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謀殺奇案（簡體書）

中長篇偵探小說。瑪格麗?阿林厄姆是黃金時代英國古典式偵探小說的代表作家，與阿加莎?克裡斯蒂、多蘿西?塞耶斯、恩加伊奧?馬什一道被稱為“女偵探小說四傑”，主要作品有以“阿爾伯特?坎皮恩”為偵探主角的20余部系列探案小說。《二次謀殺奇案》為其中第9部。故事描寫坎皮恩前往一個小山村參加追悼會，發現死者竟是不久前剛被“謀殺”、且已舉行過追悼會的“蠢豬”皮格斯。不久，“蠢豬”皮格斯的屍體神秘失蹤，而且又浮現了其他許多屍體。面臨這個似乎不可能破解的驚天奇案，阿爾伯特?坎皮恩展開了艱難、曲折的調查。

瑪格麗 • 阿林厄姆（1904—1966），英國黃金時代偵探小說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以阿爾伯特 •坎皮恩為主角的 20 餘部系列探案小說。在她的筆下，坎皮恩“離經叛道”，是一個完全不同以往的偵探形象。

阿林厄姆的偵探小說揭露了當時倫敦下層社會裡的種種陰暗面，在這一點上，有人甚至將她與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相比。
阿林厄姆與柯南·道爾等一起“在小說中再現了戰後的社會現實”，從而“幫助發展了偵探小說，使之成為嚴肅文學的一個種類”。
當時的教授、詩人和牧師們對驚險小說或者傳奇小說不屑一顧，卻對阿林厄姆的偵探小說情有獨鐘，愛不釋手。

吳寶康

英國女偵探小說家瑪格麗•阿林厄姆（Margery Allingham）的《二次謀殺奇案》（The Case of the Late Pig）（1937）系該作者筆下大偵探艾伯特·坎皮恩系列作品之一。本冊《二次謀殺奇案》譯本除中篇小說《二次謀殺奇案》之外，還包含了幾個短篇故事，分別為《幸運數字——三》《相機裡的秘密》《正反博弈》以及《玩笑的盡頭》。在中篇故事《二次謀殺奇案》中，偵探艾伯特·坎皮恩作為主角登場，其餘的短篇小說中也大都閃現著他的身影。
瑪格麗•阿林厄姆於1904年5月20日出生於英國倫敦，不久全家遷居埃塞克斯。瑪格麗•阿林厄姆的家庭頗有文學氛圍，其父赫伯特和其母艾米麗·簡都是作家。父親寫過一些通俗小說，母親則為幾本婦女雜志寫些小故事。阿林厄姆自幼即嶄露出寫作才能。她上學時就開始著手寫作一些故事和劇本，8歲時創作了一個故事，並將其發表在姑姑的雜志上，獲得了她寫作生涯中的第一筆稿酬。
1920年，阿林厄姆回到倫敦，邂逅了菲利普·楊曼·卡特，兩人於1927年結婚。此後，已是成功畫家的丈夫一直與她通力合作，並為她的多部小說親自設計護封。19歲時，阿林厄姆在幾次降神會上聽到了一些故事，由此獲得靈感，創作出版了她第一部小說《黑方巾迪克：莫西島傳奇》（Blackkerchief Dick: A Tale of Mersea Island，1923）。故事以17世紀的莫西島為背景，敘述了當時一些走私者的冒險經歷。該書出版後頗受歡迎，卻沒有帶來收益。
此後，阿林厄姆雖然嘗試過戲劇或嚴肅文學創作，但均感不適。最終她決定轉向偵探推理小說，並於1928年出版了第一部偵探小說《白色莊園迷案》（The White Cottage Mystery），就此開始了作為偵探小說作家的創作生涯。在出版了三部小說後，阿林厄姆在《布萊克·杜德利莊園兇殺案》（The Crime at Black Dudley，1929）中開始了阿爾伯特·坎皮恩（Albert Campion）偵探系列小說創作的出版。事實上，坎皮恩先起初是以次要人物的身份出現，但隨著阿林厄姆的創作手法日臻完善，阿林厄姆的忠實讀者數和故事銷售量隨之穩步增長，偵探阿爾伯特·坎皮恩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其後17部小說和20餘篇短篇小說的中心人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布萊克·杜德利莊園兇殺案》可謂阿林厄姆在其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突破和轉折點。
1929年，阿林厄姆和丈夫遷居到埃塞克斯。1934年，他們買下了達西莊園（D'Arcy House），不久後二戰爆發，埃塞克斯成為被入侵的目標，丈夫也參軍衛國。1941年，阿林厄姆出版了一部紀實作品《橡木之心》（The Oaken Heart），記錄了戰時德國曾計劃入侵埃塞克斯，埃塞克斯的居民將被置於潛在的作戰前線，因而使英國人產生了恐懼情緒，決心捍衛祖國的真實情形。
阿林厄姆晚年不幸罹患乳腺癌，1966年6月30日病逝於英國科爾切斯特市的一家醫院，享年62歲。她的丈夫遵照她生前的囑托，替她完成了遺作《鷹的貨物》（Cargo of Eagles），該作品出版於1968年。
從1929年創作出版第一部坎皮恩系列故事起，直到1966年去世，阿林厄姆幾乎每年發表一部作品，主要是長篇小說，也有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而其偵探小說的藝術魅力可以說經久不衰，至今仍有讀者群。2004年，澳大利亞蘭登書屋出版社開始實施了重新刊印出版阿林厄姆小說的計劃，迄今為止，已經重新出版了從《布萊克·杜德利莊園兇殺案》到《鷹的貨物》等十九部主要作品。1989年至1990年，英國BBC廣播公司播出了改編自坎皮恩偵探系列小說的電視連續劇，倍受觀眾歡迎。而早在1956年，小說《煙中之虎》（Tiger in the Smoke）就已經改編成電影了。
阿林厄姆善於塑造具有真實感的人物。偵探坎皮恩令人印象深刻，並不在於他如何大智大勇，神奇地偵破迷案，恰恰相反，這個人物平易近人，往往後知後覺，並無機敏過人之處，有時甚至顯得被動笨拙，因而更加真實可信。雖然小說中偵探坎皮恩出身高貴，屬於上層社會，但他既能與各種政府官員周旋，也能與底層社會的民眾溝通。小說揭露了當時倫敦下層社會裡的種種陰暗面，在這一點上，有人甚至將她與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相比。
在小說《二次謀殺案》中，偵探坎皮恩大智若愚，帶著來自社會底層、時不時與他拌嘴爭吵的助手勒格，協助利奧偵破了惡豬彼得斯和其叔叔海霍兩人分別遭遇的兇殺案，透過重重迷霧，一舉找出了真兇，將其繩之以法，伸張了社會的正義。在小說中，他參加了童年時邪惡伙伴惡豬彼得斯的葬禮，幾個月後，坎皮恩居然又在警察局看到了惡豬彼得斯的尸體，死亡時間絕不會超過十二個小時。真是匪夷所思！死去的惡豬彼得斯對警長自稱奧斯瓦德·哈裡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惡豬彼得斯明明已死了幾個月，怎麼又突然冒出來再被人謀殺一次呢？死者究竟是什麼身份？而偵探坎皮恩又如何破解這樁謎案呢？阿林厄姆一開始就成功地設置了這些奇特的懸念，激發起讀者強烈的好奇心。
當然，若要偵破這類奇特的謎案絕非易事。小說中的坎皮恩並無過人之處，不可能料事如神，他自己也承認：“我不是那種聰明絕頂的神探。我的大腦不像計算器一樣，一邊輸入信息一邊高速運轉。”所以，坎皮恩力所能及的只是仔細勘察，嚴謹思索，正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樣：“我更像一個一手提著麻袋一手握著尖棍的人，先是收集一切零碎雜物，再在午飯時把所有物品都倒出來加以研究。”盡管如此，坎皮恩破案也非一帆風順。事實上，他從一開始就誤入歧途，以致根本沒有清晰的破案頭緒。他後來感嘆道：“那時我的想法完全驢唇不對馬嘴。不僅僅問題搞錯了，一切都不在正確的軌道上。”
阿林厄姆構思的情節常有出人意料之處，一波三折，這也是她偵探小說暢銷的秘訣之一。比如，有個埃菲•羅蘭森小姐突然冒出來聲稱是坎皮恩的女友，實際上坎皮恩只在惡豬彼得斯葬禮上見過她一面而已，忽而她又承認自己是惡豬彼得斯的女友，已到談婚論嫁之時，因不相信彼得斯真的已死才慕名找到坎皮恩，以求真相，不想卻又第二次聽到彼得斯的死訊。她想親眼確認彼得斯的尸體，及至半夜，她跟坎皮恩到了警察局發現尸體竟然失蹤了！坎皮恩送埃菲小姐回旅館時，忽然又巧遇少年時的同學吉爾伯特•惠比特，後者建議坎皮恩不妨去河裡找找尸體。而當坎皮恩返回警察局時，恰好碰到自稱不慎掉進水溝裡渾身濕漉漉的牧師，情形委實蹊蹺。凌晨時分，坎皮恩獨自步行回去時，又遇到了自稱是彼得斯叔叔的老頭海霍，海霍要求他支付一筆錢款即可向他透露有利於破案的信息。。就在案情有點眉目之際，彼得斯的叔叔海霍突遭兇殺。之後，坎皮恩的助手勒格在接了一個神秘電話後突然不辭而別，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些情況又給破案增添了變數和難度。及至最後，熱衷於打探案情，同時也積極提供線索的療養院醫生布萊恩•金斯頓邀請偵探坎皮恩共同去勘探一處自己新發現的可疑房屋。該房屋坐落於偏僻之處，毫不引人注目。兩人冒險前往，坎皮恩差點遭到殺身之禍。
盡管坎皮恩相貌平凡，卻能深深地打動讀者。他之所以廣受讀者歡迎，除了敢於憑一己之力匡扶社會正義之外，還在於甘冒風險，對疑案一究到底，從不輕言放棄，甚至在生命遭到危險時也在所不惜。在《二次謀殺案》中，作為警長女兒的珍妮特•普斯芬特小姐曾勸坎皮恩“回到鎮上去吧，艾伯特，放棄這樁案子，別再查下去了。”面對心儀女人的善意關心，坎皮恩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我絕對不可能放棄。”反觀惡豬彼得斯和海霍以及兇手之類，他們個個利欲熏心，貪得無厭，毫無人性可言。而坎皮恩最終勝利破案則寓意著正義的力量必將壓倒邪惡的勢力。
借助現代媒體的傳播，偵探坎皮恩的故事廣為流傳，為阿林厄姆博得了不少贊譽。馬爾科姆·布拉德伯裡（Malcolm Bradbury）所著的《現代英國小說》（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認為阿林厄姆與眾多的偵探小說作家們如柯南·道爾（Conan Doyle），E. L. 特倫特（E. L. Trent），尼古拉斯·布萊克（Nicholas Blake），間諜小說作家們如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約翰·巴肯（John Buchan）等一起“在小說中再現了戰後的社會現實”。克裡斯·鮑爾迪克（Chris Baldick）在其所著的《牛津英國文學史》（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第10卷《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中說，當時對埃德加·華萊士（Edgar Wallace）的驚險小說或者伯塔·拉克（Berta Ruck）的傳奇小說不屑一顧的那些教授、詩人以及牧師卻對包括阿加莎·克裡斯蒂（Agatha Christie），阿林厄姆在內的偵探小說情有獨鐘，愛不釋手。而權威的《梅裡亞姆-韋伯斯特文學百科大辭典》（Merriam 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則稱讚阿林厄姆對文學的貢獻，認為她“幫助發展了偵探小說，使之成為嚴肅文學的一個種類”。從某種意義上，阿林厄姆的偵探小說既體現了文學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弘揚了社會正義的價值觀。

二次謀殺奇案 

幸運數字——三

相機裡的證據

正反博弈

我們莊重地下了車。勒格戴上了他最低的一頂圓頂禮帽，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偽裝成便衣警察的惡棍。而我則衣冠楚楚，儀表堂堂。
特瑟林幾乎沒有任何節日。想象一下這樣一幅畫面：一座開墾過的山周圍環繞著三平方英裡長滿柳樹的沼澤地，山上擠著五間小屋、一座稍大的房子和一個老教堂，一條深不見底的河流從它們旁邊緩緩流過。這就是特瑟林真實的樣子。
教堂墓地裡雜草叢生，一片荒蕪。隆冬時分，這裡長滿了大片枯萎的峨參。我不禁為“惡豬”感到難過。他生前總是有許多天馬行空的想法，而他的葬禮卻如此冷清。
我們姍姍來遲——這裡離鎮上有八英裡——推開教堂墓地前破舊的停柩門時，我感到有點失禮。勒格跟在我後面，我們小心翼翼地跨過參差不齊的草地，走向墳墓旁零星的人群。
牧師是個老頭兒。我猜他一定是騎門外的那輛自行車過來的，他的長袍下面沾滿了泥土。
教堂司事穿著燈芯絨褲， 幾個抬棺人則穿著工裝褲。
至於其他人我當時並沒有多加注意。即使與文明脫節，即使天使冷酷無情，逝者的葬禮也應當莊嚴而隆重。而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山坡上，在陰雨綿綿的寂靜裡，這個葬禮沉悶而悲涼。
我們站在淅淅瀝瀝的雨中，早上收到的信漸漸淡出了我的腦海。我想彼得斯在這裡一定不受歡迎。他以一種最普通、最微不足道的方式被草草安葬。不過就他這個人而言，這也不足為奇。
然而， 就在牧師剛說完儀式的最後一句話時，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這件事令我毛骨悚然，往後退了一步，踩到了勒格的腳上，差點兒惹惱了他。
十二歲半的時候，惡豬就養成了許多令人反感的習慣，其中之一就是以一種令人作嘔的方式清嗓子。他的喉嚨先是發出一種嘶啞而刺耳的聲音，緊接著的是壓低的叫聲和吸氣聲。我無法確切描述這種聲音，因為那種聲音非常獨特，除了惡豬以外我再也沒有聽到別人發出過。我幾乎已經完全忘記這個聲音了，但就在我們正要離開墳墓去往靈柩下葬的地方時，時隔二十年，我再次清楚地聽到了這個聲音。它令惡豬的模樣又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我驚恐不已、目瞪口呆地環顧四周，頭皮一陣發麻。
除了幾個抬棺人、牧師、司事、勒格和我自己之外，現場只剩下四個人，而他們看起來完全不像是會發出那種聲音的人。
站在我左邊的是一個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男子。他後面是一個穿著一身艷麗的黑色衣服的女孩。她似乎是一個人來的，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她注意到了我正看著她，並衝我笑了一下。我連忙避開她的目光，看向了她旁邊那個年紀稍大的老頭。這個老頭戴著一頂圓禮帽，卷曲的銀色胡須在雨中閃閃發光。他努力想要表現出一副悲痛欲絕的樣子，但他拙劣的演技實在令人難以信服。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竟會如此厭惡一個陌生人。
當我的目光落到第四個人身上時，我大吃一驚。這個人居然是吉爾伯特·惠比特。他在我旁邊站了十分鐘，我卻沒有注意到他，還是和從前一樣。
在博托爾夫修道院時，惠比特年級比我低，他之後又和我上了同一所學校。我們大概有十二年到十四年沒見了。他除了長高了之外，樣子一點也沒變。
描述惠比特的外貌就好比描述黑夜中的水或聲音一樣。與其說他相貌平平，倒不如說他這個人難以捉摸。我不記得他當時是什麼樣子，只記得他穿著一件灰棕色的外套，與那些枯萎的峨參融為一體。他茫然地看著我，似乎還沒有認出我來。
“惠比特！”我說道，“你怎麼在這兒？”
他沒有回答。我不自覺地抬起手碰了碰他，他這才有所反應。我意識到可能下手太重了，連忙把手縮了回來。這麼多年過去了，他也許已經獲得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我感到莫名的生氣，犀利地問道：
“惠比特，你為什麼會來參加惡豬的葬禮？”
他驚愕地看著我。那雙圓圓的、淺灰色的眼睛一如從前。
“我，呃，我受到了邀請，”那沙啞而膽怯的聲音我仍記憶猶新。顯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邀請函。你不知道這件事嗎？”
他手伸進外套裡胡亂摸了一通，最後掏出一張紙遞給了我。不用看我也知道裡面寫的什麼，因為我的口袋裡有一封一模一樣的。
“裡面提到的鼴鼠可真奇怪，”他說，“雖然邀請不太正式，我，我還是來了。”
說完，他漫不經心地走開了，似乎已經沒有什麼讓他留下的理由。那張紙仍然在我的手上。我想他一定是忘記帶走了。
我跟在零散隊伍的後面走出了教堂墓地。走到小路上時，那個高大俊俏的男子突然看向我，似乎想要問些什麼。我走了過去，心中充滿疑惑，正想著要怎麼開口才不算失禮，這時，他先說話了：
“真令人傷心啊，”他說道，“他還太年輕了。你跟他很熟嗎？”
“我不知道，”我像個傻子一樣回答道。他看著我的時候眼睛裡閃爍著光芒。他大約四十出頭的樣子，身材高大，長著一張精明能幹的方臉。
“我的意思是，”我說，“我和R.I.彼得斯是同學。今天早上在《泰晤士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我正好要往這來，所以順便過來看看。”
他一直面帶笑容地看著我，似乎覺得我不太正常一樣。我繼續支支吾吾地說著：“到這之後我覺得我可能來錯地方了——我是說他也許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彼得斯。”
“他很胖，”他若有所思地說道，“眼睛深邃，睫毛稀疏，今年三十七歲，在西普加特讀完幼兒園之後去了托斯漢姆。”
我大吃一驚，“沒錯，就是我認識的彼得斯。”
他點了點頭，神情黯然。“真令人傷心啊，”他重復道，“彼得斯做完闌尾手術後來找的我。他本不應該接受那場手術的，心臟承受不了。後來他又感染了肺炎。”他的肩膀微微顫抖，“可憐的家伙，我沒能救得了他。他在這裡也沒有親人。”
我沉默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那是我的診所，”他指著不遠處的一座大房子說道，“我在裡面收治了一些患者，還從來沒有過死亡病例。”
我很同情他。我想問彼得斯有沒有給他留下一點兒現金，話到了嘴邊又咽了回去。他沒有看出我的想法，我猜他一定是在想別的事。事到如今，問這個也無濟於事。
這種場合總是免不了一番客套。我們站在那裡又東拉西扯了一會兒，然後我返回了鎮上。我們沒有去海華特斯，很大程度上因為勒格不想去。我並非不想見利奧和珍妮特，只是在確定了是惡豬的葬禮後，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懼纏繞著我。這個凄冷陰鬱的葬禮在我耳邊留下了一種隱約的回響。
回到家之後我仔細對比了兩封信，它們一模一樣。我想惠比特一定也看了《泰晤士報》，可奇怪的是他竟然會把兩件事結合在一起推理，還有那個異常的咳嗽聲，那個令人討厭的戴著大禮帽的老頭，更不用提那個眼裡閃爍著詭秘的女孩。
最可怕的是這件事讓惡豬又浮現在了我的腦海裡。我找出了幾張足球隊的老照片，仔細端詳著他的樣子。他那張臉非常有特點，甚至那時候就可以看出他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盡量不再去想他。畢竟，沒有什麼好緊張的了。他已經死了，我永遠不會再見到他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寒冷的一月。到了六月份我已經把這個混蛋忘得一幹二凈了。一天，我去蘇格蘭場參加了一場會議。會上，我和斯坦尼斯洛斯·奧茲為金斯福德槍擊案中發現的新證據欣喜不已，因為這個證據極有可能改變案件的走向。剛回到家，這時電話鈴響了——是珍妮特。
我從不知道她也會有如此歇斯底裡的一面。當聽到電話那頭的她像一窩麻雀一樣喋喋不休的時候，我略微有些驚訝。
 “太可怕了，”她說，“利奧說你必須馬上趕過來。天哪，我不能在電話裡透露太多，因為利奧擔心這是一起——聽好了，艾伯特， M-U-R-D-E-R……”
“好，”我說，“我馬上過去。”
我和勒格驅車趕到時海華特斯時，利奧就站在門口的臺階上，身後一排排象牙色的石柱巍然聳立。他穿著一件舊射擊服，戴著一頂綠色花盆帽，看起來氣宇軒昂，定格在任何一本相冊裡當作範例都不為過。
他緩緩走下臺階，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
“好孩子，先別說話，什麼都別說。”他上車坐到了我旁邊，舉起手指了指村莊，“當務之急，去警局。”
我和利奧已經認識了好多年了。我知道，一個受人尊敬的人，性格中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堅定、專一，他在追求目標時不會輕易動搖，除非碰上一群瘋狂的毛拉。利奧的心裡只有一件事——自從知道我在準備競選後，他就一直在計劃自己的競選。既然我也是參與競選的一分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服從。 一路上，除了指路外，他一言不發，直到我們來到了警局後面一間小屋的門口。他讓值班的警察走開，然後停下來緊緊地抓住我的西服領子。
“好了，小子，”他說，“現在我想要聽聽你的意見，因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到目前為止，我並沒有對你透露有關案件的任何信息，並沒有讓你產生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是嗎？”
“是的，長官。”我如實說道。
他咕噥了一聲，似乎很滿意我的回答。“很好，”他說，“進來吧。”
我們來到了一個空蕩蕩的房間，除了中間放著一張擱板桌外什麼也沒有。利奧把蓋在桌上的布掀了起來。
“現在，”他說道，“坎皮恩,你對這有什麼看法？”
那一刻，我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桌上躺著的然是惡豬彼得斯的尸體！憑借多年的經驗，不用去檢查他雙那肥胖而無力的手我也知道，他的死亡時間肯定不超過12個小時。
可是就在一月份……而現在正值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