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日本非政府組織研究：國際規範影響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簡體書）

——《 總 序 》

當代世界是飛速發展和變化的世界，全球性的新技術革命迅速而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觀念形態、行為模式和社會生活，同時推動著人類知識系統的高度互滲，新領域、新學科不斷被開拓。面對新時代新情況，年輕人更具有特殊的優越性，他們的思想可能更解放、更勇於探索，他們的研究可能更具生命力、更富創造性。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一書中提出，向年輕人學習，將成為當代世界獨特的文化傳遞方式。我們應當為年輕人建構更大的平臺，傾聽和學習他們的研究成果。

上海社會科學院自1958年建院以來，傾力為青年學者的成長提供清新空氣和肥沃土壤。在此環境下，青年學者奮然崛起，以犀利的銳氣、獨到的見識和嚴謹的學風，向社會貢獻了一批批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面對學術理論新人輩出的形勢，上海社會科學院每年向全院40歲以下年輕科研人員組織征集高質量書稿，組織資助出版“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叢書”，把他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會，希冀對我國學術的發展和青年學者的成長有所助益。

本套叢書精選本院青年科研人員（zui）新代表作，內容涵蓋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文學、國際貿易、城市治理等方面，反映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新一代學人創新的能力和不俗的見地。年輕人是上海社會科學院（zui）寶貴的財富之一，是上海社會科學院面向未來的根基。

導 論

第1節 問題提出與基本概念界定

一、 問題緣起
二、 基本概念界定

第2節 研究現狀與文獻述評

一、 日本國內NGO研究狀況
二、 中國的日本NGO研究狀況
三、 歐美等國的日本NGO研究狀況

第3節 研究思路與創新之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意義與創新之處

第4節 章節安排

第1章 理論框架

第1節 NGO研究的三種理論範式

一、 多元主義
二、 全球主義
三、 現實主義

第2節 解釋NGO興起的有效理論

一、 國際規範的內化
二、 市民社會與NGO的興起
三、 國家與NGO的興起

第3節 現有理論不足之處

一、 現代化理論與NGO的興起
二、 全球化理論、相互依存理論與NGO的興起

第4節 理論框架

一、 NGO興起的外因： 國際規範的傳播與內化
二、 NGO興起的內因： 市民社會發展與國內政治

第5節 小結

第2章 日本NGO發展的初始期（“二戰”後—1960年代）

第1節 發展初始期的外因：“二戰”後復興與新國際規範的形成

第2節 發展初始期的內因

一、 市民社會因素： 市民運動的興起
二、 國家政治因素： NGO的活動空間

第3節 發展初始期的代表性日本NGO

第4節 小結

第3章 日本NGO發展的成長期（1970—1980年代前期）

第1節 NGO成長期的外因： 國際規範主題的多樣化

第2節 NGO成長期的內因

一、 市民社會因素： 市民社會運動的發展
二、 國家政治因素： 依舊受限的NGO活動空間

第3節 成長期的代表性日本NGO

第4節 小結

第4章 日本NGO發展的高潮期（1980年代後期—1990年代）

第1節 NGO發展高潮期的外因： 國際規範的傳播與內化

第2節 NGO發展高潮期的內因

一、 市民社會因素：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二、 國家政治因素： 國際規範影響下的政策轉變

第3節 發展高潮期的代表性日本NGO

第4節 小結

第5章 結 語

第1節 NGO的發展： 國際規範影響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

一、 國家政治因素對NGO發展的影響
二、 國際規範對NGO發展的影響
三、 國際規範影響下的日本NGO發展

第2節日本NGO的發展趨勢與展望

後 記

一、 研究思路

近年來，學界對活躍於世界政治領域中的NGO的關注度大幅度提高，但是，關於這些社會組織興起的系統性研究仍然不多。目前來看，國際關係理論相關文獻中關於NGO興起的解釋，大多集中於現代化和全球化理論之中。上述兩種理論都強調，社會經濟因素是推動NGO發展的首要因素。

現代化與全球化理論所提出的核心假設，實際上已經為國際事務中NGO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隱含性的理論依據。具體來說就是，在全球與國內雙重層次下，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因素促進了NGO的興起。首先，在國內層面上，由於國家民主化所帶來的政治空間增大，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刺激性效應，人們開始結成各種組織。其次，得益於新科技的發展，跨國交往的花費隨之降低。再次，經濟全球化的促進效應，促使這些組織開始跨越國界，並日益結成跨國性的合作網絡。在這一發展模式當中，NGO被認為是在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中，有組織地出現的、獨立的社會性因素。

與上述現代化、全球化理論不同，本書認為，同時對國內與國際兩個層次上的社會與政治因素進行分析，能夠更加有效地解釋NGO興起的原因。現代化理論以及大部分全球化理論提出，NGO在國際政治領域普遍興起的現實，反映了在我們所生活的邊界日益模糊的世界當中社會性因素的崛起。而本書則強調，國際規範的內化才是刺激NGO在全球範圍內興起的外部動因；在國際規範內化過程的影響之下，變化著的國內政府與市民社會關係，則是誘發NGO興起的內部動因。並且，外部動因是導致NGO興起的間接作用力，內部動因才是直接作用力。

本書關於NGO興起與發展動因的研究，具體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國內層次的分析。這一層次的分析主要關注國家政策變動（包括政治、經濟兩個方面）與國內市民社會發展，對日本NGO興起與發展的直接影響。二是國際層次的分析。這一層次的分析則主要關注國際規範的擴散與內化，對日本NGO興起與發展的間接影響。

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對國內層次的分析上。一方面，本書通過分析日本國內市民社會與NGO部門的發展狀況，證明市民社會是促進NGO興起的社會基礎誘因。另一方面，本書通過引入“NGO的活動空間”概念，分析日本國內政治、經濟政策從1980年代末開始所出現的變化，及其對NGO發展高潮的到來所造成的直接刺激性影響。國際規範的擴散與內化，對日本NGO興起具有間接性影響，這一外部動因將作為貫穿全文始終的重要因素加以闡述。

本書關於NGO興起與發展動因的研究，在理論範式上屬於多元主義的範疇。本書還將使用建構主義關於國際規範的研究觀點，分析與NGO發展有關的，日本國內政治社會因素變動的原因。建構主義一般將規範定義為，“行為共同體持有的適當行為的共同預期”。

在現實情況下，有的國際規範發展成為具有明確文本的國際條約或國際法。除了剛剛提到的這些公開的、正式的國際法規之外，還有許多國際規範，通過隱含的或非正式的國際規則、約定俗成的國際行為模式，來影響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的活動。這些國際規範，為國際社會中各種行為體解決紛繁復雜的國際問題、推動社會性互動行為提供了具象的依據。另外，國際規範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化，甚至形成未曾出現過的新國際規範。推動新國際規範形成的規範倡導者，可以是國家、國際機構、觀念共同體，甚至是個人。1990年代以來，NGO作為國際規範倡導者之一，在國際政治領域的活動越來越引人注目。而本書將從與之相對的方向出發，不去探討NGO在國際規範建設方面的作用，而是重點關注國際規範對NGO興起與發展的影響。

二、 研究意義與創新之處

過去幾十年來，NGO已經成為國際政治領域當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行為體之一。據國際組織聯盟（the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統計，目前世界上已經有25000多個NGO組織處於運營狀態之中。

這些NGO組織不僅自身活躍於國際政治領域之中，還對國家行為體的外交政策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力。諸如大赦國際組織、地球之友等歐美大型NGO，不僅能夠在國際人權、全球環境等領域，與傳統的國家行為體一起參與全球治理、制定新的國際規範，還對特定國家的外交決策或國內政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

從現實意義上來說，ODA政策作為日本的重要國策之一，其變化可以直接影響日本對外行為。而近年來日本NGO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多通過參與國家ODA政策修訂或具體項目實施來實現。因此，研究與ODA政策密切相關的日本NGO的發展狀況以及日本政府對NGO本身的具體政策，不僅有助於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ODA政策，還可以更加全面的理解日本外交決策與政治意圖。

經過1980年代中後期至1990年代的NGO發展高潮之後，日本NGO的發展，開始從數量上的增長轉變為質量上的提高（例如，重視建構網絡化NGO組織、更多地參與國際機制實施與建設等），這些NGO不僅在國際開發援助、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逐漸增強自身影響力，還與日本政府建立了良性互動的“伙伴式”合作關係。雖然日本NGO的整體發展水平落後於美英等國，但是它們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了政府外交決策的過程當中。政府與NGO兩者之間的不同互動關係模式，也會對日本的外交決策造成影響。考察國際規範內化過程是如何影響日本的市民社會活動以及政府決策行為，從而刺激日本NGO發展的現實案例，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日本國內社會、政治生態的變化，進而能夠對日本的外交行為，作出更加合理且全面的分析。

從理論意義上來說，面對NGO在全球範圍內普遍興起的現實狀況，學界對於NGO在國際社會中充當了怎樣的角色、具有怎樣的影響力等問題已經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但是縱觀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很少有人關注“NGO究竟是怎樣形成的？”這一本源性問題。然而，如果無法明確認識這一問題，就很難全面理解這個重要行為體在國際政治活動中的具體行為。並且，只有理解了NGO形成的原因，才可以了解促進NGO發展的因素有哪些，這些促進因素之間存在怎樣的互動機制，從而對NGO的行為結果作出合理的預期。

此外，本書所提到的“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等概念都源自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也通常基於歐美社會發展的經驗來建構NGO的發展模式。雖然日本作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早已融入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但是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從文化上來看，日本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的一部分。日本NGO的發展及其與國家、市民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非西方”的經驗。

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1，現有文獻在描述近幾十年來NGO普遍興起這一現象時，往往將NGO視為一個均質化的整體。但是現實當中NGO的發展水平各不相同，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北方NGO與南方NGO之間，即使是以歐美等發達國家NGO為代表的北方NGO內部，各國NGO部門之間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例如，本書所關注的日本NGO，不論是在形成模式，還是在發展狀況方面，與歐美國家的NGO之間都有所差異。作者認為應該關注NGO發展差異化的原因，考察NGO形成發展的誘因有哪些，這些誘因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

第2，筆者在對日本NGO形成發展動因進行實際研究時，是從國內與國際兩個層次展開的。在國際層次分析上引入了國際規範內化的概念；在進行國內層次分析時，認為國際規範內化直接作用於國家與國內市民社會兩個方面，兩者分別從上下兩條路徑影響了日本NGO的形成發展。並且，筆者在國內層次的分析中，還引入了 “NGO的活動空間”概念，假設“NGO的活動空間”具備政治與經濟兩個維度，通過對這兩個維度上不同變量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呈現國家政治性因素在日本NGO興起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刺激性作用。

第3，現有理論在解釋NGO興起與發展問題時，通常將社會經濟性因素視作主要動因。筆者認為，東西方國家的政治社會形態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而這一點同樣反映在特定國家NGO部門的發展問題上。從美英等西方國家內部所孕育出的NGO來看，它們確實是在市民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的推動下，自下而上地由社會中發展而來。而且，這些國內NGO組織（zui）終還突破了國家的邊界，逐漸形成了跨國NGO網絡。但是對日本等東亞國家來說，國家與社會之間並沒有形成彼此相互獨立的關係，“大政府”或“強政府”更加偏好對其國內社會部門施加控制。在這樣的國內政治環境下，大部分東方國家的市民社會組織（以NGO為代表）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國家意志的左右，其發展歷程深受國內外政治性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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