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第二版)（簡體書）

第二版前言

頭頂上有裸露在外的水管，看起來很不牢靠。如果其中任何一處有裂縫，水就會衝走英國婦女政治活動的歷史。這裡是坐落在倫敦經濟學院裡的婦女圖書館，而在此之前曾是倫敦的福塞特圖書館（Fawcett Library）。正是這種頭懸管道(和人行道)的環境讓我感覺自己正處在揭露國際政治某一層面的邊緣，以往這一層面遊離在人們的視線之外。然而，女性主義歷史學家是不會忽視它的。他們早已開始自行探索，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約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瑪麗·西科萊（Mary Seacole）和潘克赫斯特一家（the Pankhursts）展現在所有人面前，引發我們重新思考。

但我是一個愚笨的政治學者。巴特勒的作品儲存在水管之下的箱子裡，對我而言，拜讀她對19世紀軍事賣淫的描述很是令人震動。多虧了福塞特圖書館的檔案保管員——以及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托馬斯·庫克旅遊圖書館（Thomas Cook travel library）和施萊辛格圖書館（Schlesinger Library）積極的同行對美國婦女歷史作出的貢獻——使我對國際政治有了不同的看法。

近幾十年來，不辭辛勞的研究者、教師和作家——男女都有——揭示了不同女性會對國際政治真實運作產生影響。那些為湯米·希爾費格（Tommy Hilfiger）縫制衣物的女性、為金吉達香蕉清洗殺蟲劑的女性、嫁給美國中情局特工的女性、在軍事基地周邊的迪斯科舞廳工作的女性、參加世界小姐大賽試鏡的女性、在沙特阿拉伯擦洗地板的女性、在聯合國的走廊裡遊說代表的女性——她們在觀察、應付、盤算、制定策略，有時她們也會進行組織。以下是我通過認真分析這些女性而學到的東西：如果我們持續關注這些處於邊緣的女性，我們會對這個世界更敏銳，比許多主流“專家”都要敏銳。

更敏銳。我想了很多這意味著什麼。我不認為這僅僅指變得更聰明、更機敏、更具洞察力，有時還意味著變得更謹慎。這當然也意味著會闡釋得更細致入微。但細致入微並不意味著含糊，而是意味著能夠清晰地描述發生作用的多重關係及其影響。

因此，要想符合女性主義者對更敏銳的認知要求，就必須從性別的角度不斷延展自己的好奇心。尋問“女性何在？”不一定會得到實時或淺薄的響應。事實上，當尋問女人在哪裡，她們為什麼在那裡，誰從她們身上受益，以及她們對自己的處境有何感想時，你可能是在拿自己正經人的身份冒險。人們的導師、編輯或老闆可能會明確表示，他或她認為花時間探尋這些性別問題純屬浪費時間。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變得更敏銳不會讓我們更自在。我們可能會開始懷疑這個世界功能紊亂、不平等、暴行和不公正的現象我們自己是否難辭其咎。因為我們不僅是站在我們所探索事物之上或之外的讀者和質疑者，我們還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即使我們不認為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員(如果我們能夠讀到這一頁，說明我們確實是這個世界的厲害人物)，我們的觀念和行動也為構建這個世界發揮著作用。我們與所有我們試圖理解其生活的女性都有各自的關係網。這應該會激起我們對女性主義者的好奇，但也會讓我們感到不安。

我發現，在讓女性引起人們關注的過程中，人們就會對作為人的男人（menasmen）了解得更透徹。正是通過女性主義的角度對國際政治探查，才給復雜的男性政治帶來了最有價值的見解。不僅如此，一個男孩或男人展示其男子氣概的不同方式所蘊含的意味不僅是多重的，通常也是不平等的，並且經常彼此競爭。在他們的排名和競爭中，貶低某些類型的女性特質是常事。這是任何探索男性化國際政治的人主張應該采取一種明確的女性主義視野的主要動機。

所有想讓我們真正更敏銳地了解國際政治的男男女女都認為，“國際”遠比主流專家的假設要廣泛，而“政治”也遠遠超出了公共領域。有時接受這兩種新的見解讓我頭暈目眩，但它也激勵了我。

重新繪制國際政治的版圖使得對這些政治的研究和溝通更生動。對我來說，這是參與這一協作性的跨國女性主義探索之旅的真正樂趣之一。越來越多的人——當然女性更多——正在參與對話。他們將自己的故事、經歷、困惑和發現加入到對話中。門窗敞開著。

當然，他們就應該這樣。

幾十年來，有幸能夠追蹤女性生活的國際政治，以及關於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觀念，增強了我早些時候的一種預感：父權制具有巧妙的適應性。

我記得當我第一次聽到法語警句“越變化多樣，越固守陳規”——演講者通常縮稱為“越變……”，好像富有經驗的聽眾肯定能懂後面的內容。“越變化多樣，越固守陳規。”通常它是伴隨著一聲嘆息和一個聳肩(一個法式聳肩，即使說話者不是法國人)。說這句話的人都很年輕，他們深諳世事、無所不知，這使我感到不安。而身邊一直都有這樣的人。他們很少對什麼事情感到驚訝，他們看起來很敏銳。但是，隨著我花更多時間挖掘女性主義者的檔案，並與來自土耳其、冰島、加拿大、韓國、衝繩、挪威、英國和美國的女活動家進行對話，當我再聽到這句厭世的警句時，我開始產生懷疑。它開始聽起來顯得怠惰而不是敏銳。它開始聽起來只是一個不去好奇、不去密切關注的借口。

所以，當我說最近的一次研究讓我得出一個結論——父權制具有顯著的適應性時，我並不是指它還是“老樣子”。恰恰相反，我認為，父權制的延續需要那些既得利益者進行大量的思考和調整，讓特定形式的男性氣概顯得“現代”甚至“前沿”，同時讓大多數女性處於從屬地位。他們不僅使用恐嚇和直接脅迫（的手段）——當然，一些感到受父權制挑戰威脅的人也使用了這兩種手段，他們還使用了更現代的表達(“我們穿制服的兒女”)、象征藝術(二十名內閣中有兩名女性)和選舉技巧(給消費者提供低廉的服裝，這樣他們對孟加拉國工廠女工的工作條件就會漠不關心)等方式。研究任何父權制的受益者如何維持這種性別化的意義和做法，不需要自以為是的厭世，而是需要重新增加動力、加強合作，還有準備好大吃一驚。

我希望讀者將書簽放在這本書每章注釋開始的地方，並經常翻看一下。對於心煩意亂、注意力不集中的讀者來說，很容易認為注釋只是一本學術書籍的技術點綴。但它們不止如此。寫書的人在注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不僅僅是為了證明他們是真正的學者。他們希望讀者——你——會跟進他們注釋的線索。我把注釋看作面包屑，用來幫助有好奇心的讀者自己探索。從這些注釋的資料來源開始，讀者可以對美國士兵在入侵法國後使用妓院的情況展開自己的調查，對移民家庭傭工的艱難選擇進行調查，對婦女在當今全球水果貿易中所處的地位進行調查。

在注釋中我還要繼續感謝。我要感謝每一位研究人員和作家，我在書中引用過他們的真知灼見。

這本書始於女性主義的出版和圖書銷售都很興盛的時刻。當我在寫第一版的時候，我在書店的女性主義觀點書架上瀏覽和購買書籍和期刊——它們揭示了女性的思想和經歷。事實上，今天如此多的大型出版社和書商出版並提供女性主義的書籍和雜志，這得益於出版商和書商對女性主義作出的開拓性工作，他們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歲月裡開辟了新天地。今天，我仍然是當地獨立書店波特廣場書店（Porter Square Books）的粉絲和常客。熱愛書籍的工作人員，謝謝你們。

這些年來一個持久的遺產是，在國際研究協會影響深遠的女性主義理論和性別研究部門，女性主義思想家、學生和研究人員的圈子越來越大。當我們見面時，我們交流感想和發現；鼓勵彼此繼續研究各種包裝之下的父權制形式。我們笑著，任何認為“女性主義者沒有幽默感”的人顯然從來沒和女性主義研究者交往過。

最近幾個月，我從下面這些人那裡獲得了新的認識。他們是西門娜·邦斯特（Ximena Bunster）、蘇海拉·阿卜杜拉利（Sohaila Abdulali）、馬德琳·裡斯（Madeleine Rees）、娜丁·佩奇吉巴爾（Nadine Peuchguirbal）、雷·阿奇森（Ray Achison）、薩拉·泰勒（Sarah Taylor）、瑪麗·巴特勒（Marie Butler）、阿比蓋爾·魯安（Abigail Ruane）、安·蒂克納（Ann Tickner）、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艾瑟·古爾·阿爾蒂奈（Ayse Gul Altinay）、辛西婭·考克伯恩（Cynthia Cockburn）、卡羅爾·科恩（Carol Cohn）、杰夫·巴林杰（Jeff Ballinger）、埃羅拉·喬杜裡（Elora Chowdhury）、蓋·列克托（Gai Liewkeat）、韋諾納·賈爾斯（Wenona Giles）、埃塞爾·布魯克斯（Ethel Brooks）、葛溫·柯克（Gwyn Kirk）、苔絲·尤因（Tess Ewing）、戴維·瓦因（David Vine）、林內索·克昆（Insook Kwon）、特雷爾·卡弗（Terrell Carver）、金蓀江（Gyoung Sun Jang）、桑德拉·麥克沃（Sandra McEvoy）、凱瑟琳·穆恩（Katherine Moon）、凱瑟琳·盧茨（Catherine Lutz）、露易絲·沃瑟斯普林（Lois Wasserspring）、萊帕·姆拉杰諾維奇（Lepa Mladjenovic）、阿倫·貝爾金（Aaron Belkin）、伊藤·琉璃（Ruri Ito）、艾爾比·史密斯（Ailbhe Smyth）、羅拉·瑪茲（Rela Mazali）、桑德拉·懷特沃思（Sandra Whitworth）、維多利亞·巴沙姆（Victoria Basham）、帕特·烏爾德（Pat Ould）、瓦內薩·魯杰特（Vanessa Ruget）、安娜迪斯·魯道夫多蒂爾（Annadis Rudolfsdottir）、弗倫·韋爾（Vron Ware）、恩洪·丁（Nhung Dinh）、蜜琪拉·魯特瑞爾羅蘭（Mikaela LuttrellRowland）、特雷西亞·提瓦（Teresia Teaiwa）、佐藤文香（Fumika Sato）、金伯利·坎豪斯（Kimberly Khanhauser）和阿萊恩·格拉博（Aleen Grabow）。 我的英國朋友黛比·裡克裡斯（Debbie Licorish）和鮑勃·本尼威克（Bob Benewick）源源不斷地寄來有趣的剪報。在克拉克大學，我的好同事瓦萊麗·斯珀林（Valerie Sperling）、克裡斯汀·威廉姆斯（Kristen Williams）、安妮塔·法博斯（Anita Fabos）和丹尼斯·貝賓頓（Denise Bebbington）——他們都是敬業的老師——慷慨地鼓勵我繼續與學生一起探索當代國際事務中的性別政治。

朱莉·克萊頓（Julie Clayton）一如既往地創造奇跡，追蹤難以找到的照片，並在格式化整個手稿方面做得如此嫻熟。

這本書的第一個出版公司是潘多拉出版社（Pandora Press），它是一個小型的、具有創新精神的女性主義英國出版商。我承認，當我得知最有興趣合作的美國出版商是一家重要的大學出版社時，我很緊張。我對自己說：哦，可能積極的女性和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永遠不會看到這本書了。我錯了。我忽視了一個關鍵的發展：女性主義者正在許多大學出版社中成為有影響力的編輯。娜奧米·施奈德（Naomi Schneider）現在是加州大學出版社的執行編輯，她一直是這本書的信仰者，確保了這本書能被各種各樣感興趣的讀者獲得。正是娜奧米說服我重新審視這裡的所有話題和問題，我進行了徹底的更新和修改。只有娜奧米能說服我。凱特·沃恩（Kate Warne）、克勞迪婭·斯梅爾塞（Claudia Smelser）、克裡斯多佛·魯拉（Christopher Lura）、埃琳娜·麥卡內斯皮（Elena McAnespie）和博尼塔·赫德（Bonita Hurd）也在團隊中展現了熟練的技能，他們已經把這份新的手稿變成了你手中這本漂亮的書。我感激他們每一個人。

我們沒有人在真空中研究和寫書。我不是一個探尋神秘森林小屋的作家。在探索和創作過程中，我一直在和朋友們見面，分享我的迷惑，聽取他們的想法。你知道就是你。你是最棒的。謝謝。

喬尼·西格（Joni Seager）一直在我們劍橋公寓的大廳對面寫雷切爾·卡森經典的、仍然引人注目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同時我也在寫今天的活動家、世界旅遊遊客和家政工人。我們每天都互相喊話：“你不會相信的！”當我第一次開始思考如果我開始除去香蕉貿易中的性別化國際政治因素，我會發現什麼的時候，喬尼就在這裡。我們還在一起，還在探索，還在感嘆，還在笑。■ 第一版前言第一版前言

我開始寫這本書時想到了寶嘉康蒂（Pocahontas），結束時在思考卡門·米蘭達（Carmen Miranda）的生活。寶嘉康蒂被葬在英格蘭的世界末日公墓。卡門·米蘭達在裡約有一個專門為她建造的博物館。這不是思考當代國際政治的通常出發點，但每個女人都讓我以新的方式思考國際政治的運作模式。

寶嘉康蒂是波瓦坦印第安人，也是部落首領的女兒，她在本國人民和殖民英國人之間充當中間人；後來她嫁給了這些人中的一個英國移民，並去了倫敦，這好像證實了殖民事業確實是一項文明使命。然而，因為她死於現代文明產生的塵肺，她再也沒有回到北美家鄉。

卡門·米蘭達生活在三個世紀之後，但她的生活與她的印第安姐妹驚人地相似。她是巴西雜貨商的女兒，後來成為好萊塢明星，她象征著美國總統的拉美政策。後來，她因心臟病而過早逝世。她的心臟病可能是由美國流行文化瘋狂的生活節奏引起的。

我過去接受的教育使我認為，這些女人不是人們理解世界事務時要被認真對待的國際行為體。但是，我越是想到寶嘉康蒂和卡門·米蘭達，就越是開始懷疑自己錯過了國際政治的完整層面——我認為政府之間的關係不僅依賴於資本和武器，而且依賴於控制那些作為象征、消費者、工人和情感安慰者的婦女。我也開始看到像貝納通（Benetton）和金吉達香蕉（Chiquita Banana）這樣的品牌不僅僅是讓國際政治與已經飽受困擾的購書者產生關聯的媒介。這些品牌，以及它們被創造、營銷和賦予意義的過程，暴露了另一種被忽視的國際政治關係。在這裡，我認為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都是消費者，都是參與全球政治的行為體。此外，正如旅遊業所顯示的，公司和政府結盟正在推銷一些通常不被認為是“消費品”的東西：熱帶沙灘、女性的性魅力、空姐的服務。

接下來的章節只是一個開始。其他女性主義者也在尋求更好的解釋，以解釋為什麼國際政治會以這樣的方式運作。一些最令人激動人心的工作正在由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理論家完成，如斯瓦斯蒂·密特勒（Swasti Mitter）、錢德拉·莫漢蒂（Chandra Mohanty）和佩吉·安托布斯（Peggy Antrobus）。正如注釋所清晰表示的，我特別感激這些開拓者。那些被埃德裡安娜·裡奇(Adrienne Rich)稱之為“政治後排的女性”，將會得到她們長期以來應得的認真關注。因此，我們所有人都可能變得更敏銳和現實，知道是什麼樣的力量構建了我們所知的國際政治體系。這些被揭露出來的事可能會帶來新的方案，讓國家間的關係變得不那麼暴力，更加公正，最終對女性和男性都有更多的好處。

這本書的創意來自我與潘多拉出版社的朋友兼董事菲利帕·布魯斯特（Philippa Brewster）的對話——以女性主義的角度思考從滌綸時裝和電影明星到女性主義出版所產生的國際政治的困惑。隨著這個有時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的推進，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晰：與女性主義編輯合作意義重大。本書的編輯坎迪達·萊西(Candida Lacey)在保持內容重點方面對本書有莫大的幫助，她從不會忘記讀者，總是記得作者書房或編輯辦公室以外更廣闊的天地。對於更棘手的分析問題，我們一起凝眉苦思，對於一些更奇怪的發現，我們放聲大笑。

分析這本書的話題可能有點瘋狂。只有在有洞察力的朋友和同事的明智和慷慨的支持下，我才有可能作出這樣的嘗試。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喬尼·西格，她是開創性的女性主義地圖集《世界婦女》（Women in the World）的合著者。因為她是我的一個信息來源，她閱讀每一個章節，傳遞寶貴信息，如果僅僅是一個政治科學家會永遠不會看到這些信息，因此我不太可能陷入狹隘的假設。其他讀過章節並給了我寶貴建議和告誡的人包括瑪格麗特·布魯曼（Margaret Bluman）、勞拉·齊默曼（Laura Zimmerman）、瑟琳娜·希爾辛格（Serena Hilsinger）、西門娜·邦斯特（Ximena Bunster）和瑪格麗特·拉扎勒斯（Margaret Lazarus）。達芙妮·泰格（Daphne Tagg）完成了出色的文案編輯。瑪格麗特·布盧門（Margaret Bluman）是我這本書的代理人，也鼓勵我，讓我認為自己提出的問題對於致力於真正社會變革的女性來說是重要的。

政治科學家經常會被歷史學家和檔案學家嚇到。但是，當我繼續認為寶嘉康蒂和卡門·米蘭達可能對國際政治產生重要影響時，我知道我必須站在歷史學家的立場上。在這次冒險中，沒有人比福塞特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戴維·道恩（David Doughan）更讓我感到自在。福塞特圖書館收藏著英國和帝國時期女性歷史的大量寶貴作品。安·恩格爾哈特（Ann Englehart）和芭芭拉·哈伯（Barbara Haber）都鼓勵我充分利用拉德克利夫學院施萊辛格圖書館（Radcliffe Colleges Schlesinger Library）的豐富資源。倫敦托馬斯·庫克檔案館的埃德蒙·斯文萊赫斯特（Edmund Swinglehurst）開設了旅遊歷史收藏。除了我自己的探索，我還得到了我哥哥戴維·恩洛（David Enloe）、勞倫·舒爾茨（Lauran Schultz）、莎莉·吉斯菲爾德（Shari Geistfeld）和德布·鄧恩（Deb Dunn）在研究技巧方面的幫助。

還有很多人跟我分享了他們的卓越發現，他們是貝麗爾·史沫特萊（Beryl Smedley）、蓋伊·墨菲（Gay Murphy）、瑪麗·安·懷特（Mary Ann White）、帕姆·莫法特（Pam Moffat）、尼恩·林留（Nien Ling Lieu）、蘇珊·帕森斯（Susan Parsons）、薩拉利·漢密爾頓（Saralee Hamilton）、雅克·亞歷山大（Jacqui Alexander）、喬治娜·阿什沃斯（Georgina Ashworth）、索萊達·佩皮尼南（Sr.Soledad Perpinan）、拉奎爾·蒂勞（Raquel Tiglao）、特裡薩·卡佩蘭（Theresa Capellan）、伊麗莎白·奧朵（Elizabeth Odour）、露西·拉利貝特（Lucy Laliberte）、溫迪·米什金（Wendy Mishkin）、彼得·阿米蒂奇（Peter Armitage）、科爾特斯·恩洛（Cortez Enloe）、菲利普·布格伊斯（Philippe Bourgois）、露易絲·瓦瑟斯普林（Lois Wasserspring）、安·霍爾德（Ann Holder）、桑德拉·斯圖德萬特（Saundra Studevant）、卡羅琳·貝卡勒（Carolyn Becraft）、伊萊恩·薩洛（Elaine Salo）、伊萊恩·伯恩斯（Elaine Burns）、瑪麗·麥吉恩（Mary McGinn）、桑迪娜·羅賓斯（Sandina Robbins）、尼拉·尤瓦爾（Nira Yuval Davis） 、克裡斯汀·沃特（Christine White）、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琳達·裡克特（Linda Richter）、雷切爾·庫裡安（Rachel Kurian）、勞雷爾·博森（Laurel Bossen）、貝絲·施瓦茨（Beth Schwartz）、佩格·斯特羅貝爾（Peg Strobel）、賈尼斯·希爾（Janice Hill）、朱莉·威爾萊特（Julie Wheelwright）、安托內特·伯頓（Antoinette Burton）、莎莉·戴維斯（Sally Davis）、帕特裡克·米勒（Patrick Miller）、安妮塔·奈西亞（Anita Nesiah）、喬安妮·利德爾（Joanne Liddle）和伊娃·伊薩克森（Eva Isaksson）。

在這本書成型的三年裡，我也有一些疑慮。慷慨的朋友們不僅忍受了我偶爾奇特的關注，還時刻提醒我探尋女性主義謎題的意義。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感謝他們每個人每一天的友誼，尤其是喬尼·西格、吉爾達·布魯克曼（Gilda Bruckman）、朱迪·瓦克斯（Judy Wachs）、瑟琳娜·希爾辛格（Serena Hilsinger）和露易絲·布呂內斯（Lois Brynes）。

第二版前言／1

第一版前言／1

第一章性別讓世界運轉：女性何在？／1

第二章女性旅客、選美皇後、空中小姐和女服務員

——旅遊業中的國際性別政治／38

第三章民族主義與男子氣概：民族主義的故事還沒結束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85

第四章基地女人／125

第五章從事外交工作的妻子與其他妻子／174

第六章紅火的香蕉貿易！香蕉貿易的國際政治中，女性何在？／206

第七章女性勞動絕不廉價：環球藍色牛仔褲貿易和銀行家的性別化分析／242

第八章擦洗全世界的浴缸：世界政治中的家庭傭工／295

第九章結論：個人的是國際的，國際的也是個人的／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