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本書從圖像學的角度，研究元明之際，政權更替中的上層統治者與下層百姓的觀念變遷。從圖像出發，研究思想與觀念，是目前極為創新的史學研究視角。本書主要以專題研究的形式，圖文並茂，結合大量留存在紙本、絹布、畫像磚上的圖像資料與記載在文獻史料上的文字資料，探討13—14世紀的國家、族群認同問題，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變遷。宋、金末年以迄明初的兩百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族群秩序大變動時期。隨著漢族與北方族群力量的彼此消長以及新文化因素的不斷衝擊與融入，這一時期的族群觀念以及社會文化，也處於一種復雜的動態變化過程當中。本書將討論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宋季以迄明初的國家與族群觀念變遷。宋代立國始終面臨著強大的外部威脅，《公羊春秋》等儒家經典中的“內夏外夷”等理論，在宋代被強化為士人的主流觀念。隨著女真、蒙古兩大力量迭次興起，這種族群秩序理念在蒙元時代基本崩解，元代士人更傾向於認同一個多族群的國家體系；“大一統”取代了“華夷之分”，成為元代立國的合法性依據。然而繼元而起的明政權，其統轄的疆域和人口基本局限於漢族核心地區，國家意識形態又回歸宋代的故轍，重新依據“夷夏之辨”來構建國家的合法性基礎。這種近乎圓周的思想變動過程，顯示了現實政治變遷，在觀念世界造成的巨大波動，也印證了宋明之間思想的延續性。思想觀念的變遷必然會反映在社會生活上，本書以服飾和葬俗為例，討論遊牧文化在中原地區所經歷的、由拒斥到受容再到排斥的過程。此外，從蒙元時代開始，東亞（中國—高麗—日本）歷史顯示出強烈的聯動性，本書還將討論這一時期中國的族群政治與文化變遷，對周邊國家的輻射與影響，進而思考13—14世紀在整個東亞近世歷史進程中的關鍵地位。
作者簡介
張佳，1981年生，山東高密人。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學士（2004），清華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2007），復旦大學專門史博士（2011年），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世思想文化史，曾在《史語所集刊》《歷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等學術刊物，以及《復旦學報》《史林》《故宮博物院院刊》等專業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三篇。曾出版專著《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及譯著《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承擔教育部哲學社科青年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項目和貴州哲學社科國學單列項目各一項。曾獲得上海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2012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論文獎，2013年）。
名人/編輯推薦
歷史上的國家觀念構建、族群身份認同與文化變遷，是當前中國史研究領域*熱度的問題。代表作品如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許倬云《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張廣達《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等著作，在學術界引起了持久而廣泛的討論，引領了現今的研究熱潮。本書亦從圖像學的角度，研究元明之際，政權更替中的上層統治者與下層百姓的觀念變遷，主要以專題研究的形式，圖文並茂，結合大量留存在紙本、絹布、畫像磚上的圖像資料與記載在文獻史料上的文字資料，探討13—14世紀的國家、族群認同問題，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變遷。
目次
導言
第一章 宋元明番族類題畫詩中的國家與族群觀念變遷
引言 作為思想史史料的題畫詩
一 筆端神妙：北宋“番族”畫目的確立與畫作鑒賞
二 開卷見寇讎：南宋的番騎圖創作與觀感
三 四海盡臣：元代“大一統”與番族類繪畫的新觀感
四 重界華夷：明代“中國”觀念下的番族類題畫詩
結語 觀看“他者”——番族類題畫詩反映的族群與國家觀念變遷
第二章 “胡元”考：元代的夷夏觀念潛流
引言 現有元代思想史脈絡下的突兀文本
一 宋金季年的夷夏論述
二 政治壓力與元初遺民話語的抑制
三 元代漢人的族群意識與夷夏觀念伏流
四 元季“夷夏”語境與《諭中原檄》的思想源流
結語 作為元代思想潛流的夷夏觀念
附錄一 元刊史書諱闕舉例
附錄二 本章引據史料版本異文舉例
第三章 景教西來：元代濟寧路的一個也裡可溫家族
引言 新材料的發現
一 碑刻所見的家族世系
二 按檀不花家族的景教信仰
三 按檀不花家族的華化
四 岳出謀與伏羲廟
結語 隱入歷史
第四章 “深簷胡帽”考：一種女真帽式盛衰變異背後的族群與文化變遷
引言 從一則史料的校勘說起
一 正名：元代“瓦楞帽”考誤
二 馬上“胡風”：幔笠考源
三 蕩決藩籬：蒙古征服與幔笠在亞洲的傳布
四 重劃疆界：幔笠的淡出與東亞“夷夏”意識的消長
結語 小物件與大歷史
附錄 說“鈸笠”
第五章 衣冠與認同：明初朝鮮半島襲用“大明衣冠”歷程初探
引言 “大明衣冠”何所來
一 “胡化”與“復古”：蒙古風下的中國與高麗
二 擬之親王：恭愍王時期的明朝賜服
三 曲折與反復：麗末“大明衣冠”的行廢
四 一代之制：朝鮮王朝對明朝服飾的沿用
結語 作為文化符號的“衣冠”
第六章 朝鮮通信使禮儀交涉發微：兼論明代禮儀的東亞影響
引言 禮儀與“國體”
一 隆殺之等：朝日雙方有關拜禮的爭議
二 辭受之間：通信使對日方私贈禮物的態度
三 平闕之式：癸未使行的國書格式問題
結語 通信使禮儀交涉背後的中國影響
第七章 以禮制俗：明初禮制與墓室壁畫傳統的驟衰
引言 壁畫發展史上的謎題
一 傳統的中斷：明代墓室壁畫的驟衰
二 “逾制”：墓室繪飾與明代房舍制度的衝突
三 罪坐工匠：明初對服器逾制的懲罰方式
結語 禮制約束與習俗變遷
附錄 陜晉冀豫魯五省宋金元明壁畫墓統計表
圖版目錄
參考文獻
後記
書摘/試閱
十二到十四世紀，也即從北宋末到明初的三百年，隨著女真、蒙古兩大北方族群的迭次興起，中國歷史進入了第二次族群秩序大變動時期。雖然和遼（契丹）一樣屬於“征服王朝”，但金朝的統治已經深入漢族文明的腹地，而蒙元更是建立起一個囊括巨大疆域與眾多族群的亙古所無的龐大帝國。伴隨著各族群與政治體力量的消長，以及新文化因素的不斷衝擊，這一時期士人的國家與族群觀念，處於復雜的動態變化過程之中，出現了不少值得探析的問題。
本書主要討論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在這一族群秩序大變動時期，漢族士人國家與族群觀念的復雜變遷。與中原皇帝被周邊族群推尊為“天可汗”的初盛唐不同，兩宋立國始終面臨強鄰環伺的國際態勢。北宋在軍事失利之餘，尚能勉力與北方的遼朝維持兄弟對等關係，而在宗社覆亡、故土淪喪之後建立的南宋，則稱臣稱侄，長期以一種卑微的姿態，生活在金朝的巨大陰影之下。在中原國家與北族政治體長期的實力消長過程中，這是漢族王朝威權步步失墜的時代。士人的國家與族群觀念，也因之發生巨大變化，日益趨向封閉與保守。這有多方面的表現。以石介《中國論》、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為代表，北宋士人已經傾向於構建一個在疆域和文化上邊界明晰且內容有限的“中國”；降及南宋，甚至連是否真的要“恢復中原”，都成為一個有待考量的問題。盛唐時代“天可汗”一般恢宏的國家氣度，已經蕩然無存，甚至越來越受到後人非難。迥異於漢唐開土拓疆的擴張論調，這是一種新的、保守內斂的國家觀。這種有限國家的理念，對後來明朝初年的國家設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士人國家與族群觀念變化的另一表現，是在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領域，強調“夷夏之防”。儒家士大夫對“胡風”的警惕，安史之亂後即已開始，但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時表現得更為明顯。宋代士大夫對儒家經典中“內夏外夷”等傳統理念進行了新的闡釋，並被政府當作文化抵抗的工具。以胡安國《春秋傳》的出現及其在士人中的流行為標志，“華夷之辨”成為士人看待族群問題的基本立場。
“華夏”與“夷狄”之間的文化差異，被人為地強化和放大了。隨著蒙元大一統時代的到來，上述日趨狹隘的國家與族群觀念，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在公開的話語裡，元代士人很多傾向於認同一個多文化、多族群的國家體系，而不再拘執於“華夷之分”。元代族群與地域的空前一統，成為許多士人眼中蒙元得“天命”的表征；在當時的主流論調當中，元朝的立國合法性，即建立在“大一統”之上。不過元代刻意維持的征服體制，決定了其無法實現真正的族群融合。作為宋代思想的遺響，華夷觀念在元代漢人社會中是一股長期蟄伏的思想潛流；到元末時，其又重新爆發並成為元明易代的思想背景。繼元而起的明政權，其統轄的疆域和人口基本局限於漢族核心地。明代的國家意識形態又回歸宋代故轍，重彈“內夏外夷”的舊調，試圖以此為基礎構建元明易代的合法性。族群與地域的“大一統”，非但不被認為是蒙元的功業，反而被當作淆亂華夷的罪責。從南宋到明三百年間，這種近乎圓周運動的思想變遷過程，顯示了現實政治變動在觀念世界引發的波瀾，也展示了宋明兩個漢族王朝在思想文化上的強烈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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