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論極權主義與社會拯救

【推薦序】
家父逃離極權統治並對抗極權主義，這個經歷貫穿了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深深滲入他的信念，包括對個人的賦權，以及組織具有道德責任需授權給各自領域內的個人。

這本精選集強調人的抉擇、尊嚴、自我價值等原則，以及在公平、公正的制度下，社會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以達到這些目的。家父與邵明路先生正是基於這套共同的信念系統，在互敬互重下，發展出溫馨的友誼。這份彼此滋養、維繫多年的情誼，一直到家父於2005 年過世才終止。

這本精選集呈現家父諸多切合時宜的著述，也證明在他初次動筆寫作將近90 年後，在我們面對當今世界的若干關鍵情勢時，他的著作仍然適用。

杜拉克家族感謝邵明路先生為創作這本選集而投入的心力，以及他致力讓杜拉克的著作永遠流傳、對新世代很有意義的奉獻。

瓊．杜拉克．溫斯坦（Joan Drucker Winstein）
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2020 年8 月

【導讀】
我早就想編一本書，把彼得．杜拉克先生有關社會拯救和極權主義的論述匯集在一起，方便有心人閱讀。這項工作終於完成了。

本書的內容是從杜拉克的五本著作中選出的， 它們是《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社會生態願景》（The Ecological Vision）、《明日的地標》（Landmarks of Tomorrow）、《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和《正常運作的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我的工作只是把這些內容分門別類，放進共計九個章節裡，並為這些章節擬定標題和寫下相關的引言。杜拉克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思和批判貫穿在他絕大多數著作中，但在上述五本書中算是比較集中和有系統的。他畢生對極權主義深惡痛絕，號稱「現代管理學之父」的他研究管理的目的，也只是因為有效管理的多元化社會組織，包括非營利機構、工商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或替代方案，得以遏止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是人類社會和政治上的醜惡現象，也是最可怕的疾病，給人類帶來的苦難超過歷史上任何其他暴政。它謀求的是全面、徹底地操縱、控制每一個人，從肉體到心靈，不僅要把人動物化，而且要把人機器化、工具化，這是過去任何暴君統治都未曾有過的妄想。極權主義把絕對權力當作權力的目的，但是除了造物主，絕對權力是沒有人可以掌握的，所以極權主義會呈現出「運動（迫害）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樣一種荒謬癲狂的狀態。極權主義的本性無法容忍任何一丁點人性的存在，納粹對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種族滅絕）是它合乎邏輯的結果，而今天高度發展的新科技，也正在提供想像力以及生理和心理的操控手段，給新的極權主義野心家，用於制定針對全人類的「最後解決方案」（滅絕人性，亦即從本質上滅絕人類這個物種）。

極權主義是社會拯救失敗的結果。歷史一再證明，任何宣稱無衝突、無差別、完全公平正義與仁愛和諧的完美社會，甚至只是近乎完美的社會，都是烏托邦；用好社會去清除人性中的惡，去拯救人類免於墮落，企圖把他們改造成完美的人，也只是天真的幻想。馬克思主義是最晚近也是最嚴謹、最有誘惑力的社會拯救方案，但恰恰也是社會拯救最徹底的失敗例證。今天還打著馬克思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旗號的政黨和國家，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淪為極權主義。

社會拯救在哲學觀念上屬於絕對理性主義的範疇，它源於人類的驕傲和自負，以為人可以掌握絕對真理，成為包括自己的命運在內的世間萬物的主宰。人們在不同的知識領域中追根溯源，把自己的發現當作唯一正確的東西，發展出形形色色的「主義」，例如進步主義、科學主義、經濟學功利主義、理性自由主義、種族優越主義和國家或民族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些主義在邏輯推演上可能無懈可擊，有些更是在情感上動人心弦，但是它們都存在著一個無法用邏輯推演去證明或證偽的先驗性假設─ 人類擁有絕對理性，人類能掌握絕對真理。

現在我們終於知道這個先驗性假設是錯誤的了，這倒不是因為邏輯推演的功或過，而是因為它在現實生活中根本就行不通。那麼，出路何在？杜拉克建議我們回歸精神價值和宗教信仰：那是體驗和承認在人類之上、在社會以外有更高的權威，這個權威早就已經把同情心和正義感植入人心，我們習慣於稱之為「良知」。如果人類真的有澄明的理性，良知就是它的主人。有了來自信仰的良知，理性才得以發揮有益的功能，就像兩百年前在美、英兩國發生的保守主義反革命運動，閃耀著真正自由也是真正理性的光輝：它們是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它們以基督的愛、信仰和謙卑為訴求，來自宗教上對人類絕對理性或者說非理性的絕對主義的斷然拒絕，和對人性尊嚴的鄭重承諾。

杜拉克繼承美、英兩國保守主義反革命的傳統，主要是從觀察美國後來發生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得到啟發，形成了他不同於社會拯救方案的社會理念：以小惡而不是以大善為目標的、雖然不完美，但是較少痛苦、尚可容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應該用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代替「主義」的唯我獨尊；用多元化的社會組織和分散的權力中心，代替中央集權、整齊劃一的結構； 用實驗性的漸進改良和持續檢討，代替革命的教條；用互依互惠的原則，建立個人與社會、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動態平衡關係，代替在個別與整體以及各個局部之間互相排斥、否定的僵化社會關係。它不遵循預設的科學設計，也無須依賴魅力領袖和超人。它不完美，但是較好，也可行。

應該強調的是，杜拉克的開放、包容、多元化和兼收並蓄並不是沒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極權專制。他指出人類有兩個其他生物沒有的基本特質─ 知識和權力，它們既是無法去除和迴避的，又是必須對其目的和用途加以規範和限制的。他對主權國家和現代政府高度警惕，認為無論它們是採用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在侵犯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的傾向方面，都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因此在每一個主權國家和現代政府裡，都潛藏著極權主義生長的基因。當任何主權國家濫用手中的知識和權力侵犯人權的時候，國際社會將不得不限制甚至剝奪它的主權。

不過，杜拉克認為，迄今為止，美國或許是所有國家中從未完全接受主權國家概念和制度的唯一國家。因此，作為自由世界或西方發達國家的領導者，美國有最好的條件為全世界抵制極權主義的行動率先示範。與軍事領域的對抗相比，更重要而且是決定性的工作是建設性的，這些工作的領域不在極權專制根深蒂固、影響深遠的東方，而在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國已經占據優勢的「西部」。這些「西部」領域是：
• 受過教育的社會；
• 蓬勃發展的世界經濟；
• 在這個國際性、全國性、地方性的多元主義時代中，需要的新政治概念和體制，可取代已消失的東方的文明。

歸根結柢，當「西部」的建設性工作將杜拉克心目中那個尚可容忍的新社會呈現於世、令世人重拾對於自由和平等的信心時，極權主義就會像太陽升起、露水自然消退一樣，喪失它蠱惑人心的魔力。

對於那些今天身不由己，不幸生活在極權主義統治下，或者正處於某種極權主義革命運動中的人們，杜拉克以自己青少年時代在歐洲的親身經歷，為他們提供了應該如何自處的借鑒。首先，是不該做什麼。權力擁有絕對和全面掌控的潛力，而人性是軟弱的，經不住權力的威脅和誘惑，更不必說面對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 極權主義。如果一個人還沒有做好起而抗爭、捨身取義的準備─ 能那樣做的總是我們之中少數最優秀、最高尚也最有勇氣的人─ 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和它一刀兩斷。試圖以野心駕馭它，或者憑智巧和它做交易，無論是出於自私的動機還是真誠的善意，都只會為它所用，淪為助紂為虐的幫凶；在選入本書的「怪獸與綿羊」一文中，杜拉克稱前者為「怪獸」，後者為「綿羊」。比起這兩種主動加入極權主義陣營的人，另一類人往往是大多數：他們雖然自己並不參與，但是聽任極權主義對別人施虐而視若無睹，還可以安心關起門來享受「歲月靜好」，這在杜拉克眼中也難逃幫凶之嫌，他們的罪名就是「冷漠」。正是因為大多數人以冷漠作為「背書」，給了極權主義野心家最大的鼓勵，才讓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比起不做什麼，杜拉克並沒有給出一個容易的答案，告訴我們在極權主義的恐怖高壓和謊言宣傳之下，可以採取哪些主動積極的行動，既能有效地削弱它，還能夠盡量保護自己和家人。這很像聖經中亞伯拉罕接受上帝的旨意獻祭自己的兒子的故事，他既要遵從上帝的命令，又要保住愛子以撒。思考和制定這樣的策略和行動方案，那是每一個生而為人，也生而為公民的企業家、教師、學者、媒體人、政府公務員、專業知識工作者或普通市民本身的責任。不過，原則和方向已經給出，客觀環境的限制也很明白，令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在極權主義國家裡擔任一項職務或經營一樁事業，與在民主國家裡從事同樣的工作或事業，應該有不同的倫理道德理解和績效目標要求。例如，如果不得不在極權主義國家辦企業，你的目標不應該是為這個國家的GDP 和稅收多做貢獻，去強化極權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更不用說絕對不應該把極權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主張當作教育員工和凝聚人心的使命了。

到目前為止，我希望已經就本書涉及的主要觀點為讀者做出了綜述。我敘述的順序大體上依循全書九章的排列次序。九章當中的前六章和第七章的前半部主要屬於揭露和批判性質的內容，即什麼是要不得的；從第七章後半部「一個可能希冀的最好社會」開始直到第九章結束，屬於建設性的部分，即應該做些什麼才能有效地抵制極權主義，雖然這部分只是方向性的提示。編輯這本書對我是一項挑戰，由於我的學養、眼界和能力有限，錯漏肯定不在少數，在此先行表示歉意，並且衷心期待讀者不吝指正！有關批評意見，祈請惠函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最後我想補充的是，全書的結尾是在樂觀的情緒中結束的。寫下結尾這一部分文字的時間是1959 年，杜拉克那一年50 歲，正值精力旺盛、信心滿滿之際。令他鼓舞的是，他看見一個多元自治的組織型新社會正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形成，現代管理的熱潮與受過教育的知識工作者群體（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中產階級」）正同時興起、相得益彰。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看見人類已經開始掌握可以毀滅自己的自然科學和行為科學知識，而這些知識正在為絕對權力的運行創造條件。處在這樣一個大變遷的時代，他極力呼籲社會、人類和個人「回歸精神價值和回歸宗教」，並特別強調其中知識工作者的責任，因為歸根結柢，「知識就是權力，權力就是責任」；也因為，只有經由每一個個體「負責任因而有尊嚴」的具體而微的實踐，才能實現人類長期以來「自由和平等」的宏大崇高的理想：

每個人都必須準備好，在緊急接獲通知的情況下獨挑大梁，演出聖人或英雄、惡棍或懦夫的角色……演出日常的生活、工作、公民身分，表現悲憫或缺乏悲憫、鼓起勇氣堅持不獻媚的原則，拒絕在殘酷無情和道德麻木的時代，用不人道的行為對待他人。

在充滿變化和挑戰、新願景和新危險、新領域和永久危機、苦難和成就的時代，在我們這個新舊重疊的時代，個人既無能為力又無所不能。如果一個人相信可以憑藉自己的意志為所欲為、在歷史的潮流中呼風喚雨，那麼，不論他的地位如何崇高，都是無能為力的。如果他知道自己必須負起責任，那麼，無論地位多麼卑微，他也是無所不能的。

在此，謹以虔敬的心情和讀者一道重溫杜拉克先生於60 年前發出的振聾發聵之言，是為共勉。
編者 邵明路
2020 年10 月於美國洛杉磯

1 極權主義的經濟體制和「非經濟性社會」
以非經濟的滿足、特色和考量，取代以經濟的滿足、特色和考量等工業社會判斷個人身分、功能及地位的標準。

極權主義到底算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因為它兩者都不是！發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無效之後，法西斯主義遂跳脫兩者之外，尋求另一種不以經濟考量為基礎的社會。這種社會對經濟的唯一關注，在於讓工業生產的機器維持良好運作，不管是誰出資、誰獲利，都是次要問題，因為經濟方面的結果，全依附於主要的社會任務之下。敵視資本主義賦予私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又敵視社會主義，這種明顯的矛盾儘管看來糊裡糊塗，卻始終如一地表達了法西斯主義的真正意圖。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都是社會革命，但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都試圖維護工業體系，卻又不是資本主義的信徒。
與許多革命領袖前輩一樣，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也可能不瞭解他們革命的本質，他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弊病，頂多也只是加以譴責，無意多做什麼。但就像前面闡述的那樣，由於社會需要，他們不得不發明全新非經濟性的滿足與特殊待遇，最後端出新的社會政策，以在工業生產體系中，建立與該體系並肩共存且包羅萬象的非經濟社會。
朝此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是將經濟特權下的非經濟附屬品提供給貧困的下層階級。這些行動多半由工人在閒暇之餘組成的法西斯組織策劃，包括義大利的「下班時間」（Dopo Lavoro）、
德國的「歡樂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當然，這些強制性組織根本上是一種政治控制的手段，控制那些可能暗藏危險、懷有敵意的階級。這些組織布滿了警方的眼線和政治宣傳者，任務就是要防止工人集會，除非在適當監督下進行。這些組織提供的誘因其實就是賄賂工人，儘管經濟報酬的賄賂，是從羅馬帝國到俄國共產主義都證明管用的傳統方法，但是有個很重要的特徵是，這些組織並不是以經濟報酬來賄賂工人。雖然就金錢而論，提供經濟報酬應該比較省錢，但是這些由工人在閒暇之時組成的法西斯組織，除了進行政治宣傳、一般政治教育與專業技術教育課程外，還提供成員種種滿足感：給他們戲劇、歌劇和音樂會的門票，假日帶他們暢遊阿爾卑斯山或出國度假，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North Cape）旅遊等。換句話說，法西斯主義提供了典型的非經濟性質的「炫耀性消費」，但過去只有坐享經濟富裕及特權的有閒階級才能有此享受。這些滿足感本身不具任何經濟價值，卻是社會地位的有力象徵。它們想以社會平等為手段，彌補勞工階級長久以來遭受到的經濟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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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理論把社會劃分成許多「經濟階層」。在傳統上，這種經濟階層被視為可以相輔相成的經濟單位。然而，在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中，這種「經濟階層」成了社會單位，擁有本身的社會特性、社會功能與社會平等，完全獨立於經濟功能、經濟貢獻之外，而且不具有必要性。德國的「農民階層」被授予獨一無二的地位，也就是在生物學意義上的「民族命脈」，不僅享有完全的社會平等，甚至擁有明確的優越社會地位；儘管那是片面而無形的。無論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度如何，農民都能享有這種地位；這無非是坦承農民本身就是經濟負擔。然而，正因為小農的經濟效用非常令人質疑，也因為即將在農業發生的工業革命會威脅到他們的經濟生活，所以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沒有什麼比強化它的社會地位更重要了。農民階級不僅受到特別法的保障，不斷在公開演講、集會和象徵性慶典中為人稱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城市中的青少年男女，按照規定都必須安排時間參加農場勞動，接受農民的指揮。農民從這些不必付錢的勞動支援，以及其他種種經濟補助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可不少，但這些利益根本無法彌補農民的經濟地位，加上政府強制實施糧食控制，從而導致處境每況愈下。然而，農民的社會地位已經與經濟地位脫節了，而且根據法西斯的說法，正是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農民在社會中的身分和功能。
同樣地，還有很多行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切斷其他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之間的關聯，原本專屬社會主義的國際勞動節，成了勞工的嘉年華，又被提升為納粹主義最重要的節日，在在象徵了勞動階級在社會上顯著、不可替代及平等的地位。若說農民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國家命脈，勞工便是國家的「精神支柱」。勞工決定了法西斯主義努力發展的新人類概念，也就是所謂的「英雄人」（Heroic Man），有著自我犧牲的準備，懂得自我訓練、自我克制，並擁有「平等精神」，而這些特性都與他的經濟地位無關。一如強制性的農業工作是農民社會地位優於都市人的象徵，所有青少年不論經濟地位如何都必須從事的勞動服務，也象徵著工人的社會地位優於有產階級。
把中產階級區別出來的，是另一個要求社會地位平等、社會地位不可或缺的非經濟主張。中產階級被稱為「民族文化的帶頭者」。所謂「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也就是個人領導上的英雄式原則，更加強了工業企業家（Industrialist entrepreneur）階級的社會地位。當然，這個原則也宣稱完全是以非經濟層面的特性為基礎。領導者的社會功能和地位，並非從他的經濟功能和財富而來。領導者必須在精神層次上證明自己具有領袖資格，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就必須被奪去其經濟地位；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除了創造者認真看待外，很多民眾也信以為真。
法西斯民兵（Fascist Militia）、暴風部隊（Storm Troops）、菁英衛隊（Elite Guards）、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等半軍事組織，加上許多婦女組織都有同樣的非經濟面的目的。這些組織團體對軍事有多大助益，著實令人懷疑；德國很久以前就放棄利用它們作為預備部隊的想法。但隨著軍事價值逐漸降低，它們對社會的重要性卻逐漸增加。它們的目的是提供非特權階級一個重要的生活領域，在這裡由貧困階級發號施令，經濟上的特權階級只能聽令行事。納粹暴風部隊和法西斯民兵最關切的事情是：讓職務升遷完全不受階級差異的影響。來自全社會的成員齊聚一堂、相互混雜。老闆的兒子，甚至老闆本人，都可能被刻意安排成為技術不佳但黨齡較長的勞工的下屬。同樣的原則也被應用在兒童和青少年組織。在德國，傳說富家子弟不准進入奧登斯堡（Ordensburgen）這間納粹黨訓練未來菁英的高中就讀，儘管官方宣稱，挑選學生只看體能和可靠度。一位在納粹黨位居要職的富有德國工業家，以及一位曾在「羅馬進軍」（March on Rome）事件之前支持墨索里尼的義大利銀行家，不約而同地告訴我，他們決定把小兒子送去念軍事學校，否則這些孩子肯定會在社會上被人刻意排擠，也會在強制性青年組織當中遭到指揮官與同志的故意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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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為了滿足所有階級的社會嫉妒心，並賦予各個階級明確的非經濟優勢做法，遠比單純套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觀念來得成功。這些做法，在相當程度上，已經為下層階級創造出真正社會平等的感覺。而下層中產階級的感覺，又比具有階級意識傳統的勞工更強烈。一般來說，女性比男性更有這種感覺；尚無謀生能力的年輕人，也比成年人更重視這種感覺。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感覺對所有階級、所有年齡層和兩種性別的人都起了作用。唯一仍明顯對此存疑、不願見到新的非經濟社會優越性取代原本由經濟決定社會地位的階級，就是企業家和工業家階級。在新的非經濟基礎中，他們意識到有人力圖剝奪他們原有的經濟內涵，只留一個空洞的榮譽頭銜頒給他們。企業家和工業家是唯一仍篤信經濟人社會的團體，因為無論就經濟或社會層面來看，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其他深信唯有讓社會地位脫離經濟地位才能獲益的階級，都非常願意被說服。
（節選自《經濟人的終結》，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P.166~P.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