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時代的哲思：何秀煌文存

何秀煌耳順之年，回首前塵，寫此二篇長文緬懷二位師表，一位是羅東中學創校的校長吳祖型先生，另一篇為恩師臺大哲學系的曾天從教授。二位不僅為經師、人師，也是偉大的教育家，更是對學子氣質的潛移默化以及人格形塑留下深刻印記的師表。
何秀煌記錄校長吳氏一文，始自出生山明水秀的宜蘭，歷經成功國小、羅東中學初二（十四歲）為止。因升上初三之前，吳校長即因不明人士誣告中傷蒙冤去職，從此永遠離開他心愛的教育園地。秀煌憑驚人的記憶力、細密的觀察，通過精確洗練的文字，栩栩如生的文筆，重現當年國民黨政府播遷抵臺初期的場景，如同剝開洋蔥一般，毫不誇張地將它一幕一幕搬上舞台。讀者展讀之際，像一面明鏡般看到一位熱忱、堅毅的教育家身影。短短幾年，吳校長竟能為這所偏鄉的羅東中學奠定屹立不移的基石，使它成為蜚聲全國的羅東中學。在這所學校畢業的校友、踏出校門，完成不同階段的學業，進入社會，分別在不同的領域皆有耀眼的成就。
何秀煌成為羅東中學前幾屆畢業生，並以高分第一志願進入臺灣大學哲學系，他選擇被視為冷門的科系，當時文學院只有外文、哲學、考古等系，社會系尚未設立。當年臺大名師如林，諸如薩孟武、陳茂源、馬廷英、洪耀勳、洪炎秋、曾天從、方東美、沈剛伯、陳紹馨、殷海光等。秀煌兄筆下的曾天從教授來自新莊書香門第，由台北一中（今建國中學）畢業後，先就讀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又在京都帝國大學西洋哲學研究室深造。大學院畢業後，曾赴當時由日本統治的滿洲國教書多年（但授課的語言是用等於曾氏的第二母語日語）。
二次大戰結束，曾氏由東北滿洲回到母校臺大哲學系教書，如今卻要放棄他熟練的台語或日語，改用重新學習的華語，這對曾氏是一項新的挑戰。
曾氏必須花費比聽課的學生多出幾倍的心力準備全套的講義，甚至一個字一個字刻鋼版手抄教材。如此教課，個中辛苦外人難以想像。幸好曾氏身邊的伴侶是留學日本的女醫師，所以曾氏在當年微薄的薪水壓力之下，還有開業行醫的妻子幫忙，使曾氏不致有過度恐慌之虞。曾氏在這樣的教書生涯下，一邊利用晚上夜深人靜時，埋首陸續依照釐訂的計畫，寫出一系列哲學著作，工程浩大，外人難以置信。曾氏毫不擔心這些著作來日能否出版，抱著愚公移山的心志，終於完成宿願，而且一一仔細修改、整理，最後全套精印出版。
何秀煌兄本人在臺大完成學士、碩士學位，恩師殷海光教授盛年因故無法授課時，他也曾以助教接替殷師講授邏輯課程。不久他赴美國名校密西根州立大學獲哲學博士，並在美國任教多年，然後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在香江沙田執教長達半世紀。
何秀煌來自山明水秀的宜蘭羅東，他手中有一枝健筆，能寫本行的哲學專著《記號學導論》，也寫論評的《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又能寫耐人咀嚼的《人生小語》，甚至有如俳句的短歌或泰戈爾一樣的散文詩，也有不少精采的散文、隨筆、遊記，這位兼擅各種文體的才子學人，畢生創作不輟，堪稱著作等身。在香江沙田，春風化雨，受其啓迪的門生，如今分佈世界各國，播下的種籽，開花結果，這是一個教育工作者最欣慰的事。
這本緬懷二位恩師的紀念集，使我們深深瞭解，在人生的過程裡，能遇上開眼點火的老師是何等幸福和恩寵。

作者：何秀煌
台灣宜蘭人，1938年生，羅東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哲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2001年退休後定居香港。著有《0與1之間》、《現代社會與現代人》、《記號學導論》、《思想方法導論》、《人生小語（一）〜（十）》等，以及多種譯著與發表於各處之論著與散文。

編者：何義麟
台灣宜蘭人，1962年生，羅東高中畢業、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學術博士。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編者：曹永洋
台北士林人，1937年生，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淡江中學、士林中學、中正高中國文教師．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總編輯，志文出版社顧問。

作者前言
二十年前應邀寫了一篇長文〈哲學人生的成長〉。我發表時將它獻給吳祖型校長。去年我一位萬年同學——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如今的「終身學校的同學」——提議我動筆寫篇短文，藉以懷念我們永遠的校長，並將它交給蘭陽出生的雜誌《九彎十八拐》（黃春明創辦的文學雙月刊）發表。
我滿口答應，心想不出一兩個月就可以向我這位熱心出名的同學圓滿交代。不過我在回信裡向他拋出一個反建議。吳祖型校長是五、六十年來眾多當年的校友所敬愛懷念的校長。大家可以（而且應該）分別寫出自己的經歷和記憶。不要由我一個人獨寫，以免因為眼界視野所限，顧此失彼。我要專從自己的親身體驗出發，寫出初中時代，只當了我在學的短短兩年半（一九五一─一九五四），但卻令我終身難忘的校長。
自以為此情此景寫來容易，真心真意不必贅言。因此「滿口答應」，也自信很快可以「圓滿交代」，順利交卷。 
沒料到——其實我早應該想到——一開始執筆就不斷改變所要寫的形式與內容。最先我抱看短文的心情開始，不出半載已知非寫成一本專書不可。如今全書粗成，却要自寫「序言」交代——交代那時無知的「滿口答應 」的徵召。

序言：緬懷二位師表身影（曹永洋）
見證時代，蘭陽平原的情思：紀念吳祖型校長
吳祖型校長相關年表（何義麟編製）
台灣．台灣文化與台灣哲學志士：紀念吐絲織網的曾天從教授
曾天從教授年譜（林義正編述）
何秀煌著作目錄初編之考察（何義麟）

內容連載：
補遺和補餘——寫在書後
補遺是撿拾一些遺忘的往事。補餘則是令所記所述更加圓滿。
（這裡的「餘」好比數學上的「餘集」中的「餘」。）
一、
《教育原野上的勇者：吳祖型先生》一書稿成之後，我的萬年朋友游漢勳先生是第一位讀者。他為我交去打字，並加以校對，勞苦功高，必須一記。
我本來就認為吳祖型校長應該由不同的校友來寫——大家由不同的角度，寫出各自的感激和經驗。演變的結果，果然見到數名校友踴躍記懷寫感。的確令人高興。
詳細閱續這些文字之後，勾起我不少險些失落的往事。比如吳校長暫住在台北金華街那段日子，與他交往的經過。那時吳校長仍然滿心關懷教育方面的事，比如批評我就讀的大學中，某些事務人員的舞弊手法。（吳校長寧可不做那筆生意，也不願助長他人的弊端。）另一方面，他也關心學術上的進展和人們想法的演變。
記得我那時在一份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批評教育部所監督的電視節目，內容不當。吳校長看我在他家客廳的小黑板上，演作供他參看。他知道，我在大學喜攻邏輯，又將此一學問的發展近況，和他當年就讀四川大學時的所學，做一比較。他的好學多思，令我心服欽佩。
也在那段日子，有兩樁往事也許值得寫下留記。
第一，那時我是騎單車去拜訪他的。他自己黯然神傷地離開羅東，借住在他人的小屋。因此對於器物的擁有也頗為敏感。另一件事也令我久久不忘。他本來專攻教育行政。充任督學和校長都是發揮他的專長所在。如今，職位一失，必須另謀出路。所以他對我表示養成「一技之長」的重要。他舉例說，比如「刻印」的功夫，學來也可充當生活的憑藉。還有其他往事，難以一一「拾穗」歸檔。無可奈何，只好任其飄零。
二、
有一件事似乎在吳校長的生涯中，不宜令其遺忘。
有校友提到吳校長要「移民」美國的事。移民一事，非同小可，必有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後來吳校長又反向移回台灣。）
我曾經聽過一段故事。
七十年代正是台灣本土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據說，有一次吳校長呼喚一部計程車，該車司機顯然是本土運動的狂熱份子，將收音機放大聲浪，播送鄉土訊息。吳校長坐在後座，商請司機調低音量。不料，司機不但不接受所勸，反將車子駛停路旁，「請」吳校長下車——他拒載吳校長。
我想此事對吳校長在心靈上的打擊，非同小可。他由中國大地「落荒」到台灣任職不說，放棄督學之尊，下鄉小小中學任職，顯然志不在顯赫騰達。如今，在鄉下被讒言毀謗，丟失校長一職不說，來到台北，只因逃避聲浪，就被趕了下車。在他的內心裡，不深深失望還有何處自容？
所以吳校長之決定移民美國，絕不是沒有原因，絕不在於美國的榮華富貴，不是無因無緣地追隨凡夫俗子，匹夫匹婦的移民潮。
三、
在智仁勇的三達德中，我把吳校長的作為和行誼標明為「勇者」之舉，這不是沒有原因的。總結他的一生，我們可以說，他給後世留下的最鮮明的印記是「勇者無敵」。
在吳校長的生涯中，他所面對的敵人，並不是一個個有頭有臉，有手有腳的個人。他所面對的是整個難以動搖不易摧毀的文化。
吳校長在日本帝國侵華的陰影下成長。他接受成才立德的大學教育時，日本佔據了一大片中國的江山。他出身的四川大學是在「敵後」日本空襲的陰影中避難上課的。所以他的意識和潛意識裡日本的仇視是根深蒂固，難以消除的。
恰巧——「命運」的安排？——他前來一展抱負，發揮所長的，正是深受日本文化薰陶的台灣。
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直到盟軍擊敗日本，奪回台灣，其間整整五十年。大約有兩個世代的台灣人浸淫在日本文化之中，而跟著現代化——特別是教育的現代化。所以吳校長前來台灣充當督學之時，他的屬下，許多操說流利的日本話，有的甚至不諳台灣話。
這樣一想，吳校長強調「日據」而非「日治」，其中的確有他反日，抗日和拒日的因緣。
不過文化的事，不像清潔打掃，要清洗就可以清洗。就算立志清洗，也非一己之功可達。
不幸，五○年代又是中國大地轉眼變色的時候。一股一股庸俗甚至貪汙枉法的風氣，襲擊台灣。吳校長兩面受敵，力挽狂瀾。他大概沒有料到，倘若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世代——不論稱其為「日據」或「日治」——他大約無需在他所住的日式宿舍門上，貼出「託情謝絕，尚請原諒」的醒目字句。
託情本來就不應該，為何請求原諒？
四、
比起吳校長，自己算是幸運的一代。
第一，沒有接受戰爭的洗禮。後來短暫的「逃避空襲」絕不能和渡江越嶺的避敵逃難相比。
第二，幼稚年代，心智未開，不知文化衝突的煎熬痛苦。
有件事可以用來反襯吳校長那勇者無敵的艱辛。他來羅東小鎮主持中學教育時，也正是台灣淪落在「黨化教育」的風潮的年代。
他的教育良心要怎樣抵擋勢如破竹的政治風暴呢？所以，他受讒失官不是沒有道理的。
五、
吳校長雖然懷有拒日和反日心態，可是在台灣——甚至在近代整個中國——一味拒日和反日勢難貫徹到底。大約從二、三○年代到五○年代，台灣的小學生在畢業典禮上所唱的「畢業歌」，事實上是由日本抄襲而來的。
當年，我們所唱的，稱為「青青校樹」，或者直接叫做「畢業歌」，歌詞如下：
（畢業生）
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欣霑化雨如膏。
筆視相親，晨昏歡笑，奈何離別今朝。
世路多歧，人海遼闊，揚帆待發清曉。
誨我諄諄，南針在抱，仰瞻師道山高。
（在校生）
青青校樹，灼灼庭花，記取囊螢窗下。
琢磨幾載，羨君玉就，而今光彩煥發。
鵬程萬里，才高志大，佇看負起中華。
聽唱驪歌，難捨舊雨，何年重遇天涯。
（一同）
青青校樹，烈烈朝陽，宗邦桑梓重光。
海陸天空，到處開放，男兒志在四方。
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任憑農工兵商。
去去建樹，前行後繼，提攜同上康莊。
這一二部合唱的歌詞，讀來典雅清新，有節奏，有押韻。他不但描述離愁別緒，更加互相勉勵。值得注意的是，這曲語重心長的囑咐和叮嚀，在小小的學生的心靈上，播在下了沉重的負擔。好像整個國家民族和文化道統的責任——以及對新時代的展望（如「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一起負託到幼小學童的肩膀上。他們承擔得起嗎？至於重男輕女的胸懷——「男兒志在四方」——則暫不評論。幾年前我回到中文大學的哲學系主講了兩門課。在「語言、思考與寫作」的課上，為了比較漢語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異同，我將此曲的日本原版翻查出來，並加意譯如後。這是標明「文部省唱歌」——是一首日本的教育部指定學校教唱的歌曲「仰望崇尊」：
仰瞻崇尊，我師之恩， 賜教庭院，匆匆幾年。
懷想無邊，如此歲月， 而今分別，珍重再見。
互相敦睦，永誌懷恩， 別離在即，怎生遺忘。
立身揚名，大家勉勵， 而今分別，珍重再見。
朝朝暮暮，學習同窗， 螢火燈照，白雪映光。
誰能相忘，歲月過往， 而今分別，珍重再見。
細讀金曲，除了「立身揚名，大家勉勵」一句之外，沒有一點道德說教，在小小學生的心靈上，飄盪悠揚的盡是對於教師的尊敬和懷想。
可見兩種文化加諸小學生的心靈負擔多麼不同。我不知「畢業歌」（「青青校樹」）出自哪一名家之手。原來的「文部省唱歌」是採用「四—四—六」調子鋪陳的。「青青校樹」唱來也合乎此調。可見當年作歌成曲的是位既有漢詩根柢，又熟諳日本音韻的名士——他一定是留學日本，學有所成的高手。他是誰呢？
返觀我的翻譯，那只是一組意譯。此一翻譯無法完美地配合原來的「文部省唱歌」的曲調演唱。倘若要聆聽日本版本的「仰望崇尊」，我找到一份詳盡的資料。那是在二○○四年二月三日，由小河原和世發行，「隔週」出刊，稱為「日本之曲，心靈之歌」的音樂雜誌之上。這份雜誌的第五期（二○○四年三月三十日發行），標題就是「仰望崇尊」。
全集收了七首名歌。第一首就是此曲。這本音樂雜誌，每期附有一片錄音碟，由知名的樂團和歌唱家演出。這首「仰望崇尊」亦然。可貴的是，在該期雜誌的首五頁裡，編輯人圖文並茂地介紹了這個曲子。比如，他最早出現在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八）六月的「小學唱歌集」的第三首。它是日本的音樂文化受到西洋音樂的影響的年代。所以日文歌詞的「發音」和曲調的抑揚頓挫有不自然和不協調之處。文中對這樣的音樂文化背景，也有詳細的論述。
可惜兼可嘆的是，這曲「仰望崇尊」和我們教唱的「青青校樹」一樣，兩者是「作詞、作曲者未詳」！那麼美好的歌詞和唱曲，不知出於哪位名家之手。
六、
為什麼在論述教育原野上的勇者吳祖型校長的時候，我要提出上述的「補餘」呢？
文化是無所不在的東西。吳校長前來羅東中學任職時，它顯然懷有崇高遠大的理想和心志，正如我們剛剛唱過驪歌「立身揚名，大家勉勵」地投身羅東中學，接受新的挑戰和洗禮。吳校長所抱持的是反日、抗日的華夏古老的文化傳承，而我們——包括他屬下的台籍教員——卻在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之後的「新台灣人」所浸淫其中的「台灣文化」裡，摸石過河前進。當吳校長和我們在朝會上一起挺胸高唱「國歌」、「國旗歌」和「校歌」的時候，我們的心懷和感受全都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