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經理人手記（簡體書）

總序

雖然我的深圳作協副主席要等換屆才能免去，但我實實在在是一個已經辦理退休手續的人。為準確核算我的退休工資，社保部門把我的檔案翻了一個底朝天，結果發現我的初級、中級職稱是助理工程師、工程師，但副高、正高職稱卻是文創二級、一級，它們準確無誤地記載了我從一名專業工程技術人員向作家轉變的過程。

我認為工程師和作家的本質一樣，都是“創作”，只不過區別於側重“工創”還是“文創”而已。科學家的任務是發現自然規律，工程師則利用這些規律創造發明出有利於人類健康與進步的新產品新技術，這和文學理論家與作家的分工一致。對於我1988年獲得安徽省自然科學獎，我認為是當時沒有嚴格區分“科學”與“技術”的結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認為作家就該是“文學家”一樣。可我真的不是“文學家”，只是特別善寫而已。1990年我原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舉辦科技成果展，我一個人展出的論文和著作超過全院2000多名工程師的總和，這並不表明我的專業水平力蓋群雄，而僅僅是因為我特別善寫，這也可以解釋2001年我卸任上市公司高管後，為什麼能突然成為“高產作家”。

善寫主要是遺傳。我很小就記得父親一天到晚在寫，更記得當年父親為如何藏匿小說書稿而流露出的焦慮與恐懼。盡管由於時代局限，父親寫了一輩子的書卻沒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寫的基因卻遺傳給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為“坐家”以來，我平均每年在省級以上純文學期刊發表四個中短篇，正式出版三部長篇，至今為止，已正式出版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集五十部。
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並非我失去了寫作的興趣與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業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經積壓數本書稿了，還寫嗎？
正當我打算放棄長篇小說創作而只為雜志社寫中短篇甚至只寫散文隨筆的時候，得知中國文史出版社打算精選我的七部小說再版，只是版稅可能不如首版那麼高，問我能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這樣的好事正好砸到我頭上。我打電話給周思明老師，他和我一樣，特別善寫，我們並稱深圳的“二高”，我是高產小說家，他是高產評論家，“一天不寫就難受”，所以我們雖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視為同道人，並且我相信作家是常年埋頭拉車，而評論家有時會抬頭看路，所以這種類似天上掉餡餅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證。
“真的。”周思明非常篤定地說，“肯定是真的。”
“為什麼？”我問，“你憑什麼這麼肯定？”
“因為我*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學研究機構的電話，他們約我寫一篇有關‘創業文學’的綜合評論，還特別提到了你，說你的小說無論以前叫老闆文學、商情文學還是財經小說，現在都歸類為‘創業文學’，這說明，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之際，創新和創業被提到更高的位置，這時候他們不再版你的小說再版誰的？”
我信了，趕緊簽訂再版合同。

這次再版的七部小說《高位出局》、《透資》、《上市公司》、《職業經理人手記》、《生死華爾街》和《蒼商》、《贏家》，其中前五部的初版均在清華大學出版社，《高位出局》、《透資》（《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當年的暢銷書排行榜，其中《高位出局》還獲得中國書業2007年度“*商業圖書·新人獎”。其實我2001年底發表小說處女作，2002年辭職專門當“坐家”，2003年開始出版長篇小說，因此到2007年也已經不能再算“新人”了，他們之所以頒此殊榮，大概是該書多次加印，累計發行量比較大的緣故吧。
清華大學出版社一般只做專業書，如電子計算機之類，能一下子出版我的五部長篇小說，是因為他們把我的小說歸類為“財經小說”，如此，我的長篇小說又可被列為“財經類圖書”，從而符合他們的出版範疇了。
從年齡上說，我的創作比較晚，來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院的工程師，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師活躍。1991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我似乎看到了成為“大老闆”的希望，於是辭職下海，投身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中國市場經濟*成熟的城市——深圳，先後拼搏十一年，其間還去過海南和武漢，一度也似乎已經成為“大老闆”，先經營七家娛樂城，後出任金田華南投資公司董事長，在廣州有二十三家連鎖超市、一個灰狗巴士公司和兩個地產項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財務制度落實後，金田集團退市，我的“事業”因之歸零。此後也應聘民營投資公司總經理或證券機構操盤等，但終究不適應再“打工”的生活。為了延續自己的“老闆”夢，我開始寫小說，心裡想，當不了大老闆，還不能寫大老闆嗎？於是，一口氣創作出版了十幾本書，內容都圍繞著“老闆”，所以我的小說起初被稱為“老闆文學”。後來《金潮》雜志發表文章，分析我的創作現象，稱我是“中國*爆發力的金融小說作家”，於是我的小說又成了“金融小說”。再後來，山東師範大學選擇研究我的創作作為碩士研究生的論文專題，論文稱我的小說為“商情文學”。*近，著名高產評論家周思明則告訴我，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文學批評》雜志將我的小說歸類為“創業小說”。但我自己更認同清華大學出版社的“財經小說”定位。
這七本書中的故事都是虛構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的經歷，有些是我身邊同事或朋友的經歷。比如《高位出局》當中的王艷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後我當“坐家”前為其打工的女老闆。那段時期我是動蕩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給王艷梅這樣的民營企業老闆當總經理之外，也有過證券公司和機構操盤經歷，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給我的衝擊卻是前所未有的——原來公司可以這樣運作！原來他們是這樣當老闆的！原來股市的內幕是這個樣子！我的內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種震撼激發了我用小說的形式披露這些內幕的衝動，於是直接把這種自己的經歷與感受寫在《高位出局》《透資》《上市公司》《職業經理人手記》等小說中，其中《高位出局》中*長的那個故事曾經以《股市內部消息》的題目，發表在《中國作家》雜志2004年第6期上。
虛構成分*多的是《生死華爾街》，因為彼時我還沒有去過美國，更沒到過華爾街，寫華爾街只能靠虛構。創作這部小說的直接動因是想用小說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內幕。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牛玉秋老師評價說：“在閱讀《生死華爾街》之前，我始終沒搞懂‘次貸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看了丁力的《生死華爾街》，我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還能給別人講解美國的‘次貸危機’了。”
《蒼商》寫的是幾個湖南人闖深圳的故事。這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雖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恢復高考後，我從安徽考到了湖南，班上同學有一半是湖南人或畢業後留在了湖南，他們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煉廠，所以，小說中劉勁龍來深圳之前於冶煉廠幹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煉廠大門南下闖深圳的場景，在我當時寫的時候，腦海中呈現的就是我們班同學“劉勁龍”的形象，所以才讓讀者感覺這個人物很具體、很真實、很生動。
《贏家》寫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這個“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數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學教授，經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並且湘西人客氣，每次去，作為湘西少數民族人的田茂軍院長都帶我領略當地風俗，所以在後來創作《贏家》時，不知不覺就把“麻近水”設計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僅因為他得了尿毒症，更因為他為之打工的老闆與他是同期的考生，考分不如麻近水，卻因為是大城市的城市戶口而被錄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卻名落孫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撓，*終憑著自身的努力終於在深圳站穩腳，成為真正的“贏家”。
這七部小說中，主人翁與我本人真實經歷*接近的是《職業經理人手記》，該書也被稱為“中國*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請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課。回想自己一輩子沒能成為清華的學生，卻當了一回清華的老師，也算是文學給我的莫大獎賞吧。
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長篇小說《圖書館長的兒子》，細心的讀者又給我留言：“原來這個才是真實的你啊！”其實都不是，小說源於生活，又不等同於生活，《職業經理人手記》和《圖書館長的兒子》中的主人翁確實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經歷的真實寫照，否則，怎麼會有兩個“我”呢？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

1
人在走投無路時臉皮會變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給蔣大哥打電話就屬於臉皮厚。
現在回頭想想，其實我當時並不是走投無路。當時身上還有錢，不算多，但足可以給自己找一家旅店或買一張回程車票。但是，我還是感到自己走投無路。
走投無路有時候是一種感受，而並不代表一種真實的處境。

我是來深圳出差的。準確地說是來深圳開會的。本來審稿會是在武漢開的。出版社就在武漢，再說從哪裡到武漢都近，在武漢開審稿會天經地義。但是，我想來深圳，所以，就鼓動南方新型建材廠的謝廠長為會議提供方便，並反復講解了此舉對他們廠及他本人的意義。最後，謝廠長終於被我說動心了，表示願意出錢出力，這才最終促成了會議的南遷。
我這樣做不是想節省一趟路費，而是想得到一張“邊防證”。在當時，邊防證還絕對神聖，如果沒有邊防證，我進不了深圳，而辦理邊防證必須要經過單位保衛處，但如果不是開會，保衛處是不會給我行這個方便的。在設計院，保衛處的人平常沒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個能顯示自己權力的機會，哪能輕易放過？所以，為了能順利地進入深圳，我策動了這次來深圳開會的行程。
其實說來深圳開會並不確切，確切地說是到東莞開會，因為謝廠長的南方新型建材廠並不是在深圳，而是在東莞。但是，開完會之後，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去深圳參觀“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我鼓動會議在東莞召開最後之所以能成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對大多數與會者起了作用，如果當時只安排在東莞開會，而不安排來深圳參觀，那麼，是不會得到那麼多人一致響應的。
既然開完會之後要到深圳參觀，所以幹脆就說是到深圳開會。這就是人們習慣性地往大說。
往大說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馬鞍山市，但是為了“往大說”，院裡硬是多次向上打報告要求更名為“冶金部華東鋼鐵設計研究院”，因為一旦改成“華東”，就很容易讓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而不會想到馬鞍山這樣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說易，往大做難。事實上，直到目前，單位的名稱並沒有改變，況且，在我看來，即便名稱改變了也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每次出差，照樣都是一大早出門，趕到南京買車票，然後晚上才能踏上真正的旅途。說實話，如果我們設計院不是在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我就不會一天到晚想著離開那裡了。
其實也不是我一個人想離開那裡。當時，他們那裡流傳著一個順口溜，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於是，在單位年輕人當中似乎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國就是去深圳，只有實在沒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單位。年輕人當中哪個願意承認自己是“實在沒有本事”的？而出國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去深圳就成為當時我們單位年輕人的一種時尚。凡是思想有些激進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有這個想法。
我還不是思想最激進的。最激進的早已經來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學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班的，但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而且都在樂隊，關係不錯。鬧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沒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裡住了整整三個月。後來由於上山下鄉我們各奔東西，恢復高考後又天南地北求學一方，誰知四年後，居然又分配到同一個設計院，關係自然又進了一層。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進行的，好像院裡沒幾個人知道。我偷偷地幫他搞到機票，又用自行車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電影《地道戰》裡鬼子偷偷地進村，又像電影《戴手銬的旅客》中送戰友。臨別時，章一民說：“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過心理學，但這句話說得很到位，確實是我當時最最想聽的話。
那時候我也想過漂洋過海去當一等公民，於是在英語上很下了點功夫。我發現學英語的過程事實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過程。當時《美國之音》向中國學習美國英語的年輕人灌輸的一個思想就是“美國是個大熔爐”。美國是不是一個大熔爐我不知道，但中國深圳肯定是個小熔爐，因為她首先就將章一民給“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讓我懷疑自己掉進了冰窟。竟然連頓飯都沒請我吃！當我提出要章一民為我先安排個住處時，把他嚇傻了，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還算是做事情比較心細的人，當初決定來深圳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在章一民這一棵樹上吊死。我還留有退路，而這個“退路”就是鄭康平。
我並不認識鄭康平。不過，我的同事鄧工認識。鄧工是我們院相對年輕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進的設計院，但我們之間這十年是個斷層，所以，我們相距並不遙遠。鄧工脾氣不太好，並且他認為脾氣不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所以經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賞，但自我欣賞多了別人就不怎麼欣賞，如此一來，鄧工在院裡總體上說就表現為不得志。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兩年我就不幹了，去深圳，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深圳當大老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為那時候我高度關注著有關深圳這邊的一切情況。
我開始與鄧工套近乎。鄧工以前曾搞過一個三相電弧爐改造項目。項目是搞成了，但並沒有引起院裡面的重視，這自然又引發鄧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時候我要靠稿費補貼家用，正好在寫一篇關於鋼鐵行業節能方面的文章，於是就把他這個項目重點宣揚了一番。捧著散發著油墨香的《冶金節能》，鄧工的“耿直”發揮到了極點，大聲說：“這就叫墻裡開花墻外香！”
“耿直”夠了之後，才發現作者並不在墻外，而就在墻裡。鄧工拉著我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鄧工說，鄭康平夫婦是他大學同班同學，鄭康平曾經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海外關係複雜，“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夠嗆，連女朋友都差一點吹了。而鄧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幹部，並且很講義氣，在鄭康平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很大幫助與鼓勵。改革開放後，鄭康平的海外關係反而成了資本，現在由他舅舅投資，在深圳搞了一家鋼格板公司，鄭康平出任總經理，當老闆了。成為老闆的鄭康平沒有忘記鄧工，多次寫信或打電話邀請鄧工來深圳共謀發展。鄧工一直沒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翹”，他對我說了真心話：“等混上高級職稱就去。”
我等不及高級職稱了，我願意去。耿直的人往往很講義氣，鄧工拍了拍胸脯，說：“別的人不敢說，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鄧某人包了。”話雖然這麼說，為了萬無一失，我還是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做了必要的鋪墊。具體做法就是在《冶金參考》上趕發了一篇《鋼格板占據工程材料新領域》的文章，一方面為鄭康平做一次免費的廣告宣傳，賣個人情給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將來以我對鋼格板一竅不通為由來拒絕我。這時候，江蘇一個鄉鎮企業恰好“孝敬”給我一條紅塔山香煙，我立刻充當二傳手，借花獻佛，拿去“孝敬”鄧工。鄧工的老婆看著有人送來高級香煙，頓時覺得自己的丈夫在設計院出人頭地了，對他的態度也好了許多。帶著這個好心情，鄧工認認真真地寫了三張紙，把我說得無可挑剔。有了這三張紙做尚方寶劍，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門磚，我有理由躊躇滿志。
離開章一民，我去見鄭康平。左手拿著敲門磚，右手握住尚方寶劍。但不知是鄭康平怕敲門磚還是怕尚方寶劍，反正他是嚇得不敢見我。我只好坐在小廳裡面等。一直等到下午兩點了，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勁來，趁人不注意，直接闖進去。
鄭康平確實很忙，我闖進去時他正在做百忙之後的短暫睡眠。
“鄭總您好！”我說。
鄭康平醒了，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馬鞍山院的鄧工讓我來看看你。”我繼續說。同時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鄧呀，鄧慶生。”
我很高興，鄭總果然記得鄧工，說明鄧工沒吹牛。
“這是鄧工讓我帶給你的信。”我雙手遞上那封信，並且又敬上一盒宜興紫砂茶壺，說這也是鄧工讓我帶給他的。
鄭康平對茶壺似乎不感興趣，接過去，嘴裡說了聲謝謝，隨便擺在了一邊。
他對茶壺是不是感興趣我無所謂，關鍵是對信，鄭康平對鄧工的信也不感興趣，連拆都沒拆就丟到了旁邊。我急了，說鄭總您還是看看信吧。我只能這麼說，我跟這個鄭康平初次見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況下，由別人吹自己總好過自己吹自己。
鄭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強地掃了幾眼鄧工花了大力氣寫的那封信，然後又把它丟在一邊，說以後再看吧。
“您最好現在看。”我雖然強忍著氣憤，但還是有點急了。
“為什麼？”鄭康平不解地問。
“因為這是一份關於我的推薦信。”
“推薦信？推薦什麼？”
“推薦我到您這裡工作呀。”我說。
“到我這兒來工作？誰說我這裡要人了？”
這下好了，既然是推薦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委屈，幾乎就要發作了。心裡想，我這麼遠趕來，等了幾個小時，拿了你同學的推薦信，還自己搭上一份禮品，連杯水都沒喝，你連客氣話都沒說一句。
“這麼說是連考慮的余地都沒有了？”我問。
“我這裡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還要炒掉幾個人呢！”
“那好，”我說，“把紫砂茶壺還給我，這不是鄧工給你的，是我買的。”
“好好，”他說，“拿去，趕緊拿走。”

我懷著悲憤的心情從鄭康平那裡出來，心裡想：章一民，鄭康平，你們等著！
但是，悲憤沒有用，賭狠也沒有用，眼下最要緊的是要找一個地方落腳，否則，就真要打道回府了。我顯然不甘心這麼快就打道回府的。這麼快就打道回府，不等於是承認自己確實是屬於“實在沒有本事”的那一類嗎？我想再拼搏一下，實在拼搏不下去了，再考慮打道回府也不遲。
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想到給蔣大哥打電話的。

2
我和蔣大哥是在飛機上認識的。去年我出差，從廣州乘飛機回南京的時候，碰巧和蔣大哥坐在一起。飛機晚點，下半夜才到南京。蔣大哥當晚回不了老家鹽城，和我一起住進了我們院在南京的招待所。第二天分手的時候，蔣大哥說了“歡迎來深圳”這樣的話。難道就憑這句客氣話，我就去找他？
我此時站在深南大道統建樓對面的馬路邊。由於這次來深圳就做好了不回去的準備，所以帶了很多行李，明顯行動不便，於是，看上去多少有些像傻瓜。
我決定先吃飯，就在路邊買了份盒飯。一邊像老母雞護小雞一樣護著自己的行李，一邊吃飯，邊吃邊想。等盒飯吃完了，我也想好了。想著既然火車上那位仁兄都算好了我在關鍵時刻有貴人相助，不如就再試一下。
那天在來的火車上，我並沒有睡好。剛剛開始迷糊，就被一陣叫賣聲吵醒。
“哎，看了看了，請看一個賓館女服務員的自白。”
我一聽就知道是騙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這個人，或者是一個與他差不多的人，也是這樣喊：“哎，看了看了，看陳衝為什麼一定要嫁給黑人。”我當時抵不住誘惑，買了一本，但從頭看到尾，也沒看到陳衝為什麼一定要嫁給黑人，退雜志是不可能的，火車早跑幾百裡了。
“騙人的。”對鋪的漢子說。
我點點頭，表示贊同。
“這位同志你是工程師吧？”漢子繼續說。
我本來並不打算和漢子多說話的，但是聽對方這麼一說，不免有些好奇。心想，他怎麼一口就說我是工程師，而不說我是軍人或警察呢？其實從外表上看，我更像軍人或警察。
我沒戴眼鏡，一點沒有知識分子的外在特徵，想當年找物件時，就因為自己一點不像知識分子，還被一個崇拜陳景潤的女孩當面拒絕過。我清楚地記得，女孩憤憤不平地對介紹人說：“哼！還說是知識分子呢，別騙我了，你以為我傻？他要是知識分子為什麼不戴眼鏡？”
我今天仍然沒有戴眼鏡，這位仁兄為什麼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師，並且不說我是醫生或教師呢？神了。
“何以見得？”我問。
“跑得多了，看人總有個八九不離十。”中年漢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體點？”我的好奇心被調動起來。
中年漢子認認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說：“你應該是研究所的。”
我心裡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會看相，因為我確實是設計院的，並且我們設計院為了緊跟形勢，去年已經正式由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院更名為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雖然只加了兩個字，對我們個人來說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聽起來大多了，尤其是現在，這位中年漢子說我是研究所的，與研究院幾乎就沒有什麼差別了。再仔細一想，應該說中年漢子說得完全正確，我確實是研究所的。以前我們是設計院情報室，自從設計院改成設計研究院之後，情報室也水漲船高，從室升格為所，所以，我現在的完整身份應該是設計研究院情報研究所的工程師，一點沒錯！
“你真會看相？”我問，態度也明顯變得友好起來。
中年漢子笑了，沒說會，也沒說不會。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進一步要求道。其實我是不信這些東西的，但人在面臨一個重大決策時往往會寧可信一點，就當是參考一下吧，況且這位老兄能看得這麼準。
“你要看什麼呢？”漢子問。
“看看我這次出去運氣怎麼樣。”我實話實說。
中年漢子又認認真真地看了看我，再讓我伸出左手裡外翻看了半天。中年漢子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引起上面幾個鋪位的旅客們的好奇，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紛紛用身體或眼神向中年漢子靠過來。中年漢子成了人們關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賣力起來，仿佛正在做一項偉大的測試，而我就是實驗品，但我是完全志願的，沒人強迫。
“你這次旅途很長啊。”中年漢子說。
“是，是，是很長。”我說。不完全是配合中年漢子，而是確實預感到這次旅行道路漫長。
“你運氣不錯，”中年漢子說，“每每在關鍵時刻總有貴人相助。”
“對，對，對。”我說。
“貴人相助”這個詞我是聽過的。前幾年看過一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中就有這句話。從我已經走過的這些年來看，確實是每每在關鍵時刻確實有人幫我。就說這次南下吧，我人還沒動，那邊至少已經有兩條半路子在等我了。除了前面說過的章一民和鄭康平之外，另外的半條就是蔣大哥。雖說這種萍水相逢的關係並不可靠，但算作半條路是可以的，關鍵時刻好過沒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單純是為了求財，我勸你別抱太大希望。”中年漢子給我潑了一瓢涼水。
“為什麼？”我有點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為了錢我離開設計院幹什麼？說實話，我想著來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為了錢。前面說了，我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工作，不僅我在設計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設計院工作，夫妻倆一個單位，我在情報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復用二底圖在內，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張甲A圖紙，相當能戰鬥了。而我當時已經是“高產作家”。情報所規定每人每年的編寫或翻譯量為六萬字，我實打實完成了幾十萬字。就這樣，夫妻倆合起來還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資一百二十五元，老婆也是，加起來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們那裡是罵人的話，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個人能拿這個不吉利數，我就不會這麼急著“下海”了。
當時我那個小家庭是四個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還有兒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還要領工資。剛開始是四十五元，後來漲到五十，當時對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銷。窮則思變，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幾乎每月都有一兩篇文稿見刊，至今我的家中還保留幾十本《鋼鐵》、《耐火材料》、《工業爐》及安徽、江蘇、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雜志，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後來覺得投稿不過癮了，幹脆寫書，夜以繼日地幹了三個月，每天七頁稿紙，我寫老婆抄，用標準的繪圖仿宋體抄七頁，老婆也不比我輕鬆多少。拿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從銀行匯過來的兩千多元稿費，我們夫妻二人加上兒子和保姆，將錢攤了滿滿一地，充分享受了一把電影《百萬英磅》中亨利·亞當的喜悅。但這種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徹底改變經濟狀況，唯有“下海”。
“不過你也不用擔心，你是馬命，總是要跑的，不跑反而會把你憋死，遲跑不如早跑。”中年漢子說。
聽了這最後一番話，我如墜入云裡霧裡，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發現幾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這樣，一是從來都不把話說死，總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話能有多種解釋。現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實和當前的股評人士差不多，怎麼聽都有道理，什麼結果他都不算錯。但那時候我管不了那麼多了，反正是決心已下，開弓沒有回頭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車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現在的“路”就剩蔣大哥這半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