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簡體書）

總序

雖然我的深圳作協副主席要等換屆才能免去，但我實實在在是一個已經辦理退休手續的人。為準確核算我的退休工資，社保部門把我的檔案翻了一個底朝天，結果發現我的初級、中級職稱是助理工程師、工程師，但副高、正高職稱卻是文創二級、一級，它們準確無誤地記載了我從一名專業工程技術人員向作家轉變的過程。

我認為工程師和作家的本質一樣，都是“創作”，只不過區別於側重“工創”還是“文創”而已。科學家的任務是發現自然規律，工程師則利用這些規律創造發明出有利於人類健康與進步的新產品新技術，這和文學理論家與作家的分工一致。對於我1988年獲得安徽省自然科學獎，我認為是當時沒有嚴格區分“科學”與“技術”的結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認為作家就該是“文學家”一樣。可我真的不是“文學家”，只是特別善寫而已。1990年我原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舉辦科技成果展，我一個人展出的論文和著作超過全院2000多名工程師的總和，這並不表明我的專業水平力蓋群雄，而僅僅是因為我特別善寫，這也可以解釋2001年我卸任上市公司高管後，為什麼能突然成為“高產作家”。

善寫主要是遺傳。我很小就記得父親一天到晚在寫，更記得當年父親為如何藏匿小說書稿而流露出的焦慮與恐懼。盡管由於時代局限，父親寫了一輩子的書卻沒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寫的基因卻遺傳給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為“坐家”以來，我平均每年在省級以上純文學期刊發表四個中短篇，正式出版三部長篇，至今為止，已正式出版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集五十部。
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並非我失去了寫作的興趣與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業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經積壓數本書稿了，還寫嗎？
正當我打算放棄長篇小說創作而只為雜志社寫中短篇甚至只寫散文隨筆的時候，得知中國文史出版社打算精選我的七部小說再版，只是版稅可能不如首版那麼高，問我能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這樣的好事正好砸到我頭上。我打電話給周思明老師，他和我一樣，特別善寫，我們並稱深圳的“二高”，我是高產小說家，他是高產評論家，“一天不寫就難受”，所以我們雖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視為同道人，並且我相信作家是常年埋頭拉車，而評論家有時會抬頭看路，所以這種類似天上掉餡餅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證。
“真的。”周思明非常篤定地說，“肯定是真的。”
“為什麼？”我問，“你憑什麼這麼肯定？”
“因為我*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學研究機構的電話，他們約我寫一篇有關‘創業文學’的綜合評論，還特別提到了你，說你的小說無論以前叫老闆文學、商情文學還是財經小說，現在都歸類為‘創業文學’，這說明，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之際，創新和創業被提到更高的位置，這時候他們不再版你的小說再版誰的？”
我信了，趕緊簽訂再版合同。

這次再版的七部小說《高位出局》、《透資》、《上市公司》、《職業經理人手記》、《生死華爾街》和《蒼商》、《贏家》，其中前五部的初版均在清華大學出版社，《高位出局》、《透資》（《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當年的暢銷書排行榜，其中《高位出局》還獲得中國書業2007年度“*商業圖書·新人獎”。其實我2001年底發表小說處女作，2002年辭職專門當“坐家”，2003年開始出版長篇小說，因此到2007年也已經不能再算“新人”了，他們之所以頒此殊榮，大概是該書多次加印，累計發行量比較大的緣故吧。
清華大學出版社一般只做專業書，如電子計算機之類，能一下子出版我的五部長篇小說，是因為他們把我的小說歸類為“財經小說”，如此，我的長篇小說又可被列為“財經類圖書”，從而符合他們的出版範疇了。
從年齡上說，我的創作比較晚，來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院的工程師，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師活躍。1991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我似乎看到了成為“大老闆”的希望，於是辭職下海，投身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中國市場經濟*成熟的城市——深圳，先後拼搏十一年，其間還去過海南和武漢，一度也似乎已經成為“大老闆”，先經營七家娛樂城，後出任金田華南投資公司董事長，在廣州有二十三家連鎖超市、一個灰狗巴士公司和兩個地產項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財務制度落實後，金田集團退市，我的“事業”因之歸零。此後也應聘民營投資公司總經理或證券機構操盤等，但終究不適應再“打工”的生活。為了延續自己的“老闆”夢，我開始寫小說，心裡想，當不了大老闆，還不能寫大老闆嗎？於是，一口氣創作出版了十幾本書，內容都圍繞著“老闆”，所以我的小說起初被稱為“老闆文學”。後來《金潮》雜志發表文章，分析我的創作現象，稱我是“中國*爆發力的金融小說作家”，於是我的小說又成了“金融小說”。再後來，山東師範大學選擇研究我的創作作為碩士研究生的論文專題，論文稱我的小說為“商情文學”。*近，著名高產評論家周思明則告訴我，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文學批評》雜志將我的小說歸類為“創業小說”。但我自己更認同清華大學出版社的“財經小說”定位。
這七本書中的故事都是虛構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的經歷，有些是我身邊同事或朋友的經歷。比如《高位出局》當中的王艷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後我當“坐家”前為其打工的女老闆。那段時期我是動蕩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給王艷梅這樣的民營企業老闆當總經理之外，也有過證券公司和機構操盤經歷，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給我的衝擊卻是前所未有的——原來公司可以這樣運作！原來他們是這樣當老闆的！原來股市的內幕是這個樣子！我的內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種震撼激發了我用小說的形式披露這些內幕的衝動，於是直接把這種自己的經歷與感受寫在《高位出局》《透資》《上市公司》《職業經理人手記》等小說中，其中《高位出局》中*長的那個故事曾經以《股市內部消息》的題目，發表在《中國作家》雜志2004年第6期上。
虛構成分*多的是《生死華爾街》，因為彼時我還沒有去過美國，更沒到過華爾街，寫華爾街只能靠虛構。創作這部小說的直接動因是想用小說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內幕。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牛玉秋老師評價說：“在閱讀《生死華爾街》之前，我始終沒搞懂‘次貸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看了丁力的《生死華爾街》，我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還能給別人講解美國的‘次貸危機’了。”
《蒼商》寫的是幾個湖南人闖深圳的故事。這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雖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恢復高考後，我從安徽考到了湖南，班上同學有一半是湖南人或畢業後留在了湖南，他們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煉廠，所以，小說中劉勁龍來深圳之前於冶煉廠幹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煉廠大門南下闖深圳的場景，在我當時寫的時候，腦海中呈現的就是我們班同學“劉勁龍”的形象，所以才讓讀者感覺這個人物很具體、很真實、很生動。
《贏家》寫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這個“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數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學教授，經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並且湘西人客氣，每次去，作為湘西少數民族人的田茂軍院長都帶我領略當地風俗，所以在後來創作《贏家》時，不知不覺就把“麻近水”設計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僅因為他得了尿毒症，更因為他為之打工的老闆與他是同期的考生，考分不如麻近水，卻因為是大城市的城市戶口而被錄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卻名落孫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撓，*終憑著自身的努力終於在深圳站穩腳，成為真正的“贏家”。
這七部小說中，主人翁與我本人真實經歷*接近的是《職業經理人手記》，該書也被稱為“中國*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請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課。回想自己一輩子沒能成為清華的學生，卻當了一回清華的老師，也算是文學給我的莫大獎賞吧。
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長篇小說《圖書館長的兒子》，細心的讀者又給我留言：“原來這個才是真實的你啊！”其實都不是，小說源於生活，又不等同於生活，《職業經理人手記》和《圖書館長的兒子》中的主人翁確實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經歷的真實寫照，否則，怎麼會有兩個“我”呢？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

這一天余曼麗找吳曉春。余曼麗有吳曉春的名片，找吳曉春非常方便。吳曉春沒想到余曼麗會主動約他，有點意外，也有點想入非非。其實余曼麗只是心裡煩，覺得吳曉春素質蠻高，又是局外人，想和他聊聊。
吳曉春聽了余曼麗的講述之後，認為余曼麗沒有什麼錯。打八折送拼盤是總經理權限之內的事，別人找不出什麼硬茬，不用怕。
“再說，”吳曉春接著說，“大不了就是不幹了，我正打算開個歌舞廳，你到我這邊來做，我這邊是上市公司，保證沒有你們國營單位那麼些彎彎繞繞，下次你女兒過生日，客人送十萬我都不管，送得越多，說明你工作越好，客人服你，我再給你加一萬。”
聽得余曼麗當場多云轉晴，頓時亮堂了，不但臉上亮堂，連心裡也亮堂了。
其實，吳曉春說這番話既不是純粹安慰余曼麗，也不光是讓她心裡亮堂，更不是信口開河，他確實想到過要開歌舞廳。
吳曉春算了一筆帳，他手裡那個商住樓項目是怎麼做怎麼賺錢。房子賣了不用說，肯定賺錢；房子賣不掉，抵押給銀行可以套現；房子萬一賣不掉也抵押不成，做成帳，報表上還是贏利！這就是上市公司的妙處。要不然為什麼中國所有的企業都打破頭爭著上市？在中國，上市公司只對報表負責。報表實在沒法再包裝了，就來一個資產重組。君不見中國的許多上市公司都遵循“一年績優，二年業平，三年ＳＴ，四年重組”的發展規律嗎？
吳曉春雖然是學理的，但80年代研究生的功底使他學習“時髦經濟學”不費勁。“下海”之前，按照理論先行的規則，他就認真閱讀過大量經濟管理方面的書籍，加盟新天地集團之後，更是注意學習現代資本運作理論和實踐，前些年為了替別人寫碩士論文，自覺和被迫看過的甚至是抄過的經濟理論著作不少。吳曉春甚至發現，凡是這種靠他寫論文才能獲得碩士學位的專業基本上都是經濟管理類的，幾乎沒有碰到過理工科的，也幸虧沒有，如果有，吳曉春還不一定能寫得了，比如醫學方面的碩士論文，吳曉春能寫得了嗎？敢寫嗎？因此，吳曉春就有點看不起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碩士沒有什麼了不起，還不如他，他隨便幫人家抄點東西就能獲得優秀論文，可見經濟學碩士不過如此。吳曉春甚至公開說過，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學碩士所學的東西全部過時了，沒有用，新一代經濟學碩士所看過的著作他基本上全部看過了，甚至還抄過了，所以他在經濟學上的認識不比任何一個經濟學碩士差。
人一旦有了這種想法，自然容易頭腦發熱。其實沒有這個想法也會發熱，人只要一當上老闆，基本上就要頭腦發熱。君不見前幾年一些公司獲得配股資格而圈一大筆巨款後，簡直不知怎樣花才好，於是一哄而起搞起了多元化；幾年後，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無可奈何地說：要是當初把錢買國庫券多好！但當初確實也沒有人這麼做，要說配股是為了買國庫券，證監會也不會批，批了也沒法向股東交代，誰當初要真在股東大會上講這項提案，還不把臺下人笑死？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吳曉春現在也是老闆了，雖然只是上市公司二級公司的老闆，卻也有資格頭腦發熱。不過，吳曉春想搞歌舞廳也不完全是頭腦發熱。當時吳曉春的華中公司的帳上確實有現金不知做什麼，那時候香港的百富勤還沒倒閉，人們還沒有聽說梁伯韜那句“現金是王”的千古絕唱。況且報紙雜志上天天宣揚一個觀點：錢放在銀行吃利息是最蠢的人。吳曉春不是最蠢的人。吳曉春會算帳。吳曉春又算了一筆帳：照現在這樣拍馬屁或被拍馬屁，加上集團公司那邊迎來送往，每年吃喝玩樂的費用差不多一百萬，如果自己搞個娛樂城，就算不賺錢，起碼這一百萬省了；再想一想請行長局長所長或集團公司來人在自己的娛樂城瀟灑，那種形象和感覺，是錢能買來的嗎？
吳曉春到底在集團公司泡了一段時間，加上公司老闆黃主席是潮州人，於是集團公司及其下屬企業當中就有許多潮州人，如集團進出口公司的老總賴散之，外號三癩子，就是老闆黃鑫龍的那個遠房舅舅，潮州人，還有集團物業管理公司老總肖仲明，普寧人，也屬於潮州人，所以，耳聞目睹，使吳曉春深諳潮汕商人“不熟不做”的信條。因此，吳曉春雖然想到了要做娛樂城，但他並未急於動作，他似乎在等待著什麼。到底等什麼他自己也不清楚。今天與余曼麗的一番交談使他豁然開朗。等什麼？等人才呀！
回到公司之後，吳曉春立即就起草了一份報告。吳曉春是做投資部經理出身的，寫這樣的報告輕車熟路，從經濟分析和對集團公司進軍華中的戰略意義兩個方面論述了在武漢投資建設一個綜合娛樂城的可行性，在可行性分析中，還專門安排了一個“人才篇”，強調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並著重介紹了余曼麗的情況。

17

華中公司給集團公司的報告原本就是走形式。既然集團公司實質上並未向華中公司投錢，那麼對於華中公司正常的經營活動就不會幹預。因此，集團公司很快批復了華中公司的報告。
收到批復，吳曉春立刻動手，制訂了具體方案。第一，報集團公司批準，任命余曼麗為華中公司副總經理，具體負責娛樂城項目；第二，著眼於大發展，不搞則已，要搞就搞大型綜合娛樂城；第三，根據武漢三鎮的具體情況，結合華中公司現有項目在武漢的位置，選定娛樂城位置在漢口。
余曼麗領著吳曉春沿著最具武漢特色的沿江大道一家一家地認真考察。東方紅、大都會、帝苑、拉斯維加等較大的娛樂城自然是多次考察的重點物件。他們又考察解放大道上的未來世界，新華路上的正銀和五星城。總之，他們不厭其煩地差不多把漢口的所有娛樂場所都認真看了幾遍，最後還是沒有確定。
“我看大都會不錯。”余曼麗說。
吳曉春看看余曼麗，然後說：“說說看。”
“這還用說嘛，”余曼麗說，“位置好，挨著武漢關，是武漢三鎮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外地來人也無一例外地要去看看。做娛樂城關鍵是要人氣，凡是人氣旺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而且大都會場面大，最適合做綜合娛樂城。”
余曼麗在這樣說的時候，還注意觀察吳曉春的表情。余曼麗發覺人的一切內心活動都會從面部表情表現出來，關鍵是要會看。余曼麗認為她自己就比較會看。會看也就是會察言觀色，如果不會察言觀色，她一個群藝館的一般幹部，是不會輕易當上娛樂城總經理的。為人處世，“為人”在前，如果不會“為人”，再會“處世”也難得到重用。會“為人”的前提是會看人，如果連看人都不會，怎麼會“為人”呢？而看人的第一步就是察言觀色。當然，這些只是余曼麗的理解，但對她來說確實屢試不爽。
通過觀察余曼麗發現，吳曉春是在認真聽她講的，並且是在一邊聽一邊思考。
“說完了？”吳曉春問。
“說完了。”余曼麗說，“不對嗎？”
“對，”吳曉春說，“你講得很對。但是你想過沒有，正因為大都會挨著武漢關，所以每年的夏季在娛樂城生意最好的時候，那裡都要封關防汛，而一封關防汛，娛樂城就必須關門。一關門就是個把月的時間，這段時間，客人可能跑到其他地方去消費了，而消費是有慣性的，在一個地方消費慣了，人也熟悉了，一般是不會輕易換地方的。到那時候，我們要費多大的勁才能把客人再請回來？即使請回來了，明年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我們總不敢對抗防汛這樣的大事吧？另外，大都會是個老場子，如果我們接過來，肯定要重新裝修，否則沒有新意是不會吸引顧客的，但是一旦投入裝修，就必須簽訂長期合同。據我了解，大都會的產權關係複雜，地皮屬於航運公司的，而物業是一個私人老闆出錢建的，這個私人老闆最近又出了一點問題，自身難保，我們敢跟他簽訂長期合同嗎？”
吳曉春說完，余曼麗傻了。她沒想到吳曉春對情況這麼了解，考慮問題這麼仔細。關於第一個情況，她是知道的，但是她顯然沒有把問題想得那麼深。關於第二個情況，她根本就不知道，因此她就比較慚愧，畢竟，與吳曉春比較起來，她算是武漢本地人；畢竟，吳曉春打算上這個項目起因還與她有關；畢竟，跟吳曉春比起來自己算是內行，現在自己掌握的情況竟然不如吳曉春全面，不慚愧嗎？
余曼麗是個要強的女人，正因為要強，所以她這時候才感到慚愧，並且將這種慚愧反映到了臉上。當慚愧反映到臉上的時候，就表現為難堪。好在吳曉春沒有讓她的難堪保持太長的時間。
“要不然這樣，”吳曉春說，“我們的思路再開闊一點，看看除了現有的娛樂城外，有沒有其他地方適合改造成娛樂城的。”
“改造成娛樂城？”余曼麗問。余曼麗這樣一問，臉上的難看果然就消除不少。她不知道吳曉春這個時候這樣說的目的是不是有意消除她的難堪，如果是，那麼吳曉春這個人也太心細了，做人也太滴水不漏了。
“是啊，”吳曉春說，“反正準備投錢裝修，不如找一個新場子，說不定找一個新場子更能吸引顧客。人不都是圖新鮮嘛，你說呢？”
說完，吳曉春又覺得這話有問題，特別是當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這樣說的時候，更加有問題，但是既已出口，想往回收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寄希望於余曼麗不在意。
余曼麗果然沒有在意，余曼麗現在接受正面的東西還來不及呢，哪有多餘的心事往歪門邪道上想。余曼麗這時候並沒有說話，而是點頭，或者是因為點頭而來不及說話，也有可能回答這樣的問題點頭就夠了，不用說話。其實點頭也是一種說話，是一種不發出聲響的說話，屬於形體語言。余曼麗這時候就用自己的形體語言表達了她的意思：是。
余曼麗雖然使用了形體語言，但是吳曉春必須用有聲的語言，或許吳曉春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夠使用自己的形體語言來與余曼麗交流，但是眼下還不是時候，眼下他只能用有聲的語言表達他的意思。
吳曉春說：“你對武漢的情況比我熟悉，這個事情就交給你。你先去找，等找好了之後，我們倆再一起研究。”
余曼麗並不是真的滿武漢市地去找，如果那樣，也顯得她太沒有水平了。事實上，余曼麗所謂的“找”主要是在家裡面打電話。打電話給她以前的同事，打電話給她的同學，打電話給她以前認識的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余曼麗在電話裡面告訴對方她已經從群藝館內退了，現在受聘於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她是這家上市公司在武漢的華中公司副總經理，他們公司想在武漢的漢口區開一家綜合娛樂城，問對方有沒有合適的建築可以合作。但是，她只打了兩天電話，就不能再打了，因為她家的電話一天到晚響個不停，連接電話都來不及，哪裡還有時間往外面打。
余曼麗沒有想到武漢市有這麼多的企業想對外合作，特別是當對方知道合作方是來自於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的時候，積極性又得到進一步的高漲。余曼麗沒有想到她一時間竟然成了香餑餑，好像她自己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老闆了。別人不說，就是她姐姐余曼華，都一口氣向她推薦了三個意向合作單位。更讓她始料不及的，是局長都親自打來電話。局長認定她就是深圳的大老闆了，或者她已經嫁給了深圳的大老闆了，按照武漢的規矩，如果嫁給了大老闆，並且是剛剛嫁，那麼她至少就是百分之六十的大老闆，投資一個娛樂城這樣的小主還是可以做的。於是，局長說：我早就看出來你是個人才，如果你不這麼急著內退我就準備提拔你當館長了。接到這樣的電話，余曼麗除了哭笑不得之外，就只能說謝謝，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局長進一步說：我看你也不用跟其他單位合作了，幹脆讓你老公把我們那個娛樂城買過去算了。
聽著這樣的電話，余曼麗並沒有頭腦發熱，她知道自己並不是老闆，不但她自己不是老闆，並且她的老闆也不是真正的老闆，甚至她老闆的老闆都不是真正的老闆，因為對於上市公司來說，真正的老闆是股民，股民才是真正的老闆，所以余曼麗清醒著呢。
余曼麗並沒有考慮人情的因素，特別是沒有考慮她姐姐余曼華那邊的人情因素，甚至也沒有考慮局長的建議，而是真正從未來娛樂城經營和目前合作的方式的可能性角度認真地選擇最合適的場所。經仔細比較，余曼麗初步選定位於漢口區青年路的玩具廠綜合大樓。選擇好了之後，她就向吳曉春匯報。
“去看看。”吳曉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