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詩詞人生（簡體書）

蘇東坡是我們民族文化史中的萬人迷，是真正實力非凡的偶像，說他獨步大宋也不為過。他的詩詞文章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可謂千載之中亦是一流的文豪。但也正因為如此，關於蘇軾的印象漸漸就變成了後人腦海中的一個又一個容易流於表面和割裂其本真的符號。

譬如我們往往只以為蘇軾豁達。實際上蘇軾的一生歷經坎坷浮沉，有著許多的煩惱痛苦。他本性當然是“自謂頗挺出”的，毫無疑問他也有這樣自命不凡的資格。但在士大夫這一他無法回避的身份之焦慮裡，蘇軾終其一生都沒有充分的機會去施展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在二十六歲時已經憑借自己對朝野時局的洞察而簡在帝心，一舉奪得制科試的史上第一名，然而直到他紹聖年間遠貶嶺南，他都未有過主政的機會。要讓蘇軾這樣的天才俊逸之人物，承認自己“康時術已虛”，這便如同李白在戰亂裡被迫自嘲“吾非濟代人”，是極為痛苦的體認和領悟了。

但不同於李杜，蘇軾的官實際上做得很大。我們往往習慣於認為古來的文人騷客都是沉淪下僚，懷才不遇，其實未必盡然。元祐更化時期，蘇軾長期擔任從二品、三品的職務，離國家執政級別僅有一步之遙。這一步何以跨不過去，甚至他弟弟蘇轍反而官至副宰相，這是本書中試圖去探尋的問題之一。

蘇軾的性格因素在本書的討論中占了較大的比重和篇幅。筆者遵循以蘇軾詩詞文章和相關史料為依據的態度，從諸多官修、私修的史書以及文人筆記等材料中探尋其性格因素在不同時期的政治環境中所造成的影響，嘗試通過比對其作品，來探索、揭示蘇軾諸多符號之下接近其歷史真實的蛛絲馬跡，建構能一窺其個性的路徑，從而勾勒出一個較能還原其本真的蘇東坡形象。

因此本書的敘述，並非一味的故事化表達，幾乎沒有小說技巧的使用，相反有許多材料的呈現。但為了兼顧實事求是和閱讀體驗，因而對部分疑難生僻字作了注音，對所征引的材料都做了白話的解釋和適度的簡要分析，以方便讀者朋友們能跳出純粹的故事敘說之角度，通過史料的對比嘗試自行判斷和再認識蘇東坡。

再者，筆者始終反對的是，為了拔高一個歷史人物，而將他同時代意見相左或有所矛盾的人不顧事實地貶低。比這更應當避免的是，有選擇地使用材料來“為尊者諱”，甚至抹黑他的“敵人”們。因此書中涉及的王安石、司馬光、章惇、呂大防、劉摯、呂惠卿等宰相、執政大臣，或與蘇軾反目成仇的人，筆者都遵循著“讓歷史說話”的第一原則，絕不罔顧事實，亂加褒貶。

簡要言之，本書試圖以不長的篇幅，從蘇軾的仕宦歷程這一角度來呈現和詮釋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蘇東坡，而不是塑造一個聖人。

當然，筆者學識淺陋，本書稿緣起之時，並無付梓之雄心，此番將曾出版的《大宋之愁》變為蘇軾一本、辛棄疾一本的形式，也作了一些修訂的工作，但必定尚有疏漏謬誤，一望方家指正；二請讀者見諒。

2020年9月20日

時近秋分，於家中書齋

節選自第一章：大宋難題

大宋的問題簡單而言可以概括成三個方面： 冗官、冗兵、冗費。

冗官問題出自祖宗家法，其中一條是分宰相之權，又使異論相攪。北宋為了限制宰相的權力，把宰相的職能和所司一分為三。軍事上設立樞密院，稱西府，由樞密使、知樞密院事等掌管調兵遣將的符印號令之權；政治上設立政事堂，也就是中書門下，俗稱東府，由同平章事（宰相）、參知政事（副相）等執掌政令，管理龐大的國家機器；財務上設立三司（鹽鐵、度支、戶部），俗稱計省，由三司使（計相）掌財政統籌調撥等一應事務。這對於過去無所不統的宰相一職實在是削減甚多。而這種疊床架屋式的官制由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從根本上決定了官員數量的基數之大。

冗官的第二個原因是所謂厚待士大夫。高級官員在重大節日或者致仕（退休）時，其子嗣輩往往可以得到加恩，賜予官銜。這種門蔭、恩蔭出身的官員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加之宗室不斷開枝散葉，也是造成官員數量龐大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冗兵的問題也在於祖宗成法。北宋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之禁軍南征北戰，所向披靡。此後，朝廷將天下軍隊大體分為拱衛京畿的精銳野戰部隊禁軍和衛戍地方的治安部隊廂軍。而每逢災荒兇年，朝廷則將流民、地痞、無賴等潛在不安分之人招募入廂軍之中，養之為兵，以為如此可不使民揭竿起義，預防民變，又可以綏靖地方，一舉多得。於是到了蘇軾出生的仁宗統治時期，廂軍數量越來越多。仁宗皇帝景祐年間，廂軍大約有438000人，慶歷年間有433000人。而對比太祖趙匡胤之時，如他統治後期開寶年間，全國軍隊只有378000人，其中禁軍193000人。但這不足20萬的禁軍戰鬥力卻是後來的宋代軍隊所遠遠不如的。真宗時期，號稱“養兵百萬”，到天禧年間，全國軍隊共有約912000人。好大喜功的真宗留給仁宗的爛攤子實在是難以收拾。

冗費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上兩個問題而來的，龐大的官僚隊伍和軍隊數量都需要巨額的財政支出來維持，因此這筆巨大的費用也就成了壓在北宋政府肩上的一個難以解決又不得不正視的重擔。

在這樣一種外有群狼環伺、內有諸多困窘的國情下，蘇軾誕生了。蘇軾在四川眉州的山野間長大，他的秉性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母程氏的影響。《宋史》中說：

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這是講蘇軾十歲之後，由於父親蘇洵喜好外出遊學，母親程氏便親自負責起他的啟蒙教育責任，為他挑選書籍，讓他博通歷史，知曉古今成敗的教訓，而蘇軾也聰慧非常，都能一點即通，明會要旨。有一次母親為蘇軾讀《漢書·範滂傳》，不禁深情嘆息起來。範滂是東漢時期的名士，在當時便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是個道德楷模般的人物，後來因為卷入宦官專權的黨錮之禍中，面臨被抓捕犧牲的殺頭之禍。範滂不願獨自逃跑，連累母親和縣令，而是對母親表示自己去九泉之下追隨父親，弟弟在世足以盡孝，懇請母親不要哀傷過度。範滂的母親不愧女中豪杰，回答說：“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意思是說，你現在能夠與李膺、杜密這樣的賢士名臣齊名，就算死又有什麼遺憾可言！既想要名垂青史，又要茍且偷生求個長壽平安，難道能夠都得到嗎？聽著這個故事，蘇軾就問：“如果我是範滂，母親能答應我舍生取義嗎？”程氏回答：“你能夠成為範滂，我反而不能成為範滂的母親嗎？”

正是在這樣一位知書達禮又浩然正氣的母親教育下，幼而聰慧的蘇軾在經史子集的汪洋大海裡愜意遨遊，迅速從一個少年天才成長為博學書生。另一方面，四川乃天府之國，自戰國李冰建都江堰之後，保持了長期的富足繁榮。唐安史之亂，玄宗西狩入蜀，公卿大夫亦有相隨，更是將中原文化進一步帶入蜀中。可貴的是，晚唐五代浮靡華艷的詩文風格在這裡並沒有如在中原和江南一般泛濫而難以收拾，大約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蜀中文人“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蘇軾《眉州遠景樓記》）。這就是說，西蜀的文風是宗法兩漢的。南朝梁之劉勰（xié）在《文心雕龍》裡認為，兩漢之文風如賈誼、司馬相如乃是任其俊逸之雄才；揚雄、班固等則是注重典籍經史之援引。這種傳承在西蜀文人這裡影響很大，這也是蘇洵與二子蘇軾、蘇轍在詩文創作上能夠不同於北宋當時許多文人士子的一大原因所在。而他們的這一風格，正符合時代文風的發展進步之方向。

故而，仁宗皇帝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和弟弟蘇轍在開封府府試順利中舉，次年參加禮部試，這次考試一旦成功就將進士及第，意味著科舉之路終於走到了勝利的彼岸。

此次主持禮部試的主考官正是有名的天下文宗，文壇盟主歐陽修。歐陽修當時擔任翰林侍讀學士，品階也達到禮部侍郎的級別，已經完全是中央大員了。歐陽修平日最厭惡古怪險澀、對浮艷的西昆體矯枉過正的太學體文風，想要借這一次的朝廷掄（lún）才大典殺一殺這股文壇歪風，同時也提拔真正寫得一手好文章的士子，以為天下讀書人定風氣，立圭臬（niè）。

宋代科舉，考卷在交由評審官員閱卷之前按例都由專人重新謄抄，並匿去姓名。當歐陽修閱卷時，一份寫有“當堯之時，皋陶（gāo yáo）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的試卷深深吸引了他。讀完這份辭簡意遠、古風傲然的策論，歐陽修不禁想點其為第一。但轉念一想，這文章筆力如此老到精練，莫非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為？為了避免揭榜時瓜田李下說不清楚，便將這篇《刑賞忠厚之至論》點為第二名。

而實際上，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蘇軾。於是禮部試第二名的蘇軾順利參加禮部復試，在“春秋對義”中又獲第一。然而最終在仁宗皇帝主持的殿試上，卻莫名掉到了乙科，雖然與最終的一甲狀元榜眼探花無緣，但仍然與弟弟蘇轍一同“進士及第”——正式成為了國家統治集團的一員。

歐陽修作為當時的天下文宗，對蘇軾詩文更是贊不絕口。他曾感嘆：“更三十年，無人道著我也！”他又曾問蘇軾，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到底是典出何處？以自己的博學年長都不曾記得有哪本書中有如此典故。不曾想，蘇軾率爾而對，說是“想當然耳”，是從《後漢書·孔融傳》裡推測而來，何必要有出處！

原來《後漢書·孔融傳》裡有這樣一段記載：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歐陽修在那一刻一定是覺得自己英雄遲暮了，這真是後生可畏。他甚至曾在寫給梅堯臣的書信中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這既是老文壇盟主謙虛的自嘆弗如，也是他胸襟寬廣，要提掖後輩，要讓蘇東坡有出頭之日啊！（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問蘇軾三殺三宥典出何處的是梅堯臣。如龔頤正《芥隱筆記》等）

在歐陽修不遺余力的宣傳下，蘇軾的文名很快就傳遍了京師汴梁的各個角落，一時間上到公卿士大夫的宅邸，下到勾欄酒肆，都爭相傳閱蘇軾的文筆，要一睹文曲星的風采。

然而就在金榜題名的人生大得意之時，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知曉了程氏夫人去世的噩耗。按照古代的禮法，父母故去，在職官員必須要回故鄉，在家中守孝二十七個月，稱之為丁憂。於是從這一年六月起，蘇軾不得不放下進士及第的喜悅之情，滿懷著深沉的悲愴回到眉州丁憂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