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

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14年出生於臺中州豐原郡潭子庄。自臺灣總督府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1935年發表作品〈牛車〉於日本的左翼文學雜誌《文學評論》，從此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其後在《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等臺灣文學雜誌上用日文發表作品，成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旗手之一。

1940年，呂赫若前往日本，作為東寶聲樂隊旗下的一員參與了眾多的舞臺活動。1942年返臺後，繼續音樂、演劇活動，亦為臺灣文學代表雜誌《臺灣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精力充沛地不斷發表作品，1943年獲得第一回臺灣文學獎。戰後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繼續創作，後因參與鹿窟事件，於1950年前後不知所蹤。

本書圍繞呂赫若的生命足跡，以文學、音樂、演劇活動為中心進行論述。首先從呂赫若登上文壇之初回溯到其出生，其次從多個角度對其在臺灣新文學時代的活動進行檢討。透過對作品逐一剖析，以確認在普羅文學運動影響下出發的呂赫若最終脫離、並開始描寫臺灣傳統家族制度下犧牲的人們之過程。

垂水千惠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國際戰略推進機構・都市創新研究院教授。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博士（人文科學）。曾任臺灣東海大學外文系講師。研究領域為殖民地時期的臺灣文學、文化，近期亦關注當代臺灣文學、同志文學。著有《臺灣的日本語文學》、《呂赫若研究──1943年まで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合編著）、《臺灣同志文學 全四卷》（合編著）等書，並譯有邱妙津的《鱷魚手記》（《ある鰐の手記》）、及張愛玲的《色，戒》。

【譯者簡介】

劉娟
北京師範大學日語系碩士，曾任東京學藝大學兼任講師，現為橫濱國立大學都市創新學府博士研究生。研究領域為以繪本翻譯為中心的比較文化研究。

序──一位迷人的殖民地作家

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對於臺灣殖民地文學的探索，在臺灣島上必須等到一九九○年代才重新復甦。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實現，如果沒有政黨輪替的完成，臺灣文學將永遠被監禁在臺灣的土地以外。身為臺灣知識分子，又經過戒嚴時期的統治，我回到臺灣時，民主政治才漸漸復甦。在海外長期的流亡，我第一次認識了臺灣作家，由於投入謝雪紅評傳的撰寫，我才慢慢接觸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作品。遠在海外時期，我第一次接觸臺灣歷史，是從吳三連、葉榮鐘所撰寫的《臺灣民族運動史》開始受到啟蒙，那時正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稍後，我才又接觸李南衡主編的《日據下臺灣新文學選集》共五冊。那是我最早接觸呂赫若作品的起點，而且他的第一篇小說〈牛車〉也收錄其中。

這位命運多舛的殖民地作家，一直使我非常著迷。這不僅僅是他的文學作品非常精彩，而且他的長相也非常吸引人。尤其後來他又參加戰後初期的左派組織，我才更加明白他對自己的政治信仰從未動搖。他是殖民地時期左翼作家的典範，甚至也是戰後知識分子的反抗象徵。呂赫若穿越兩個時代，無論在文學或藝術方面都相當傑出，可以視為戰前戰後臺灣社會的最佳心靈。他所受到的矚目，不只是文學作品，同時他也是一位頂尖的聲樂家。戰後他又擔任北一女的音樂老師，他的學生所懷抱的藝術形象，仍然在朋輩之間流傳。這樣多彩多姿的藝術營造者，如果只是以左翼知識分子來定義，似乎窄化了他的生命格局。

垂水千惠所完成的這部《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可能是有關這位作家藝術生命最深也最徹底的探索。作者以細讀的方式，貼近呂赫若的生命歷程，完成了這部重要學術著作，等於給這位作家確切的定位。第一次認識垂水千惠是在1999年的臺大校園，當時我是暨南大學中文系的專任教授。因為那年埔里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暨南大學全體師生只好借用臺大的教室上課。暨大師生只能在夜間借用臺大教室，那時我正開授「臺灣文學史」，也在研究所開授「文學史專題」。那時有兩位旁聽的學生，每堂課都必然出席，一位是垂水千惠，一位是臺大外文系畢業的黃毓婷，直到今天她們還持續跟我保持聯絡。那時垂水教授就已經開始研究呂赫若，她的辛勤用功遠遠超過同輩學者。

仍然記得那段時間，垂水教授正在撰寫戰爭時期的呂赫若，而且已經寫到戰爭時期的文化活動，她特別到臺灣中部的農場做實況調查。戰爭已經結束了那麼久，地理環境也改變了許多，她仍然不放棄去勘察歷史情境。那種實地考察的用心良苦，於今回想時，仍然感到敬佩。文學閱讀是一種時間的旅行，而實地調查則是一種空間的旅行。兩種不同閱讀方式綜合起來，呂赫若的形象便立體了起來。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論在臺灣或日本，還未見有一位研究者能夠超越她對呂赫若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捧讀她的中譯本時，我內心充滿了感動，也充滿了感激。

為了完成對呂赫若的歷史理解，垂水教授特別從一九三○年代日本文學的生態環境重新理清一次，同時也對呂赫若的出生地進行實地考察。書中的第三章「〈牛車〉及其時代（1934-1935）」，作者展開地毯式的調查，不僅對於臺灣現代化的真實內容有了徹底理解，同時也解釋以牛車為業的臺灣農民，是如何被整個資本主義過程邊緣化。她徹底考察了臺灣知識分子如何受到當時日本左翼思想的影響，那些背景對於呂赫若意識形態的改變，具有關鍵性的因素。現代化到來時，城市對鄉村的支配就愈來愈顯著。都市通往鄉村的道路建好時，也正是農民開始受到資本家壓榨的時候。正如作者所指出：「日本統治下發展起來的臺灣的近代化、工業化又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變化，造成了失業，也引發了女性因為長時間外出勞動而導致家庭崩潰的事件。呂赫若的筆觸將這些問題恰到好處、無半分多餘地刻畫了出來」。

垂水教授不僅是在做歷史研究，同時也是在做文學解讀。歷史研究屬於一種時間式的考察，文學閱讀則是屬於空間式的探索。兩種閱讀方式不能偏廢，才有可能使歷史上文學作家的靈魂生動浮現出來。從〈牛車〉這篇小說，她帶出了時代環境的巨變。當臺灣社會資本主義化之後，現代生活也跟著夾帶而來。不僅男性投入職場，甚至女性也參與其中，她特別點出，「女性因為長時間外出勞動而導致家庭崩潰的事件」。她等於為我們示範了文學研究的範疇，不只是文本閱讀，而且也要探索歷史的縱深。在反覆討論〈牛車〉之際，她也更進一步挖掘殖民地資本主義的陷阱。工業化時代的到來，終於使農業時代的各種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完全崩潰。

以寫實主義作為基調，呂赫若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也滲透了他個人的左翼立場。垂水教授特別把呂赫若的文學作品，置放在一九三○年代日本文壇的風景裡。她以「寫實主義」（realism）來形容呂赫若的美學特質，以這樣的創作理念落筆時，自然而然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富有高度的批判。為了使〈牛車〉的解釋更為深入，她還特別比較《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集團作家的特色。垂水教授對於呂赫若所寫的〈文學雜感〉非常重視，因為這篇文章特別強調文學與社會性、階級性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後人在討論這篇文章時，都以為是呂赫若的獨創見解。作者特別指出，呂赫若受到日本左翼作家森山啓很深的影響。森山啓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強調realism的批判精神。寫實主義應該不是像一面鏡子那樣，非常真實反映客觀的現實。森山特別指出寫實主義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有意抑制作者主觀的非政治偏向。她反覆討論呂赫若在創作時，並非教條地接受理論的規範，而是以這樣的思考為基點，進一步創作他早期的兩篇小說：〈牛車〉與〈暴風雨的故事〉。

〈牛車〉在日本文壇獲獎時，讓日本讀者看見殖民地統治的事實真相。作者以大量篇幅，來討論這篇小說所描述臺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所彰顯的階級對立。這一章非常精彩的地方，便是作者將〈牛車〉拿來比較韓國作家張赫宙作品〈被追的人們〉。她特別點出這兩篇小說有兩個共同點，一是以日本殖民地統治的觀點來描寫農村問題，一是兩位作者同樣都從風水的民俗取材。垂水教授所關心的並非只是作品本身的主題與技巧，她更關心的是一位殖民地作者的誕生，是處在怎樣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條件。這種研究方式其實也是非常馬克思主義式的，也唯有採取這樣的角度，才能更貼近作者的歷史環境與文學精神。

作者所採取的閱讀方式大約有兩種，一是文本閱讀（textual reading），一是脈絡閱讀（contextualized reading）。對於呂赫若的每一篇小說，她一方面進行小說結構與技巧的分析，往往可以探測出作者的文學技巧；一方面則將小說中的人物與環境，置放於當時的社會脈絡與歷史脈絡中。純粹的小說閱讀，可以看出呂赫若在象徵手法或批判精神的深刻。當她將小說作品置放於殖民地社會的脈絡裡，就可以探測出帝國權力是如何干涉臺灣社會。這兩種閱讀策略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文本閱讀方面，她已經看到呂赫若相當精湛的小說技巧；在脈絡閱讀方面，她更揭露出呂赫若所處的社會條件與歷史環境。

呂赫若的小說，描述了許多臺灣女性的側影。當時還未有任何女性主義的傳播，但是身為左翼立場的作家，自然而然都會看到殖民地社會的階級觀念相當清楚分明。只要是關心弱勢的左翼作家，都一定會看到臺灣社會受到壓迫的族群。他關心的不只是農民，他的筆也更進一步地描述受到壓迫的女性。那樣鮮明的左翼立場，在一九三○年代的臺灣文壇，也許不乏其人。但是，能夠以如此鮮明的筆觸來描述受到壓迫的女性族群，呂赫若可以說是少數的幾位。這也為什麼作者在撰寫這本書時，特別彰顯呂赫若筆下的弱者身影。所謂「左」，不一定被歸類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只要在他的小說作品中，釋出人文觀念與博大的同情，便必然帶著批判的力道。

這部著作可貴之處，並非只是探索小說作品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她從來都不會忘記回到作者呂赫若本身的生命過程。以小說家的生命歷程為中心，探討呂赫若是如何接受日本的聲樂訓練。這部著作的第六章「文學的摸索與音樂之接近（1939-1940）」，正是臺灣文學研究者所忽視的階段。在整個戰爭時期，呂赫若特別到東京學習聲樂，師事長坂好子女士。這段記載可以參閱1944年呂赫若出版的單行本小說《清秋》，而這正是臺灣文學研究者所忽略的歷史事實。這樣的記載，為我們填補了文學史的空缺。在那段時期，呂赫若寫了一系列的以〈臺灣的女性〉為主題，無數精彩的作品。

這本專書最重要的，可能是第七章〈在日期間的演劇活動（1941-1942）〉。這段時間的呂赫若歷史，一直是臺灣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缺，現在由垂水教授為我們填補起來。她參考了西村晉一編《東寶十年史》（1943）、秦豐吉的《劇場二十年》（1955），以及《東寶五十年史》（1982）。這種地毯式的考證，不能不使臺灣學界感到敬佩。畢竟這是一段記憶的空白，完全是臺灣文學研究者所感到陌生之處。透過這樣的探索，呂赫若在東京的聲樂訓練，終於在臺灣讀者面前浮現。為了使她的論證更加精確，她又引述了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經過如此反覆的考證，我們才終於明白呂赫若在東京生活的真相。

身為殖民地作家，呂赫若的困難處境，終於在書中相當鮮明地彰顯出來。這樣的歷史經驗，絕對不是用「中國文學」的立場就能概括。臺灣知識分子認同的複雜性，其實已經埋下許多矛盾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也牽動了呂赫若在戰後初期的文學活動。在戰爭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中，日本帝國文壇曾經鼓勵所有殖民地作家提倡「地方文化」。這是在一九四○年大政翼贊會成立之後，日本帝國政府開始鼓勵所有的殖民地或占領地，推行振興地方文化運動。其目的在於彰顯，帝國範圍內的占領地或殖民地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色。正是在這樣的口號下，臺灣作家開始描述自己的鄉土生活。無論是龍瑛宗、張文環或呂赫若，都開始描述自己的故鄉特色。他們都是屬於《臺灣文學》集團的作者，順著振興地方文化的口號，他們都寫出自己的鄉土故事。表面上是配合皇民化運動，實際上則是在強調本土文化的精神。這樣的書寫策略，反而使呂赫若的文學作品更具本土特色。當時他所創作的知名小說如〈玉蘭花〉、〈清秋〉、〈山川草木〉，都相當清楚地彰顯了臺灣文化的精神。

垂水教授在討論這段歷史時，相當精確指出皇民化運動所提出的「地方文化振興」，其實是根植於納粹的「血與土」構想。臺灣作家便是利用這樣的口號，開始將他們自己的鄉土精神在文學創作中提升。她特別肯定皇民化運動時期，完成的〈山川草木〉與〈順德醫院〉，點出呂赫若的書寫策略，在於強調臺灣文學的主體性。戰爭時期呂赫若所釀造出來的小說作品，其實已經建立了臺灣文學的特殊性格。而這樣的性格，又延伸到戰後初期的中文小說。這些作品在這部專書裡，只略微交代而已。畢竟那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也是呂赫若所感到陌生的時代。1950年，呂赫若投入了鹿窟事件的反抗運動。如此悲壯的過程，顯然與他的文學生命難以銜接起來。閱讀這部專書時，我身為呂赫若的讀者不免感到悲嘆。這部專書，等於為呂赫若在臺灣文學史上做了最好的定位。他戰前的文學生涯，與戰後鹿窟事件的投入，其實都是一種唯美的追求。這部《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再次清晰地讓這位傑出作家的人格彰顯出來。

序──一位迷人的殖民地作家／陳芳明

序章
一、呂赫若何許人也──本書出版的動機與研究狀況
二、本書的架構、內容與方法
第一章　從出生到臺中師範入學前（1914-1927）
一、成長經歷
二、時代背景
三、公學校的入學
第二章　臺中師範學校時代（1928-1933）
一、臺中師範學校的沿革
二、同級生回憶中的呂赫若
三、臺中師範學校的紛擾
四、對文學的靠近
五、訂婚
第三章　〈牛車〉及其時代（1934-1935）
一、〈牛車〉寫作前夕的動向
二、臺灣留學生的政治活動與林寶煙
三、《福爾摩沙》的創刊及其同人
四、〈牛車〉的內容
五、〈牛車〉的時代背景——汽車的發達
六、〈牛車〉的時代背景——工業化
七、對〈牛車〉的評價
第四章　作為呂赫若文學背景的一九三○年代日本文學
一、〈牛車〉刊登於《文學評論》的原委
二、《文學評論》的特質與〈南國風景〉
三、德永直在日本普羅文學運動中的位置
四、從「藝術大眾化論爭」至「社會主義realism」
五、臺灣新文學中的社會主義realism之接受
六、呂赫若對社會主義realism之接受及〈文學雜感〉
七、作為日本農民文學的〈牛車〉
八、呂赫若與張赫宙的共通性
第五章　臺灣新文學時代的文學活動（1935-1937）
一、從〈牛車〉到〈暴風雨的故事〉
二、中條百合子對〈牛車〉與〈送報伕〉的評價
三、〈婚約奇譚〉的刊登雜誌——《臺灣文藝》
四、〈婚約奇譚〉之梗概及其解讀
五、〈文學雜感〉以降的作品：〈前途手記──某一個小小的記錄〉
六、不顯現普羅文學觀點的〈女人的命運〉
七、武田麟太郎以及作為風俗小說之〈女人的命運〉
八、與《臺灣文學》時代之作品相通的〈逃跑的男人〉
第六章　文學的摸索與音樂之接近（1939-1940）
一、邂逅音樂
二、臺中師範學校時期的音樂教育與磯江清
三、磯江清之經歷
四、呂赫若留學日本之時期
五、期待公開的小說〈季節圖鑑〉
六、〈臺灣的女性〉及其發表雜誌《臺灣藝術》
七、〈臺灣的女性〉之意義及〈藍衣少女〉
八、赴日——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以及歐文社編輯部
第七章　在日期間的演劇活動（1941-1942）
一、進入東寶聲樂隊
二、東寶聲樂隊的活動與國民演劇
三、東寶舞踊隊
四、與李香蘭的相遇
五、音樂活動與山田耕筰
第八章　《臺灣文學》時代（1942-1943）
一、《臺灣文學》的創刊
二、《臺灣文學》的策略之地方文化振興
三、《陳夫人》的公演及其影響
四、回歸文學活動的第一部作品〈財子壽〉
五、姐妹作〈廟庭〉與〈月夜〉
六、《臺灣小說集》之收錄小說〈風水〉
七、在臺日本人夫婦登場之作〈鄰居〉
八、歷史意識萌芽之作〈合家平安〉
九、綻放黑暗之光的〈石榴〉
十、呂赫若的書寫戰略與《民俗臺灣》
第九章　戰時的文化活動（1942-1944）
一、呂赫若歸臺之前的狀況
二、臺灣演劇協會設立之原委
三、臺灣演劇協會與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
四、呂赫若在臺灣的音樂評論活動
五、新臺灣音樂運動
六、臺灣放送協會第二放送
七、呂赫若在臺灣的演劇活動――劇本的寫作
八、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入社
九、演劇評論活動
十、厚生演劇研究會
十一、受挫於演劇與回歸到文學
第十章　決戰期的文學活動（1943-1945）
一、從臺灣決戰文學會議至《臺灣文藝》創刊
二、「糞realism」論爭之來龍去脈
三、另一次「糞realism」論爭
四、《臺灣文學》與《人民文庫》的連接
五、〈清秋〉的遲延構造
六、〈清秋〉與島木健作《生活的探求》之類似
七、《決戰臺灣小說集》與〈風頭水尾〉
八、〈風頭水尾〉與《大日向村》的比較
九、活在現代的〈玉蘭花〉
終章——代後記

附錄——呂氏家系圖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

第一章　從出生到臺中師範入學前（1914-1927）

一、成長經歷

本章的目的在於揭示呂赫若於1935年1月發表小說〈牛車〉於《文學評論》並從此走向文學創作道路之前的呂赫若的足跡。呂赫若原名呂石堆，1914（大正三）年8月25日（農曆7月5日）出生於臺中州豐原郡潭子庄校栗林55番地。父親呂坤霖、母親陳氏萬里。出生前夫婦已有長女阿花及長子石墩，石堆為次子。呂氏的原籍為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車頭鄉里。何時來臺不清楚，但依據《建成堂呂氏族譜》，可確認至呂赫若的祖父第十四代呂成德（1843-1911）時已移居到潭子。據呂赫若的長子呂芳卿回憶，呂成德從桃園龍潭搬到臺中，靠販賣糧食穀物發財後買了土地，搬到了臺中郊外的潭子。

在被稱之為「寬廣到踩不上他人地界就能自由移動」的土地上，呂成德建了一座左右雙護龍的三合院，取名「建成堂」。《臺灣文學》時代的呂赫若的諸作品中，有令人頻繁聯想到像呂成德一樣一代就獲得成功的人物，以及建成堂般的院落登場。

呂赫若的父親坤霖為其父成德的第三子，出生於1889年12月11日。成德之妻去世後，迎娶林氏媚，林氏帶來了漳秀、坤泉兩個養子；之後又娶了劉氏梅，並與劉氏生了坤霖、坤厚、坤瑞三子。也許是此原因，坤霖在戶籍上雖為庶子，卻為實質上的長子。坤霖的戶籍上記載的職業是「土地收益」，且先前提到的臺中師範學校的學籍簿上記載了經營「五甲二萬秉」的田地「出租」。是「地方有識階級⋯⋯庄協議會員，重視教育」。作為實質上的長子，坤霖應該繼承了成德的多數土地。

這裡要特意指出其父系姻親關係中的林寶煙，在本章以及第三章中亦會提及。林寶煙作為影響呂赫若思想之人物，其實亦是呂赫若祖父的另一位妻子帶來的養子坤泉的女兒阿葉的丈夫。因此，對呂赫若而言，林寶煙是其沒有血緣關係的堂姐夫。也因此關係，呂赫若最後與林寶煙同父異母的妹妹雪絨結了婚。

另一方面，其母陳氏萬里於1890年9月16日出生（依戶籍資料），為陳振順（父）、林氏鶯（母）的長女，1906年從臺中廳捒東上堡大埔厝庄嫁到坤霖家。從戶籍上可知，她於1930年3月16日去世。據呂赫若的次子呂芳雄所言，可能因呂赫若的母親陳氏萬里虛弱多病，呂赫若十歲時，其父坤霖迎廖氏霧霞為妾。萬里死後，廖氏辦理手續入戶。

從以上事實可知，呂赫若出生於人際關係複雜的地方地主階級。這樣的成長經歷與後來呂赫若在描寫傳統的臺灣大家族的作品中所發揮的卓越描寫功力是息息相關的。

二、時代背景

此前提到呂赫若生於1914（大正三）年，那麼1914年對臺灣而言，又是怎樣的一個時期呢？

眾所周知，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於1895年4月被割讓給日本。此後，經過了二十年，日本在臺灣的統治也從第一時期的力量與力量的對抗衝突，進入到第二時期的政治時代。

具體列舉出來，就是此前持續爆發的武裝抗日，如1907年11月的北埔事件、1912年3月的林杞埔事件、1913年12月的羅福星事件，在1915年6月的西來庵事件後畫上了休止符。此後，1914年12月臺灣人合法政治抵抗運動的開端「臺灣同化會」成立。

板垣退助來臺後，以臺灣中部首屈一指的士紳林獻堂為中心結成了「臺灣同化會」。同化會組織以「由內地人與臺灣人共同組織，相互敦睦交際，促進同化以回應一視同仁的皇猷」為宗旨。較之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其真正目的在於要求臺灣人獲得與日本人同樣權利待遇。

並且在民族自決主義之世界流行的思潮中，在日臺灣學生成立了「啟發會」（1918）以及「新民會」（1920），以撤廢賦予臺灣總督府立法權的「六三法」為目標，發起了民族自決立場上的文化啟蒙運動。此後以「新民會」機關雜誌《臺灣青年》為舞臺，派生出臺灣的新文化運動以及新文學運動。

不久，「新民會」將其運動目標從撤廢「六三法」轉為設置臺灣議會。在1921年1月至1934年之間，共計十五次持續向帝國議會提交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並與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聯動的形式，於1921年10月在臺灣島內設立了作為民族運動的指導團體以及臺灣人的啟蒙團體之臺灣文化協會。而呂赫若的腦海中也應存在著與這樣的時代氣息共同成長的記憶。

三、公學校的入學

1922（大正十一）年，可推測滿學齡的呂赫若進入了潭子公學校。實際上，並無客觀資料顯示呂赫若確實是於1922年進入潭子公學校的，但後來呂赫若在潭子公學校工作時的人事紀錄上記載有「昭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臺灣公立公學校修業年限六年之教科畢業證明　潭子公學校長」，因此可從常識上進行如上判斷。

公學校，簡而言之就是臺灣人就讀的初等教育機構。1898（明治三十一）年7月，臺灣公學校令（敕令第178號）以及臺灣公學校官制（敕令第179號）公布，同年10月1日起執行。自此揭開了臺灣公學校教育歷史之序幕。

《臺灣教育沿革誌》中對於臺灣公學校令公布的原委，有如下記述：

領臺當初苦於官民言語不通，「教本島人說國語，教本國人說土語」是當時的輿論。故而，最初計畫之事業為日本語學校之創設與會話書之編輯。亦即，對本島人以設芝山巖學堂為始，繼而設立地方廳立之日本語學校、明治語學校、竹城學館、基隆學校等，另加從軍傳教師所掌握者亦僅屈指可數之程度。對內地人則以設土語講習所為始，有私立講習所二、三處。當局亦應時代之需，以於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公布臺灣總統府直轄諸學校官制，於全島各地設國語傳習所，並著手通譯之養成及本島人初等教育之研究。另一方面，又設立國語學校，與教員養成（內地人）之同時，對本島人教授稍高程度之國語、對內地人教以土語。

其後，通譯之需求稍見緩和，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布臺灣公學校令，始奠定對本島人初等教育之基礎，對內地人則在明治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國語學校增設第四附屬學校，初次實行學齡兒童之教育。

1898年8月公布的臺灣公學校規則（府令第78號）明確規定就學對象年齡為八歲以上十四歲以下，修業期限六年。教學科目為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體操七個科目，每周授課時數二十八小時。其中，國語作文五小時、讀書十二小時、識字四小時，可以看出重點還是放在日語的習得上。即便如此，僅餘的唱歌、體操時間評價不佳，臺灣上流階層的子弟們並不願入學，而選擇傳統的書房教育。

此後經過多次修正，1919（大正八）年1月，公布了集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以及師範教育為一體的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勅令第1號）。此臺灣教育令「確立了對本島人之學制方針與設施綱領」，同時此一教育「係依據與內地人全然不同之別個系統行事」。具體而言，接受初等教育之際，內地人必須就讀小學校，而臺灣人則必須進入公學校。然而，「實施後三年，便早已不認為臺灣現狀有施予嚴密差別教育之必要」，在呂赫若進入公學校的前兩個月，即1922年2月公布被稱為「新教育令」的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勅令第20號）。依據該項法令，本島人子弟可進入專為內地人子弟設立的小學校就讀，反之亦然。也因此，就讀學生的年齡規定從滿七歲以上改為六歲以上。

但實際上附帶「雖是本島人子弟，但以理解國語且就讀小學校亦不妨礙小學校教育者為限」的條件，因此大部分的臺灣人子弟普遍仍就讀公學校。而雖然認可公學校之修業年限視地方情況，得為四年或三年，但基本還是六年。修業年限六年的公學校的教學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日本歷史地理、理科、唱歌、體操、實業科目、裁縫及家事，並添加漢文為彈性科目」。

幸運的是，臺中師範學校時代呂赫若的「學籍簿」上有記錄其畢業學校（未記載學校名）的成績，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國史、地理、理科、圖畫、唱歌、體操、實科、漢文」十一個科目。以此可推知呂赫若入學的公學校為六年制。呂赫若是於1928（昭和三）年進入臺中師範的，反推之，則是於1922（大正十一）年入學公學校的，即8月出生的呂赫若在年滿七歲後進入公學校之計算。正如先前提到的，就學年齡雖規定為六歲以上，但這恰好是在呂赫若入學前公布了臺灣新教育令，入學年齡從七歲降到了六歲，而非呂赫若因為特殊事由推遲一年入學。

順帶要提到的是，公學校的畢業成績平均為十〔按：成績評價標準為1-10〕，而呂赫若是在八十四名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的。除了「學籍簿」，要探知公學校時代呂赫若的線索，就僅有其本人後來於《興南新聞》發表的散文〈處女作回憶─子曰「空空如也」〉。這是《興南新聞》上以「處女作的回憶」為名，邀請各作家撰寫對自己處女作的回憶專欄。呂赫若的文稿刊登於第二回，就其中涉及到公學校教育之處引用如下：

我在懵懂中開始嚮往文學是在公學校時代，寫書法的父親與長於文人畫的叔父經常愉悅地向我展示他們的作品。每次我被叫住磨墨，總覺得那裡有某種與平時不一樣的氛圍，我覺得那是如同庭院裡含笑與桂花散發的幽香一般的文雅。於是暗生神往。

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向前邁出了一步，開始讀像那麼回事的書籍，是三年級生的時候。在二年級的結業式上，我作為優等生得到一本童話集，我很喜歡童話集裡漂亮的繪畫，卻無法形容出那本書的氛圍。從此，我急速地開始生活在童話的世界裡。離開公學校之前，我一直沿著學校的兒童文庫（的書架）閱讀。一個人暗自憧憬著空想的世界。

公學校畢業後，我立刻進入了師範學校。

這篇回想，令人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在「周圍都是文人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聰明伶俐、喜愛讀書的少年的形象。後來，呂赫若在代表作〈清秋〉中，將主人公的祖父設定為讀書人「文秀才」，並令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財子壽〉的主人公周海文對金錢非常貪婪，有自私自利之一面的同時，也有「栽培洋蘭，享受書法」之另一面。展現了與初期作品群中所塑造的地主形象所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第八章中將要論及的《臺灣文學》時代的諸作品中也較多反映出這樣的家庭環境。

此前已提到呂赫若是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潭子公學校的，從其散文〈處女作回憶─子曰「空空如也」〉中亦可得知，其從低年級開始就是「優等生」。當時住在臺中近郊的優秀的臺灣學生，一般升入臺中一中或臺中師範。呂赫若也無例外地參加了兩所學校的考試，且皆合格通過，但奉父命進入了免除學費的臺中師範。

最終的結果是，臺中師範的入學決定性地影響了呂赫若此後的人生方向。下一章中繼續探尋呂赫若是如何在臺中師範度過其學生生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