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人的未來

《工業人的未來》被認為是杜拉克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也是影響杜拉克最深遠的一本書。本書初出版於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而在二戰後，本書被當作再造歐洲大陸的藍圖，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更將它奉為「聖經」。十多年後，本書成為1960 年代日本工商業重建國家的指南。

《工業人的未來》是杜拉克於在1941 年12 月，美國參戰前夕動筆；數個月後，在美軍
首度登上歐洲大陸時出版。下筆之時，他就打算讓它成為戰後世界的指南。這本書預先提出往後50 年在世界經濟、世界社會和世界心理上的變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直到1990 年代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降臨，引領一個嶄新且全然不同的年代為止。

由這本書描述的社會，後來成了西方的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50 年間，這個西方社會又成為世界的社會，占領地球愈來愈大的面積。

該怎麼讀這本書呢？尤其是亞洲的讀者，可以從怎樣的角度閱讀呢？杜拉克有以下三個建議：
（一）可將本書當作是對於西方社會鉅細靡遺的描繪。西方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成為世界的社會，也在今日迅速轉變成中國的社會。
（二）也可將它當作今日世界社會的深入分析。它所描述的社會在1945 年或1960 年後，已如我所說，成為今日的世界社會。
（三）最後，本書有助於了解今日社會、經濟和心理方面，各種未解決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多半是20 世紀上半葉遺留下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20 年代歐美的榮景及1930 年代的敗象、美國新政、希特勒和史達林在歐洲的崛起，以及西方世界從工業社會轉型為後工業社會（然後現今轉型為知識型社會）。

彼得˙杜拉克
彼得‧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 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 年移居美國，2002 年6 月20 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 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 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 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 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導讀】
讀者若不知道本書的作者是被尊稱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杜拉克，很可能會認為是出自於某位政治哲學家或社會學理論家。的確，這本書至始至終都沒有談論關於管理學的種種問題，反而是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歐洲情勢以及美國歷史沿革做了詳盡的剖析，同時也不斷探討如何在戰後重建一個真正的「工業社會」，並強調應該以自由和自治作為核心，使得「工業人」能夠在合宜的身份地位下，發揮正常的社會功能。

這樣的論述感覺很不「杜拉克」，但是本書卻被認為是杜拉克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而他在之後關於管理的許多創見，本質上也是建立在本書開展的社會理論之上。他在1995 年的序言中寫道，本書要發展出兩項社會理論，其一可稱為社會的通用理論，是任何社會想要正常運作的必備條件；另一項理論則是工業社會的特殊理論，當工業社會出現在 20 世紀，且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占盡優勢，這些通用概念即可應用到工業社會的特殊情況中。杜拉克在1941 年便預見到了戰後的和平時代，新的形勢將會徹底改變19 世紀的人類生活樣態；農業的、封建的社會關係必然讓位給新型態的工業化模式，尤其是在社會結構上。他特別指出工業社會是由許多分工組織組成的社會，但即使到現在，經濟學家往往只看到現代社會是透過政府和企業履行社會功能，卻不瞭解所有其他非營利組織，如大學、醫院、工會、教堂的重要角色。這番體認亦奠定他率先發掘非營利組織的管理特色、大大拓展管理知識領域的取向。

換言之，新的社會結構有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價值觀，也帶來不同的機會。我們可以說，杜拉克之所以成為「管理學大師」，完全是因為他秉持著宏觀的理論觀點，對於社會的變遷趨勢具有敏銳的洞察力，自然就比斤斤於技術面的「管理匠師」高明多了。

本書討論的主題，還圍繞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極權主義的威脅來進行辨證，即使在納粹德國席捲歐陸的最悲觀時刻，杜拉克仍然堅信希特勒和史達林式的極權統治，和工業社會要求的自由與創新格格不入，且註定會失敗。這份信念若對照2020 年的中美對抗局勢，杜拉克又可能會預見什麼結果呢？就留給讀者去思索。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邵明路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導讀
中文版序
1995 年序

第1 章 為工業社會而戰
第2 章 何謂正常運作的社會？
第3 章 19 世紀的重商社會
第4 章 20 世紀的工業現實
第5 章 希特勒主義的挑戰與挫敗
第6 章 自由社會與自由政府
第7 章 從盧梭到希特勒
第8 章 1776 年的保守派反革命
第9 章 保守之道

【內文試閱】
第 1 章
為工業社會而戰

1
這場戰爭是為工業社會的結構而戰，為其基本原則、目的、制度而戰。這場戰爭只有一個爭論點：自200 年前，瓦特（JamesWatt）發明蒸汽機以來，西方人創造的全新現實生活環境中的社會與政治秩序。
沒有什麼比「這是真正為工業而戰的第一場戰爭」，更能清楚呈現這項爭議了。在這場戰爭中，工業不是外援部隊，而是主要戰力。戰爭後帶來的任何和平，必須是工業的和平：工業不
只是和平時期社會組織的外圍，而且是核心。因為這是政治生活的法則：不論在承平或戰爭時期，社會都必須以相同的原則為基礎，必須遵循同樣的結構規則。在某個時期，或許是戰爭創造出新社會，或至少讓新社會具體呈現；在另一個時期，卻是和平創造出新社會，或至少讓新社會具體呈現。關於這點，首先出現的問題就是政治哲學最古老、最無聊的推測之一；講究實際的政治人物或許覺得，這是「先有雞或先有蛋」之類的猜測。然而這一點毫無疑問：戰時社會與承平社會，是一體兩面。今日的工業戰爭社會，必定會造就明日的工業和平社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還可能把工業體系及其社會組織視為輔助物。在步兵團作戰的傳統模式中，不論統御得當與否，機關槍、飛機、坦克和汽車都是輔助物。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基本社會單位，仍反映出封建體制，因為當時步兵團根本沒有按照功能和技能劃分，和以往地主騎馬、佃農與農奴徒步作戰的情形，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沒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最後階段也變成工業戰爭。1917年和1918 年的重大物資戰，打的就是工業戰。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並不是工業帶來的和平。而且兩次大戰之間，西方世界的社會組織並未解決工業社會的問題，連嘗試解決都沒有。這樣的矛盾，或許可適切地歸因於凡爾賽（Versailles）條約建構的世局的瓦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29 年（對大多數國家來說是到1939 年），雖然人們並未察覺，卻斷然地把工業體系中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一再往後擱置並規避。當時有一種強而有力的企圖，想重建1913 年的社會：前工業化（preindustrial，即工業化之前）的社會。基本上，生活在兩次大戰期間的人們，太清楚這種矛盾了（即使是對身處其中的我們來說，時間如此接近，精神上卻完全無法理解）。從他們堅稱，永久和平是維護凡爾賽世界社會結構的方式，就看得出來。
若說自由社會無法承受另一場戰爭並倖存（在1928 年或1934 年時，應該極少人會懷疑這句話），無異是說，我們所知的自由社會，無法為工業體系找到一個社會和政治的組織。不論這句話有何深意，都宣判了自由社會的死刑，連暫緩行刑都是奇蹟。永久和平乃是理想中太平盛世的產物，而不屬於任何人為社會。原本看來， 死刑已迫在眉睫。我們今日可為自由而戰，不是因為自由國家根深柢固的姑息心態已經反轉，也不再深信工業戰爭必是自由社會的末日；而是因為希特勒犯了根本的錯誤。
在下一次的和平會議上，我們可能會再度試著建立永久和平，雖然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懷疑這種嘗試是否明智。但我們當然不能（也不會）逃避解決在工業體系下，政治與社會根本問題的責任。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事實（先別提戰後時期的現實狀況），讓我們避無可避，不得不設法解決。
現在，戰爭的工業機器具有自主性，也是其他所有事物發展的中心。步兵大多成為輔助戰力；轟炸機駕駛員和組員間的社會權力關係，或坦克車指揮官和部屬間的社會權力關係，以及工廠裝配線上領班和一群工人間的社會權力關係，都是相同的。這種關係是以技能與功能的層級為基礎，如同以指揮的層級為基礎。今日每一支軍隊中的社會差異，已無法維持舊式紀律（即根據年資而非技能的舊式升遷制度和階級），這表現出一個事實：軍隊的前工業社會老舊體制，不足以組織並支配新工業的社會現況；目前，軍隊的舊社會形態，已被新的社會形態接替，尤以納粹軍隊改變得最為劇烈，也因這樣的變化，那支軍隊擁有強大的作戰實力，和高昂的士氣。在未來社會中，工業時代之前的舊社會形態，必須讓位給工業社會的新形態。
歷史學家都知道，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必須以新社會模式籌組軍隊，這迫使普魯士及奧地利接受法國大革命的基本社會原則。未來的歷史學家則會發現，由於必須在工業體系的基礎上組織戰備，將會迫使我們這一代發展成工業社會。而決定這個社會該立基於什麼原則，正是我們這一代的特權與責任。
這和參戰是善是惡的議題無關。我也不是主張戰爭具有意義、能有所創造或解決問題；相反地，我確信戰爭本身沒有意義、無法創造什麼，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的意思是，戰爭是個事實，是最重要、最無可否認的事實之一，但終究只是個事實罷了。而事實本身不具意義，無法創造什麼，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事實只是存在而已。它是否有意義，若有，意義為何；它是創造或者毀滅；它是否解決了任何問題？如何解決？這些都端賴我們如何處理而定。
戰爭中最重要的是獲勝，這一點當然沒錯；但我們想要獲勝，是為了賦予戰爭及戰後和平在我們心目中的意義，這一點也沒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爭論點在哪裡？意義為何？我們如何找出解決方案？這就是本書特別關切的重點。主題只有一個：如何把工業社會建設成自由社會？
顯然，我對戰後的詳細計畫，包含國界、國際聯邦、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或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沒什麼意見，但並不表示，我不認為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實際問題不很重要。這種片面偏頗的看法，就像有些曬圖員認為自己的工作是社會力學（social mechanics）中的唯一項目一樣愚蠢。沒有政治原則的社會力學，或沒有社會力學的政治原則的片面做法，比毫無用處還糟，因為有害無益。有時候，我們討論的構想和原則，可立即產生具體而實際的成效；有時後，在現場的某位「政治水電工」（political plumber）毫不考慮通則的突發奇想，卻能催生出新哲理。從政的人必須是二元論者（dualist），不然什麼都不是，因而「現實主義者」（realist）和「理想主義者」（idealist）都被排除在政治效果（political effectiveness）之外。不過，由於不清楚未來的實際情況，本書不會試圖發展解決未來問題的具體方案。在我看來，要在今日處理戰後的具體議題，唯一適當的做法，似乎是為每項可能的工作、每個可能的偶發狀況，擬定許多替代方案，就像是為了找到適當的作戰方針，而請參謀人員擬訂一大堆作戰計畫一樣。這工作實在太過艱鉅，不可能用一本書的內容詳盡敘述，也不是一個人窮畢生之力可以完成的。而且，我沒辦法把戰後問題和戰時問題分開來討論。雖然未來某一天我們應該有能力創造和平，但對我來說，那一天只是換馬的中繼點，而不是我們旅程的起點或終點。
簡單地說，我的任務是仔細思考根本問題、了解基本議題、從自由社會的既有基礎中，準備好新做法。我不會假裝自己知道
未來的工業社會是什麼模樣，而是希望能指引大家如何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