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塊（簡體書）

引 言

我久居日本內陸，直至一九六九年才搬回美國西海岸。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後，我便動身搬到了西部山林。一天午飯時，大衛·布勞爾突然建議我回日本看看，尤其是北海道，我感到有些驚訝。他在新成立的“地球島協會”工作，希望我能寫一篇文章，談談島上的環境問題，以及島上僅剩不多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他提議我帶一名攝影師同去，還說文章一經發表，將有助於加深人們對北海道的認識，並有可能幫助取消在札幌地區舉辦冬季奧運會的計劃。他真正的意圖就是反對下屆冬奧會在此舉辦的提議。

雖在日本住了十年多，我卻從未到過北海道。我曾攀爬和徒步穿行在本州的高山中，也曾在北岸與南島的活火山上留下足跡，但從未到過森林茂密的北部。我研究過原住民阿伊努人，對北海道棕熊也略知一二，它是北美洲灰熊的一個亞種。所有這些吸引我去探究更多，盡管我從沒過多關注奧運會。

一九七一年，我帶著書與工具，同家人搬進了剛在塞拉利昂北部建成的一所小房子裡，合計著至少還得有幾個月才啟程去北海道，就接受了大衛·布勞爾的撰文提議。他安排我與攝影師弗朗茲·伯克見了面，我們制定了計劃。布勞爾承諾支付機票及旅行費用，事成後還將付給我和伯克一小筆報酬。一回到塞拉利昂，我便開始投入工作，貯備冬日裡要用的柴火，處理必要的家務。仔細研究地圖後，我找到了一份金田一關於阿伊努人的口述文獻。由於自己對棕熊情有獨鐘，其間還翻找了一些關於棕熊的資料。我們定在一九七二年的夏季動身去北海道。

一九七二年六月，承蒙斯圖爾德·布蘭德與《全球概覽》雜志的好意，我有幸參加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環境會議。同年七月，我直接前往東京與伯克會合。我們乘火車抵達札幌，租了一輛三菱四角越野車向內部進發。

但此書並非關於北海道的故事，若有，也只是後話。我們一路跋山涉水，直到八月中旬才返回北美。伯克拍了不少照片。一晃數月，接著數年，之前收集的信息和有過的想法一直沒有理出連貫的思路，那篇心心念念的文章也只字未落。我令布勞爾和伯克兩人失望。我是散文寫作新手，卻想象自己能夠成就一番偉業。

我還想到，倘若要寫些關於北海道的內容，必然得先充分了解日本的環境史。為此，我得從兩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國歷史入手。可我隨即發現，關於中國環境史的資料屈指可數。我搜索了北加利福尼亞州的圖書館，竭力通過郵件訂閱相關的學術文章。

後來，我和妻子馬莎加入了一個美國作家群，他們在一九八四年受邀到中國內陸與作家和學生見面。大抵同一時期，我去了幾趟日本，跟著幾個反主流文化的日本友人學習了農業、漁業和木工手藝。當時，馬克·埃爾文的曠世巨作《大象的撤退》，以及瓦科拉夫·斯米爾對當代中國環境問題的研究都已出版。我開始覺得，之前所有的研究和寫作都為時已晚，資料不夠齊全，無法使用。

小時候，我對大自然有著自己那種狂熱、執拗的愛，也不知這種愛從何而來。孩童時代，奶牛牧場附近滿是原始花旗松的樹墩和普吉特海灣的西部鐵杉林。陪伴我一起長大的是森林裡巨大的樹墩，細嫩翠綠的冷杉和香柏，密集的灌木林（如藥鼠李樹與藤蔓楓樹），還有樹莓果、俄勒岡葡萄、沙龍白珠樹，以及當地野生黑莓與為數不多的野榛子樹。我會時不時地爬上一棵巨大又古老的香柏樹，這棵樹就在奶牛場圍欄外的不遠處。曾有人問，你怎會成為一個萬物有靈論者？我說，我想應該是受原始樹林中靈性的感召，它們閑蕩在老樹墩上空，向我傾訴過往。無論如何，我對美國夢的走向心存疑慮。依我之見，美國夢似乎只為到處建更多的新房子。因此，我開始接受其他觀點，譬如，非人類生物也應受道德尊重。接著，我在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接觸到東亞的繪畫作品。之後，我以大學本科生的身份，閱讀了孔子、老子、莊子的作品（以及荷馬史詩和希臘戲劇等）。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突然想到，中國和日本完全發展了的高度文明，使得他們與自然和平相處！多年來，這一想法從未改變。

在一次晚宴上，友人威爾·赫斯特問我，我年紀輕輕，為什麼會對中國感興趣。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很早就對東亞感興趣了。不過是出於誤解。”對話不斷繼續，而且進展很快，以至於沒有人回頭來問，所謂的“誤解”指的是什麼，但我沒有忘記自己當時是這麼回答的。這個回答同樣也反映了我在日本生活的頭幾年裡感到驚訝的原因。我漸漸發現這片土地已被過度開發，而人類對自然世界表達的那份茫然和無心卻隨處可見。小型針葉林與新近砍伐的山林交替出現；農場裡沒有一塊土地是未經開發的；河岸邊，隨處可見扔在那的水泥磚與巖石塊。我開始根據文獻記載和報道，檢測土地本身的真實狀況。

說來也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每個時間、每個地點都會訴說其想要傾聽的故事。有首轉折俳句這樣寫道：“盡管身處京都……我仍心系京都。”

後來我到過韓國和中國臺灣，以及中國大陸的黃河、長江流域，見識了各地使用土地的不同程度與其影響。還有幾個近乎原始的小叢林和小樹林隱藏其間。聯想到曾經讀過伯頓·沃森翻譯的《史記》，這是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的作品，我突然領悟到了東亞人非比尋常的精力與動力。他們的藝術與詩歌，或者道家、儒家、佛教倫理，只是人性極為普遍正常的一小部分，他們依舊堅信自己是眾多民族中最重要的那一個，注定要引領世界。如果說早期中國社會與自然思想家們確實思維清晰，那一定是因為他們早已預知到了未來的危險——人口過多及中央集權。

“我對中國感興趣是出於誤解。”也就是說，我之前以為自己踏入了一片高度文明之地，那裡的人對腳下的土地及居於其上的生靈，存著敬畏之心，懷著謹慎之意。事實證明我錯了。這讓人糾結，又充滿了質疑。

引言

北海道之夏

其視下蒼蒼

大塊

鴕鳥蛋

小米

文字與奴隸

道

命屋

鹽與鐵

野意中國

謝公屐

牛首山

林苑狩獵

空山

墨與炭

墻中之墻

城墻

飛錢

南方都城

帽與扣

遠山

風起潮涌

不兒罕合勒敦山

中原之外

狼毫

北海道之夏

有幾年，我住在日本的舊都京都。我來學習佛教，卻仍改不了到山林中散步的習慣，研究鳥類、獸類和植物的名稱及生活習性。其間，我也了解了一些關於農民、木匠、漁民的情況，以及他們對這片土地和山河的態度。從他們那裡，我感受到他們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深情，還有之前所受佛教教義的深刻影響。我不時地在神道神社中敬拜：在山腳下、瀑布邊、河水交匯處、水流上遊。這樣做讓我在日本更感受到了家的感覺。那是我生平頭一次，把林中的杉木、雪松、扁柏和太平洋西北當地的松樹林彼此聯系在一起。除此之外，靠近日本土地和水域的神靈，徒增了我的困惑。我目睹了現代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見證了人民生活不可思議的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景觀。我開始理解這個古老的文明所保持的地域歸屬感和對大自然的崇敬之情，看著這一古老的文明轉而難逃自我吞噬的命運。我的文學同行是東京的先鋒派詩人與藝術家，他們既無心於自然，也不將佛陀教誨放在心上，可一談及人類的剝削、齊唱高昂的民歌時，我們的思想便會擦出火花。京都寺內，與我一同冥想的年輕僧侶與世俗居士皆為頗有造詣的佛教學徒，也是早期日本古老風俗的真正承載者，然而，他們對自然的感受僅僅局限於日式庭院，絲毫不想談論民眾的過度開發。後因機緣巧合，我終於遇上一個人，可以和我談論這些事情。他既不是僧人，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個窮困潦倒的二戰空軍老兵。他窮其一生遊走於山河、田野之間，與勞動人民為伍。

我倆很快意識到，我們提出的關於自然、人性與遠東文明的問題已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影響。在此，我僅限於參照佛教教義、前佛教時期常見的“古老方式”、歷史信息和我對自然世界的體驗。在本書創作過程中，我的內心一直縈繞著一個問題——日本古老文明如何落得只求發展、唯利是圖的地步？本書對此亦無解，但我試圖從多元視角進行分析，談一談文明和我們自己。帶著這個疑問，我在一個仲夏來到了札幌，一個擁有百萬人口和寬闊筆直大街的城市，它位於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骨子裡仍留有些許野性。

近二十年前，我搭乘“有田丸”號輪船，第一次踏上去日本的旅途，用了兩周時間穿越太平洋，看著黑足信天翁在船尾來回穿梭。在去神戶海關的路上，我看到有輛卡車上全是海豹，它們被鎖在籠中，搖晃著小腦袋。我感到空間逼仄：擁擠的窄軌通勤列車；軌道旁數以萬計的小型磚瓦房；每隔二十分鐘就有一班特快列車駛過，附近那一處處小菜園跟著一同晃動。生活在京都，我眼裡的北海道是印在奶酪盒上的奶牛與筒倉。聽說，北海道是一個亞北極荒野，我的日本朋友都說，“北海道挺像美國”。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從未到過北海道。戰後，威爾·彼得森作為一名士兵駐守在北方。威爾喜歡北方。他說，隆冬時節列車穿過一堵堵漂亮的雪墻，就像穿過隧道一樣。

可如今正值夏季，北海道天氣悶熱。推開北海道政府辦公大樓的旋轉玻璃門，我踱步來到寬敞的大廳。辦公大樓共十四層，兩側都配備了電梯。走過兩道墻，再向右轉個彎，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壁畫。畫長約八十英尺，石質淺浮雕，名為“北海道百年”。此類壁畫往往始於一個原住民駕著小船在巨浪中航行，森林、鹿、早期的探險家相繼出現，然後是一群男人手握斧頭伐樹砍樁，一群專家顧問騎馬而來（碰巧畫的是美國人），很快有了一個農業試驗站、奶牛和羊、一所帶鐘樓的大學、一座城市、一家啤酒廠、一家紙漿廠、一列鐵路列車，最後是一群人用氣錘在爆破巖石。

一百年：自從日本最後進入北海道，宣布對其的主權後，便決定不再將這個占全國其他地區面積五分之一的島嶼交給獵人與漁民，而是讓北海道以具有經濟效益的方式“投入使用”。

穿過一樓大廳，橫跨後街，往南走過一個街區，便是植物園的入口。我要在那兒與館脅操博士見面。館脅博士留著小胡子，面露微笑，步履蹣跚，身著吊帶褲，是位高大英俊、慈眉善目、儀表堂堂的老人。他帶我上樓，進入園內的木質辦公樓。那是一處十九世紀半西式風格的建筑，樓梯發出嘎吱的響聲，窗簾隨風飄蕩著，我們來到一間空蕩蕩的會議室，上面鋪著過油的木地板。樓梯口的墻上掛著一幅油畫，畫中是一位身穿維多利亞時代高領的日本紳士。館脅博士停下腳步，微微鞠了一躬。“宮部博士是我的植物學導師，”他開口道，“他師承阿薩·格雷。”館脅博士讓人送茶水來。我打開兩把折疊椅，將它們並排放在大桌子的一端。我向館脅博士簡單地表達了此番前來的目的。他向後靠了靠，嘆了口氣，看著我說：“日本人有一種病態心理。觀光病。他們旅行不是為了觀賞或感受自然美景，而是盲目跟風。”博士跟我談了許多本州主島上山脈和森林的遭遇，語帶悲傷。他說，北海道恐怕也在劫難逃。

然後，我們在一個看起來有點原始的花園裡散步。這個花園是城市中心原始植物群落的沼澤殘餘的一部分，還有高聳的原始樺樹和榆樹。“札幌”一詞源自阿伊努語，意為“大平原”。

後來，我又在北海道大學館脅博士的辦公室見到他。辦公室在農業學院大樓幽暗的水泥走廊旁。辦公室內書盈四壁，卷帙浩繁，旁側還放置著成箱的各式植物彩色幻燈片。赫爾滕、《北極植物志》、木原的三冊關於尼泊爾的書、美國林務局出版的《美國樹木地圖集》、一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關中國林業的舊書，還有俄語書籍……他還向我展示了一項著名的研究成果——《相模灣蟹類圖譜》。該書由昭和天皇編纂，書內圖片色彩豐富。館脅博士以前的一個學生富山博士播放了幻燈片，他自己則用拉丁語寫下灌木與植物的名字。“那些東京學者並不清楚北海道的實際狀態，只想著北海道與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部相比鄰……正好在溫暖的日本與西伯利亞亞北極地區之間……”

十九歲那年，館脅博士來到北方，希望能在這裡研究庫頁島及千島群島的植物。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離開。瀏覽書架時，我發現了館脅博士一本出版於二十年代末期的詩集。詩集收錄的是和歌，由三十一個音節組成，比俳句多兩行。館脅博士將該詩集命名為“山”，其中有一首描寫了一支移民到北海道的西伯利亞族群，人們稱之為吉利亞克人：

吉利亞克人的苦難

與吉利亞克人——難明眾人苦，

今夕眾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