、更好地服務社會。希望我們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言
數年前,為出版《抗日戰爭史料叢編》,我正四處蒐集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同事南江濤博士告訴我,他在整理出版吳錫祺先生的家藏時,發現有一本《雪盦日記》,涉及抗戰。當時日記已掃描完畢,原件就在南博士辦公室,我迫不及待地快速進行翻閱,頓感價值極大。經南博士聯絡,吳先生同意我和同事劉奧林整理出版這部日記的計劃,這使得我們倍感鼓舞。
一、《雪盦日記》的作者
吳錫祺先生為歷史學家、藏學家、文獻學專家吳豐培之哲嗣,該日記即為吳豐培先生的舊藏。日記前有吳豐培先生所作之題記:
此書僅存六冊,乃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月廿三日的日記,書題為雪盦日記,不著撰人名氏。細審書中所記,作者名袁崇霖,字閏九,天津人,年約四十餘,京寓爛縵胡同37號張宅,家居均住天津南開附近。民國十五六年間在河南代理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局長,廿六年任大興縣署秘書,事變後曾在維持會工作。
日記正當七七事變前後,頗記圍城和敵軍進城情況。書皮題禮、樂、射、禦、書、數,似僅此六冊。字體尚好,乃秘書之才。
根據吳先生之題記,該日記似由吳先生購得。日記所起於1937年2月6日,訖於同年12月22日(吳先生誤記為12月23日)。經吳先生考訂,作“者名袁崇霖,字閏九”,然細檢全篇,並無記載顯示作者名“袁崇霖”。關於“閏九”,僅有一處記載:
赴琉璃廠兩明軒取定做之……所刻昌化小對章,因袁潤九三字陽文章,潤九兩字章法太怪劣,實不能用,當令其磨出重刻。(3月11日)
作者在琉璃廠所刻之印章為“袁潤九”(吳先生誤作“閏九”),但不能斷定“潤九”是名還是字。作者10月3日之日記,有致友朋信札,自稱“霖才疏肆”,則依此可判定,作者名中應有“霖”字。吳先生如何考訂作者名中有“崇”字,實未可知。
然而以日記提供的基本線索為參照,考索此時期日記外的其他資料,可證作者名確實是“袁崇霖”。以下即根據日記所載,對作者的履歷進行梳理。
慰霖為富家子,與予為總角交,且又同校於放生院小學堂。(
3月30日)喬仲維到會相訪,十五年前鹽務署舊同事也。…蓋民十一年由鹽署分袂後,從未謀面一次也。(12月3日)蓋當民十五六年之間,余正在汴代理河南省銀行總理之職務,且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長……(5月11日)
與李仙舟遇,談許久,仙舟自青島公安局分袂後,回津即服務於天津世界紅卍字會。(6月4日)
由日記所記可知,作者畢業於天津放生院小學堂,1922年在北洋政府之鹽務署任職,1926—1927年在河南開封任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長。後任職於青島公安局(時間不詳)。1937年的經曆日記所載甚詳,3月底至七七事變爆發,任河北省大興縣縣長胡蘊璋之秘書,事變後任河北省各縣維持會(後改為“行政委員會”)總務處秘書。
作者並非名人,甚至可以說是歷史中極小的人物,然而我們在晚清、民國時期出版的圖書、期刊、報紙、檔案中,亦可找到大量有價值的線索,可印證或補充作者的部分履歷。
作者畢業於天津放生院小學堂。查天津《大公報》清末的記載, 1907年8月29日“移款助賑”內有“放生院兩等官立小學堂學生袁崇霖等一百三十二名捐點心錢銅元六百六十枚”,1908年5月19日“高等各級學生會考揭曉”內有“高等第二年一學期第一名袁崇霖(放生院小學堂)”1908年10月28日之啟事內有“,放生院兩等官立小學堂學生袁崇霖等捐銅元八百六枚”的記錄。天津放生院小學堂成立於1904年1月,是天津最早設立的13所官立小學之一,作者入小學堂時名為“袁崇霖”,成績優異。
出版時間不詳的《共和黨本部職員、支部職員黨員表》①附錄之《直隸支部職員黨員表》,也有袁崇霖,字潤久,直隸人,住址為天津如意庵西張家胡同。共和黨成立於1912年5月9日,是立憲派為適應袁世凱急欲組織最大政黨,用以對抗中國同盟會的需要而成立,由民社、統一黨等合併組成,黎元洪為理事長,1913年5月又與民主黨、統一黨合併,組成進步黨,成為國會僅次於國民黨的第二大黨。袁崇霖1912—1913年間曾加入共和黨,於此亦可見其政治傾向。
作者1922年前後曾在鹽務署任職。查1920年出版之《鹽務署職員錄》②,鹽務署秘書處有辦事員袁崇霖,字潤九,29歲,直隸天津

① 《共和黨本部職員、支部職員黨員表》,出版時間不詳,第39頁。本文中涉及民國圖書,如無特殊說明,皆出自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開發的“中國歷史文獻總庫·民國圖書數據庫”,訪問網址:mg.nlcps.om 。
②鹽務署編《鹽務署職員錄》,北平鹽務署,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第3頁。

人,委任日期為1918年7月1日,住址為西裱褙胡同池州會館。據日記所載,作者於1922年離職。
1926—1927年可謂是作者最風光的時期,任河南省銀行總理,兼鄭州隴海火車貨捐局長,中“年風順,身兼數差,每日杯酒常滿,坐上不空” 。之後的履歷,日記僅提及在青島公安局任過職,筆者未查到相關資料,然而在1932年出版的《國民政府公報》中,有關於“袁崇霖”的記載:
國民政府指令第一五五五號(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呈據財政部呈為安徽印花菸酒稅局秘書趙公直、課長袁崇霖、冷德祥、朱復呈請辭職……①
公報中記載的袁崇霖,似乎即日記的作者,因為其交際圈、謀職的範圍基本在稅務、銀行系統(詳見後文)。
1937年作者從天津到北平謀職,後經友人介紹任河北省大興縣縣長秘書,七七事變後任職於河北省各縣維持會。河北省各縣維持會隸屬於北京維持會,
1937年12月17日因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而解散。查1938出版的《北京地方維持會報告書》,本“會地方行政委員會主席委員及職員一覽表”②中有總務組主辦袁潤九。同年出版的《地方行政委員會會務紀要》,有總務組主辦袁潤九,“別號”欄標註為“崇霖”46歲,“,河北天津人③。同組的主辦劉卓然,別號”欄有“以字行”字樣。作者登記時既未註明“以字行”,則此時已用名

① 《國民政府公報》(洛字第四三號),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1932年12月26日,第1頁。
②汪朝宗編《北京地方維持會報告書》,民國二十七年(1938)鉛印本,第38頁。
③北京地方行政委員會編《地方行政委員會會務紀要》,民國二十七年(1938)鉛印本,第63頁。

袁潤九,別號“崇霖”。
關於作者姓名,最直接的證據是3月27日所記,此時作者甫任大興縣縣長秘書:
至文華齋刻牙章方,每字二角,鐫餘別字,備縣府鈐蓋公文用,緣此次委令系用字也。
因作者明言“委令系用字”,因此才需要新刻“鐫餘別字”的牙章。若能查到相關任命的文書,作者的名字問題即可定案。然而筆者未在當時出版的《河北省政府公報》《冀察政務委員會公報》中找到大興縣的秘書、職員任命記錄。作者十餘日前(尚未到大興縣任職)已刻有“袁潤九”小對章,此時又新刻牙章,“鐫餘別字”,作為“鈐蓋公文用”,則似乎當時已用名“袁潤九”,字“崇霖”。然而因小對章一般私用,不適合“鈐蓋公文用”,此種推斷仍不十分肯定①。
《地方行政委員會會務紀要》登記作者時年46歲,7月10日(陰曆六月初三日)的日記亦有“今日為餘四十六初度”的記載,依此可推斷作者生於光緒十七年(1891)陰曆六月初三日。
日記至1937年底結束,此時維持會已解散。根據日記所載,作者正四處請託,雖然自認“極少希望”,但仍擬在河北省銀行謀一職。查1938年出版的《河北省銀行職員錄》,天津二等分行經理為袁潤九,年齡42歲,籍貫河北天津,1938年1月到行,通信處為天津特別一區17號路積餘里7號②。袁潤九並兼任總行稽核室稽核③。此處

①有關日記中的印章問題,感謝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躍編審、馬忠文研究員的提示。
②河北省銀行總行總務科編《河北省銀行職員錄》,民國二十七年(1938)鉛印本,第51頁。
③ 《河北省銀行職員錄》,第9頁。

明顯年齡有誤,不知是編校錯誤,還是作者有意為之。更確切的信息來自當時出版的報紙,《晨報》1938年1月12日有《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經理袁潤九接任》的報導:
河北省銀行總理王荷舫,接事以來,對於行務積極整頓,近以天津分行關係重要,前任經理辭職,王總理延聘前充河南、湖南等省之銀行總理及歷任財政界要職之袁潤九氏接任,已於前日到行就職,聞袁氏對於發展行務計劃,已籌擬妥善逐漸施行雲。①
這則報導不僅提供了袁潤九於1938年1月10日到任的信息,還介紹了他“前充河南、湖南等省之銀行總理及歷任財政界要職”的履歷。其中曾任湖南省銀行總理職務,為前文所未提及,至於“歷任財政界要職”,則明顯有自誇之嫌,袁只是在北京政府鹽務署任過四年的辦事員。
天津市檔案館存有與袁潤九有關的檔案三件,其中兩件為作者任天津分行經理時商業合同在天津市地方法院及檢察處的備案,備案時間都是1938年11月23日,內容分別是《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袁潤九、怡和鬥店新記張瀛洲備案》②《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袁潤九、德勝貨棧李筱良聲請備案》③,備案時年齡為47歲。查此時期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的相關檔案,1939年3月8日前袁潤九還在任,分

① 《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經理袁潤九接任》,《晨報》1938年1月12日第4版。以下各報皆出自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開發的“中國歷史文獻總庫·近代報紙數據庫”,訪問網址:http://hbz.nlcpress.com 。
② 《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袁潤九、怡和鬥店新記張瀛洲備案》,天津檔案館,檔案號401206800-J004-2-044103 。
③ 《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袁潤九、德勝貨棧李筱良聲請備案》,天津檔案館,檔案號401206800-J004-2-043833 。

行文書有所鈐“潤九”印。之後因鈐印改為“河北省銀行天津分行經理”,未用個人印,無法確定是否還在分行任職。1940年2月出版的《中外經濟統計匯報》第1卷第2期,在《天津市銀行一覽表》裡,也有關於袁潤九任職的記載①,考慮到表格信息蒐集到雜誌出版有一定的時間間隔,則袁潤九於1939年底至1940年初,似乎尚在任。
天津檔案館還存有1941年6月備案的文書《潤德堂袁潤九、毅然堂趙玉海、世洪堂袁柏甫、懷遠堂王紹詮申請分撥退夥備案》②,其中備案人之一的袁潤九,51歲,通信地址為法租界二號路25號通益公司。備案合約如下:
立分撥字據,潤澤堂袁、毅然堂趙、世洪堂袁、懷遠堂王,前於民國廿九年正月初六日共同設立通益公字號,計共股本洋貳萬元、四股,各佔伍仟元,聘由王紹詮為經理,茲因生意虧累,內部改組,潤澤堂袁及懷遠堂王無力繼續營業,已分別於成立分撥之日,眼同各方及見證人,將應攤賠款及長支計潤澤堂袁捌百元、懷遠堂王五仟壹拾九元七角九分,交付通益公由毅然堂趙、世洪堂袁收訖,繼續營業。原有欠內欠外各款,概由毅然堂趙、世洪堂袁兩戶負擔全責,同時撤退王紹詮經理之職,由袁柏甫任當經理,舊有圖章照舊蓋用。舊賬一概作廢,另立新賬,毅然堂趙、世洪堂袁兩戶對於營業,日後不論興衰盈虧及舊有欠外債款是否還清,概由其兩戶負擔全責,與潤澤堂袁、懷遠堂王無關,除將舊日訂立之合同眼同中證人銷毀,由毅然堂趙、世洪堂袁函達各債權人表明,對於通益公一切責任承擔,與潤澤堂袁、懷遠堂

① 《天津市銀行一覽表》,見《中外經濟統計匯報》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總行編)1940年第1卷第2期,第17頁。
② 《潤德堂袁潤九、毅然堂趙玉海、世洪堂袁柏甫、懷遠堂王紹詮申請分撥退夥備案》,天津檔案館,檔案號0120680-J044-2-055283 。

王兩戶脫離關係,特立此分撥字據五紙,各方執一份,見證人保存一份,以為日後憑證,專約另繕此分,專為法院備案之用。

... ...

 

目錄
前言………………………………………………………………… 1
凡例……………………………………………………… ………… 1
吳豐培題記…………………………………………………………… 1
雪盦日記禮2月6日—………………………… … 1
(3月12日)雪盦日記樂3月13日—………………………… 20
(7月2日)雪盦日記射7月3日—………………… ……… 51
(7月30日)雪盦日記禦7月30日—………………………… 68
(9月4日)雪盦日記書9月5日—…………… …………… 87
(10月25日)雪盦日記數10月26日—…………………… 113
(12月22日)
人名索引……………………………… ……………………………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