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傳（簡體書）

東周時期，各諸侯國都有史官記錄本國的歷史，《墨子》中曾言：“吾見百國春秋。”如燕國、宋國、齊國的國史均叫作《春秋》，而晉國、楚國所記國史則分別叫作《乘》和《梼杌》，可見，“春秋”一詞是當時各國所記國史的通名，並非一國專有。後世流傳至今的《春秋》，實際上是《魯春秋》，系魯國歷代史官對本國歷史的記載，後孔子選取其中魯隱公到魯哀公之間 242年的部分進行了修訂。經孔子加工過的《春秋》，文本中表現出了他的政治主張與社會理想，秦漢以降的儒者，便奉之為儒家經典。

所謂“傳”，實際上是傳承師說對“經”作出解釋。據《漢書 ·藝文志》所載，關於《春秋》的解經流派有五家，其中的《鄒氏傳》和《夾氏傳》早已失傳，時人能見到的只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家。《公羊傳》，就是姓公羊的學者對《春秋》這部史書作出的解釋。相傳這個創立如是解釋的人叫作公羊高，戰國前期齊國人氏。他把這種解釋傳給兒子，兒子傳給孫子，一直傳到第六代公羊壽那裡，這已是漢景帝當政之時了。公羊壽與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共同用當時通行的漢字，把這種口口傳授下來的解釋寫成了文字，這便是我們現在能見到的《公羊傳》的母本了。論作者，也就是形成文字的人，當然就該說是公羊壽與胡毋子都二人。講學說，那就要推尋到公羊高，而公羊高據說是子夏的學生，這就要推尋到孔子的學生子夏那裡去了。從戰國到漢景帝時期，這一兩百年間必定還有不姓公羊的公羊學者參與其中，使公羊學說得以發展和完備。《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高子曰”“魯子曰”等，知這些人應該都是公羊學說的經師大儒，才會被引用以證成其說。

《公羊傳》裡到底說了些什麼呢？舉其大要而言，有以下數端：

大一統思想。春秋時代，列國紛爭。《春秋》只認一個王朝，也就是周文王傳下來的這個王朝為正統。北晉、南楚、東齊、西秦等，一概不認。所謂大一統便是指此。《公羊傳》隱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一統”的說法便來源於此。原意是說，為什麼《春秋》經要說“王正月”，是因為它看重周王這個正統。由於《春秋》中處處都在維護這個正統，這層意思貫穿了全經，後人便名之曰“大一統”思想。《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實指天下諸侯，所有疆土，全國人民，皆統系於一個政權，而無分裂侉離。

華夷轉化論。《公羊傳》中多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華夷，且華夷可以互相轉化。“夷狄”受到贊許，可被稱為“子”，而“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則會被視為“新夷狄”。

例如，《公羊傳》宣公十二年：

[經]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

[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楚本是南方後進國家，諸夏以夷狄視之。這一年楚伐鄭，鄭伯肉袒至楚師謝罪。楚王於是下令退師。將軍子重不欲。楚莊王以理曉之，曰：“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楚、晉戰於邲，晉師大敗。楚莊王曰：“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遂班師，不逐晉人。《公羊傳》記載了楚莊王伐鄭而舍鄭、大敗晉軍而不追逐，證明楚莊王能講禮義，在文明和道德上勝過晉人，故贊許楚王“有禮”，進爵為子，而對“諸夏”的晉國加以貶責。

《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中國亦新夷狄也。”注家以為是指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內亂，王子們互相殺伐，上下敗壞，諸侯無救助者，這便是夷狄之行。一說是指陳、蔡新受楚封，率諸小國以附楚，於是成了新的“夷狄”。

三世說。《公羊傳》先後三次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分別見於隱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意思是說親見的時代、親聞的時代與傳聞的時代的歷史，在寫法和說法上不盡相同。寫現當代史，寫近代史，寫古代史，不可以是一個模子。因為時代在變，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這給了後世學者以寶貴的啟迪。

反經合道。其事主要見於《公羊傳》桓公十一年：

[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

原來鄭國有塊飛地在留，祭仲到那裡去視察，途經宋國。宋把他扣下來。釋放他的條件是，廢現在的國君忽（鄭昭公），立宋國的外甥突為國君。祭仲竟然答應了，並且實施。《公羊傳》認為祭仲做得對，這是“知權”。他們的理由是：如果不答應，忽會被宋進軍殺死，鄭會滅亡。而如果答應了，那麼，“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國君不會死，鄭不會亡。況且稍後一點兒，忽還可以回來做國君，還可以把突趕走。祭仲作為人臣，擅自廢立君主，而且是在他國壓力下進行廢立，大逆不道，所以叫作“反經”。可他這樣做，既保全了國家，又保存了國君的生命，符合保國安民的根本大道，所以叫作“合道”。反經而合道，就是“知權”，《公羊傳》就稱祭仲是“賢”。但公羊學者也提出知權的原則，以免他人亂用：“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禮義高於一切。公羊是孔孟這一派的，講究禮義，自不消說。他們不單是講禮義，而且講得非常徹底，認為禮義是高於一切的，無論何時何地，禮義是裁斷是非不可改變的原則。

《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有載：

[經]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傳]宋公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

《公羊傳》於是論曰：“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孔子以為（實是《公羊傳》以為），在重大禮義面前，戰爭勝負退居次要地位，精神超越肉體，高尚超越瑣屑，獨大其“不鼓不成列”，不乘人之危，正而後戰。孔子許其正，贊其為“文王之戰”。然而文王果如此作戰，其不能得天下可以前定。戰爭中最高仁義是戰勝敵人，以求得保民而王，使自己免於覆亡。故論者多以為宋襄迂闊，非真知仁義者。

復仇，雖百世可也。《公羊傳》莊公四年：

[經]紀侯大去其國。

[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 ?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 ?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

《公羊傳》稱許齊襄公九世復仇。為齊滅紀找理由。與其說是為賢者諱，不如說是為強者辯。一百五六十年前的事，從哀公算到襄公的父親，已九歷齊君，然後來算老帳，要滅掉紀國。且烹齊君是周室行王法，紀侯說沒說壞話，這壞話是不是哀公的實際，都在未知之數。以此作為滅紀的借口，正像寓言所說狼吃羊的借口一般：“我聽說你去年在背地裡說我的壞話。”

然而歷史學家言必有中，是不可以隨便敷衍的。他是讓後人牢記復仇之義，讓我們長點記性。假如有個國家就在我們身旁，曾極大傷害我們國家民族，並且從未全民悔過，欺軟服硬，隨時準備乘機再起，你能放心睡大覺嗎？百世復仇亦不為過，這是對我們民族健忘症的有力鞭撻。

隱諱之道。《公羊傳》閔公元年：

[傳]《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