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快樂公民：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

快樂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標嗎？

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已出現一個強大的快樂產業，整套快樂論述和技巧背後貫穿的概念是：更快樂的人不僅是更有生產力、更有效率的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他們也是更好的公民。

本書並非是反對快樂，而是在面對快樂科學對「美好人生」流於化約的觀點，保持著一種批判的距離。

「你的快樂值多少錢？」
快樂一旦能被量化乃至商品化，將不再只是一個哲學問題。

當「快樂」成為一門新興科學，一項熱門投資，一個巨大吸金利器……你的快樂是否也被「強迫更新」、「版本升級」？

拜正向心理學之賜，快樂從一個模糊的概念搖身變成人生成功的評量標準，也因此，快樂療程、服務和商品的供應及需求不斷增加，而有正向心理學家背書的「正念」訓練，更成為一門獲利豐厚的全球性產業，運用範圍囊括經濟學、企業管理到神經科學領域，年產值超過十億美元。

致力快樂研究的兩大陣營：正向心理學和快樂經濟學，其與個人主義及新自由主義之間彼此牽連共生的關係，在政府、企業與學術界三方聯手之下，已令快樂深深融入到我們的「文化想像」之中，乃至於佔據著生活的核心地位，來自不同社會光譜、形形色色的快樂專家大行其道，如影隨形到令人生厭的地步。

隨著產業價值不斷增長，人們對快樂的理解已有所改變，要對其有所質疑，反倒成了離經叛道、大膽的舉動，而本書所為即是。

快樂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標嗎？本書並非是反對快樂，而是在面對快樂科學對「美好人生」流於化約的觀點，保持著一種批判的距離。

艾德加．卡巴納斯（Edgar Cabanas）
心理學博士，西班牙馬德里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學（Universidad Camilo José Cela）教授，曾是柏林情感歷史中心（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合著有《幸福世代的現實生活》（La vida real en tiempos de la felicidad）等。

伊娃．伊盧茲（Eva Illouz）
知名社會學家，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及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教授。

研究重點為資本主義社會學、情感社會學、性別社會學和文化社會學，著作包括《冷親密》（Cold Intimacies）、《消費浪漫的烏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為什麼愛讓人受傷》（Why Love Hurts?）等。

張穎綺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法國巴黎第二大學法蘭西新聞傳播學院碩士。譯有《無盡的讚歌》、《宛如希望之歌》、《女巫》、《藍色加薩》、《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柳橙園》、《重返革命現場：1917年的聖彼得堡》（以上立緒出版）、《謝利》、《觀鳥大年》等書。

導論

第１章｜讓專家助你獲得幸福
第２章｜重新喚醒個人主義
第３章｜保持正向
第４章｜貨架上的快樂自我
第５章｜快樂是新的常態

結語
參考文獻

【內文試閱】
導論
二○○六年上映的好萊塢電影《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全球票房表現亮眼，創下三億七百○七萬七千三百美元的佳績。該部電影改編自事業有成的股票經紀人暨勵志演說家克里斯．葛德納（Christopher Gardner）的暢銷同名自傳。電影劇情以一九八○年代初期為背景，出身普通家庭的非裔美國人葛德納與妻子育有五歲兒子，正過著終日為家計奔忙的生活。甫開場的一幕裡，電視螢幕上正在播放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宣告國家面臨財政赤字的談話畫面。至於葛德納一家，面對要支付的房租、各種賬單和幼兒園學費，經濟狀況已是捉襟見肘。不過，葛德納堅忍不拔又有聰明才智，他始終渴望在職場上闖出一番成就。無論面臨任何艱難險阻，他都保持樂觀心態。
有一天，葛德納行經美國最富盛名的一家證券經紀公司樓下，他看著從大門走出的幾位股票經紀人，心裡浮現一個念頭：「每個人都滿臉幸福！我為什麼不能跟他們一樣？」他下定決心要進入這家公司，當一名股票經紀人。他憑藉個人魅力和社交技巧順利錄取為無薪實習生。但妻子琳達不支持他的夢想。葛德納告知自己的計畫時，她譏諷以對：「怎麼不當太空人？」電影裡描繪的她恰恰是葛德納的反面對照：愛發牢騷、悲觀、一遇上挫折就輕言放棄；她在家裡已陷入山窮水盡的時候，拋下丈夫和兒子離開。由於葛德納沒有收入，父子被公寓的房東趕出，接著連汽車旅館也住不起，最後棲身遊民收容所。
儘管如此，葛德納絕不容許自己被逆境擊倒：他依然西裝革履去上班，在公司主管和各個皆是常春藤名校出身的實習生對手面前，他一直保持光鮮體面。在實習之餘，他也兼顧原來的掃描儀推銷工作，日以繼夜地努力不懈。他認真準備結業考試，也盡心盡力照顧兒子。葛德納幹勁十足，堅定朝著目標前進。有次父子一起打籃球，他對兒子說道：「別讓任何人來告訴你，說你做不了某件事。你有夢想就要去捍衛它。如果你想要得到什麼，就要努力去實現。就這樣。」實習生培訓期結束後，葛德納以優異表現脫穎而出，得到夢寐以求的正式職位。在電影的結尾，他說道：「我人生這階段叫作幸福。」
這部電影的全球性成功饒有趣味的一面在於，它充分呈現出嚮往和追尋快樂如今是我們人生中的頭等大事。快樂無處不在：電視節目，廣播節目，書籍和雜誌，健身房，飲食建議和節食規劃，醫院，職場，戰場，學校，大學，科技領域，網際網路，運動場，家裡，政治決策，當然，還有商店貨架上。我們每天幾乎都能聽見「快樂」兩個字，快樂是一個無所不在的詞彙。
快樂已經深深融入我們的「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ry）之中，乃至於佔據著我們生活的核心地位，如影隨形到令人生厭的地步。如今在網路搜尋引擎上輸入「快樂」這個關鍵字，就會跑出數以億計的搜尋結果。從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若在亞馬遜網路書店以「快樂」二字檢索書目資料，得出的結果約莫三百本，而今進行同樣的檢索，得出的結果在二千本以上。推特（Twitter）、Instagram 和臉書（Facebook）上以快樂為標籤主題的貼文數量也大量增加。今後我們要理解自己和周圍世界，不能不掌握快樂這個概念。我們太過熟悉它，已把它視為理所當然。快樂既是如此稀鬆平常、順理成章的概念，要對其有所質疑，反倒成了離經叛道、大膽的舉動。
數十年來，快樂不單成為人人掛在嘴邊的字詞，我們對快樂的理解也有所改變。我們不再認為一個人是否快樂跟命運、環境有關，或者無病無痛就能夠快樂；我們不再認為快樂是積善行德的褒獎，或者快樂是傻人才有的傻福等等。現在我們普遍把快樂視為一種心態，可以靠個人的意志力來建立、控制和調整；我們只要掌握自身內在力量以及活出「真實的自我」就能夠快樂；快樂是值得我們努力去追求的唯一目標；快樂是我們用來度量人生價值、成功、失敗以及心理健康和情緒是否充分發展的標準。
更重要的是，快樂如今已成為一個理想中「好公民」的必備特性。從這一點來看，葛德納的故事可以說格外令人玩味。《當幸福來敲門》這部電影最吸引人之處，並不在於它如何述說對快樂的定義，而是在於呈現了哪一種公民有資格得到幸福快樂。這個故事所展示的快樂並不是一個概念，而是某種特定類型的人：個人主義者，忠於自我，堅韌不撓，積極主動，樂觀開朗，擁有高情緒智商。在這個意義上，這部電影既讓葛德納成為一個快樂的人的完美化身，也讓快樂作為一則勵志故事的敘事核心―這樣的一個「我」是由若干人類學假設前提、意識形態和政治美德所建構而成，也受到它們驅動。
葛德納本尊的傳奇則在現實世界裡繼續發酵。媒體熱中於報導他的人生經歷，期望藉此給數百萬人帶來鼓舞與啟發，讓他們明白富裕和貧窮、成功和失敗、快樂和不快樂，實際上都取決於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在電影中飾演葛德納一角的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於二○○六年宣傳受訪時，一再表示自己很愛這個角色，因為葛德納是「美國夢的具體化身」。史密斯上「歐普拉脫口秀」（Oprah Winfrey Show）時更提到，「美國是一個偉大的概念」，因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能誕生出一位克里斯．葛德納的國家」（原話照錄）。但是史密斯漏講了一點，那就是：無論是美國或其他國家，像葛德納這樣的人其實都是特例。他也略而未提的是：美國作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最不平等、底層脫貧極困難的國家之一。再者，烙印在美國文化和其集體潛意識裡的信念是：任何不幸都是個人努力不足所造成。這類功績主義（meritocracy）式的假設已經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人們越來越傾向以個人是否「應得」的角度來看待每個人各自的狀況，而不再是從社會結構的演進過程著眼。這部電影正是這種心態的典型例子：葛德納被描繪為一位「白手起家」的模範生，他的人生是力爭上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奮鬥史，電影的結尾更明確傳遞出一則訊息：功績主義之所以盛行，是由於個人的堅持不懈和努力必然會得到回報。
這部電影的賣座讓克里斯．葛德納在全球聲名大噪。後來的幾年間，他接受了數百場訪談。在訪談中，他不僅大方分享自己的快樂祕訣，也解釋為什麼電影片名裡的「幸福」要拼寫為 happyness：「『y』字是提醒你，是你（YOU），是你自己決定了你要過的生活，那是是你自己的（YOUR）責任。不會有人來幫你。一切都取決於你自己。」葛德納從成功的股票經紀人轉行成為激勵演說家，他找到了天職：將自己從血淚經驗得來的「智慧」傳播給更多人知曉，鼓勵人們將逆境化為成功和成長的轉機。二○一○年，在全球擁有超過四千萬名會員的非營利組織「美國退休人士協會」（AARP）任命葛德納為快樂大使，他全心致力傳達的訊息很簡單：就像可以透過意志力和合宜的知識來捏塑和改變自我，快樂同樣是可以教導、學習和培養的。
然而，這樣的一個理念可說是自相矛盾的。葛德納主張快樂是個人責任（你自己，你的責任，只取決於你），卻也說人們需要像他這樣的專家來指導他們如何追求快樂。葛德納顯然落入矛盾的「重塑自我」迷思：即使一個人自力更生奮鬥、「白手起家」，他依然需要別人的指導和指引。此外，葛德納的理念並非首創，他只是重拾一個深植於社會，綜合了意識形態、靈性和通俗文化的傳統。那樣的一個傳統長久以來滋養和維繫著一個規模可觀的市場。在那裡，自我改變、個人懺悔贖罪和人生勝利經歷都成為可供販售的商品；它們提供的是一種「情緒慰藉」功能，目的在調整人們看待自己和周遭世界的方式。這類帶有「聖徒傳」樹立典範旨意、以自身經歷教導大家如何幸福快樂的自述或傳記，確實是美國大眾文化中歷史悠久的特產，例如一八五○年代的山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十九世紀晚期的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一九五○年代的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以及一九九○年代的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
事實上，追求幸福快樂不僅是美國的文化特點之一，也是其施政願景。而透過許多「非政治」人士，包括心理自助類書籍作者、各領域專業教練、企業界人士、基金會、私人機構、好萊塢電影、電視脫口秀、名人及心理學家的鼓吹和推廣，這個「願望」也已被傳播到世界各地。但一直要到晚近，追求快樂才成為一個全球產值數十億美元、有科學實證為佐（與硬科學相輔相成）的產業。
如果《當幸福來敲門》這部電影是於一九九○年代推出上映，很可能落得沒沒無聞、激不起任何一點漣漪，畢竟當時的書市和好萊塢商業片已充斥著滿坑滿谷的人生勝利故事。但是到了二十和二十一世紀之交，情況幡然轉變。是一九九八年創立、從美國政府機關和公私機構得到豐沛奧援的正向心理學，將追求快樂這件事推廣到全球範圍。這些正向心理學家認為，追求快樂不該只是美國人的權利（美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也是所有人類與生俱來的渴望，幸福意味著個人每個層次的需求都獲得滿足。正向心理學聲稱透過實證研究，已經找到有助於人們快樂生活的若干關鍵因素，任何人只要遵循「專家」建議（簡單又經證實有效的方法）就能提升自己的快樂程度。這論調並不新穎，但是由心理學家提出來，似乎就必須認真看待之。在幾年之內，正向心理學運動就達成任何其他領域所不及的成就：它讓快樂成為大學裡開設的課程，也使得許多國家將其列為施政目標，乃至優先於社會、政治、經濟面向。
拜正向心理學之賜，快樂不再被視為一個模糊的概念、一種烏托邦式的目標或是一個難以到手的奢侈品。相反地，它成為一個人人皆可企及的目標。快樂這個概念更成為評量標準，用來確立身心健康、人生順利成功、各種機能都發揮出最佳水平的人應該具備哪些心理條件。毫不令人意外的是，這些要件與葛德納那類人的人格特質幾乎完全一致。就和葛德納一樣，那些快樂又健康的人都獨立自主、忠於真實的自己（authentic）、處於「巔峰」和「圓滿」（flourishing）的狀態；他們具有穩定的自尊和高情緒智商、心態樂觀、心理韌性強大，並且積極主動。的確，一個快樂的人該有的特點，葛德納統統都具備，因此《當幸福來敲門》這部電影簡直可以被當作正向心理學的宣傳片。
隨著正向心理學的出現，葛德納的激勵演說不再被視為純粹的勵志口號和心靈雞湯，而是鐵錚錚的科學事實。獲許多企業、機構邀請演說的葛德納與全球產值數十億的快樂產業都在販賣的概念，世界各國的權威機構與富比士全球百大企業都想推廣的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只要以更正向的方式看待自己和周遭世界，任何人都能翻轉人生，活出更好的自己；正向心理家恰恰為他們提供了科學的背書。如今有許多人認為追求快樂是嚴肅的挑戰，而採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快樂，勢必能在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帶來可觀的益處。但在另一些人看來，正向心理學聲稱的科學根據僅僅是幌子：在其承諾自我實現與社會地位提升的玫瑰色願景背後，整個學科的理論和實踐方法都只是自圓其說和紙上談兵，實際運用的情形並不理想，成效見仁見智。
這些懷疑者和批評者的擔憂後來都一一應證。閃爍者未必都是金，因此我們起碼應該審慎地探究正向心理學和其美好承諾。

閃爍者未必都是金

快樂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標嗎？或許是。儘管如此，我們面對那些快樂科學的主張，還是可以保持一種批判的距離。寫這本書並不是要反對快樂，我們質疑的是快樂科學對「美好人生」流於化約的觀點――儘管那些論調現今已廣為大眾接受。當然，想幫助大家活得更快樂，這樣的初衷不僅無可非議，還值得褒揚。但是快樂科學對快樂的見解很可能有其侷限性，其主張經不起考驗，理論與實踐結果不無自相矛盾之處，抑或根本不見任何成效。
我們對快樂科學所定義的快樂抱持哪些疑問，接下來將從認識論、社會學、現象學及道德四個面向分別說明。首先從認識論的角度，我們質疑快樂科學被稱為科學的正當性，由此，對於它所提出的快樂概念是否具備客觀的科學性，我們要打上問號。老實講，快樂科學是一門「偽科學」，其假設和論證邏輯都充滿瑕疵。實用主義學家查爾斯．皮爾士（Charles Pierce）說過，如果因果關係、關聯性原本就薄弱，再多的論證也無法使其堅實起來；而快樂科學所憑藉的即是許多毫無根據的假設，在理論上缺乏連貫性，在研究方法上嚴重不足，研究結果往往欠缺實證，提出的主張更流於種族中心主義和過度化約。基於這些理由，儘管這門科學聲稱自己是真實的、客觀的科學，我們仍無法不對其抱持批判性的態度。
其次，無論快樂科學本身是否足以作為一門科學，從社會學觀點來看，我們要問有哪些「社會施為者」（agent）會將它的快樂概念視為有用的，而此概念又是為哪些利益和哪些意識形態服務，一旦化為政策大規模推行落實以後，又會帶來哪些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快樂科學與其所催生、哺育的快樂產業，對以下這個概念的普及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個人是富裕或貧窮，成功或失敗，健康或罹病，都是他自己的責任。由此論點便順理成章推衍出另一個主張：沒有社會結構性問題，僅有個人的心理缺陷；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所謂的社會之物，僅有個體」――容我們引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受到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啟發）所說的那句名言。現今的這種快樂概念，不久後很可能只淪為新自由主義文化強加於人的價值理念之一。由芝加哥學派發軔、一九五○年代由其他多位經濟學家繼續推動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事實上已經成功說服全世界：比起追求集體利益，讓個人追求幸福快樂更為實際，也最值得嘉許。就如柴契爾夫人於一九八一年接受《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訪問時所言：「過去三十年政府的施政方向始終走在集體主義的軌道，這點令我無比惱火。大家最後都忘了個人才是重要的……透過改變經濟，就能改變人們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經濟是手段；目的在改變人的心靈。」從而可以斷言，快樂並不像快樂科學學家所主張的那樣是人人都應該追求、不可置疑的最高目標，追求幸福快樂實則象徵著個人主義社會（治療性社會、原子化的社會）凌駕於集體主義社會。
從現象學的角度，我們也看出快樂科學問題重重。多數時候，這門科學不僅無法達成自身設定的目標，還把根本自相矛盾、不符預期的研究結果拿來自吹自擂一番。而快樂科學所提供的保證，像是：有辦法讓個人改善自身缺陷、找回自我本真性（authenticity）和達到自我實現等等，無疑是一種治療取向的論述；然而得先有「症」才有「藥方」的用武之地，可以想見，快樂科學學家要提出多少種療法，就意味著他們得「生出」多少種名目的病症。此外，這門科學將快樂定義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但那條終點線卻是變幻不定，沒有明確標準的，因而孕育出各種各樣的「快樂信徒」及「對快樂焦慮」患者――他們成天關注自己的狀態，忙著揪出自身的心理缺失，忙著改正缺點，忙著改變自己和提升自我。現今的消費市場大肆鼓吹「身心健康」的重要，快樂自然成為最具賣相的商品。不過，被這股趨勢牽著走，把希望寄託在五花八門療法、商品和服務（由學術圈或實務界那些自詡為快樂專家的人士所提供）的消費者，很快將會遭遇上述的困局。
最後是道德層面的疑慮，主要關乎快樂和痛苦之間的關係。快樂科學將快樂和正向情緒等同於生產力、功能性、優秀和正常，把不快樂和上述特質的對立面劃上等號，強制我們在痛苦和幸福之間做出選擇。只要認同快樂科學學家的這番觀點，就意味著我們時時都面臨選擇，時時都面對多個選項，而正向和負向代表截然對立的兩端；這也意味著，我們可以決定劃去痛苦這個選項，此後一勞永逸。當然，人生不可能沒有苦痛傷悲，但快樂科學堅定不移地主張――痛苦和快樂都是個人選擇。那些不把逆境當作成長機會的人，即使百人百樣情，也一概被視為自作自受，是自己選擇了不幸。因此我們其實沒有太多選擇：快樂科學不只強迫我們要快樂，如果無法過上更成功、更圓滿的生活，它會將責任歸咎於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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