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李迪（簡體書）

李迪去世，我感到震驚、痛惜。前一段時間，我得知他住院了，病得很重，即使在那時，我也不曾想過會有最嚴重的結果。李迪七十一歲了，但在我的印象裡，他與遲暮衰老無關，他永遠活力充沛，永遠談笑風生，永遠激情澎湃。他好像永遠穿著一件大紅上衣，他真是一團火，躍動著、燃燒著，給這個世界送來熱量和溫暖。這樣一個人，我想，他是累了，他需要休息、需要調整。我沒有想到，最終傳來的竟是這樣的消息，他競走了，那團火，熄滅了。
但是，他的作品在，他書中的火是不滅的。從《丹東看守所的故事》，到《警官王快樂》，到《加油站的故事》、《聽李迪講中國警察故事》，到剛剛印出的《永和人家的故事》、剛剛寫成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他是多麼喜歡“故事”這個詞，而他正是一個講中國故事、傳中國精神的作家。從這些作品中，我們感受到的是廣袤的大地與奮進的人民，感受到在一個一個人物身上、一個一個平凡而偉大的戰鬥者、勞動者身上那推動歷史發展的偉力。這樣一個作家，是時代的記錄者，是人民的歌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深刻論述了文藝與人民的關係，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新時代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根本道路，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這條道路上，李迪為我們做出了榜樣。這些年來，從西部山區到東部沿海，從公安一線到邊地加油站，從塔克拉瑪幹沙漠到湘西苗寨，烈日驕陽、風霜雨雪，李迪走過了很多地方，不是走馬觀花，不是蜻蜓點水，而是心入情入，是全身心地撲進了人民生活的海洋。時至今日，那些公安幹警、那些工人農民，提起李迪，都是那麼親切，幹警們叫他“老李”，村民們叫他“李老師”。我也有過下農村經歷，我知道，當村裡人叫你一聲“老師”時，這包含著沉甸甸的信任和敬重。對李迪來說，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是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李迪和他們成為了貼心人。他的作品是質樸的，沒有華麗的修辭，他努力寫出人民心裡的話，他的風格溫暖明亮，他的態度情深意長，這在根本上源於他對人民群眾深切的情感認同。

詩念李迪/高洪波
一日從軍終生許國——懷念戰友李迪/孫曉青
迪兄/楊浪
永遠的兄長/劉學倫
往事悠悠憶李迪/鄭健
快樂是上天賜予這個老頭兒的福分——悼李迪/張策
紅衣李迪/艾克拜爾·米吉提
親愛的迪兄/彭程
我和迪兄的“約定”/李培禹
行走在祖國大地上的人民作家——悼作家李迪/李國強
李迪這老頭兒/李國強
微風如面——追懷李迪/高偉
遲交給迪兄的“文債”/張亞麗
紅衣李迪，追夢文學而去/顏慧
難忘迪兄二三事/李朝全
迪爺，你把一團火留在了人間/徐可
聽李迪說“哎喲喂”/黃傳會
李迪這個人/魏人
別開槍，我是好人！——印象李迪/朱競
從未遠去的身影/趙陽
永憶日月山——懷念李迪老師/金濤
我與作家李迪的戰友情緣/張明
……

附錄

算起來，我和李迪相交，已有三十年了。
1991年，也是4月，中國作家協會創聯部、中華文學基金會和中國作家雜志社聯合舉辦第一屆紅塔山筆會，邀約組織了一個豪華陣容的作家團。我當時年輕，作為中國作協創聯部的工作人員負責相關聯絡組織工作，跑前跑後。
李迪那時好像剛從日本回來，衣品講究，一身藏青色的風衣，白凈的臉上永遠是一副墨鏡。他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辭職去日本待了幾年，參加此次活動算是重返文學隊伍。云南是他度過了十年兵團知青和當兵生活的地方，留下難忘的青春和愛情，重回故地，他覺得一切都那麼親切，每天樂樂呵呵的。團裡面汪曾祺汪老是中心，但李迪是最活躍的一個，一路上，他帶來的笑聲最多。此團多有云南情節者，某晚，我們一起去尋訪往日舊跡。李迪站在他和高洪波當年一起生活和戰鬥過的大荒田舊址，雙淚長流，激情緬懷過往的青春故事。他太能說了，一邊啜泣，一邊口吐華章，悲悲切切地講了好大一段，讓我們一千人老老實實地陪著落淚的同時，也都為李迪的“哭戲”功夫驚到了。到了瑞麗畹町，正趕上潑水節，李迪換上了黃黃綠綠的花襯衫，跟著傣族潑水舞的隊伍學著跳，比比劃劃，其態可掬，顯示出他熱情、快活的天性，我戲稱他“日本浪人”，至今掛於李迪家中的一幅汪老贈他的書法墨寶，幽默而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刻的李迪——上寫八個大字“有鏡藏眼，無地藏鼻”，下面一段小筆題款：“李迪眼有宿疾，滇西日照甚烈，乃戴墨鏡。而其鼻準暴露在外，曬得艷若桃花。或有贊美其鼻者，李迪掩鼻俯首日，無地自容，無地自容。席間，偶作諧語。李迪甚喜，以為是其滇西之行之形象概況，囑為書之。一九九一年四月下旬汪曾祺記。”
那一年，李迪43歲，站在云南炙熱的陽光下，花團錦簇，情致勃發，歡聲笑語，有著一個盛年男人最好的樣子。
我和李迪一見如故。我喜歡李迪身上那種熱忱、開朗，遇事替人考慮的善良，雖然他長我很多，而且成名很早，但他沒有一點兒架子，說話辦事，滿滿的熱絡勁兒。我倆投緣，十五日夜走滇境，我們一直同住一屋，無話不談，越聊越投機，說到開心處，嘎嘎地樂。自此哥兒倆結緣，成為一直來往的莫逆之交。
李迪熱愛生活的態度，樂於助人的古道熱腸，還有作為北京人的接地氣，都令我這樣一個居京生活的南方人歡喜，願意親近他。每當我為一件具體事情拿不定主意的時候，我常常會打電話咨詢他，電話那邊，他總是開口三分笑意：“呵呵，你怎麼著啊？”尾音總是拉得很長，口氣裡透著親熱，樂樂呵呵地幫你分析，出主意，常常是一通熱聊，盡興乃收。2014年，我將從作協機關調至二級單位任職，面對重大抉擇，我茫然無著，躊躇不前，難下決斷，晚上11點多抓起電話，跟他討教。他不慌不忙，一五一十地開始幫我分析、疏導。別看迪兄是體制外的自由作家，他對機關的那點兒事情門兒清，對具體的情況和人情世故也都拿捏得很到位。這一通電話，一直聊了三個小時（他開玩笑說他的這種參謀是“常青指路”）。無論如何，和他聊完之後，我總有一種慰藉流過心頭。每次放下微熱的電話，我都會留在他傳遞的快樂中兀自微笑。真正的友誼就是如此，它默默地存在著，在尋尋常常的來往中給你以支持和滋養。偌大的北京城，李迪的存在，讓我溫暖而心安。但我並不想在此用良師益友這樣的陳詞來套用我和李迪的友誼，因為李迪從不以長者自居，他的心比我還要年輕，充滿活力，更多的時候我倆是親密無間的哥們兒，是心意相通的兄弟。這麼多年，我一直稱他“迪兄”，甚至我也學著李迪的口吻，一口一個“小魏”、“小魏”地叫著李迪夫人魏老師，渾然不覺有何不妥，至今不改。
九十年代初，正值下海經商大潮，日本歸來的李迪算是作家中的富人（我們稱他“寓公”），自然不甘寂寞。記得筆會之後不久，李迪在地安門的服裝店就開張了。中國作協當時在沙灘辦公，離得也近，下了班我就過去看他。其時的李迪，忙著布置門面，招人、進貨、應承客人，不亦樂乎，儼然一副北京倒爺發家致富的架勢。我一半欣賞一半疑惑地看著忙碌的李迪，想：如此瀟灑快活的迪兄，今後還會寫出《傍晚敲門的女人》那樣的作品嗎——我哪裡想得到，彼時愛著花衫的他，多年之後會成為永遠的紅衣李迪呢？現在想來，那是李迪創作的一段困頓期，他的內心其實是苦悶的，雖然他笑呵呵的。
迪兄的服裝店沒開太久就關門收攤了。從此他專心寫作，也更加“靠攏組織”，積極參加作協的活動。第一屆紅塔山筆會之後，我和李迪又一起參加了第二屆、第三屆，以及後來無數個同行的文學活動。我在創聯部工作，經常組織作家出外深人生活和采風，有合適機會我就會叫上他。迪兄的采風文章來得快，寫得活，有他特有的語言風格，動情時催人淚下，俏皮處又令人忍俊不禁、開懷一笑，許多報紙都願意用他的文章。與他同行，總會多出許多快樂，一路上我倆私下裡總有說不完的話，逗不完的樂。
2009年11月，中國作協和公安部監管局聯合組織“中國作家進警營系列活動之走進公安監管場所”，我把迪兄叫上了，他一向對公安、法治題材情有獨鐘，自然開心有這個機會。果然，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丹東看守所這個素材，回來之後，他又獨自數次重返丹東補充采訪，創造了七下丹東看守所的佳話，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丹東看守所的故事》（後來改編成30集電視連續劇《看守所的故事》）。一團作家，獨他出了一個有分量的作品，抱了個大金娃娃。2011年9月，中國作協創聯部、全國公安文聯等在丹東舉辦“作家李迪定點深入生活現場座談會”，高洪波、閻晶明、張策等許多重量級嘉賓到場，我借著迪兄的抬舉成為那次會議的主持人。迪兄有一種本事，總能通過他的深入生活，很快和他采訪所在地的上上下下打成一片。他的這次采訪寫作，深得上至公安部監管局領導，下至看守所普通民警的尊敬和喜愛，在丹東的那幾天，我們一直被周圍民警的熱情包裹著，親眼見證了迪兄與他們水乳交融、親如一家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