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書信中的歷史枝葉（簡體書）

“思想的邊界”這套叢書即將要付梓了。我們推出這套叢書，希望通過解讀近現代思想家、作家的書信，再現書信背後的故事，聆聽書信主人講述各自生命中那些波瀾壯闊或風平浪靜、風卷云涌或云淡風輕的歲月，從而能夠走近他們更加真實而完整的生命角色。
“思想”與“邊界”這兩個詞語的組合具有哲學的意味，借用李澤厚《美的歷程》中貫穿始終的核心詞組——“有意味的形式”，可以說，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組合。作為人類文明發展中處於精神文化層面的“建筑”，思想不同於物質，超越了消費型的物質，也超越了可看得見的形式，從而無從有所謂的邊界，自然無從誕生“思想的邊界”這樣的詞語組合。由此可以說，我們這套叢書名——“思想的邊界”注定不屬於常規思維：將“邊界”這個自帶可感可見形式的詞語，與“思想”這個無形式無邊界的概念組合在一起，便催生了一種哲學的意味——為無形式壘砌形式，為無邊界描畫邊界。所有的這些，像極了在徒勞處辛勤勞作。
作為思想家、作家、詩人、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思想文化的巨匠，他們在身後都留下了盈千累萬的佳作，再現“文章之無窮”的魅力，建立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中國思想史、文學史、歷史等諸多領域和學科樹立了使後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豐碑。他們的名聲，如曹丕所言“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自傳於後”，完全來自他們的作品及其所達到的思想的深度、廣度、高度。我們今天想要了解他們，最重要的途徑是閱讀、研究他們的作品，唯有如此，才能對他們的思想有所領會。那麼，我們是否就此可以假設，他們所創作的作品，已經將他們的思想全部涵蓋了呢？或者可以說，閱讀和了解了他們所創作的作品，就能夠完整把握和領會他們的思想了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講一個故事。
今天我們都知道司馬遷的《史記》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中國紀傳體正史的開創之作，成為延續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書寫模式。這是從《史記》所開創的體例意義方面而言。從思想價值而言，《史記》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個撰述宗旨，成為“二十四史”中位居第一的歷史著作，其思想的先進性、科學性是後世史學著作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作為《史記》的撰述宗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代表了司馬遷思想的高度，我們今天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思想成就，無法繞開這個宗旨。如果按照前文所言，文史名家的思想，唯有通過閱讀和研究他們所留下的作品才能夠到達，那麼，《史記》的這個宗旨，應該通過閱讀使司馬遷青史留名的巨著《史記》來獲得。不過，事實是，這個宗旨並不出自《史記》，其出處在一封信裡。
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時任中書令的司馬遷寫了一封信給當時身陷囹圄的朋友任安。這年，太子劉據被漢武帝新寵臣江充栽贓，陷入“巫蠱之禍”，太子非常恐懼，情急之下起兵，誅殺了江充，隨即遭到憤怒的漢武帝強行鎮壓，兵敗後太子出逃到京兆尹的湖縣，最終懸梁自盡，太子的母親王皇後也因此受牽連在宮中自縊身亡。太子劉據在恐慌中起兵的時候，曾假傳聖旨，命令時任北軍使者護軍任安發兵，但任安收到太子發兵命令後，並沒有出兵。“巫蠱之禍”事件平定之後，漢武帝認為任安“坐視成敗”，“懷詐，有不忠之心”，將任安投入監獄，最終腰斬。在任安被臨刑之前，作為朋友，司馬遷給他寫了一封信，其實這是一封回信，因為幾年前，任安曾給司馬遷寫信，希望在漢武帝身邊工作的司馬遷“盡推賢進士之義”，舉薦自己。司馬遷一直未回信，直到任安身陷牢獄之災，才起筆寫了這封回信。
這封信後來被稱為《報任安書》。清代的儲欣在《古文菁華錄》中說《報任安書》是“激昂悲憤，自有文字以來第一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封信。這個“第一”，含有重要意義：在這封信裡，司馬遷除了表達自己發憤著書意志之外，還陳述了撰寫《史記》的宗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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