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訪錄：忠臣孝子的悲願（簡體書）

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在國破家亡、苦難沉痛的人生際遇下，以其對於國家民族的關切之情，檢討我國歷代政治措施，尤其是明朝政治制度之得失利弊後，完成《明夷待訪錄》一書。這是我國政治思想史上難得一見的較有系統的著作，他所提出的政治理想，即民為貴與天下為公，在當時的專制政體下極富革命性。其思想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董金裕：1945年生。臺灣師大國文系、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孔孟月刊》《孔孟學報》主編。有《章實齋學記》《宋永嘉學派之學術思想》《宋儒風範》《明夷待訪錄：忠臣孝子的悲願》等著作。

1.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2.近代學者梁啟超評價說：“梨洲有一部怪書，名曰《明夷待訪錄》，這部書是他的政治理想”，“ 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3.作者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

【總序】用經典滋養靈魂

龔鵬程

每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經典。經，指其所載之內容足以做為後世的綱維；典，謂其可為典範。因此它常被視為一切知識、價值觀、世界觀的依據或來源。早期只典守在神巫和大僚手上，後來則成為該民族累世傳習、諷誦不輟的基本典籍。或稱核心典籍，甚至是“聖書”。

佛經、聖經、古蘭經等都是如此，中國也不例外。文化總體上的經典是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依此而發展出來的各個學門或學派，另有其專業上的經典，如墨家有其《墨經》。老子後學也將其書視為經，戰國時便開始有人替它作傳、作解。兵家則有其《武經七書》。算家亦有《周髀算經》等所謂《算經十書》。流衍所及，竟至喝酒有《酒經》，飲茶有《茶經》，下棋有《弈經》，相鶴相馬相牛亦皆有經。此類支流稗末，固然不能與六經相比肩，但它各自代表了在它那一個領域中的核心知識地位，卻是很顯然的。

我國歷代教育和社會文化，就是以六經為基礎來發展的。直到清末廢科舉、立學堂以後才產生劇變。但當時新設的學堂雖仿洋制，卻仍保留了讀經課程，以示根本未隳。辛亥革命後，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才開始廢除讀經。接著，他主持北京大學時出現的“新文化運動”更進一步發起對傳統文化的攻擊。趨勢竟由廢棄文言，提倡白話文學，一直走到深入的反傳統中去。論調越來越激烈，行動越來越魯莽。

臺灣的教育、政治發展和社會文化意識，其實也一直以延續五四精神自居，以自由、民主、科學為號召。故其反傳統氣氛，及其體現於教育結構中者，與當時大陸不過程度略異而已，僅是社會中還遺存著若干傳統社會的禮俗及觀念罷了。後來，臺灣朝野才惕然憬醒，開始提倡文化復興運動，在學校課程中增加了經典的內容。但不叫讀經，乃是摘選《四書》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以為補充。另成立文化復興委員會，開始做經典的白話注釋，向社會推廣。

文化復興運動之功過，誠乎難言，此處也不必細說，總之是雖調整了西化的方向及反傳統的勢能，但對社會普遍民眾的文化意識，還沒能起到警醒的作用；了解傳統、閱讀經典，也還沒成為風氣或行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高信疆、柯元馨夫婦接掌了當時臺灣第一大報中國時報的副刊與出版社編務，針對這個現象，遂策劃了《中國歷代經典寶庫》這一大套書。精選影響國人最為深遠的典籍，包括了六經及諸子、文藝各領域的經典，遍邀名家為之疏解，並附錄原文以供參照，一時朝野震動，風氣丕變。

其所以震動社會，原因一是典籍選得精切。不蔓不枝，能體現傳統文化的基本匡廓。二是體例確實。經典篇幅廣狹不一、深淺懸隔，如《資治通鑒》那麼龐大，《尚書》那麼深奧，它們跟小說戲曲是截然不同的。如何在一套書裡，用類似的體例來處理，很可以看出編輯人的功力。三是作者群涵蓋了幾乎全臺灣的學術菁英，群策群力，全面動員。這也是過去所沒有的。四，編審嚴格。大部叢書，作者龐雜，集稿統稿就十分重要，否則便會出現良莠不齊之現象。這套書雖廣征名家撰作，但在審定正訛、統一文字風格方面，確乎花了極大氣力。再加上撰稿人都把這套書當成是寫給自己子弟看的傳家寶，寫得特別矜慎，成績當然非其他的書所能比。五，當時高信疆夫婦利用報社傳播之便，將出版與報紙媒體做了最好、最徹底的結合，使得這套書成了家喻戶曉、眾所翹盼的文化甘霖，人人都想一沾法雨。六，當時出版採用豪華的小牛皮燙金裝幀，精美大方，輔以雕花木柜。雖所費不貲，卻是經濟剛剛騰飛時一個中產家庭最好的文化陳設，書香家庭的想象，由此開始落實。許多家庭乃因買進這套書，而仿佛種下了詩禮傳家的根。

高先生綜理編務，輔佐實際的是周安托兄。兩君都是詩人，且俠情肝膽照人。中華文化復起、國魂再振、民氣方舒，則是他們的理想，因此編這套書，似乎就是一場織夢之旅，號稱傳承經典，實則意擬宏開未來。

我很幸運，也曾參與到這一場歌唱青春的行列中，去貢獻微末。先是與林明峪共同參與黃慶萱老師改寫《西遊記》的工作，繼而再協助安托統稿，推敲是非、斟酌文辭。對整套書說不上有什麼助益，自己倒是收獲良多。

書成之後，好評如潮，數十年來一再改版翻印，直到現在。經典常讀常新，當時對經典的現代解讀目前也仍未過時，依舊在散光發熱，滋養民族新一代的靈魂。只不過光陰畢竟可畏，安托與信疆俱已逝去，來不及看到他們播下的種子繼續發芽生長了。

當年參與這套書的人很多，我僅是其中一員小將。聊述戰場，回思天寶，所見不過如此，其實說不清楚它的實況。但這個小側寫，或許有助於今日閱讀這套書的大陸青年理解該書的價值與出版經緯，是為序。

【導讀】政治思想的光輝巨著

董金裕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因此從消極方面來說，我們每個人既然都不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所以眾人的事務是否管理得當， 也就是政治的好壞，可以說跟我們是休戚相關，利害與共。再從積極方面來說，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治的好壞關係國家的興亡至大，我們既然身為國民的一分子，對於國家當然必須負起一定的責任，所以對於政治也就不能不寄予相當程度的關切。

我們既然要對政治寄予相當程度的關切，就要對有關政治的事務，不管是思想理論，還是實際措施有所了解，因為這些都是先民們經過長期的思考試驗，不斷地改革演進而來的。所以我們今天推行政治，不僅要衡量當今的時代與環境，更需要探討古來有關政治方面的因革損益與利弊得失，使我們有所借鑒，一方面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更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之上精益求精， 以期為人民謀取更多的幸福，並為國家奠定長治久安的局面。

明末大儒黃宗羲在國破家亡、飽受刺激之余，以其對於國家民族的關切之情，對於政治事務的明睿之智，發揮其政治理想， 從思想的立場，檢討明代政制的是非，並上溯我國自三代以來的政治措施，完成《明夷待訪錄》一書，對於政教軍經種種政治上的措施，不僅能提出他的思想理論，更能夠指出實際推行時的應興應革之道，不僅層面廣泛，而且體用兼具，實為我國政治思想史上難得一見的較有系統的著作。

《明夷待訪錄》書中所提到的一些政治上的實際措施，雖然到了今天，由於時代改變，形勢不同，不一定能夠適用，但是其中卻還有很多值得我們今天作為參考的。尤其是在思想理論方面， 黃宗羲在書中極為強調天下為公之義，更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發展民主法治的基礎。因此希望讀者能通過對於本書的研讀，了解黃宗羲的政治理想，更進一步地秉承其精神用心，對於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改革意見，寄予更多的關切，使我們的政治能夠更為澄明，國家民族能夠更為昌盛繁榮。

【導讀】政治思想的光輝巨著

序例

導言

第一章 設置君王的本意（《原君》）

第二章 設置人臣的本意（《原臣》）

第三章 設立法制的本意（《原法》）

第四章 宰相的設置（《置相》）

第五章 學校的設置（《學校》）

第六章 人才的選用（《取士》上、下）

第七章 國都的奠定（《建都》）

第八章 方鎮的設置（《方鎮》）

第九章 土地制度的改革（《田制》一、二、三）

第十章 軍事制度的改革（《兵制》一、二、三）

第十一章 財政制度的改革（《財計》一、二、三）

第十二章 僚屬佐吏的改革（《胥吏》）

第十三章 宦官問題的解決（《奄宦》上、下）

附錄一 黃宗羲的生平

附錄二 黃宗羲的著作

導言

一、書名的意義

“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的卦名，其卦象為䷣，離☲在下，坤☷在上，離代表日，坤代表地，日入地中， 光明就被掩蔽了。夷的意思是損傷，太陽既潛藏在地下，無法煥發光芒，如同受到損傷一般，所以稱“明夷”。此卦在人事上有雙重的意義：一是代表昏君在上，明臣在下，不能發揮才幹，實現理想，處境非常艱難困苦。二是代表目前的境況雖然暗淡，但是前途卻是一片光明，就如太陽雖潛伏地下，最後還是會升出地平線，散發光輝，使大地化暗為明。

根據《尚書 · 洪範》的記載，周武王平定天下以後，拜訪商朝遺臣箕子，向他請教治理天下國家的至理要道，箕子乃向周武王陳述九項治理天下國家的大法則，武王接納他的意見，封賜諸侯，使上下尊卑各有等分，天下因而獲得安定太平。

綜合以上二書的說法，所謂“明夷待訪”，意思是指在艱難困苦的時勢中，既然不能實現抱負，只好把理想寄托在書中，等待以後的聖君來訪察采行。顧炎武在讀了此書以後，曾寫信給黃宗羲，說：“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最能了解黃宗羲的用心，說明這本書所以取名為《明夷待訪錄》的意義。

二、著書的動機

黃宗羲寫作《明夷待訪錄》的動機，後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周易》明夷卦的卦義來看，他借此書來抒發其政治理想，希望天下能夠太平安定，這點是無可置疑的。可是就《尚書· 洪範》的記載而言，到底黃宗羲所待訪的物件為誰？卻有很大的爭議。這種爭議不僅有關黃宗羲的人格，並且和我們中華民族的正氣綱常有很大的牽涉。

由於黃宗羲在此書的序言中曾說：“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很明白的是引喻周武王拜訪商朝遺臣箕子，向他請教治道的故事。因此章太炎便根據這一點，在《太炎文錄》的《說文上》篇中，認為黃宗羲所待訪的物件是清朝皇帝，以故對黃宗羲相當不滿，而大加譏評，指責他“守節不孫”。

但是梁啟超則根據此書開始寫作於康熙元年（1662），完成於康熙二年的事實，認為當時明朝的遺老，因為清世祖順治皇帝剛剛去世，光復有日，所以黃宗羲所待訪的物件應該是“代清而興者”。楊家駱先生也根據此書寫作的時間正好是鄭成功攻下臺灣的第二、三年，認為箕子雖受武王之訪，卻另外立國於朝鮮， 則黃宗羲所待訪的物件，或許是“如箕子朝鮮之延平海國”，並且進一步地指出“如箕子之見訪”，不應解釋為“如箕子受武王之訪以訪我”，而應解釋為“如箕子一類人物之訪我”。

對於以上的爭議，到底誰是誰非？我們應該從兩方面來考察。首先，就黃宗羲寫作此書的時代而言，滿清剛以異族入主中原不久，正不遺余力地鏟除反抗勢力，對於讀書人，每每起文字獄加以鉗制。尤其是在康熙二年，也就是《明夷待訪錄》完成的這一年，“莊廷鑨明史獄”才發生。據全祖望在此書後面的跋語，說： “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可見黃宗羲在異族的高壓統治下，為了避嫌忌諱，抒發自己的理想抱負，才不得不故意地 以箕子見訪作為全身避禍的托詞，有其苦心悲意在。其次，就黃宗羲的行為出處而言，他在明朝思宗崇禎皇帝殉國以後，即不顧 身家的安危，召集義兵，積極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甚至於不辭 風波之險，遠渡重洋，希望能向日本乞得援兵。直到清朝已經平定整個天下，黃宗羲眼看大勢已去，才開始不過問世事，專心致力於講學著述的工作。後來清廷曾屢次征召他出來做官，他都加以拒絕。而且當康熙十八年（1679），他最得意的弟子萬斯同到北京同修明史，黃宗羲為他送行時，還告誡他千萬不可以向異代君王奏陳太平之策。以黃宗羲這樣的高風亮節，其所待訪的物件雖然未必是像鄭成功一樣的延平海國，但是我們卻可以斷言，絕不可能是他所曾經反抗過、拒絕過的清朝政權。

三、書中的內容

《明夷待訪錄》全書共分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計二十一篇。對於國家的政體、國體、教育、選舉、法制、官制、兵制、田制、財政，以及建都問題，都有他獨特的見解，尤其在抨擊專制，伸張民權方面， 更是不遺余力。

就政體方面而言，黃宗羲雖然尚無法擺脫時代的局限，依舊秉持君主政體的觀點，但是在《原君》篇中，已能指出君主的職分乃在於為人民謀福利。如果君主不能明白自己的職分，而把天下視為一家之利，不僅將貽害人民，而且也會使自己的家族遭受災禍。所以理想的政治，應該是以人民為主，君主為次的。

在國體方面，黃宗羲既然極力反對君主專制，所以主張分權而治。在《方鎮》篇中，他比較了封建與郡縣兩種政治制度，認為都有弊病。要免除兩者之弊，只有采行唐朝的制度，在沿邊一帶，設立方鎮，如此則各方鎮可以自給自足，戰守自固，以防御外敵，同時也能夠牽制中央，使其不致過分集權。

……

四、對此書的評價

對於《明夷待訪錄》一書，除了章太炎因誤認黃宗羲所待訪的物件為清朝皇帝，而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對之大加抨擊以外， 其余各家對其著書的動機或書中的內容，無不極為推崇。

……

第一章 設置君王的本意（《原君》）

（一）說解

人類所營的是群居的生活，為了維護群體的利益，便在眾人之中，推舉一位聰明才智比較高的人作為領袖，來替大家效勞服務，以興利除弊。這個被大家推舉出來的人，為了顧及整個群體的福利，必然要操心勞力，作出比一般人多的貢獻。由此可見， 人類當初設置君王，其本意是要他來對群體提供服務，並不是要他來欺壓大眾，以供其揮霍享受。

黃宗羲認為按照人的常情，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因此有些人就不願意出來為大家效勞服務，有些人則雖出來為大家效勞服務，但一有機會，便把君王的職位推讓給其他的人來擔任。由於大家都了解設置君王的本意，所以對擔任君王，為大家犧牲的人，都存有一份感激的心情，對他們的君王也就十分地敬愛擁戴。也由於大家都了解設置君王的本意，所以對君王的職位，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也就不會競相爭奪了。

可是到了後來，大家漸漸地不了解設置君王的本意，認為當君王的人可以掌握天下的生殺大權，而君王為了謀取個人的私利， 便盡量地對人民大眾進行壓榨，使得人民大眾遭受到無窮的禍害痛苦。大家眼看君王不僅不能為自己謀求福利，反而給自己帶來沉重的負擔與不幸，當然也就怨恨起君王，把君王看作眼中釘、肉中刺，想要拔之而後快了。

由於大家都已不了解設置君王的本意，只知道當君王的人可以作威作福，縱情享樂，不免心妒眼紅，想要奪取君王的職位。於是想要當君王的人，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便不擇手段地驅迫眾人，為他出力賣命，使人民飽受流離死亡的痛苦。而已經爭取到君王職位的人，為了保有自己的私利，更是想盡辦法，一方面盡量地對人民大眾搜刮壓榨，一方面盡量地給予人民大眾鉗制拘限，使人民飽受種種不便的痛苦。

但是一個人的聰明才智總是有限，而天下想要爭奪君王職位的人卻是很多，所以在寡不敵眾的情形下，當上君王的人，或早或晚，最後必然會被人推翻。倒霉遭殃的不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後代子孫。但是無辜的人民大眾，卻要在這對君王職位的你爭我奪、永無休止的循環中，擔任被犧牲者的角色，任人宰割摧殘， 而陷入萬古不復的浩劫之中。

由此可知，當君王的人如果不能了解設置君王的本意，好好地盡自己為人民大眾興利除弊的義務，不僅將使人民大眾飽受痛苦，而且也會給自己或自己的後代子孫帶來災殃，損人而並不利己，實在是悲哀啊！然而一些迂腐的儒生，卻認為臣民只有竭力奉事君王，才是盡責守分，見識實在是淺陋！所以黃宗羲認為只有讓大家都充分地明了設置君王的本意，使君王善盡其福人利民的職責，那麼大家也就不會對君王的職位爭相搶奪，人民大眾也就不會遭受禍難痛苦了。

（二）原文

……

（三）語譯

在剛有人類的時候，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沒有辦法為天下興公利，除公害。如果有人不顧慮自己的利害，使天下的人能夠蒙受其利，解除其害，那麼這個人勢必要比天下的人勤勞千萬倍。比天下的人勤勞千萬倍，而自己又不能享受其利益，實在是不合乎天下的常情。所以古代的人，像許由、務光就推辭而不願意入居比天下人勤勞、卻無利可圖的君王職位。而堯、舜則在入居君王之位以後，又把這個職位推讓掉。至於禹乃是一開始就不想入居君王之位，可是卻推讓不掉。這哪裡是古人的想法有什麼特別，喜好安逸、厭惡勤勞本來就是人的常情嘛。

後代擔任君王的人，想法就不這樣了，他們認為當了君王， 就可以掌握天下的利害大權，把天下的利益完全收歸己有，把天下的禍害完全推給別人。使天下的人不敢自私自利，而以我個人的私利當作天下的公利。一開始的時候，還感到有些慚愧，可是久而久之，也就心安理得了。把天下看作自己的最大產業，傳給後代子孫，可以永遠地享受。漢高祖當年曾對他的父親說：“我所掙來的產業，比起二哥，哪個多呢？”他那種逐利的心情，已經毫不掩飾地表露在這句話中了。之所以會有這種轉變，並沒有其他的原因，完全是由於古代的人是以天下為主，君王為次，凡是君王盡其一生所經營的，都是在為整個天下設想。如今卻反而以君王為主，天下為次，所有使得天下的人流離失所，無處可以獲得安定的動亂災禍，都是由於只為君王設想而引起。所以當君王還沒有奪得君王職位以前，為了爭取君王之位，博得自己的產業， 即使殺害天下人，使天下人父母子女流離失散，竟然也不會感到凄慘哀傷，甚至還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護道：“我本來就是要為子孫創設產業的啊！”而當他奪得了君王之位以後，就盡量壓榨天下人的膏血，使天下人父母子女流離失散，來供應他一個人的淫逸享樂，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甚至還自以為得意地說：“這是我所掙得產業的紅利啊！”如此看來，天下的最大禍害就在於君王了。因為假使沒有君王，天下人還能夠自私自利，現在有了君王，反而連自己的私利也保不住。啊！難道設置君王的道理就是如此嗎？

古代天下的人愛戴他們的君王，把君王比作父親那樣偉大，比作上天那樣崇高，實在並不過分。如今天下的人怨恨他們的君王，把君王看作敵寇仇人，稱君王為眾叛親離的獨夫，也是有道理的。可是那些見識鄙陋的儒生，卻淺薄地認為臣民應該侍奉君王，是合乎義理，而不能避免，甚至於還說商湯、周武王都不應該討伐像夏桀、商紂那樣的暴君，而胡亂地傳述伯夷、叔齊勸諫周武王不要伐紂這種沒有根據的事情，把天下許許多多受欺壓殘害的人民大眾，看作像腐敗的老鼠肉一般輕賤。難道在廣大的天地之間，許許多多的人民大眾之中，上天只眷顧私愛君王一個人， 君王一個家族嗎？所以武王能夠討伐暴君，就是聖人；孟子“民貴君輕”的言論，就是聖人的言論。後代的君王，想要以君王像父親那樣偉大，像上天那樣崇高的虛偽名義，禁止他人起爭奪之心的，都感到孟子的話對自己有所不利，甚至於像明太祖一般想要廢除孟子在孔子廟廷中的牌位，難道不是那些見識鄙陋的儒生所促成的嗎？

話雖如此，假使後代的君王真的能夠保有整個天下的產業， 永遠留傳給後代子孫，也難怪他們會有那種私心。問題是自己既然把天下看作私有產業，那麼其他的人，哪個不是像自己一樣地想奪得這個產業？於是便不能不又是捆綁，又加鎖鑰地盡量防護， 以免他人盜取。可是君王一個人的才智能力總敵不過想要爭奪天下的眾人，所以慢的話還可能傳好幾代，快的話就在自己還在世時，自己的子孫總是會遭遇到生命的危險。當年劉宋順帝被逼退位時，曾感嘆著說：“希望以後世世代代都不要降生在帝王之家。”而明朝崇禎皇帝，眼看江山就要滅亡，也曾很悲傷地對女兒長平公主說：“你為什麼要生長在我家呢！”這些話語實在相當沉痛。這時候如果回想當初開創產業之時，那種想要奪取天下的野心， 豈不是就會頹喪得消失掉呢！所以只要大家能夠明白當君王的職責是在為民服務，那麼就像唐、虞時代一樣，人人都願意推讓掉君王之位，許由、務光那種清高的作為並不是做不到的。可是如果不能夠明白當君王的職責，以為可以為所欲為，那麼街市上的每個人，都想要爭取君王之位，大家你爭我奪的，像許由、務光那種清高的作為，到了後代也就永遠沒人聽說過了。然而一般人終究不能夠明白當君王的職責，但是短暫的淫逸享樂也換不掉永遠的悲傷痛苦，這種道理是再愚笨的人也能夠明白的啊！

（四）評述

黃宗羲這篇《原君》的思想，很明顯的是承襲自《禮記·禮運 ·大同》“天下為公”，以及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篇中剴切陳述古之人君與後之為人君者的不同，即在於公私的分別。而公私的分別，關鍵又在於天下與君王的主客地位如何。理想的政治應該是以天下為主，君王為客的公天下。如果主客易位，形成家天下，那麼天下人就會成為君王爭取私利的犧牲品。人類經營群體生活，推舉領袖，是為了謀求群體的公利，因此凡是以犧牲群體來獲取私利的作為，都是違背了推舉領袖的本意。黃宗羲之所以要對君主專制深表不滿而大力抨擊，主要的著眼點即在於此。

黃宗羲肯定設置君王的本意在公而不在私，觀點極為正確。尤其是他身處君權時代，有這種議論、膽識，更值得我們敬仰。但是他的立論卻完全以“好逸惡勞”的利害關係來闡述，固然有所得，但也不免有所失。好逸惡勞是一般人的常情，然而肯任勞任怨的人也並非絕無僅有。又以利害關係做說明，的確比較能夠打動人心，但是當一個人面對近利的時候，是否能夠計慮到遠害恐怕是一大疑問。黃宗羲在本文中雖極力說明專制君王最後也難免悲慘的下場，而說“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然則明白這種道理，仍不顧一切爭權奪利的卻大有人在。還有以好逸惡勞來解釋堯、舜的“入而又去”，夏禹的“初不欲入而不得去”，如此，禪讓式的公天下，豈不是也屬自私？

要解除上述黃宗羲立論的缺失，則除了利害關係以外，還須要提高到道德層次，即是如何的去克服私欲，如何的來發揮公心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 · 民權主義》第三講中，所提出的“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 這種以服務為目的的人生觀，或許可以指示我們思考的一個方向。

最後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的是，黃宗羲在此文中一再地提及孟子，其政治思想與孟子相同，前面已經述及，其對於孟子的景仰，也可由文中看出。而當他再度談到孟子，謂“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所指的正是明太祖。按黃宗羲以明朝遺老的身份，當面對種族問題時，能不顧身家的安危，積極從事反清復明的運動；但論及公私義利的大是非問題時，則仍然要譏評明代開國君王的愚妄。其胸襟器識的偉大，確實不是小儒所能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