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的取捨：邁向更好的全球化，我們如何重塑世界經濟新秩序？

跨國組織失靈，排外政客崛起，民主政治傷痕累累，
全球經濟出了甚麼問題？
我們如何邁向更好的全球化？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全球最敏銳的政策分析者之一：
丹尼．羅德里克，榮獲「喬治‧埃克斯傑出經濟著作獎」之作

★ 世界需要的不只是技術創新，還有政策創新！
★ 放下全球治理的幻夢，健全的民主國家才是全球化的基石

二十一世紀初，不少趨勢家曾預言一個平坦、無障礙的理想全球化社會，這個想法如今遭到嚴重反挫。人們意識到，全球貿易中潛藏著巨大的不公，往往無法遏制貿易傾銷，也會傷害民主國家內部的社會契約，導致民主危機。

這是一本重新衡量貿易價值，重塑政治經濟學觀點之書。
羅德里克反省世界當下面臨的問題：
★ 右派排外主義、狂人領袖，為何在世界各地崛起？
左派為何失去回應時代挑戰的能力？
★ 民主國家如何面對全球化競爭？
能否保障公平正義的社會契約？
★ 去工業化浪潮下，開發中國家如何轉型？
歐洲與美國各有困境，但崛起中的開發中國家真能成為世界領袖嗎？
★ 世界需要的改變，是否會被既得利益階層封殺？
創新的政治構想，能否為國家鬆開束縛？
★ 二十世紀的「福利國家體制」，能否轉型為二十一世紀的「創新國家體制」？技術創新能否由國家促進？創新的利益能否輸送給整個社會？
★ 最重要的是；世界需要的不只是技術創新，還有政策創新！

給下一個全球化盛世的遠見：
重新設計世界貿易規則！

羅德里克檢視了世界各地相互影響連結的經濟活動，包括歐元區的實驗，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去工業化歷程等等。他認為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當下世界需要更宏大的構想，進行政策創新，重新設計體制，支持一種多元的世界經濟秩序，既能保護民主國家內部的社會契約，也能讓民主國家由下而上的力量，支持更健康的全球化社會。

羅德里克提醒我們，眼前全球化雖然陷入困境，但世界經濟不是只有一種可能。人類社會曾多次在制度上重塑自身，未來也將如此。有關「我們是誰」的認知、我們認為世界如何運作的模型、我們的政策選擇，都將決定世界未來的模樣。因此，我們更加需要重塑觀點，創新下一個更好的全球化時代。這本書便是探討改變的可能。

丹尼．羅德里克 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曾榮獲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獎（Albert O. Hirschman Prize）、李昂鐵夫經濟思想促進獎（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著有《全球化走太遠了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種經濟學、多種配方：全球化、制度與經濟成長》（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與《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等書（後兩者已由衛城出版）。

本書為羅德里克榮獲喬治‧埃克斯傑出經濟著作獎（George S. Eccles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Economic Writing）的作品。

導讀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
推薦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菜市場政治學共同創辦人
林明仁｜台大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韋地｜季風帶文化創辦人
全球專家推薦　
★ 本書獲得喬治‧埃克斯傑出經濟著作獎（George S. Eccles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Economic Writing）。
★ 大衛．奧托（David Autor），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這本緊湊精闢的著作滿載學識，不落俗套。丹尼．羅德里克像經濟學家那樣分析政策，像哲學家那樣分析經濟。結果他針對民族自決，公平與自由貿易，以及市場、政府和個人認同在維持穩定民族國家方面的豐富相互作用，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新鮮深刻見解。羅德里克主張檢討和調整搖搖欲墜的全球化大計，其觀點會使每一名讀者既欣喜又惱怒。」
★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當代政治學大家、史丹佛大學教授：
「本書提出了一個明確和易懂的議程，目的是令全球化為民主服務而非損害民主，而它也避開了現今政客推銷的民粹式補救方案。」
★ 傑森．佛曼（Jason Furman），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
「所有經濟學家都應該看這本書，以體會他們的理論模型如何往往比他們的政策建議豐富。所有非經濟學家也應該看這本書，以體會經濟學對解答有關成長和不平等的最重大問題多有幫助。本書雖短，但題材之廣令人驚嘆，從已開發國家講到開發中國家，從過去講到現在，從經濟學講到政治學。丹尼．羅德里克不拘一格的方法和建議支持他堅定樂觀的信念：經濟觀念可以助人塑造命運，也理應如此。」
★ 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芝加哥大學教授：
「丹尼．羅德里克是經濟和發展方面當今最原創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本書中解釋了為何世人對多邊體系如此不滿，並提出或許可以保存該體系優點的有趣建議。對民粹式民族主義和現今工業社會中普遍焦慮的根源有興趣的人，都應該看這本書。」
★ 阿文德．蘇巴曼尼恩（Arvind Subramanian），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
「在現今主流經濟學界中，有一小群專家致力解釋全球化遇到的反彈。丹尼．羅德里克是至少提早十年對這種反彈發出警告的極少數人之一，當時世人還沉迷於全球化狂熱。本書是了解這種世情變化的絕佳指南，作者提出了明智的建議，告訴我們若想保存全球化許多不可否認的好處，就要懂得不愛全球化。」

《貿易的取捨》導讀

沈榮欽　加拿大約克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

湯瑪斯・佛利曼（Thomas Friedman）在知名作品《世界是平的》，將全球化描繪為由於通訊技術等新科技興起，全球價值鏈的生產模式使得距離變得無關緊要。但事實上不僅全球化的程度遠不及多數人的想像，距離的重要性也從未消失，甚至比過去更為重要。世界上大多數的貿易發生在東亞、北美與歐盟之間，即使在這三個區域之中，區域內的貿易也遠遠超過區域間的貿易，區域化而非全球化才是對國際貿易更加精準的描述；而且真正參與國際經貿的跨國企業數目也十分有限，在聯合國追蹤的四萬五千家跨國企業中，前五百大企業就占了八〇%的外國直接投資（*）。丹尼・羅德里克也在本書中引用大量證據顯示，儘管運輸和通訊費用降低，以及自由貿易協定盛行，但是雙邊貿易量隨著兩國之間的距離而顯著遞減，而且距離因素在今天甚至比十九世紀末更加重要，從一九六〇年代起顯著增強，此後居高不下。
正因為對全球化充斥大量的誤解，所以羅德里克結合多年的研究成果，以簡單直率的語言撰寫本書，破除全球化迷思，勾勒出更精確的面貌。全球化既非一般人根據亞當・斯密與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簡化後所認知的版本，也不是如弗利曼所描繪無遠弗屆的生產與行銷模式所推平的世界。不過本書所要處理的問題，並非詳列實現自由貿易的比較利益所需要的假設（這他已經在《經濟學好厲害》中處理過了），也不是要對全球化提供一個理解框架（這他也在《全球化矛盾》中處理過了）。本書雖然有個謙遜的標題《貿易的取捨》，但事實上羅德里克的寫作企圖遠比題目所暗示的更為宏大：他處理經濟成長與制度發展、全球化與主權、民主化與經濟成長、國內政策與全球治理之間的各種矛盾，企圖結合經濟學與政治學（偶爾甚至觸及社會學），全面探討在各種衝突與矛盾下，全球化秩序如何成為可能與其中的政策涵意。
儘管本書處理的議題如此寬廣，熟悉羅德里克的讀者當不意外，固然他的本行是國際經濟學，但是他同時也是經濟成長與制度理論的大師，本書可以說是他畢生學術思想的菁華摘要。儘管如此，羅德里克並不打算寫一本嚴格遵守學術規格的專業書籍，要求每一句話都必須立基於既有的實證證據才能立論；相反的，他希望能夠結合現有各種證據與理論的大膽推理，坦率地說出應該如何建立全球化秩序的觀點。
這並不意味著羅德里克喪失理論的嚴謹性，事實上，本書許多觀點出自他過去專業的學術研究，因此讀者經常可以發現許多精彩與啟發性十足的論述。例如羅德里克模仿孟岱爾三元悖論（Mundellian Trilemma）的形式提出世界經濟的三元悖論：全球化、民主與國家主權不得同時得兼，必須三選二，以此來說明歐盟所面臨的困境。再比如在討論後進國家的經濟成長策略時，他不僅強調格先克隆 （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銳見：落後國家需要不同於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更反覆強調支持市場的制度並非只有一種，而以日本、台灣、中國等國的發展為例，說明為何國際組織強調的典範做法（best practices） 鮮少成功，反而是各國發展出適合當地獨特的制度，更有可能達成經濟成長，雖然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延緩的貿易自由化與資本管制等政策，並不符合傳統的經濟自由化發展論述，卻是東亞國家驚人經濟成就的關鍵。相對的，當代低收入國家因為製造業自動化，使得他們比日台韓中等東亞國家，更早耗盡工業化的機會，使得經濟成長更形困難，也使得民主化更加棘手。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現以上某些論點，羅德里克已經在先前的著作（如《一個經濟，許多配方》（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經濟學好厲害》與《全球化矛盾》）中提出過，但是本書的特色在於，羅德里克以更宏觀的視野，不僅處理了全球化與經濟成長策略，更將之結合政治體制與民主化，提出理解全球政治經濟的整體框架，並從現有的案例中探究可行的政策。
這也使得羅德里克與其他學者的觀點有所差異。例如《國家為何失敗》作者艾塞默魯和羅賓森認為善意的改革往往失敗或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是因為與既得利益者發生衝突；但是羅德里克認為改革的發生並不需要推翻既得利益者，而是因為利益團體採取新策略追求利益，或是利益被重新定義。更重要的是，如同本書英文書名《Straight Talk on Trade》的寓意，羅德里克固然反對川普對中國的貿易戰，但是他同樣反對自由貿易基本教義派的主張。傳統的自由貿易派忽略分配問題，使得他們無視世界已經全球化過了頭，川普的貿易戰或許並非明智之舉，但是他所反映由「超全球化」所帶來的傷害卻十分真確，例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帶來「巨大的調整成本與分配後果」，受到中國貿易直接影響的城市，不僅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工資受到壓縮與失業率增加，而且平均每人每年收入減少五百四十九美元，而聯邦因此增加的支出，僅能補助每人五十八美元。西方國家因此造成不平等加劇、中產階級陷入困境，加上解除管制造成金融危機，使得自由主義模式的信譽嚴重受損，民粹主義隨之興起。不過羅德里克並不滿足於批評，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在於他具體提出對於全球化秩序的政策建議，結合經濟知識與政治過程，對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分別提出總體經濟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創新政策乃至社會政策等各種原則性建議，並處理地方政治與全球治理之間的矛盾。
羅德里克的中道立場也許會使其同時遭受傳統自由貿易主義者與重商主義者的批評，而且不僅全球主義者不會贊成他的「超全球化」論述，現實主義者也會認為他忽略了國家體制競爭的效果，以及無能為美中對抗提出一套可行的方案。雖然很明顯的，羅德里克不會同意以上的批評，但是即使批評者也不得不同意，羅德里克以理論與實證為基礎的思想、極富啟發且一致性的論述，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原創性的想法之一，值得所有擁護者與反對者嚴肅以對。


* Alan Rugman, 2001,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Why Global Strategy Is a Myth & How to Profit from the Realities of Regional Markets, New York: AMACOM.

序
1在全球化與國家之間
2民族國家的角色
3歐盟的掙扎
4工作、工業化與民主
5模型裡的經濟學家
6危險的共識
7「思想」的經濟分析
8政策創新的經濟學
9全球合作的幻影
10全球經濟新規則
11經濟成長的未來
12笨蛋，問題在政治！
致謝
文章來源
註釋

「思想」的經濟分析
經濟學家在思想的世界裡工作，但相當奇怪，他們對思想在塑造行為和社會結果方面的作用不置一詞。他們強調「利益」──人類提升自身物質條件、社會和政治地位的原始和自私的動機。但如果沒有思想（有關世界如何運作、我們應追求什麼目標，以及我們可用什麼策略實現目標的想法），自利（self-interest）的概念是空洞和無用的。身分認同、規範、價值觀、世界觀、機會和束縛全都是思想氛圍塑造出來的──而且並非只有經濟學家是這樣！
認真對待思想有助我們解答社會和政治生活裡的許多難題。為什麼某些社會的菁英階層會阻止經濟改革（因為擔心自己的政治權力受損），其他社會的卻支持改革？為什麼左派的知識分子和政黨變成了全球化的鼓吹者，導致他們無力回應最終出現的反彈？是什麼迫使美國中產白人在二〇一六年的總統選舉中投下看來不利於他們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票？同樣重要的是，認真對待思想有助我們在推動經濟和政治改革時，掙脫既得利益的鐵籠。
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
曾有一段時間，經濟學家迴避政治。經濟學家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描述市場經濟如何運作、在什麼情況下失靈，以及精心設計的政策可以如何提升效率。我們分析相互競爭的目標（例如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取捨，並開出政策處方以達成我們想要的經濟結果（包括公平）。是否採納經濟學家的建議是政界的事，執行則是官僚的事。
然而，有些經濟學家的野心不止於此。他們因為對經濟學界的許多建議無人理會感到沮喪（還有很多自由市場方案等著政界採納！），因此應用經濟學家的分析工具研究從政者和官僚的行為。經濟學家開始將他們研究市場經濟裡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框架用來研究政治行為。從政者成了追求所得極大化的政策利益供應者；公民成了尋租的遊說者和特殊利益集團；政治體系則成了一種市場，人們在市場裡以選票和政治影響力換取經濟利益。
理性選擇的政治經濟學領域，以及許多政治學者欣然效法的一種理論化風格因此誕生。因此產生的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我們現在可以解釋為什麼從政者做那麼多看來違反經濟理性的事。事實上，沒有什麼經濟失靈是「既得利益」這四個字無法解釋的。
為什麼那麼多產業可以將真正的競爭拒諸門外？因為那些產業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了從政者。 為什麼許多國家的政府針對國際貿易設置障礙？因為這種措施的受益者相當集中而且具有政治影響力，而消費者則分散且欠缺組織。 為什麼政治菁英阻止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和發展的改革？因為經濟成長和發展將削弱他們對政治權力的掌控。 為什麼會有金融危機？因為銀行業者控制了政策制定過程，他們因此可以過度冒險，出事時則由大眾承受後果。 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經濟學家將問題歸咎於大銀行的勢力。他們表示，正是因為政界人士收了金融業者太多好處，監理環境縱容金融業者牟取暴利，並使社會承受慘重的代價。
最流行的政治理論也是最簡單的：有權有勢者得償所願。金融監理由銀行的利益驅動，醫療政策由保險公司的利益驅動，租稅政策由有錢人的利益驅動。能對政府產生最大影響的人最終得到他們想要的──無論是靠控制資源、資訊、門路，或只是靠暴力威脅。
而且這是全球皆然。外交政策據說是首先取決於國家利益，而不是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或對全球社會的關懷。除非符合美國和愈來愈重要的新興強國的利益，國際協議根本不可行。在威權政體中，政策直接反映統治者及其朋黨的利益。
這種敘事相當有力，可以輕鬆解釋政治運作如何經常製造出反常的結果。無論是在民主國家、獨裁國家或國際領域，那些反常結果反映狹隘的特殊利益集團有能力為了自身利益而損害多數人。為了改變世界，我們必須了解此中道理。而這種分析方式看來將我們對經濟和政治結果的理解提升至一個較高的層次。
但這當中有個深刻的矛盾。我們聲稱可以解釋的東西越多，改善各種情況的空間就越小。如果從政者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好處而受到控制，經濟學家的改革倡議必然無人理會。我們的社會科學越是完備，我們的政策分析越是無關緊要。
在此談談人類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應該是有益的。想想科學與工程學的關係。隨著科學家對自然物理定律的認識變得更精細，工程師將能建造更好的橋樑和大樓。自然科學進步是增強而非損害我們塑造自然環境的能力。
政治經濟學與政策分析的關係就完全不是這樣。政治經濟學將從政者的行為納入其模型成為固有的一部分（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是將從政者的行為「內生化」），也就廢了政策分析的功能。情況有如物理學家提出一些理論，不但解釋自然現象，還決定了工程師將建造怎樣的橋樑和大樓。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需要工程學院了。
如果你覺得這有問題，你可能已經發現了此中要點。事實上，當代政治經濟學框架社會與政治體系背後的思想體系，有種種未言明的假設。明確揭露這些假設，既得利益的決定性作用就會消失。政策設計、政治領導和人為努力隨之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