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防癆山海間：東臺灣防疫先鋒李仁智醫師行醫記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東區指揮官、醫療貢獻獎得主李仁智醫師傳記。
★李仁智醫師一生以結核病防治為職志，成果豐碩，並任SARS及新冠肺炎時期的區指揮官，堪稱守護東台灣民眾健康的大將軍。

疫臨城下 挺身而出
我人生的座右銘很簡單：「做個有用的人。」當危險時刻來臨時，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站出來做我該做的事。──李仁智(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東區指揮官)

2020年新冠肺炎席捲全球，就在元旦過後沒幾天，臺灣抗疫指揮官會議緊急召開，李仁智醫師授任為東區指揮官，他沒有二話，勇於承擔。正如十七年前，那場來得突然又危急的SARS，他同樣沒有畏懼，站上第一線，守護花東民眾。

更一如三十二年前（1988年），他自願來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的那份初心。當時父親問他，為什麼放棄臺北的機會，跑去那麼荒涼的地方？他答：「臺北醫師這麼多，不差我一人。」
當時花東的肺結核病人高居全國之冠，促使他來到花蓮。他在東臺灣率先引進「都治計畫」，成了追著病人跑的醫師，不僅讓花東肺結核病人發生率減半，花東地區多重抗藥性結核病也達到78.3％的完治率，遠遠超越WHO的54％完治率。

李醫師在臨床醫療、公共衛生的努力，讓他獲得2015年第廿五屆「醫療奉獻獎」的肯定。從結核病、流行性感冒、狂犬病、SARS到新冠肺炎的防治，都有李仁智醫師的身影，他為「做個有用的人」做了最佳詮釋。

在全民迎擊新冠肺炎的當下，這本書記錄了從SARS、新冠肺炎、狂犬病到肺結核防治等第一手資料，在面對未來後疫情的變局時，讓我們能更有智慧地與傳染病共存。

傳主簡介
李仁智醫師
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現任佛教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結核病實驗室主任、胸腔內科主治醫師；同時為國家授任的「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東區指揮官」、慈濟大學部定助理教授，曾任中華民國防癆協會理事長、台灣結核病醫學會理事長。

家住臺北，卻自願投入花蓮偏鄉「肺結核防治」工作超過三十二年，只因早年花東高居全臺結核病之冠。他在花蓮、臺東引進「都治計畫」，成了「追著病人跑」的醫師，卻甘之如飴，多年努力，更成功讓花東的肺結核發生率大幅下降五成。

二○○三年，國人聞之色變的SARS期間，他一肩扛起宜蘭、花蓮及臺東三縣「東部抗煞指揮官」的重任，抗煞有成。時隔十七年，他再度披上戰袍，對抗新冠肺炎疫情，這回，他依然成功守護了花東民眾的健康。二○一五年，他獲厚生會頒發「醫療奉獻獎」；二○二○年，獲花蓮縣醫師公會頒發「特別醫療奉獻獎」。

作者簡介
凃心怡
臺南市北門區人，一個連魚的品種都張冠李戴的漁村女兒。傳播系畢業之後開始靠著一支筆走跳生活，著有《彩虹上的鑽石：南非》、《落地生根 否極泰來》、《來自非洲的33 封信》、《盤山過嶺：林欣榮教授創新之路》、《我的人生我來柔》、《育兒放飛記》、《能醒能走：林欣榮教授的腦醫學救命筆記》。

在一次美麗的意外中，栽入童言童語的寫作世界，著有《元氣早餐店》、《童話大師的故事》、《爐火婆婆的美味食堂》、《哎唷！我的耳朵好痛！》、《小心！讓意外少傷害》；書寫童書的同時，也看見心中那不曾消失的漁村小女孩。

【推薦序】
醫心防疫 守護花東三十年
林俊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全球，至今已超過一百三十三萬人死亡。如此嚴峻的疫情下，最初曾被預估將慘遭疫情嚴重影響的臺灣，在政府、醫界的努力與全民配合防疫政策的推動之下，有幸守住了。在可見的未來，防疫已成全球共識，而這一年來，負責守護花東的「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東區指揮官」即是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管理控制室主任――李仁智醫師。

李仁智醫師早在一九八八年即自動請願來到才剛啟業二年的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服務，他是胸腔內科醫師，專長是肺結核的治療與研究。在我讀中學、大學那個年代，臺灣的肺結核病依舊猖獗，我自己也曾接觸過，只是從來沒有任何症狀，但已有抗體。肺結核是一種很古老的疾病，俗稱「肺癆」，一直是臺灣較為嚴重的傳染疾病。

許多人誤以為臺灣肺結核病已非常稀少，然而根據疾病管制署二○二○年公布的資料，近年來，每年新發生的肺結核病人大約八千多人，因結核病死亡的人數也將近五百人，遠遠超過新冠肺炎在臺灣的確診及死亡人數。但這個數字比起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臺灣已是大幅下降了。一九四八年，甫光復的臺灣人口大約六百五十萬人，全年死亡人數十一萬五千人，其中死於結核病者就佔了一萬八千五百多人，也就是高達百分之十六的人死於結核病；但如今，這個數字已降至百分之零點二八。

臺灣能有這樣防癆的成就，要歸功於政府大力推動「結核病」的預防、檢驗與治療，以及早年，美國國際合作總署、世界衛生組織等單位在物資及技術雙方面的援助。臺灣大力推動防癆的醫者則有楊思標教授、陸坤泰教授，及其學生李仁智教授等，他們都曾擔任中華民國防癆協會理事長，在防癆政策的制定與推動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念初心，遠道而來

花蓮慈濟醫院啟業的前幾年，招募醫師困難重重，家住臺北的李仁智醫師卻自願前來肺結核病人居全臺之冠的花東地區。他的來到，不僅為慈濟醫院注入強勁戰力，更為臺灣東部的肺結核防治打下了美好的一役。

然而，最初幾年，來到花蓮的李醫師卻發現花東的結核病人更難醫治，為什麼呢？有些病人對醫囑的遵從性不高，住院住個兩、三天，沒事可做，又擔心家裡的農田、雞鴨沒人照顧，或是想念家人，就溜回部落了。有些原本到門診就醫的病人，服藥兩周後，不再咳嗽，身體也舒服了便自行停藥；還有些住家更為偏遠的病人，竟然因為付不出交通費，而不再回到醫院。花東病人的困難，五花八門，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但這些驟然停藥的病人，卻都面臨同樣的危機，因為肺結核的療程往往長達半年、九個月才能奏效，一旦停藥，體內殘留的結核桿菌便會產生抗藥性而更為兇猛，後續更難醫治，伴隨的死亡風險也更大。李醫師萬萬沒想到，因此「失落」的結核病人，在花東竟然高達三成。

但李仁智醫師從不放棄，他走出醫院找病人。二○○四年，李醫師開始在花蓮結核病人最多的三個山地鄉進行X光檢查、接觸者檢查。隨後更積極引進《DOTS都治計畫》，也就是訓練一批關懷員，挨家挨戶送藥監督治療――每天把藥送到偏遠的山間部落或村莊裡，「送藥到手」再看著病人「服藥入口」，來杜絕輕易失聯或斷藥的危機。記得曾聽胸腔內科一位主治醫師提起，有一回李仁智怎麼也不肯透露他即將請休的五天年假，要去哪裡度假，直到過了很久之後，那位醫師才從關懷員的閒聊中發現，「那整整五天，李主任全都跟著關懷員，挨家挨戶去看都治的病人，從花蓮到臺東……」那位醫師直呼，他簡直太震驚了。

李醫師正是如此，一有空，便上山下海跟著關懷員去看病人。還不僅如此，肺結核可說是窮人易得的病，專找上營養不良、家居及衛生環境較差等病人。為此，李醫師總是帶著團隊設法協助窮困病人申請營養補助、就醫交通補助等，讓貧困不再成為就醫的阻礙。

證嚴法師經常鼓勵慈濟醫院醫護及參與義診的慈濟人醫會成員：「有苦的人走不出來，有福的人要走進去。」而李仁智醫師正是這句話的實踐者。因著李醫師的努力，有效地讓失聯病人的比例從原本的百分之三十降至不到百分之一；更讓花東地區肺結核的發生率，大幅下降了五成，能讓在臺灣肺結核最嚴重的地區發生率減半，他功不可歿，更讓他獲得了二○一五年厚生會頒發的「醫療奉獻獎」，實至名歸！

李醫師除了在肺結核防治的成就外，二○○三年，國人聞之色變的SARS期間，他一肩扛起宜蘭、花蓮及臺東三縣「東部抗煞指揮官」的重任，抗煞有成。時隔十七年，他再度披上戰袍，對抗新冠肺炎疫情，這回，他依然成功守護了花東民眾的健康。為此，二○二○年花蓮縣醫師公會也頒發「特別醫療奉獻獎」感恩在花蓮偏鄉奉獻了三十二年的李醫師。很榮幸受邀為李醫師的新書撰寫序文，這本書精采記錄了臺灣東部的抗煞、防疫及肺結核防治等故事，讀來深刻動人，衷心推薦！

【自序】
做個有用的人

當慈濟醫療法人人文傳播室的曾慶方小姐、楊金燕小姐和自由作家凃心怡小姐到辦公室拜訪，說明來意是林執行長委派，要替我寫本自傳性的書籍，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非常驚訝！「怎麼會是我呢？」從小喜歡閱讀世界偉人傳記的我，從來未曾想過要寫屬於自己的傳記。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沒有成就什麼大事。我人生的座右銘很簡單――「做個有用的人」。當危險的時刻來臨時，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站出來做我該做的事，所受的教育、家風的薰陶，和本人的個性，造就了現在的我。

轉念一想，記得今年（二〇二〇）參加全國防疫會議時，主持人周志浩署長在開幕時很感性的致詞――我們正在「書寫歷史」，當下著實感深肺腑。回想二〇〇三年春天，一場百年難得一見的SARS疫情突然侵襲臺灣，那時我們書寫的歷史是在倉促應戰中尋求生存之道，起初我們手上甚至沒有武器，也不曉得敵人底細。事隔十七年後，SARS病毒變身為2.0版――新型冠狀病毒侵襲全世界時，臺灣已經不是昔日吳下阿蒙，十七年的生聚教訓，得以讓臺灣蛻變、在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尋求突圍而出之道。我親身參與這二場世紀大戰，個人的經驗可以留下紀錄，也可以提供年輕一代的防疫人員些許助益。在即屆退休的時刻將經驗傳承下去，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因此答應了這個特殊的請求，經過數個月的努力，完成這本著作。

我喜歡研讀歷史小說，從過去的歷史學習為人處事的方針。因此喜歡用說故事的方法來講述我的個人經驗。在無數次的訪談中，一篇篇故事就順利地構思、鋪陳。心怡小姐用她的生花妙筆把所有故事生動地串連起來，完成一系列活潑有趣的章節，我非常感謝她的努力與豐富的創造力。希望讀者能夠從這些小故事中發掘它的意涵，獲得借鏡之處，並有所體悟。我曾經在臉書上介紹了六十位死於結核病的名人達士。心怡小姐很有創意地挑選部份名人簡介在每章的前言，希望大家有機會能夠深入瞭解這些不同凡俗的人物，也可以知道結核病對全世界造成多重大的影響。結核病是人類第一號殺手，幾千年來奪走許多人的性命，到目前為止，全球每年依然有一百多萬人因結核病而喪生。

為了寫這本書，翻箱倒櫃找出許多資料、照片等，回憶過往的歲月， 感觸良多。我一生最重要的志業就是結核病防治，正如同武俠小說常寫的武功練好後下山行道，我行醫的前十年是學習、成長、充實的時光， 練成一身本領後就到東部地區行醫。花東地區原本是臺灣結核病最嚴重的地區，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終於脫離了前一、二名。二〇〇一年我協助花蓮慈濟醫院建立了結核病負壓隔離病房與結核病實驗室，接著努力推動結核病的都治計劃（DOTS）「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吃了再走」，參加二〇〇六年到二〇一五年的結核病十年減半計畫，東部地區是臺灣唯一達標十年減半的地區。二〇〇七年開始創建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團隊，讓此類難治病患的治療成功率從50 ％提升到80 ％。證嚴上人常說「莫忘初衷」，後山防癆是我的初衷，也是退休後還會繼續努力的工作。結核病是種慢性傳染病，它的防治工作須要長年努力，也須幾代人員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地持續執行。由於從事結核病防治工作，我長期和衛生單位有密切的接觸。二〇〇三年發生SARS疫情時，我將花蓮慈院的結核病負壓隔離病房全數清空，迎戰這個新興急性傳染病。因此受到李明亮防疫總指揮官之託，承擔東區的傳染病防治指揮官職務，幸好當時東部地區有驚無險地度過這段疫情。接下來也陸續處理了許多傳染病疫情，例如：H1N1流行性感冒全世界大流行、狂犬病疫情、腸病毒疫情、伊波拉病毒疫情等。二〇二〇年又迎接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從年初緊張到年底，疫情至今尚未趨緩。今年年底終於決定退休、將延續十七年的東區指揮官棒子交接給年輕的下一代。

在此深深地感恩栽培我的師長們，尤其是楊思標教授、陸坤泰教授、哈理斯（William Harris）教授和奈迪奇（David Naidich）教授，也特別感念並肩作戰的醫師、護理師和感控同仁，經由大家的努力、讓臺灣的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最後需要感謝的是我雙親的養育之恩，吾妻瓊華女士和親朋好友們的支持與理解，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奉獻於防疫、醫療工作上。
仁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臺灣花蓮

傳主與作者簡介
醫者身影
推薦序 醫心防疫 守護花東三十年 林俊龍
自序 做個有用的人

第一部 那段身為「黑官」的日子
第一章 從醫師化身指揮官
百年一遇的疾病／指派的電話響起
第二章 一張聘書
聘書來到 積極應戰／迎戰，積極練兵
第三章 最驚險的一役
緊急隔離 關閉病房／陰與陽之間 尋求解答
第四章 我還是歡迎你回家
溫柔港灣 歡迎回家／確診 鉤端螺旋體症
第五章 疫情中的點滴溫馨
一封告白信 支持與撫慰／自願投身 第一批敢死隊
第六章 援手到來
美國馳援 專家來台／零確診 前路迢迢

第二部 再一次的百年一遇
第七章 繃緊神經
挺入災區 證實人傳人疑慮／籌組防疫醫師 準備抗戰
第八章 十七年間的大小戰役
捲土重來 狂犬病
第九章 對抗2.0版SARS
擴充檢驗 備足戰力／關鍵人物 會議主持人
第十章 On call的日子
打破零確診 陽性出現／看不到盡頭 漫漫長路
第十一章 緊急機制
飛沫傳染 訂隔離新制／遺憾的過去 成為堅強後盾
第十二章 寧靜的夏天
研究支持 尋找自保方法／平靜之夏 暫時休兵／天時地利 加上人和

第三部 照顧窮人的病
第十三章 一生職志
三民主義的啟發 服務眾人的能力／低薪防癆局 圓滿所願
第十四章 來自台北的醫師
圓滿所願 前往花蓮／第四任內科主任
第十五章 醫師招募
到花蓮很遠 醫師短缺／語言不通的醫師 不告而別／短暫的緣分 南非醫師來到
第十六章 都治計畫
經費與時機到位 結核病房成立／啟動都治計畫 找尋失落患者
第十七章 找尋失落的病人
強制關押 不再失落／治療過程 助成家立業
第十八章 多重抗藥性
無藥可醫患者 強制隔離／新藥研發 宣告治癒
第十九章 吃藥吃出精神病
二線藥物使用 步步謹慎
第二十章 破局的十年計畫
新法妙方 九個月的短期療程／十年減半破局 迎風向前行
第四部 醫生，有各式各樣的
第二十一章 準備出國
幾番週轉 命定的教授／越洋拜師 前往美國
第二十二章 電腦斷層學習之旅
完成電腦斷層學習 前往美國CDC／國內第一人 學無止境
第二十三章 老師、好友兼牌友
難解罕疾 老師馳援／是名醫 也是名師
第二十四章 醫療奉獻獎
投入結核病防治 被提名醫療奉獻獎／冷門科別 終獲肯定
第二十五章 交棒
從醫 最正確的決定／退休規畫 堅守結核病防治崗位

【內文試閱】
第一章：從醫師化身指揮官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國近代最知名的藝術家，精通繪畫、音樂、戲劇、書法以及詩詞，在日本留學時，他罹患了肺結核，病情時好時壞，聽聞斷食療法有助於病情，因此前往杭州西湖之南的「虎跑寺」進行斷食療法，因而邂逅佛法，並決心皈依佛門，師父賜予法號弘一，出家後的他專心禮佛，是近代佛家律宗的最高成就；弘一大師因興趣跨足各領域，而我則是在因緣際會之下，在傳染病領域中成為跨足急性傳染病與慢性傳染病的從醫者。

太快了。
這些年來，雖然生活並非日日都是歲月靜好，但我壓根都沒想到那麼快就從一場好夢中被驚擾而醒，冷不防又將我拉回那個得全副武裝迎戰的身分，這場好夢實在太短了，才十七年而已。
當細碎的晨光遍灑花蓮大地，巒山的青綠還沒被夏日的豔陽照得發亮的清晨七點，我已經走入辦公室，一如以往，我是這個辦公室最早上班的人。這個時候，通常我是滿心平靜，默默地倒一杯茶、打開電腦，等待八點開始巡房。
自四十幾年前從台大醫學院畢業之後，我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一位胸腔科醫師，尤其專攻結核病。
然而十七年前，國家賦予我另一個身分，那個身分所帶來的驚心動魄僅維持短暫的一個季節，我一直以為，此生不會再度過那樣的時光。
我以為。
十七年後的現在，放在左胸襯衫口袋裡的手機驟然響起鈴聲，這些日子以來，它幾乎時不時都在響，總是不超過三聲，我就會接起。
「全部陰性。」沒有鋪陳，沒有一字贅言，電話那頭以簡潔的四個字展開這通語音交流的開場，也讓我再度鬆了一口氣，輕聲在心裡安慰著自己：「這一天，又驚險的度過了。」
二○二○年才剛開始五天，元旦煙火的煙硝味還沒有從空氣中抹去所有的氣息，時隔十七年的指揮官會議緊急召開，再過十五天之後，指揮中心正式成立，而這一次我們要對抗的敵人，是二．○版的SARS，全名「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從二○○三年擔任東區指揮官後我持續擔任此兼職，中間歷經大大小小的戰役，如二○○九年的流行性感冒世界大流行、狂犬病、伊波拉病毒、腸病毒等，但是十七年後又是一場大戰。

百年一遇的疾病

我常苦笑著跟朋友說，SARS是百年一遇的傳染疾病，我這輩子遇上這麼一次，夠了；可沒想到，就在即將思考退休之際，我又再一次碰上了百年一遇。
「這是一種新的病，我們對它還不甚熟悉。」在進入夏季的時刻，新冠肺炎決定在小島上稍稍休兵，偶爾射來一隻茅、丟來一塊盾牌，告訴台灣人它還存活著並未退去，除此之外，它的「夏眠」，讓島上的人們足以放鬆腳步，過上平穩的生活；然而即使與它抗戰了長達十一個月，我們對它仍然半知半解，並將一切冀求疫苗問世。
新型疾病啊！以前我是不屑一顧的。
坐在那張不盡舒適的辦公椅上，我放心地往後躺，讓自己陷入椅子裡，閉上眼，任由回憶將我拉回四十幾年前。當時我的頭髮黑得發亮，每一根都奮力的朝著天空散發著青春的氣息，臉上細緻平滑，手臂因為練習射箭而刻畫出條理分明的肌肉線條。
那時我還是醫學生，正在眼科實習。
「同學、同學。」實習單位的老師急促地要我們跟著他走，話語中有藏不住的興奮，「有個病人你們絕對要來看一看，他罹患的是百年難得一遇、很罕見的疾病！」
大夥兒興沖沖跟著老師的腳步，獨獨只有我停在原地，「我不去看。」
這句話引起紛紛議論，但我回答的理由足以理性成立，「既然是百年難得一遇的病，我以後也看不到了？那為什麼要學？」心裡還有句話沒說出口的是，反正我以後也不走眼科。
早在進入醫學系不久之後，我就確立了自己的志向，一路順著腦中所繪的藍圖直行，畢業從醫後，我處理各種胸腔肺部所引發的各種疾病，尤其熱切關注已有數千年歷史的慢性傳染疾病肺結核。日日，我面對的是常見的疾病、頑強的結核病，超過專業範圍的罕見疾病，幾乎甚少上門。
回憶漸漸淡去，張開疲憊的雙眼，辦公室裡的助理們已經各自就位，開始一天的忙碌。
我輕嘆口氣讓自己坐挺身子。
曾幾何時，那個誇口不去看百年難得一遇的輕狂少年，已經將屆七十高齡，從醫四十多年來，曾以為這輩子就是這樣，頂多就是為了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而煩惱，直到二○○三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傳染病朝著台灣鋪天蓋地而來，我的人生也就此被吹向不同的方向。要面對的疾病已不再是長年老友，而是張起獠牙大口卻令人摸不透的新型疾病，上天彷彿認為讓我遇上一次還不足以嘲笑我，足足讓我遇上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傳染疾病，而且還被指派站在第一線領軍抗戰。

指派的電話響起

第一次的百年一遇，起初我還只是個旁觀者。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簡寫，世界衛生組織於二○○三年三月底證實其源頭來自中國廣東，全球共發現八千零九十六例病例，造成七百七十四人死亡，主要受到感染的國家包含中國、香港、台灣、加拿大以及新加坡。
台灣疫情開始，來自三月中旬一對夫妻，緊接著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台灣抗疫的表現在國際之間始終維持亮眼的成績，甚至得以驕傲的喊出「三零」口號――零社區感染、零死亡、零輸出，並大張旗鼓的舉辦國際研討會。
當時的台灣怎麼也料想不到風向會突然驟變。
四月二十四日，和平醫院爆發大量院內感染，措手不及的政府單位在短短一小時內勒令封院，醫院大門一關，無論是在裡面從業的護理師、醫師、行政人員、住院病患，或是正巧前去探病的親友、回診掛號拿藥的人，高達一千三百多人開始長達了十四天的恐懼生活。
一直到和平醫院封院時，我都「還算是」一位旁觀者，因為身為胸腔科醫師，要在這個呼吸道相關的疾病裡置身事外，可謂天方夜譚，然而當時感染戰火大多只集中在北部地區，尚未延燒到花東，頂多也只是繃緊神經。
一直到我接起了那通電話，那是李明亮教授打來的。
李明亮教授是花蓮慈濟大學第一任校長，而我長年在花蓮慈濟醫院任職，我們相識也相熟，但當時我還不知道這通電話打來並非敘舊，也並非是關心東部地區疫情可好，這通電話是一個請求、一個指派。
當時我正在玉里榮民醫院協助該院醫生診療一名疑似SARS的病人，對於新型疾病，我們知道的太少，光是一名疑似患者，就足以讓我們耗去太多討論的時間。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黑暗，清朗無雲的天空閃爍著一顆顆慘白的星星，就在此時，電話響起，手機那端傳來的聲音帶著疲憊。
前些時候，李明亮教授早就從衛生署署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但他在電話中告訴我：「和平醫院封院了，現在台灣疫情陷入膠著，必須及時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府請我再出來協助。」
我靜靜地聽。他說，他被委派的職務是抗煞總指揮官，「我必須要在北、中、南、東再各自找出一位區指揮官，東部可以交給你嗎？」
於情，李明亮教授是我的學長，也是我醫院的長官，我沒有婉拒他的理由；於理，在東部地區從醫二十幾年，當地醫療環境與人事條件我都熟悉，也是資深的胸腔科醫師。我自知，即使由別人來當東區指揮官，屆時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仍有協助的義務，既然如此，何不一開始就由我來統籌參與呢？
是當仁不讓嗎？或許是吧！我沒讓李明亮教授等太久，再張口，吐出的話語是他最想聽見的答覆，「好啊！既然你要我當，我就當，沒問題！」

第十六章 都治計畫
被譽為「胸腔醫學之父」的法國醫生何內．雷奈克（René Laennec, 1781-1826）在其短暫的生命中，仍然替醫學留下諸多貢獻，尤其是一八一六年發明了聽診器，讓醫學得以跨步向前，只可惜最後他敗給了結核病，生命戛然終止；同樣身為胸腔科醫師，即使不同世代，我們依舊為了對抗結核病而想方設法，甚至大刀闊斧推行都治計畫，都治計畫的運行，成功的讓失落率大幅下修，為台灣結核病防治往前推進一大步。
整整十年的時間，我打了一通又一通的電話，運用人脈見了一個接一個的醫師，每天只要稍在診治過程喘口氣，就開始期待人事室發來通知，告訴我有醫師願意來應徵的好消息。
我期待著完整內科醫師的陣容，只可惜這個心願的完成，遙遙無期。
黑暗中，只要抬起頭，就能見到星光，盼著補齊醫師陣容的同時，有一件好事正在醞釀。就在我進入花蓮慈濟醫院的第十個年頭，花蓮慈濟醫院已逐漸發展成近千床的大型醫院，估計再過幾年之後，有極高的機率通過衛生署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評鑑，成為花東地區首座醫學中心。於是我開始展開縝密評估，在稍有空檔的時候，就繞著醫院各樓層兜了一圈又一圈，腦中不斷飛快思考著哪一個地方最適合增建病房。
我想蓋的病房不是一般的病房，而是能收治更多結核病患的負壓隔離病房。
隨著腳下踩的每一步，那段埋在腦中深處的回憶就更加清晰。
當時我才剛到花蓮慈濟醫院報到，一次機會得以與慈濟基金會的創辦人證嚴法師面對面，我把握良機，向他提出我的想望。
「花蓮歷年來都是結核病患最多的地區。」我告訴證嚴法師，結核病又被稱作是最照顧窮人的病，愈是面對窮困的人，它愈是會忘記自己所帶來的殺傷力，熱情的敞開胸懷上前擁抱，「這也是我的專長，治療結核病患是我到東部最想做的事情。」
證嚴法師明亮臉龐上的每個毛細孔都散發著溫柔的氣息，沉著的雙眼既溫柔又堅定，一開口，語調清晰，「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經費與時機到位 結核病房成立
那天從靜思精舍離去後，我內心堆疊起踏實，證嚴法師的一句話，推著我能不顧一切的大步走向結核病患。然而，花蓮慈濟醫院既有的硬體設備與設施，無法支持我放手一搏。
我盡可能將要呈給長官的計畫書寫得周全些，雖然在句句斟酌中花了些時間，但打鍵盤的速度並不慢，為什麼要蓋結核病房、蓋了之後要如何管理、醫護如何投入、配套措施等等，句句行雲流水，字與字之間毫無遲疑。這個計畫我已經整整醞釀了十年，它在我腦中落下根，也冒出柔嫩的花苞，正等待著豔麗綻放的那天到來。
等到太陽光束透過單薄的柔軟布料溫暖身軀時，那已經是一九九八年了。
酷熱的七月天，新聞報導中的氣象主播正指著海面上一圈白色雲層，解釋著一個熱帶低氣壓將成形為颱風，並以極高的機率朝小島迎面撲來。
面對年復一年暑假期間的颱風肆虐，我想起了早上在診間新確診的一名結核病人，想起他咳出的艷紅鮮血，對他的日常而言，恐懼與威脅不只是颱風而已，而是日日邁向死亡的打擊。
在《東部結核病防治中心營運計畫書》的開頭，我以難以令人直視的數據試圖給予最震撼的說服。
根據統計報表，花蓮慈濟醫院在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年）通報有九十九位病人，其中十六位往生，跌入再也無法爬出來的墳墓裡；再看向八十六年度，新通報兩百零五位病人，其中我們扛起了四十三個家庭那傷痛欲絕的情緒包袱。
這兩年花蓮慈濟醫院結核病患者死亡率是百分之十九點四，若將範圍拉大，全花蓮縣這兩年結核病患者死亡率是百分之十八點二，死亡率之高令人難以相信。我在計畫書上語帶惆悵地寫著：「目前大部分的文獻報告，結核病治療成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三，但我們的病人死亡率竟然高達百分之十九點四，原因何在？」
這個問題之後，我沒寫下一句殘酷的話語，但任何一位有醫療專業知識的閱讀者心底自會湧現解答。我們找出不少病患，卻無法治癒他們，任由病人被結核菌完全擊倒，追根究柢就是現行的的醫療能量仍然不足。
「該是反擊的時候了！」我說。
我的計畫獲得毫無疑問的支持。三年後，花蓮慈濟醫院不僅成立專屬的結核病房，也設置結核菌實驗室，引入快速培養菌株的新方法，將培養時間大大縮短，僅不到十二天就可以獲得陽性結果。
望著工程逐步完工，我深知要讓璀璨的陽光遍灑，還有最後一哩路，這一哩路就是要建置負壓隔離設備，但是要價不菲，保守估計至少也要三百萬元。
曾到美國留學過一年的我，對自己有所期待。
在美國，一個教授有沒有能力與貢獻，端看他能從學校或醫院外爭取多少研究資金。計畫書撰寫完成並付諸執行之後，我的工作並未就此結束，提案只是一個引子，完成，我也必須奉獻血肉。
我開始向外奔走，籌措費用，而此時花蓮這個地方反而成為得力助援。衛生署明白花東地區一向是結核病最為猖獗之處，因此很快就同意撥款，三百萬元迅速到位，負壓隔離設備幾乎是一刻不差的與結核病房共同起步施作。
盤踞在我心中長達十三年的大願，終於在二〇〇一年圓滿完成，醫院內的二十東病房，總計有三十二床的專門病房、設備得以為結核病人緊抓住更多生存與治癒的機會。
啟動都治計畫 找尋失落患者
我從不認為能一步登天，但卻萬萬沒想到，進步的幅度竟是如此微小。
結核病房成立後一年，我追蹤花蓮慈濟醫院結核病患者們長達十八個月的治療成果，發現雖然死亡率下修到百分之十六點三，但整體治療成功率卻僅有百分之七十一點七。追根究柢，拉低治療成功率的，是那高達百分之九的「失落患者」。
有些患者在我們宣告治癒之前，就因為症狀緩解而自行停藥，自此消失在門診中。我們給這些調皮的患者一個極為浪漫的名稱――失落患者，彷彿這樣就能平撫我們心中對於被患者辜負所造成的痛心。
「如果把這百分之九加上去，我們的成功率不就能超過百分之八十了嗎？」我實在不甘心。有醫師、有病房、有資源，偏偏卻因為不配合的病人而無法提升成功率，甚至更因為這些失落的患者回到社區繼續傳播病毒，讓杜絕結核病的擴散與傳染的防治顯得疲軟無力。
如此令人傷透腦筋的失落患者，猶如生命力極強的蒲公英，遍佈在台灣的城市與鄉野，也飄散在全世界各國之中，只是他們開出的並非美麗的花朵，而是張牙舞爪的病毒大軍。對此，世界衛生組織曾發表對付良方「短程直接監督治療」，也就是「都治計畫」（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 DOTS），簡單來說，就是派人監督病人，盯著他們來領藥、看著他們服藥。
然而這項計畫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與經費，台灣沒有相關經驗，眾人都在觀望著是否可行，但卻遲遲沒人提出相關計畫。若要當先鋒，事成留史、事敗則毀譽一生，需要有極大的膽識。
我不願等也不想等，信心催著我向疾管局申請經費，並以三年的時間證明都治計畫是否可行。
這項前導性研究，我們與門諾醫院攜手合作，針對一百六十六位新個案展開六至九個月的治療。病人服藥時間一到，專責送藥的關懷員就會將藥直接送到患者家中或是工作地點，並看著他們吞下藥丸後才會安心離去。
整整奔波了三年，隨著送藥團隊對車輛里程數與保養次數不斷攀升，失落率大幅下降，三年後驗收成果，喜悅與滿足撐起我們的胸膛，治療成功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八，失落率下修到百分之一點二！
我們證明了都治計畫的高成功率後，無疑也讓台灣更有勇氣朝此方向邁步向前，立即在成果發表的同一年啟動全國各地都治計畫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