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關係史（1945-2020）

為什麼要從「日華、日台雙重關係」來理解戰後的台日關係？
七二年體制的困境、冷戰下的兩個中國、釣魚台列嶼爭端、台海飛彈危機……又是如何影響當時及其後的台日關係？

日本與台灣相隔最近之處大約僅有100公里。雙方的經貿關係和人員往來十分密切。日本曾經對台灣進行過殖民統治，戰後統治台灣的是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他們在1945年以前又是與日本進行戰爭的對手。無論是日華關係或是日台關係，都是理解東亞國際關係的時候，無法忽視的重要的雙邊關係。雙方雖然都存在著作為鄰居常有的「很了解對方」的錯覺，但實際情況卻是雙方缺乏理解彼此的基礎知識，也存在著許多誤解。另外還可以發現，身為第三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良好的日台關係，傾向做出負面的評價。

為了理解日台關係，最重要的就是應該要先有一個相當於指南的海圖，也就是基礎的日台關係的書籍。本書的目的就在於，不僅從雙邊關係，同時也從區域研究、全球性的角度，多面向、綜合性地闡明台日政治關係的歷史延續性和非連續性，是學界第一本以「台日關係」為分析對象的專書。內容始於1945年，一直論述至2020年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結束，對讀者而言，更像是一幅有定向、定位功能的「海圖」，有助於進一步從各方跨領域按圖索驥。

川島真（序章、第一、二章）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結業，博士（文學）。現任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中国のフロンティア──揺れ動く境界から考える》、《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等書。

清水麗（第三、四、十章）
筑波大學大學院博士課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科結業，博士（國際政治經濟學）。現任麗澤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著有《台湾外交の形成》、《中台危機の構造》（合著）等書。

松田康博（序章、第五、六、九章）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政治學專攻博士課程結業，博士（法學）。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現代台湾の政治経済と中台関係》（合著）、《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等書。

楊永明（第七、八章）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博士，現任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著有《川普設的局?!：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亞洲大崛起：新世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國際安全與國際法》等書。

【譯者簡介】

高村繁
日本外交研究者，於知名大學取得相關科系博士學位，並曾經在日本長期進行訪問研究。

黃偉修
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院結業，博士（學術）。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著有《李登輝政権の大陸政策決定過程（1996～2000年）》及相關論文，譯有《台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松田康博著）等書。

增補版作者後記

松田康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楊永明（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日本與台灣的關係非常複雜。很多學者都對於從正面探討這個問題感到猶豫。正如在序章所強調，確實日台關係的研究之中很少有相當於「海圖」的通史研究，而本書是戰後日台關係的通史，作者們將讀者層設定為範圍廣泛的大學生、研究生、學者、商務人士等以進行執筆，也不斷的反省是否精確地描繪了這份「海圖」。

本書誕生的契機，是松田康博（防衛廳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使用當時職稱，以下同）在銘傳大學進行訪問研究時，於2005年8月12日拜訪位於台北市徐州路上的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的楊永明教授的研究室之際，楊教授拿著田中明彥撰寫的《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一書提案：「我們兩人來寫一本日台關係的通史吧，您看如何？」。二人在當天針對日台關係進行討論後達成了共識：「我們來寫吧」。

可是松田因為至今沒有研究過日台關係而感到「負擔太重」，所以之後邀請了川島真（北海道大學副教授）與清水麗（國士館大學副教授）一起參與這個課題。這個小組由松田擔任申請代表，楊永明擔任台灣方面的共同代表，以「戰後日台關係史綜合研究」為題向（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申請了2006 年度的「日台共同研究事業」，申請也獲得通過。本書的初版《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就是以2007年3月提交的報告書為基礎大幅改寫、修正而成。

在共同研究案執行期間，我們總共開了四次研究會。第一回是在2006 年舉行的日本國際政治學會2006年度研究大會，清水與楊發表了第三章、第七章的論文，分別由川島和松田擔任評論人。第二次研究會是在同年12月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會議室舉行，川島和松田發表了第一和第五章，邀請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任）、黃自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鵬仁（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三位老師擔任評論人。第三次研究會在2007 年3 月4 日於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舉行，川島、清水、松田、楊分別發表了第二、四、六、八章的論文，邀請石井明（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井尻秀憲（東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柿澤未知（外務省第三國際情報室）擔任評論人。第四次在同年3月22日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會議室舉行，松田和楊分別發表了第六、第八章，邀請何思慎與彭榮次（台灣機械運輸公司董事長）擔任評論人。從研究會的評論人與會場的各位聽眾也獲得了寶貴的評論與資訊，在此向各位表示感謝。

除了會議的準備、記錄，評論，包括資料收集與訪問等各方面，我們得到了研究案的協同研究人員的石川誠人（立教大學博士生）、竹茂敦（法政大學博士生）、福田圓（慶應義塾大學博士生）的協助。石川、竹茂兩位也分別負責了本書初版的日台關係史年表和參考文獻目錄。

提交報告書之後，我們進一步進行資料收集和訪談，並進行了三次討論會。第一次是2007年4月12日於東大駒場校區舉行，由川島，清水，松田三人對整個原稿進行討論。同年10月23日於東大駒場校區舉行的第二次，由四名作者與竹茂、福田對第五到第八章進行討論。第三次在11月7日，同樣於東大駒場校區舉行，除了川島、清水、松田、竹茂、福田，還邀請了春山明哲（日本台灣學會理事長）、若林正丈（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兩位老師參與第一到第四章的討論。特別是從春山、若林兩位老師那裡獲得了非常寶貴的評論和建議。包括接受我們訪談的受訪者在內，在此向各位再次表達謝意。

根據在研究會與討論會獲得的寶貴意見與想法為基礎，初版終於在2009年問世。不過在馬英九政權於2008年誕生後，日美中台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希望出版增補版的意見。增補版第九章的初稿是松田於2016年5 月21日舉行的日本台灣學會第18屆學術大會發表的論文，當時獲得了林泉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柿澤未知（交流協會總務部長）、小笠原欣幸（東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三位老師的寶貴意見，修改後的論文的中文版以〈馬英九時期的日本和台灣地區關係〉為題刊登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9（下）（2020年1 月），之後又獲得了楊永明的意見進行修改才得以定稿。清水麗於2018年8月2日在上海舉行的第9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表了論文，清水以這篇論文為基礎進行修改，以〈蔡英文政權下的日台關係（2016―2018）〉為題刊登在《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4巻第4號（2020年8月），清水再進一步將這篇論文加以修改，完成了增補版第十章。這次卷尾的〈日台關係表〉則是請黃偉修（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重新製作，並根據已故的台灣史研究家三田裕次老師的建議，加入了初版沒有提到的日台藝能、體育交流的事項。

增補版同樣獲得在本書初版時大力協助的山本徹先生的幫忙，才得以順利初版，在此對山本先生深深感謝。也要感謝提供經費補助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前身）日台交流中心表示深刻的感謝。

在〈增補版作者後記〉完稿前夕，得知了李登輝前總統過世的消息。李前總統的過世，讓許多人對日台關係的過去與未來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想法，而本書增補版就是在日台關係被認為可能迎向新時代的時機問世。最後，希望本書能成為一個小小的契機，可以加深各位對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東亞的國際關係的關心與理解，就此完稿。

序章　綜觀戰後日華、日台關係概況
「海圖」的必要性
日華、日台關係
本書架構
關於分析概念與用語

第一部　日華關係的展開和終結

第一章　日華、日台雙重關係的形成：1945-1949年
前言
一、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占領統治
二、日本對台灣統治的終結
三、去帝國／去殖民地化的課題
結語──日華、日台雙重關係的形成
第二章　日華關係正常化的進展：1950-1957年
前言
一、日台通商協定的締結與政經分離
二、舊金山和會與日華關係
三、《日華和平條約》的締結與台灣
四、日本進行的制度性「去帝國化」與台灣
五、冷戰下的「兩個中國」問題與日本
結語
第三章　日華關係的重構及其結局：1958-1971年
前言
一、日中民間貿易協定
二、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新探討
三、日中貿易的重啟與日華斷交危機
四、日華、日台的不正常雙重關係的深化
五、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與佐藤的決斷
結語
第四章　日華斷交與七二年體制的形成：1972-1978年
前言
一、1970年代初期台灣的對外政策
二、因應日中邦交談判進展
三、大平外相的「告別外交」與台灣
四、日華斷交與維持實質關係
五、建構「半公半私」的關係
結語──超越1970年代後半的衝擊

第二部　國際結構下的日台關係

第五章　日台關係的穩定與變化的開端：1979-1987年
前言
一、日台關係的「相對穩定」
二、日本對雙邊問題的處理
三、日台經濟關係的進展
結語
第六章　台灣的民主化與新日台關係的摸索：1988-1994年
前言
一、東亞的結構變動與日台的關係接近
二、台灣的新外交與日台新管道的形成
三、「高層接觸」的增加導致的「泛政治化模式」確立
四、變化之中的日台雙邊關係
結語
第七章　安全保障的雙重三角關係：1995-1999年
前言
一、變動中的東北亞國際環境
二、台海飛彈危機──美中台三角安全關係
三、美日安保──美日台三角安全關係
四、台日實務關係及雙方政策
五、李登輝因素與台日認識態度
結語
第八章　東亞的結構變動與台日關係的重組：2000-2007年
前言
一、東亞環境的結構變動與台日關係
二、小泉外交與台日關係
三、陳水扁外交與台日關係
結語
第九章　在穩定的兩岸關係下發展的日台關係：2008-2016年
前言
一、日台關係與兩岸關係的穩定化
二、日台關係的改善
三、日台關係的波浪式緊張
結語
第十章　「失去的好機會」與透過累積方式而逐漸深化的實務關係：2016-2020年
前言
一、蔡英文政權的對外政策與兩岸關係
二、日台關係的合作深化與課題
三、日台關係的課題──聯結的象徵和下一代的人際管道
結語

增補版作者後記
審訂者後記
引用、參考註
日台關係史年表
日台關係文獻目錄
索引

第八章　東亞的結構變動與台日關係的重組：2000-2007年（摘錄）

楊永明（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前言

台日關係在1972年以後，由於斷交而呈現一種特殊面貌，以實質與而非正式關係為主軸的「七二年體制」成為台日關係的基本架構。冷戰結束後，隨之國際環境、東亞區域、美日關係、中日關係的變化，台日關係也隨著出現重要的轉變。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台日美中都出現重要政權變化：在台灣，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下台，陳水扁總統主政；日本小泉純一郎就任首相；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勢力在小布希政權下影響力增加，主導了國際政治；中國則是胡錦濤總攬大權。這些權力構造的變化當然也改變許多雙邊、三邊、多邊關係，甚至區域及國際環境。

台日關係於是在這種複雜的政權變化下出現新的方向。其中最為特殊的是小泉首相的對中、對美、對東亞的外交政策，這些政策對台日關係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另一方面，陳水扁總統也同樣在外交方面展現積極態勢，從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到推動對美、對日外交，都是陳水扁外交的軸心，特別是促進台日關係的發展更是對外關係的關鍵層面。本章主要目的就是分析在進入新世紀後的變動中的東亞環境下，小泉外交與陳水扁外交是如何影響台日關係的發展。

一、東亞環境的結構變動與台日關係

進入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各國權力關係出現重大結構性變化，在2000年至2007 年之間影響東亞國際關係最為關鍵的發展，同時也造成台日關係呈現新的面貌。這些東亞地區的結構性變化包含以下六點：

① 主要國家政治領導的變更，使得大國關係出現變化。
② 美中關係的變化、911事件以及反恐戰爭後導致的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
③ 中國的經濟崛起和軍事現代化。
④ 影響台日關係的兩組戰略三角關係「美、中、台」與「美、日、台」的強化。
⑤ 小泉首相的改革訴求激起日本民眾對於政治及區域議題的新認知。
⑥ 台灣民主發展開啟新頁，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取得政權。

其中第四點的「兩組戰略三角關係」，在2000年之後持續影響台海情勢穩定與台日關係發展，且有更進一步鞏固與強化的趨勢。這些因素都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區域環境與權力分配結構，也是影響台日關係的重要因素，以下先針對日本與台灣內部變化之外的前四項結構性因素作簡要分析。

（1）東北亞新時代與政治新世代

進入二十一世紀，影響台日關係的相關國家都同時出現政權輪替，呈現一個多重新時代與新世代交錯的複雜局面。在台灣，民進黨的陳水扁贏得總統選舉，讓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下台。在美國，共和黨的小布希在總統選舉獲勝，新保守主義勢力上台。日本的小泉純一郎突破自民黨派系封鎖，「小泉旋風」開啟日本民粹政治。在中國，鄧小平欽定的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與溫家寶總理一起建立了「胡溫體制」。

政權輪替當然在政策面產生變化，成為主導影響東亞與台日關係的關鍵。各政府的相關政策與前任政權雖然有延續性，但是許多政策的調整，使得台日關係出現重大變化。這幾位政治領袖還有另外一項共同之處，亦即都是在位時間較長，小布希與陳水扁分別贏得競選連任，小泉內閣構造改革的訴求贏得選舉大勝而連任。長時間在位對於政策的延續性與一致性有益，也使得2000年至2007年成為觀察台日關係變化的具體完整的時期與政策階段。

影響台日關係的主要國家都經歷了政權輪替，也帶來了相互政治關係的改變。美中關係面臨新定義，日中關係走向「政治冷、經濟熱」的傾向，兩岸關係則是走向嚴重的政治僵局與對立，但是在美日、台美、台日三組雙邊關係方面，則是有大幅的改善。

（2）美中關係變化、反恐戰爭衝擊

小布希總統在首次競選總統期間，批評柯林頓總統對中國採取交往政策，強調應該以「戰略競爭者」的態度面對中國，而非柯林頓總統的「戰略夥伴關係」。小布希就任總統後，政府在國防與外交方面的主要官員，有許多是著名的新保守主義成員，認為美中關係應該建構在更加現實的基礎上，對於兩國間的交往必須個案審視，特別是軍事交流議題應該謹慎考量。因此，美中關係在小布希政府第一任的初期進入到修正階段，隨後在2001年4月1日發生美中戰機撞機事件，更是為兩國關係塗上陰影。

另一方面，小布希政權的官員卻是十分支持美日關係的進展，許多知日人士擔任重要職務，他們個人與日本擁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並大力推動美日之間的互動，特別是在美日安保的強化和日本參與國際安全事務方面，美國官員公開表態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副國務卿理察．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他並堅持美日同盟應該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礎。

美國的對台政策方面也有大幅進展。小布希政府批准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對台軍售方案，並且在媒體訪問中，強調「願意盡一切可能協助台灣防衛」。這個表現方式雖然隨後被修正，但是小布希政府強力支持強化台灣防衛的政策訊息，都讓台灣感到振奮，也讓中國感受不安。

然而，911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政府將所有焦點轉移至反恐戰爭，為了能有效攻擊潛伏在阿富汗境內的蓋達恐怖組織，美國需要中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巴基斯坦以及中亞地區的合作配合。加上隨後發生的北韓核武危機事件，中國在六方會談中扮演在北韓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調停與斡旋角色。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美中貿易關係更加擴大、深化與複雜。這些都改變了美中關係的互動基礎，美中兩國之間存在的問題從過去單純的台灣、經貿、人權議題，逐漸發展成為複雜交錯的國際、區域、雙邊等三層互動關係，這使得美中關係的相互不信任再次回到了美國對中國採取交往政策方向。

（3）中國經濟崛起、區域的國際關係、軍事情勢

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初最受國際關注的議題，這個現象更直接衝擊東亞國際關係與權力結構。中國經濟與貿易發展廣受到世界重視，中國大陸陸續在2003年與2005年成為台灣與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而美中貿易總額於2006年亦高達2,626.8億美元，這造成經貿問題成為中國與主要國家之間的最關鍵課題。各國有鑑於中國市場的龐大利益，相繼採取積極推動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即使是在政治議題上有摩擦的日美兩國也有相同的趨勢，都盡力使雙邊互動不影響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此時，中國政府因經濟崛起而獲利的同時，對於周邊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採取懷柔交往。由於中國過去被視為外交與潛在軍事威脅的形象，中國政府透過對周邊國家提出「睦鄰、安鄰、富鄰」的三鄰政策，試圖建立新形象，希望鄰邦認為其是負責任的地區大國，尋求成為亞洲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亞洲雖然對於中國的崛起仍然憂心忡忡，但當時中國在亞洲地位與影響力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事實。

另一方面，中國軍事發展與現代化也隨著經濟發展而大幅躍進，許多軍事發展計畫被指控是成為軍事大國的作為，但不透明的國防預算與國防政策致使日美等國持續質疑。兩岸軍事平衡方面，中國迅速且大幅增加了瞄準台灣的短距離彈道飛彈，也加深了相關國家的憂慮。北京政府針對台灣可能走向「法理獨立」的警告，制定《反國家分裂法》，成為了各國疑慮中國訴諸軍事力的法制與政策準備。同時日本與台灣皆感受到中國的軍事發展而帶來的威脅與壓力，這種台日共同的軍事威脅壓迫感，是促使雙方進一步展開「安全對話」的重要因素。

（4）雙重戰略三角關係與新的三角關係漸浮現

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安全環境表面呈現穩定與和平，但各國軍事準備與戰略聯盟卻更為積極。東北亞各國的經濟與貿易關係雖然迅速發展，但政治問題與安全議題仍然占據著外交政策的主導地位，也因此影響台日關係的走向。

正如前章所述，1990年代後半的台日關係主要受到安全議題為主軸的雙重三角關係的影響，這兩個三角安全關係分別是「美、中、台」三角關係和「美、日、台」三角關係。到了2000年之後，這兩個戰略三角依然持續影響台海情勢的穩定與台日關係的發展，且有更進一步的鞏固與強化的趨勢。

「美、中、台」的戰略三角關係由於小布希政府的上台，出現安全戰略上的重大質變，先是戰略競爭者取代戰略夥伴關係，然後反恐戰爭之後，美中關係呈現交錯複雜的發展，後來雖然中國被美國定位為「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美中之間仍然在安全議題（特別是台灣問題）有著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另一方面，陳水扁就任總統後，兩岸關係比日中關係更為嚴重的「政冷經熱」的狀態。因此美國的兩岸之間的平衡政策就會影響兩岸關係，也影響日本的對台政策。

至於「美、日、台」三角安全關係自2000年之後呈現更為緊密的聯繫。美日安保體制經過1997年的美日安保指南（九七指南）的重新確認與強化，對台海情勢雖然維持「戰略模糊」的周邊事態概念，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美日安保更加緊密，並且開始採取接近「戰略清晰」的政策，明確指出將「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列為美日共同的戰略目標。透過美日台之間的軍事聯繫關係以及雙邊、三邊的非官方安全保障對話，可知安全保障的三角關係更佳明確穩固。在這個時期，美日兩國在美日安保和國際安全議題上緊密合作，加上日本更為積極地配合美國在台海議題上的政策，因此使得這兩組戰略三角關係逐漸出現微妙的變化，因此可以看出一個趨勢，那就是「美、中、台」和「美、日、台」開始出現融合，出現了新的「日美、中、台」三角關係。換言之，因為美日在台海安全議題上逐漸呈現兩人三腳的合作關係，使得台日關係也呈現新發展。

二、小泉外交與台日關係

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政治出現世代交替的展開，戰後出生世代的政治人物躍上檯面。小泉純一郎以構造改革為政權理念，獲得了國民的強力支持，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勝出。小泉的言行舉止與日本的傳統政治人物風格迥異，在2001年4月就任日本第八十七代首相，小泉的個人魅力席捲日本政壇，吹起一股所謂的「小泉旋風」。小泉政權在成立之初獲得百分之九十左右前所未有的民意支持率，成為史上最具人氣的首相。小泉首相在人事制度與推動構造改革方面都有其獨特風格，例如黨職幹部年輕化是一項重要改革，任命四十多歲的安倍晉三擔任自民黨幹事長。

小泉政權的外交政策（本章稱為「小泉外交」）也呈現獨特的政策內容和方向，更為特別的是從影響台日關係的意義來看，在台日斷交後的歷任首相之中也屬於突出。小泉外交的內容可以歸納為美日關係強化、擴展日本國際地位、確保日本在亞洲的主導權等，或簡言之：美日關係、國際參與、亞洲外交。此外，小泉外交的兩大特質是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小泉外交造成了這些結果，形成了複雜的骨架，小泉政權期間的台日關係的變化深受這些因素的影響。

（1）小泉外交之中的對台政策的變化

在台日關係層面，日本政府一貫對台灣問題採取謹慎的立場，台日關係基本是在七二年體制與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內發展，雙方僅維持非官方的民間往來。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在東亞情勢出現變化的背景下，有鑑於台日間民間交流頻繁與友好，加上小泉外交影響與雙方精英的刻意推動下，小泉政府瞭解改善對台政策會受到日本民意輿論的支持，因此開始採取許多超越過去台日關係的突破性作為。

小泉執政之後，台日關係的提升並非直接因為日中關係交惡，兩者之間其實不一定具有反比關係；因為基於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日本的對中政策存在著大國之間的權力政治結構與考量，中日關係雖然與台日關係有關聯，但是小泉政府並不希望在中日關係打台灣牌，因為如此將招致北京的強烈反彈，可能讓中日關係更加複雜與惡化。其實，小泉政府希望透過強化對台關係來淡化台日關係與中日關係之間的連動性，試圖平行發展與中國和台灣的相互關係。

嚴格而言，小泉外交的對台政策缺乏整體性戰略（grand strategy），但是在有意推動下，小泉政府提高對台政策的戰略高點，以及加強對台交流的廣度與深度，其主要目的還是在建構更為密切的台日關係，並藉此表示日本重視台灣局勢與支持美國的東亞戰略。由於日本國內意見以及中國的壓力，日本政府在台灣海峽議題上仍然扮演被動角色，並且表現相當自制的政策，然而隨著區域環境與日本外交姿態的轉變，日本在面對台灣海峽安全議題出現新挑戰時，便呈現出了現實主義的傾向。

在小泉外交的影響下，日本的對台政策有著三個重要層面的進展：第一，靈活應對「七二年體制」；第二，「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兼具的對台戰略，美日兩國仍以模糊的事態概念來應對台海衝突，但是日本開始透過美日安保架構，展現日本關注台海和平的明確態度；第三，積極推動台日實質交往與互動，鞏固台日友好的民間情誼。

（2）彈性應對七二年體制

七二年體制象徵日本對台灣問題的一貫立場，日本政府根據《日中共同聲明》，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所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之一部分」表示理解與尊重，基此將日本與台灣的雙邊關係定位於政經分離的實質及非政府間關係。此外，日本政府對於兩岸問題的政策立場是希望雙方透過對話和平解決。

進入1990年代，台日內部認為七二年體制已不足以面對台日交流需求及東亞情勢轉變，認為七二年體制已經成為台日關係邁向新世紀的障礙。2000年以後，台日雙方更都認識到七二年體制的自我設限過多，面對台日關係的實質發展，應該採取更加彈性靈活的方式。

台灣政府對於七二年體制一直有所批評，從國民黨到民進黨皆然，都認為是日本政府過於在意中國的態度，並且日本官僚在台日關係方面過於嚴格照法條辦事，使得日漸密切的台日關係無法進一步推動與發展。因此陳水扁總統就職以後，民進黨以及政府的重要人士開始在各種場合公開呼籲，台日雙方討論如何具體落實改變七二年體制的限制，以實現台日關係正常化。此外，在許多台日雙邊對話中的話題，建議日本應當學習美國，制定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作為突破七二年體制與促進台日關係的法律架構與根據，但這些主張並未真正地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

不過，小泉政府還是以「個案處理」和實際需要為基礎，逐漸以彈性方式調整過去對於台日交往的限制，進一步擴大與台灣在各領域的關係，特別是實質性準官方關係。這些措施開啟良好先例並繼續沿用，因此可謂是對於七二年體制的鬆綁。其中最明顯的案例，就是支持台灣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改善台日非正式外交管道的互動方式、台日反恐合作、台日漁業談判等四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