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

★2020《經濟學人》年度好書！
★理解中國發展趨勢必讀！
習近平宣稱「全面脫貧」的背後，是半數中國人口的貧弱！
當中國耗盡「人口紅利」之後，成長的動力將難以為繼。

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建立在官僚與企業聯手壓榨農民之上。
過去，他們的廉價勞力是中國製造的原動力、經濟奇蹟的火車頭，
如今，衰老、貧窮、低技術的他們，成為中國最大的潛在危機。

莫路波在13歲那年輟學。但他不打算跟著他的表哥到東莞，而是隻身一人，坐了30小時的火車來到寧波。1993年的夏天，他才一出火車站，就被三個流氓痛毆一頓，搶走身上所有的財物。一輩子第一次坐火車出門的他，舉目無親，不知該如何是好……
莫梅荃唸書到15歲，是村子裡教育程度最高的孩子之一，但她在家鄉找不到工作，農地又太小，於是來到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賺一小時一塊人民幣的工資。儘管生活辛苦，她相信要離開村子人生才有希望……
莫姓家族全都來自貴州南方的炳花村。布依族的他們雖然是少數民族，但是像他們這樣因為貧窮而必須遠赴沿海大城市找工作的中國人，占人口總數的一半，高達近六億。他們在家鄉是農民，到了城市裡做工人。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始，「農民工」龐大的人數與其廉價勞力，就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動力，賺進了無數的外匯，賦予中南海領導人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揚威的底氣。
◆一個中國，兩種身分：農民工雖然對中國經濟無比重要，中國特有的「戶口制度」卻待他們如二等公民，規定農民無法享有城市居民的醫療、社會福利與教育權利。他們子女無法就讀公立學校、生病不能就醫，甚至要忍受警察的隨時盤查，被打入「黑牢」勒索賄賂更時有所聞。
◆國家裡的異鄉人，犧牲自己成就中國經濟奇蹟：農民工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只得忍氣吞聲接受待遇極差的工作。名義上，共產黨信奉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踐踏工人福利、嚴禁勞工運動與組織。工廠靠這群廉價勞工累積巨大利益，但平均而言，鄉村人口的薪水只有城市居民的1/3。他們的犧牲成就了中國奇蹟，但也成了貧窮問題的根源。
◆「留守兒童」占青少年人口的1/5：今天全中國有人數高達6100萬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去沿海城市打工，但他們無法在當地就讀公立學校。孩子被迫做選擇：與父母分離、回到家鄉就學；或是待在父母身邊，但是不能唸書，只能打零工賺錢，重蹈他們父母淪落底層的宿命。
◆「人口紅利」消失，「路易斯拐點」形成，發展動力難以為繼：然而，隨著中國人口的逐漸減少與老化，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隨之而來的是所謂的「路易斯拐點」，意指農民工越來越少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中國應對這項挑戰如果失敗，將會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即低端產業已喪失競爭力，但又無法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產業。
◆既貧且弱的中國農村人口，難以支撐中國的內需市場與「中國製造2025」。在人口逐漸老化的同時，中國也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希望AI與自動化生產能彌補勞動人口減少的困難。然而，大量引進機器人是否又將搶走農村人口所剩不多的就業機會？同時，大量貧窮、低教育、低技術的農村人口也難以創造內需市場。

追蹤採訪長達20年，橫跨貴州農村、東莞工廠、秦嶺上的小學、安徽、湖北、海南島，《彭博商業周刊》資深記者為你揭露「大外宣」之外的中國！

在《低端中國》書中，作者羅谷深入廣東、貴州、湖北、安徽、海南、陝西各省，透過與當地的底層農民工建立緊密、親切的關係，做長期的追蹤報導。這位《彭博商業周刊》的資深記者指出，雖然中國今日已經雄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沿海城市享有驚人的經濟成就，但戶口制度對農民工的剝奪、城鄉發展的落差、中央計畫經濟的僵化以及官員貪腐的遺害，造成中國內陸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發展不足，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過去，這樣的言論可能被歸類為蓄意唱衰中國的烏鴉，但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6月公開說出「中國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人民幣一千元」時，證明了羅谷長期調查的價值與意義。

羅谷（Dexter Roberts）
羅谷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報導議題涵蓋經濟改革、中美貿易與投資，工廠與農民工、人口與公民社會等等。他也曾遠赴蒙古、北韓、南韓，日本、印度、越南和柬埔寨等地，瞭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他近期的關注集中在中國政策，如戶口制度導致的當下社會衝突和階級差距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的影響；中美競爭與中國崛起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2018年他回到美國，目前擔任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Atlantic Council's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高級研究員，同時擔任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Mansfield Center）研究員，並在政治系任教。

羅谷畢業於史丹佛大學政治系，在校時學習中文兩年半。畢業後赴台灣師範大學繼續學習中文。之後回到美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主修國際事務，側重於中國研究和新聞學。

《低端中國》是他的第一本書。


廖世德
長期從事翻譯及翻譯論述工作，現有譯作近六十冊，其中包括《敬愛的領袖：從御用詩人到逃亡者，一位北韓反情報官員眼中的北韓》、《不為人知的敵人：科學家如何面對戰爭中的另類殺手》、《不該被殺掉的微生物：濫用抗生素如何加速現代瘟疫的蔓延》、《榮格：分析心理學巨擘》，以及克里希那穆提的《生與死》、《謀生之道》、《論自由》、《心靈自由之路》、《論上帝》等書。

──聯合推薦──
．矢板明夫（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著有《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著有《尋租中國》）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合著有《廿年民主路 台灣向前行》
．《崩世代》）、胡采蘋（財經網美）

──各界好評推薦──
．「羅谷在中國擔任二十幾年國際媒體特派員，走遍中央到各省市，見過各路官員與老百姓，以平實可親的筆法，生動的故事，為我們娓娓道來「中國奇蹟」背後的真實……他提到的人物，我也曾經訪談過，包括當今中國副總理劉鶴、勞工組織者張治儒等人，他對貴州炳花村和莫姓人家的訪談與描寫，生動地展現了當今中國的農村議題。我熱烈推介此書。」──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著有《尋租中國》）

．「你曾經仰望著上海的天際線、深圳的鐵路等等這些絢爛的中國都市景象，而不禁好奇它們背後的故事嗎？羅谷的《低端中國》正是答案，他在書中考察中國經濟奇蹟的源頭，挖掘農村的制度、組織與農民，如何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沉痛的犧牲。在中國數十億人口當中，有一半來自於鄉村。這本書是我們認識他們的一扇窗。」──何偉（Peter Hessler，《尋路中國》、《消失中的江城》、《甲骨文》等作者）

．「當全球都聚焦在中國日新月異、紙醉金迷的沿海大都會時，羅谷走進中國的偏鄉與農村，寫下這本描繪另一個中國的著作：一群永遠不可能翻身為中產階級的農民工的故事。羅谷對中國的經濟問題與歷史文化瞭如指掌。以此為根據，他大膽地推翻了中國經濟將一帆風順的觀點，並警告我們即將到來的危機。」──歐逸文（Evan Osnos，《野心時代》、《拜登傳》作者）

．「中國正在上演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潮，而羅谷呈現了一部最詳盡豐富、理性客觀、也最完整的報導……他告訴我們，這很有可能將是中國經濟，甚至全球經濟，最重大的分水嶺。」──夏偉（Orville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著有《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

．「所有在中國做生意的人都應該讀這一本書……從中國內地的窮鄉僻壤到沿海繁忙的工廠，目睹日以繼夜操勞的農民工、為了達到黨領導的期待而殫精竭慮的基層官僚，羅谷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不該輕易相信中國經濟一定會持續發展的假說，而其後果對全球都會產生衝擊。」──麥健陸（James McGregor，著有《共和國的長子們：揭開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真相》）

．「羅谷的生花妙筆讓中國的驕傲與危機躍然紙上。他帶領我們與跨國企業的CEO對談、拜訪綿延無盡的工廠廠區，但是，本書最重要的核心是被北京政府拋棄的中國農村。羅谷花了幾十年時間深度認識當地的農夫、失業的工人，藉此挖掘出中國為何難以克服貧窮的系統性危機。在過去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羅谷見證了中國的轉型。在這本書裡，他針對中國是否必然會成為全球經濟霸主提出了強而有力的質疑。」──張彥（Ian Johnson，普立茲獎得主，著有《中國的靈魂》）

．「《低端中國》是近年來我讀過關於中國的著作中，最精彩、觀點最有原創性的一本」──博明（Matt Pottinger，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

．「本書毫不避諱地呈現中國農民工的真實面貌，他們是中國經濟爆炸的幕後英雄，但至今仍被當作二等公民。作者羅谷巧妙地結合了尖銳的分析，以及他追蹤長達20年的莫家人的故事。」──《經濟學人》

．「很少有作者能像羅谷這樣有毅力，追蹤他報導的人物長達將近20年。唯有這樣持之以恆的採訪，才能揭露中國經濟奇蹟背後不為人知的陰暗面。」──《金融時報》

推薦語：中國奇蹟背後的犧牲者──吳介民
書中主要人物簡介
中國地圖
台灣版作者序言

導論 一個中國，兩個世界

第一章 沿海的工廠：莫文吉在東莞的台商五金工廠裡做廚師，由於他特別認真打拚，獲得老闆的加薪鼓勵。不過，大部分的中國工人沒有他的幸運。刻意壓低、苛扣工人工資，是多數企業維持利潤的慣用伎倆。地方官員則透過「戶口制度」剝奪農民工基本的保障權利。官商合謀剝削農民工的體制一度在2003年引發燎原怒火，但中國政府的改革非常有限……

第二章 工人的子女：陳金彥年輕的時候遠赴青島打工，兒子留給年邁的父親照顧。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十四歲的兒子輟學逃家，遍尋不著。像是小陳這樣的「留守兒童」，在全中國有高達6100萬人。他們的父母為了生計，離鄉背井至沿海工作，但戶口制度禁止他們在父母生活的城市就讀公立學校。他們不是被迫返鄉、與父母別離，就是輟學去打工，重複上一代的命運……

第三章 賤賣的土地：中國共產黨本以打倒地主、還地於農起家，如今官員卻在土地「集體化」名義的掩護下，一面大肆霸佔民產、搜刮農田，一面賤賣土地以圖開發。土地買賣之獲利成為全國地方政府每年一半以上的收入，同時，抵押土地導致的負債業已趨近三十兆人民幣！荒唐的是，農民本身卻無法享有買賣土地的果實。作者走訪安徽小崗村、海南抱板鎮、與重慶郊區，挖掘出那些土地兼併之受害者的心聲。

第四章 政權的打壓：羅光復在結束工廠工作之餘，仍不辭辛勞地學習中國的勞動法規。同時，像張志儒這樣的勞工權益捍衛者，則積極向勞工普及法規知識，甚至教導他們爭取權益。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極為畏懼勞工運動的星火燎原，他們非但不安撫農民工的怒火，而是對他們進行全面性的打壓。張志儒由於率領NGO團體，在勞工運動期間被政府派人強制隔離，平時還得面對來自軍警系統的騷擾。農民工依舊無法獲得應有的勞動待遇，只能將罷工作為武器，憤而向業者發出吶喊。

第五章 機器人是解藥還是災難？苗圩出生於河北貧窮的農村，曾經成功推動「中國第二汽車廠」的裁員與轉型，引進日本等國的資金與技術，後來他被拔擢為「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負責以大量的高端機器人促進中國工業的自動化，以解決中國「人口紅利」遞減、勞工年齡老化的問題，實踐「中國製造2025」的夢想。然而，政府全力推動自動化會不會在促進中國產業升級之前，先剝奪了低端技術人口的生計？這成了著名經濟學家蔡昉的擔憂。在貴州政府的極力拉攏之下，鴻海前往設廠，但郭台銘卻拒絕回答記者所提鴻海能創造多少工作機會的問題……

第六章 回家的困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憑藉著大量的年輕勞力，迅速擴張為經濟實力強大的世界工廠。然而，四十年後，每年進入中國勞動市場的人口不但變少、變老，也期待更好的薪資與生活品質。越來越多人寧願回到家鄉陪伴家人。莫望清、莫波春紛紛回到荔波縣，期盼能利用貴州的好山好水，吸引外地人來觀光旅遊。這是北京政府樂見的趨勢，有助於他們提振鄉村經濟、創造內需市場。然而，由上而下的計畫並不尊重農民的需求，而習慣城鎮生活的農民也得重新學習適應農村。

第七章 即將到來的危機：2018年，中國經濟的成長率掉到十年來的最低點，同時儘管政府花費了上兆人民幣的扶貧經費，大多數的農村居民仍然窮困。八十年前，中國首屈一指的社會學家費孝通開始撰文探討中國鄉村問題，八十年後，中國鄉村的困境還是不見好轉。如何在人口逐漸減少、老化的同時，往高端技術製造業轉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避免地方債務危機，更要安撫絕望、憤怒的農民，構成中國政府艱鉅的挑戰。

後記
謝詞
註釋

導論 一個中國，兩個世界
一九九五年初，我來到北京擔任記者一職，開始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生活。那一年，前此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已經退休，並且據報有病在身，但不論是對學者、商人，還是共幹、平民百姓來說，他始終還是眾人的談資。多年前他早就辭去最後一項正式職位，不再擔任軍隊的頭頭，只保留了中國橋牌協會的「榮譽主席」職銜。他一直很愛打橋牌。他雖然身體狀況岌岌可危，但是他對黨高層人事安排、經濟政策之擬定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大家仍然經常熱烈議論。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從紐約飛抵北京，一頭鑽進了北京夜晚那乾燥冷冽的空氣當中。才下飛機幾個小時，我就聽到兩名同業在討論要替這個生命力頑強的四川老菸槍寫訃聞。當時北京早就屢次謠傳他已病逝。謠言往往每隔幾個月就出現一次，每一次大家都把同樣的話再講一次，間雜以各種臆測，猜測他是否還是很健康，仍然在幕後掌權。兩年多之後，他終於真的過世，享年九十二歲。
我們在一家主打「毛家菜」的飯館用餐（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鄧小平在湖南省隔壁的四川省出生；這兩省都以愛吃辣出名，也以出國家領導著名）。飯館裡燒著煤球以為取暖之用，空氣中的煤煙味十分嗆鼻。這時我們看到一名美國記者在罵她的澳洲籍男朋友，他也是駐中記者。她罵他竟然還沒有寫好鄧小平的訃聞。因為鄧小平可能隨時都會死掉，身為外籍駐中記者，要是認真把工作當一回事的話，應該早就寫好鉅細彌遺的報導，隨時只要按個「傳送」，就能夠把報導送到報社才對。這樣的報導應該包含這一位「領導」傳承下來的一切。若要說到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政治獨裁的歷史，走入現代世界，功勞都非他莫屬。他的訃聞無法不提及他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扮演的重大角色。
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刀闊斧地革除毛澤東的徹底激進的平均主義，為中國及其人民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該國現在的高速鐵路網，其里程數占全世界里程數的三分之二；城市中高樓大廈櫛比鱗次，公路上擠滿了嶄新的汽車，地底下複雜的地鐵路網四通八達，人工智慧產業日益強大，專利發明數量占全世界第二位，舉國所產出的億萬富翁人數僅僅次於美國，然而其領導力卻更為果斷。所有和鄧小平有關聯的政策裡面，至少有兩個是中國這一切的發展的關鍵，一個是結束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自由選擇在家裡種田或是離開農村，去工廠做事。第二個是鼓勵民營企業，並且歡迎外資前往深圳、廈門等沿海城市新設立的經濟特區投資。
「農民放棄人民公社」這樣的事情尤其是當今官方論述特別強調的成就。我們在這些故事中聽說中國共產黨總是充滿了務實的精神：共產黨高幹一方面保住了自己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但又能夠接受不得不然的重大變革。他們容許中國企業主在城市創立私有企業，也容許農民在農村掌有土地，自行決定要種植什麼作物，收成之後要賣給誰；這樣不但能夠提升產量，也能夠促進經濟成長。如此這般，那時候滿腦子生意經的黨只要開口邀請外人來投資，其實都已經替投資者準備好了勞動力；人民公社已經解散，農村裡那些過剩的勞動力全都湧向沿海各城市，找工作，做工賺錢。他們在城裡賺的錢比以往多，也改善了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最大的人口移動潮就這樣開始了。
幾年前我在史丹佛大學讀當代中國史時候就有讀到中國這一段歷史。中國從毛主義獨裁國家蛻變成由務實的改革派領導人領導，這段史實無論是學界人士或商界高管來看都確切無疑。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悲劇當然令人懷疑日後再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國朝向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發展的趨勢卻像是已經水到渠成，不會再有改變了。過程中難免發展不均等。據說，鄧小平在他的「涓滴經濟學」中曾經說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凡是能幹的中國人－－包括千千萬萬農民、移工──都有機會。但是，這樣的「機會」，背後卻隱含一樁看不見的交易，那就是，人民不公開批評黨，不向黨要求政治權利、公民權利，黨則是負責不斷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務期增加人民的物質財富。
我於一九九五年來到中國，鄧於一九九七年亡故，但是這一樁交易至少在各大城市並未人亡政息。九七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共黨領導階層在會中宣布私有企業解禁，民營企業從此「成為中國經濟體重要的一部分」，但這其實只是反映中國經濟前此數年來已有快速的成長，不少中國人早在國家法條的禁錮之外創造了大筆財富。九九年，一心一意推動改革的總理朱鎔基為了使中國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主導了「市場開放」等極為艱鉅的「讓步」措施。朱和毛澤東一樣，都是湖南人，但和毛不同的是主張放鬆黨對國有銀行及新聞自由的控制。中國領導高層承諾歡迎外資投入中國汽車、農產、金融、保險、觀光等等一切一切產業。此一「自由化」開放政策後來從海外引來了一股錢潮，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創造了就業和機會。二〇〇〇年，網路榮景席捲中國，網易、搜狐、中華網在納斯達克掛牌，股價大漲。相關各界極力宣揚這一現象，說這一種現象證明新中國已經快速轉變成適合創辦最先進企業的地方。城裡一些見過世面的人開始會用英文縮寫「VC」來講「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另外，眾多八〇年代後陸續前往海外求學的中國學生現在也開始歸國，渴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中參上一腳。
然而，即便各種交易消息可以吸引讀者，我對這一片網路繁榮現象卻興趣缺缺。當年我之所以想要研究中國，是因為我想知道，這個古老的國家，文化和西方差異如此巨大，後來到底是歷經怎樣的農業革命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最後又開始要轉變成市場經濟體的？如今我既然來到北京擔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的記者，自然會想看看在這一波改革當中，老百姓是不是受益，受益程度如何。記得當時我曾經跟朋友說，我來中國並不是要來報導一些哈佛畢業的MBAs以及前麥肯錫投資管理顧問怎樣運用VC熱錢投入新創網路公司。事實上我一直覺得這些東西很無聊（多年後，我發現學術界論述中國農村時也會用到縮寫詞「VCs」，但現在他們指的「village committees」（村委），而不再是「風險投資」，我好高興！）

◎離開北京

所以當大家在北京熱議新興的網路「遊戲」之際，二〇〇〇年夏季，我從北京南下，來到了當時還未受到這一股「網路瘋」波及的廣東和貴州兩地。廣東在當時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加工出口基地，貴州卻還是很貧窮，沒有什麼發展。廣東的珠江三角洲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令名；此地──包括深圳、東莞－－聚集了數百萬農民工，在數千家工廠裡做工。深圳是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東莞一區聚集了許多工廠市鎮，那些工廠蓋得亂七八糟，毫無規劃，但是每一鎮都有其特定產業，譬如製鞋、玩具、家具、燈具等是。貴州長久以來處於中國邊疆，以其美麗的石灰岩山水為人所知，山水之間住著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他們一向都有反抗中央控制的傳統。大家都知道這裡耕地不足，是個貧窮之地。這種情況意味著大部分年輕人都必須離鄉背井，到沿海城市工廠做工，做工地工人。有一句諺語就說，貴州這裡「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
我跑來這裡，是想要看看共產黨政府進行的那一筆巨大的交易，「另一個中國」是否買帳。這裡的「另一個中國」，指的是貴州等發展遲緩省份的工人、農民，而不是沿海那些物質財富越來越發達的樣板城市比較有錢的居民。二〇〇〇年初，決策官員決定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一項政策會叫做「西部大開發」，表示在中國的這一片腹地，各類發展並不順利。這一個政策是江澤民主席的構想，他是中國領導人當中最「城市化」的一個，一生從政生涯大部分都在上海，但是他這個政策的目標卻是想要促進貴州、廣西、四川、甘肅等內陸省份，甚至是西藏、山城重慶等地的經濟成長。政策實施之後，免稅、低利貸款等措施，加上公路、鐵路、發電廠等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吸引了眾多本國及跨國大公司進駐、投資。北京方面的官員確實認識到中國有許多地方發展落後，區域與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很不均等，但是他們沒有講的是，這個政策，目的是要讓那些多年來一直在工廠做工的農民工回轉家鄉。要讓農民工回家，中國內地起碼要有某個程度的繁榮才行。
二十一世紀初，以電子製造業為主的長安鎮是農民工找工作的主要目的地。長安鎮是全中國最大的「鎮」，人口有六十萬之多（中國人口眾多，所以中國政府分為五級，依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省、市、縣、鎮；「鎮」有時候聚集的人口可達數十萬，長安鎮就是這樣。至於「村」，雖然不算是正規行政體系的一部分，但還是設有村長及黨書記）。東莞眾多工廠市鎮都是沿著一〇七國道延伸展開，長安鎮也一樣。一〇七國道北起北京，向南貫穿整個中國，最後直抵東莞香港邊界。在最後這一段，中國在這裡的巨大出口「機器」其內部景象一覽無遺，醜陋不堪：一間間兩層樓高，裝著鐵窗的廠房，屋頂積滿了厚厚的泥塵，沿著這條幹道一公里接著一公里連綿不絕。廠房與廠房之間，那些水泥牆後面，偶爾可見幾間別墅，是台灣或香港籍老闆的住宅。整條國道一直維持著這樣的情景，最後來到深圳的大海港鹽田。這個地方，每次都要等到有颱風掃過，大量雨水清洗掉那些工業景象，遠方地平線外青山重現，你才會發覺原來廣東是亞熱帶地區。
莫梅荃和另外三名農民工來自貴州同一個村子。我初識她時，她十八歲，來工廠做工即將邁入第二年。她十五歲那一年輟學，然而卻是他們村子裡幾個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輟學之後，前兩年她在家裡幫父母下田種稻，後來於一九九八年來到長安鎮。我們碰面時，她還是穿著藍色工作褲裝。她每天要上班十四個小時，穿著那工作服做品管工作，檢查錄音帶、錄影帶有沒有瑕疵。我們在「崔頓電子廠」對面一家餐廳面對面坐著，她很害羞，講話的時候一直躲著我的目光：「家鄉那裡找不到工作，我們家地又很小，我只好到外面來做事。」她一邊眼睛看著桌面，一邊說她工作每小時工資一塊人民幣。廠裡有供給宿舍，但是宿舍夏天酷熱，冬天酷寒，而且還是十五個人同住一室。梅荃的遠親表哥莫玉開和我們一起用餐。他二十四歲，頭上一綹頭髮染成紅色，很有一點時尚味。他說：「我覺得很慘。我想回家做一點小生意，不想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