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第三帝國社會生活史（簡體書）

納粹統治下的文化活動

赫爾曼·戈林在他聞名於世的妙語中總結了納粹對文化和藝術的態度：“無論什麼時候我聽到‘文化’這個字眼，我都會把手放到左輪手槍上。”戈林的態度獲得高層納粹分子的響應。如同我們所見，希特勒痛恨知識分子以及有關理智的全部一切，並且極度著迷於一旦上臺就要把他們全部殺光的想法。

1933年後，許多德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具有猶太人血統的人士，看到寫在墻上的標語便決定移居國外。那些外移人口可以說是德國知識分子反對納粹主義的重要力量，且此波移民潮對德國文化界來說是巨大的損失：作家方面包括托馬斯·曼（Thomas Mann）和海因裡希·曼（Heinrich Mann）兄弟、阿諾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弗朗茨·魏爾斐（FranzWerfel）及雅各布·瓦塞爾曼（Jakob Wassermann）；包豪斯學派（Bauhaus）的大師，如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與馬歇·布勞耶（MarcelBreuer）；畫家方面例如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mann）、奧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和庫爾特·施威特斯（KurtSchwitters）；電影導演弗裡茨·史騰貝爾格（Fritz Sternberg）和弗裡茨·朗（Fritz Lang），還有女演員瑪琳·黛德麗（MarleneDietrich）。天才音樂家和作曲家方面的損失更是顯著：保羅·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奧托·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庫爾特·威爾（Kurt Weill）、漢斯·耶裡內克（Hanns Jelinek）、恩斯特·托赫（Ernst Toch）、阿諾德·勛伯格（Arnold Schönberg）和理乍得·陶貝爾（Richard Tauber）。學者們也成群離開了：馬克斯·韋特海默（Max Wertheimer）、威廉·斯特恩（WilliamStern）、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庫爾特·哥德斯坦（Kurt Goldstein）、艾裡克·弗洛姆（Erich Fromm）、弗裡茨·萊赫（Fritz Reiche）、漢斯·貝特（Hans Bethe）、理乍得·科朗特（Richard Courant）、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k）及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當德國展開研發原子彈的計劃時，就會了解愛因斯坦的離開所帶來的遺憾。1945年8月美國投擲在日本的原子彈就是以他提出的相對論（Theoryof Relativity）為理論基礎的。納粹上臺之後，總計大約有2500名作家

離開德國。

雖然許多知識分子、作家、音樂家和科學家離開德國，但也有些人選擇留下來。在那些留下來的人當中，顯要的人物有奧托·哈恩（Otto Hahn）、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戈特弗裡德·貝恩（Gottfried Benn）和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這些人之所以會選擇留下來，是因為許多德國知識分子傳統上不會踏入政治圈。其他人則是受到納粹對他們的工作給予正式承認的引誘，進而決定和納粹革命理想合作。此外，仍有一些人天真地相信納粹不會攻擊德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但他們錯了：德國人將他們一體化的政策應用在文化和藝術方面，以便使德國人生活的此一領域與納粹的國家機器完全融合。

1933年3月，就在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的兩個月後，戈培爾宣布文化和政治將會合一。同年9月，他創立新的帝國文化議院（Reichskulturkammer），德國藝術家如果想要工作的話，就必須加入這個組織，而不是雅利安人的藝術家則被禁止加入。其他國家部門也涉足文化和藝術事務，和戈培爾的新協會平行運作。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是納粹意識形態思想家之一，他通過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意識形態訓練與教育監督辦公室（Office for the Supervision of Ideologic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涉足文化控制事務。此一機構是由早期的德意志文化奮斗聯盟（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 KfdK）發展而來，該聯盟在1929年成立，目標是對抗猶太人對德國文化的影響，在1933年後以全新面貌出現。羅森堡的辦公室不但擬訂黑名單，也焚毀書籍，並將博物館內任何被認為“墮落”的展示品清空。羅森堡在早期是一位反猶作家，他的《20世紀神話》（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30年出版）是納粹分子必讀的書籍。此書的假設就是自由主義已腐蝕了北方人民的優越性，允許“劣等”種族獲得權力，而德國的責任就是要統治他們。1940年，羅森堡建立了一支特遣隊，掠奪被征服的歐洲國家的藝術珍寶，並在一年以後成為負責東歐占領區事務的部長；1946年，他以戰犯身份被判絞刑處死。

納粹旋即壓下了獨立文化組織的聲音。例如，當普魯士藝術學院的部分會員簽署了一份請願書，反對即將舉行的選舉中的納粹分子時，納粹在普魯士的文化事務官員遂告知學院院長，如果那些反對者不撤回請願書的話，就會下令關閉學院。該請願的諸發起人在院長施加的壓力下隨即辭職。之後院長取得了學院內大多數會員的支持，簽署了一份決議，禁止會員參與進一步的政治活動，並要求會員們致力於民族統一的目標。有些會員由於認為自由受到威脅而辭職，其他人

則依行政命令被開除。

焚書

也許沒有任何事比公開焚書更能表達出納粹對文化的態度。詩人海因裡希·海涅（Heinrich Heine）說：“你在哪裡焚書，就是在哪裡殺人。”德國學生聯盟以被認為“非德國人”或“被猶太人玷污了”的書籍作為焚書示範。戈培爾安排了這些戲碼。學生們和學者們借由建議哪些書應該被焚毀的方式，競相表達對新政權的支持。戈培爾通過以下宣告將焚書行為合理化：“學生同胞們，德國的男女們！極端猶太唯理智論的時代終於結束了，而德國革命的成功已再次恢復德意志精神的優先地位……你們將過去的邪惡幽靈送進熊熊烈火之中，這個行為理所當然……這是一個有力、偉大、象征性的舉動，此一行動在全世界面前見證了11月共和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事實。新精神的鳳凰將從這堆灰燼中騰空而起……過去已在火焰中化為灰燼，而未來將從我們內心的火焰裡浮現……我們的誓言在火焰的映照下熠熠生輝，那就是：國家、民族和我們的元首希特勒。”

無法符合納粹全新標準的藝術作品，就在公開展覽中遭到羞辱。觀眾們從最不利的角度欣賞“不入流”藝術的展示，比如用稀疏的燈光和貶抑的標題來詆毀現代藝術（盡管這樣的展示結果證明現代藝術受到大眾的喜愛）。納粹偏愛與畫報緊密一致的“英雄式”藝術，且在慕尼黑一座新的德國文化之家中展現其藝術偏好。該建筑本身就是希特勒喜愛的樣式，即新古典主義加上以軍事等級精密度安排的圓柱；在其內部，陳列品顯示出納粹對權力和單純性欲的著迷：肌肉發達的裸體者和誘人的雅利安少女坐在一塊兒。希特勒這位失敗的奧地利畫家，他的建筑師夢雖沒有實現，但終於能夠支配德國文化界。

希特勒的建筑師阿爾貝特·施佩爾創造了各種吸引元首的設計。他負責規劃一座龐大的新首都，在德國國會附近將有一座圓形屋頂的建筑，它將使羅馬的聖彼得（St. Peter）大教堂相形見絀。這座建筑的圓頂直徑達250米，內部可容納12.5萬名觀眾。在這座建筑的旁邊將會有一座巨大的凱旋門，可使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黯然失色，還會有一個可容納100萬人的希特勒廣場、寬闊的林蔭大道、一座希特勒專屬的私人皇宮及嶄新的德國國會大廈。

但就好像納粹一貫的路線一樣，這就是形式壓倒物質的勝利：納粹只建造了德國國會大廈。納粹在紐倫堡舉行的大型集會象征了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文

化。這些集會證明了，就納粹而言，人們從不曾被當成個體看待：40萬人的集會如實地在紐倫堡一座混凝土結構的體育場舉行，由納粹各級領導人進行熱烈演說。1936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柏林的一座體育場中舉行，這座體育場的設計是強調要為大批群眾提供巨大開放的空間。個體什麼都不是，共同體才是一切。如同納粹分子設想的，納粹藝術是強調客觀永恒事實的宣傳。

音樂也被納粹拍賣了。希特勒喜愛瓦格納的歌劇，任何事物只要超越瓦格納的範圍就會被認為值得懷疑。大部分有一技在身的音樂家都被迫離開，前往更自由的社會。任何被認為本質是“屬於猶太人”的音樂都遭到禁止。在整個德國境內，任何反對此一新趨勢的音樂家和指揮家都失業了，所有的音樂都被“消毒”：保羅·欣德米特的歌劇《畫家馬提斯》（Mathis der Maler）中的一幕就遭到譴責，因為據說該幕演出了納粹的焚書行為。欣德米特最後避走海外，而德國的損失就是美國的收獲。爵士樂也是納粹的目標之一，因為其被認為是墮落、美式而且屬於黑人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