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內陸：景觀考古視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峽和長江中游地區（簡體書）
商品簡介
本書結合四川盆地、三峽和長江中遊地區大量前沿考古成果，從景觀考古的角度深入剖析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國晚期這些地區內部的發展與變化、地區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三峽地區受到特別關注。它是位於四川盆地與長江中遊兩大政治中心之間的政治邊緣地帶，但兩位作者突出了三峽地區在經濟景觀格局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它在整個區域的食鹽生產與貿易活動中的樞紐地位。三峽地區促進了其東西兩邊地區的互動。此外，兩位作者也層層分析自然環境、政治文化、包括祭祀和喪葬在內的儀式等多重景觀格局，全面考察中國內陸的早期社會變遷。本書資料詳盡、理論前沿、考證深入，是一部聚焦於長江中上遊地區考古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簡介
◎ 著者簡介
傅羅文（Rowan K. Flad），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他畢業於芝加哥大學，隨後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師從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傅羅文教授在中國從事田野考古工作多年，長期致力於研 究復雜社會在早期中國的出現和發展，對生產技術的歷時性變化、生產與祭祀活動的相互關系、中國早期社會中的動物角色等課題尤為關注。
陳伯楨，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博士畢業於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
他致力於歷史考古學、古代鹽業、區域互動及量化分析等方向的研究，與國內外多個學術機構在成都平原共同進行一項長時段的田野調查計劃，以研究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時代寶墩文化至青銅時代三星堆文化的過程中社會復雜化的情況。曾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
◎ 譯者簡介
戚軒銘，現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涵蓋中國古代思想史、手抄本研究與數位人文學。曾在不同學術期刊發表書評數篇。
名人/編輯推薦
※ 該書全面展現了長江中上遊廣大地區中的200多個早期遺址，包括屢出瑰寶的三星堆、金沙，“信巫鬼重淫祀”之楚地的石家河、曾侯乙墓，以及三峽地區鮮為人知的先民聚落。
※ 以物為引，爬梳數以萬計的出土文物，讓背後隨其掩埋的大量信息一一顯露：奇異的青銅人頭像，將中原工藝和古蜀審美融於一體；刻有上古符號的占卜甲骨，在中原大地之外長江流域也有零星分布；漢墓中的畫像石生動描繪了古代的食鹽生產鏈；船棺、彩繪漆棺、多重棺槨等，反映了不同信仰和身份地位……
※ 帶領讀者親歷考古推理，體驗一線考古學者如何尋跡古今，發現巴、蜀、楚等古文明之濫觴，探尋三千年間長江流域政治和經濟中心的沉浮更迭、四方習俗的融合變遷，以及財貨權力的流動輪轉。
※ 該書是景觀考古的前沿巨著，突破了史學研究和考古研究以政治中心為考察重點的固有範式，從多個維度全面分析中國內陸，重構了人們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認知，為中國考古學和世界考古學做出了矚目貢獻。
目次
致 謝 001
第 1 章
緒 論（古代長江流域的中心與邊緣） 1
第一部分 設置舞臺
第 2 章 中國內陸的環境 27
第 3 章 史學及其研究史（中國內陸的考古學史） 60
第二部分 政治和文化格局
第 4 章 四川盆地（蜀及其前身） 96
第 5 章 長江中遊（楚與其前身的考古學與歷史學研究） 144
第 6 章 位處中心的邊緣（巴和三峽地區的考古學文化） 186
第三部分 經濟和儀式制度格局
第 7 章 經濟格局（食鹽的生產、交易與整合角色） 225
第 8 章 儀式格局（上）（祭祀與占卜） 276
第 9 章 儀式格局（下）（喪葬習俗與社會認同） 307
第 10 章 結 語（互動的景觀與景觀的互動） 369
參考書目 377
出版後記 467
書摘/試閱
第4章
四川盆地
（蜀及其前身）
文獻中的蜀
正如我們在第3章表明的，四川盆地被人們，甚至是那些以這個地區為其研究中心的人視為一個在歷史重要性上屬於次要的地區。例如，鄭德坤在其1957年出版的對四川考古學做綜合研究的著作中（1957：xix）指出，“四川完全是一個邊緣地區，這個省的文化從來都不是獨立發展的結果，它經常受到一些鄰近文化的影響”。
我們認為，文化的發展總是要受到周邊影響的。但如果人們將這個議題擱置在一邊的話，四川近年的研究使考古學界更願意去接受四川本土社群在地方社會發展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四川最終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邊緣地區”。
我們這裡的注意力將集中在先秦時期的成都平原上。這裡有關政治和文化格局的考古證據相對四川盆地其他地方要更扎實，而歷史記載也以蜀為中心。在不同時期裡，以“蜀”為名的國家均位於四川地區：前蜀（907—925）和後蜀（934—965）是五代十國時期（907—979）十國中的兩國，它們以三國時期（220—280）的蜀漢（221—263）為國號。這個國家的名字又轉而用來指代被秦在公元前316年所攻占的四川盆地的蜀國（Sage1992）。
我們只有從在其他地區撰寫的歷史文獻中才得知這個最早的蜀國，而且這些有限的歷史資料是由在四川盆地之外的都市化國家以外部的觀點撰寫的。根據這些材料，蜀據說是一個重要的國家。過去數十年的考古證據表明，成都平原附近的遺址為其政治中心，這為我們對中國內陸景觀的討論提供了基礎。
與蜀有關的較次要的歷史文獻包括一些從商代後期首都安陽出土的甲骨文（林向1989；董作賓1942），以及從陜西周原出土的先周和西周早期的甲骨資料（Sage1992：31—34）。但我們完全不清楚這些為數甚少的例子實際上是否真的在指四川盆地的政治組織或人民［顧頡剛1981（1941）］。歷史學家更加信任《史記》所提及的蜀國與四川之間的關聯（《史記》，卷4）。這個名為“蜀”的政治組織是在標志著由商代過渡到周代的牧野之戰中參與對抗商政權的聯盟國之一。大量研究集中討論了這場戰爭的年代，而這些研究將周代征服商代的時間定於公元前11世紀40年代（與具體的年代有關的討論和材料，見Falkenhausen2006b：7；Shaughnessy1999：23；有關近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嘗試鞏固這個年代的討論，又見Lee2002a，2002b）。在本書中，我們采納公元前1050年作為這場戰爭和與之相關的過渡期發生的大約時間。
對於漢代以前有關成都平原的歷史記載中，以公元前316年秦征服四川以後的記載對本書幫助最大。例如，《史記》討論了李冰對蜀地的管治權。李冰據說負責了多個成都平原的工程項目，其中包括第2章討論到的都江堰。諸如常璩（約291—361年）的《華陽國志》這類夾雜歷史和神話的傳統典籍中記錄了蜀國在先秦時期對成都平原的控制，並將蜀人與“黃帝”的後代聯系在一起（Chang1987；李學勤1985：204）。正如王明珂（2010：7396）指出的，這篇文獻的標題“顯示了作者將蜀視為華夏邊陲的地理意識”。王明珂認為，蜀和黃帝之間的聯系再現了一個共有“結構化情節”，通過對去到邊疆並建立文明的英雄的身份認同，將所有對中原來說是邊緣地區的歷史與中原歷史本身對接起來。
《華陽國志》和傳統以來被認為是由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撰的漢代文獻《蜀王本紀》零星羅列了傳說和虛構的歷史記載中蜀國領袖的次序。第一位領袖是蠶叢，緊隨其後者則為柏灌、魚鳧、杜宇和最後的開明。這些名字可能是指不同的氏族，它們在不同時代裡相繼登上權力中心（彭邦本2002）。這種含糊的歷史材料表明成都平原在先秦時期有過脆弱的政治一體化進程，在不同地點相繼或周期性地出現過最高統治者。我們在其他文獻中也找到了關於蜀的零星資料，這些文獻包括《逸周書》和《竹書紀年》，但沒有一部文獻能無可辯駁地與成都平原的蜀國政治組織有關（Sage1992：40—41）。部分學者曾嘗試將這些記載和下文將會討論到的成都平原青銅時代早期和中期的遺物聯系起來。首位將從四川得來的青銅時代遺物判定屬於巴蜀文化的學者似乎是衛聚賢（1898—1989），他斷定這些青銅器中的罍、壺、戈、鉞和劍的時代為晚商至戰國時期（衛聚賢1941，1942）。馮漢驥通過將成都平原附近巨石遺址古文獻聯系起來，認為這些遺物是屬於古蜀國的（馮漢驥1985a）。後來的學者亦繼續將考古發現與這個地區模糊的歷史相聯系（有關這個地區的考古學和與蜀有關的歷史記載的聯系的進一步討論，又見：李紹明主編1991；四川省主編1992a；宋治民1998a；孫華2000；童恩正1979；徐世群1998；徐中舒1987），然而，文獻資料的歷史真實性及上述領袖與考古發現之間的聯系是無法得到證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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