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者“信史”也：茅盾書信研究（簡體書）

一、茅盾書信之結集出版與研究概況
茅盾先生是中國作家中筆頭最勤快的人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全集》收錄了茅盾各類著述（不包括翻譯作品和古籍選注），按文體分類編年，多達40卷，編輯出版周期長達22年（1984-2006）。黃山書社2014年推出的新版《茅盾全集》（由鐘桂松主編），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基礎上加以充實、補訂而成的，更達42卷、26108頁之浩繁。其中書信為3卷，每卷約500封，總共約1500封。
這些書信，有的當時就發表在報刊上，有的直至茅盾去世後才面世。新中國成立前，由於中國社會動蕩，很多人顛沛流離，留下來的書信大約只有200封。新中國成立後寫的，則幾乎全都保存下來了，共約1300封。
這些書信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茅盾研究以及中國現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共黨史研究等學術領域的寶貴史料。因此，早在1984年，就有茅盾書信被結集出版，即《茅盾書簡（初編）》，編者為孫中田和周明，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此集後易名為《茅盾書信集》，於1988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再版。之後出版的（除了全集中的“書信卷”之外）有：
1987年，《茅盾書信集》（中國現代文學館劉麟編），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4年，《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蕭斌如等編），文匯出版社。
2006年，《茅盾姚雪垠談藝書簡》（姚雪垠之子姚海天編，其中收錄1974年7月至1980年2月茅盾書信30多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茅盾致陳瑜清書信》（陳瑜清之子陳毛英和張蓉編，共68封，絕大部分寫於1970年代），西泠印社出版社。
零散發表於各種報刊的則非常多，此處不贅述。
與發表相比，對茅盾書信的研究卻少得多。這項工作基本上是從茅盾去世（1981年）之後才開始的。到目前為止，雖然已近40年，但也還是只有一些零星的成果。撮其要者，如：
1981年，葉子銘：《關於發表茅盾同志二十四封信的幾點說明》，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1年第4期。
1990年，金梅：《關於茅盾先生七封信的回憶及其它》，載《茅盾研究》（第四輯）。
1994年，袁良駿：《關於茅盾同志的三封信》，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2期。
1996年，沈衛威：《新發現茅盾（沈雁冰）致胡適四封信——茅盾從新浪漫主義向寫實主義轉變的契機》，載《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2008年，林傳祥：《解讀茅盾給葉子鉻的16封信》，載《中國檔案》2008年第12期。
2016年，吳心海：《從茅盾致吳奔星的一封信說起》，載《南方都市報》2016年7月12日。吳心海乃吳奔星哲嗣。
2017年，宮立：《從茅盾給丁景唐的一封信說起》，載《中國社會科學報·學林》2017年8月7日。
2018年，金傳勝：《茅盾四封書信考》，載《中華讀書報》2018年7月4日。
從2018年起，筆者在中國傳記文學領域的權威刊物《傳記文學》開設“茅盾書信解讀”專欄，每期一篇，本書約一半的文章來自該專欄。
此外，我們不能忽視全集書信卷的編者們，他們勞苦功高，他們的整理、編排、校勘、注解工作也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

茅盾存世最早的一封信，大談“五四”時期大話題：婦女解放問題、家庭制度、戀愛與婚姻——1919年11月16日致郭虞裳函解讀
“少取諷刺體的及主觀濃的作品”——1920年12月31日致周作人函解讀
對“被損害的民族文學”的接受：茅盾與魯迅的觀念和心態有所不同——1921年7月5日致周作人函解讀
繼續討論“被損害的民族文學”兼論轉譯之不妨——1921年7月30日致周作人函解讀
“這些普遍的毛病惟有自然主義可以療之”——1921年8月3日致周作人函解讀
劉半農對勃洛克《十二個》的翻譯未遂，茅盾為魯迅的創作優先論高呼——1921年8月11日致周作人函解讀
陳獨秀之被捕與出獄、周作人並未實質參與《新時代叢書》、茅盾第一次請辭《小說月報》主編始末——1921年10月12日致周作人函解讀
《小說月報》之改名、英美之翻譯出版俄國文學——1922年1月10日致朱湘函解讀
茅公何以“非”宗教？——1922年4月6日致張聞天函解讀
茅盾是英文版中國小說集《草鞋腳》最初最主要的參與編選者——1934年7月14日茅盾、魯迅聯名致伊羅生函解讀
為編《新文學大系》向鄭振鐸借書並約稿，用化名保己護友——1934年12月10日致鄭振鐸函解讀
關於魯迅身後事茅盾請示蔡元培並替內弟向蔡元培求序——1936年11月23日致蔡元培函解讀
茅盾對魯迅夫人尊重有加華羅琛女士及其中國丈夫何許人也？——1937年4月13日致許廣平函解讀
為編輯抗戰文藝刊物《文藝陣地》請求戈寶權“盡力贊助”——1938年3月14日致戈寶權函解讀
中國最初引進印度電影始於沈部長的請示報告——1954年10月20日致周恩來函解讀
茅盾與捷克漢學家們的交誼——1959年10月25日致普實克函解讀
為中國、波蘭之間的文學交流殫精竭慮、身體力行——1960年10月12日致巴金函解讀
紅學界關於曹雪芹卒年“大論戰”的一個側影——1963年3月25日致俞平伯函解讀
“文懷沙為人浮薄，我們都避之。”——1977年7月1日致王德厚函解讀
“內行見了是要笑掉牙齒的”《滿江紅》及姚雪垠和碧野認真的寫作態度——1977年9月6日致臧克家函解讀
施蟄存贈茅盾《金石百詠》油印本、茅盾自評書法——1979年1月22日致施蟄存函解讀
錢鍾書給茅盾寫信引介美籍華人學者——1979年7月20日致錢鍾書函解讀
為黃慕蘭平反發起寫聯名信上書鄧穎超——1980年1月24日致黃慕蘭函解讀
茅盾與趙樸初之間的詩交——1980年2月10日致趙樸初函解讀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到底是穩固還是失掉？——1980年8月3日、13日致馮乃超的兩封函解讀

三、關於沈氏兄弟想學德文的動機及其他
舉世公認，德國人既善於學習外文，而且更善於通過學習外文而研究外國的學問，在人文學科領域尤其如此。茅盾在這封給周作人的信中說：“德國介紹外國文學似乎無論什麼地方都比英美多些。”於是，他說：“我非常想學德文，但為工作所梗，年來屢試而不成功；下半年舍弟澤民要進上海同濟的德文預備科去，專攻一年德文；據說一年本可以通的，但到底也欲到將來看哩。”言下之意，兄弟倆都曾計劃學習德文。
我們先來看茅盾學習德文的一些情況。
他最早接觸德文是在讀北京大學預科時，當時可選的“第二外國語”是法文和德文，他選的雖然是法文，不是德文；但有一位法文老師，兼擅這兩種外文，“在教法文時，有時忽然講起德語來”（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
1922年，茅盾與創造社打筆仗，其中論爭得比較多的是翻譯問題。“它在客觀上也還是起了一點作用，例如刺激了大家去學好外文，去努力提高譯品的質量等。”茅盾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幾個同事專門找了老師，每周學三晚外語。他們發憤學習的外文主要是日文、德文和法文三種。茅盾主攻的是日文和德文，“可惜後來別的社會活動多了，不能堅持”。
他弟弟沈澤民準備到同濟大學去學德文。那麼，沈澤民後來去同濟學德文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1個月之後（8月3日），茅盾給周作人的信的最後寫道：“再有一事瀆神：舍弟本擬於下半年進上海之同濟預科，現在聽說此科並非專為預備德文而設，乃為預備人同濟本科而設，故其中有物理化學算術等科，仍很注重。澤民只在讀文字，進去不上算。故擬改人北大的德文班。不知此班能否旁聽？每星期科目如何？敢請先生便示一二，至為感激。”
同濟預科德文班不是專門的德文進修班，還要學數理化。沈澤民擬改入北大德文班，而不去同濟德文班，是因為他怵數理化嗎？不是的，他曾以非常優異的成績考入南京河海大學（原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水利工程專業，數理化本是他的強項。但他志不在此，他更喜歡文科，想要幹革命。當時，最先進的革命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著都是用德文寫的。因此，他想學德文的動機是能夠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原著，正如研究沈氏兄弟卓有成就的鐘桂松先生所指出的：“沈澤民主要是想通過學習德文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是為了從原著中學習理論，所以沈澤民不想浪費時間去同濟大學按部就班學德文。”
茅盾委托周作人幫忙，爭取讓沈澤民去北大德文班旁聽。那麼，沈澤民如願以償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不是周作人不幫忙，而是情況不合適。周作人收到茅盾8月3日書信的當天（8月6日）正在香山碧云寺養病，但他立刻就抱病代為打聽情況。他了解的結果大概是：當時北大德文班沒有最初級的課程，沈澤民必須要有一定的德文程度，才能聽得懂、跟得上。第二天，周作人就給茅盾回信，說明了他了解到的實際情況。因此，茅盾在8月11日又給周作人寫信說：“今得七日手書，敬悉一是。舍弟德文一無程度，大概不能人德文系旁聽，只可先人英文系，隨後再到德文系旁聽（如此辦法，應否先向顧孟餘先生一說否，請先生酌示）。唯文憑一層頗為難，因舍弟從未正式讀完一個學校，河海工程只差三個月，故亦沒有畢業文憑；不知能否通融。大概下半年總得進個學堂，強制的振振精神。”
茅盾晚年回憶：1921年二三月間，澤民給茅盾寫信說“他思想變動，渴欲研究政治，越來越覺得橋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課，枯噪乏味，聽不進去了，所以他想中途輟學”。茅盾當然回信竭力勸阻。但5月份的一天，沈澤民沒有經過哥哥的同意，從南京來到上海，死活不願回河海去上學了，所以茅盾說“河海工程只差三個月，故亦沒有畢業文憑”。
那麼沈澤民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急著要學德語的呢？
“1921年二三月間”這個時間應該是茅盾記錯了。據茅盾的回憶，當年5月末一天，澤民從南京突然到上海，當年“7月初去日本，在東京住了半年，學習日文……”茅盾對年份的回憶有誤差。
沈澤民去日本的時間是在1920年7月。在鐘桂松著《沈澤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中說：“沈澤民和張聞天一起，1920年7月14日，東渡日本，來到東京。”“1921年1月，沈澤民與張聞天毅然告別東洋，又一起回到上海，住上海南成都路新樂裡177號。”沈澤民和張聞天是河海工程學校的同窗好友，兩人同去日本又同回。另見陸米強《新征集的張聞天等人早年在上海合影原照》：“於是張聞天就在1920年7月前往日本東京去讀書學日語，並自學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書籍。1921年3月，他又回國移居杭州潛心讀書寫作。”這個說法與鐘桂松的基本吻合，只是回國月份差了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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