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簡體書）

上追堯舜，禪讓稱帝，王莽究竟是民選的聖主，還是篡漢的罪人？

擱置定論，釐清王莽真容，揭示兩漢皇權真相

豐厚細節，再現政途跌宕，叩問儒家使命得失

新銳文史作家張向榮首部歷史非虛構作品

羅新×劉勃×陸大鵬力荐

中國歷史上，西漢與後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樣。它不僅是一個朝代，更是中國儒家文化首次實現立法的新階段。同時，西漢也是一個迷信天人感應的時代，在不到兩百年的歷史中，充斥著讖緯之學。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災異變化、祥瑞譴告就與現實政治運動緊密相連。

生於西漢末年的王莽，幼年喪父，並沒有得到作為外戚家族成員的優待。他從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為人處世之道，一躍成為家族寄予厚望的後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說，重返朝堂；又在眾人的歡呼聲中步步高升，最終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裡，就從“天下歸心”的“哲人王”成為了一個“天人共棄”的篡漢者？

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儒家理論的實踐者王莽勤勞王事，建辟雍、制禮樂，恢復井田，贏得了同時代其他儒士的認可。那麼王莽稱帝的真正動力又是什麼？王莽到底是邪惡無道的簒奪者，還是複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國的決定者，還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書截取漢宣帝到新莽這一歷史片段，從“祥瑞”這個視角切入，剖析王莽的個人、家族和政權相關的人物事件，再現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劉姓皇室家族、儒家經師、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漢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進而重新審視旋渦中心的王莽，以窺他和時代的真貌。

張向榮

文學博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專欄作者，書評人。悠遊經史，流連兩漢，熱愛並致力於非虛構寫作。

傳統史學把新莽貶入閏位，把古典末期的這個重要瞬間塗抹得怪誕荒唐。張向榮以深描細察的寫作，讓讀者看到一個充滿活力和可能性的轉折時代。

——羅新

寫得真好，第一章漢史簡述，綜合各種前沿成果，信息量超大。具體講王莽的部分，已有研究本身較薄弱，可依傍的成果較少，行文從基本史料出發，舒緩而縝密，常識與識見，自在其中。

——劉勃

張向榮博士的《祥瑞》，不僅僅是王莽的傳記，而且把西漢的“建國”“建政”大業以及儒家如何成為帝國意識形態的過程梳理得很清晰，令人豁然開朗。這本書有深厚的學術功底作為支撐，行文深淺適中，結構設計巧妙，幽默風趣，常有發人深思的犀利評論。對王莽、西漢歷史和儒家這三個話題感興趣的讀者，都不妨讀讀這本書。我期待能夠讀到更多這樣面向“受過良好教育、非專家”讀者的中國題材歷史書。

——陸大鵬

引子：皇帝之死

漢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 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樣，長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漢律，即使官府也不許在夜間捉拿嫌犯。 1 路上除了巡夜的衛兵，絕無閒雜人等。雖是溫熱的夏季，寧靜的氣氛裡透出肅殺。

此時，一個從長樂宮，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處出來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曉了他的身份，巡夜的衛兵們不敢阻攔，只偷偷猜測宮廷中又發生了什麼事。

此人匆忙趕到一處閭里，穿過閭里和宅第的重門，很快見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經擔任大司馬，但在六年前被免職，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長安遣回封國。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長安照顧姑媽王政君，眼下正賦閒在家。

使者傳達了王政君的旨意：盡快收拾準備，立即趕去未央宮。

未央宮是皇帝所居的宮殿，漢家天下的心臟。

王莽雖屬外戚貴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沒有任何職務，皇帝也沒有賜予他能夠進入內廷宮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見，王莽沒有資格進入未央宮。當然，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

使者說出一個令王莽極為震驚的消息：剛剛，皇帝晏駕了！ 2

王莽的震驚，一是消息來得太突然。這位名諱劉欣，後人稱為漢哀帝的年輕帝王，早已將王莽徹底趕出權力場。王莽四十四歲，皇帝才二十五歲，只要他活著，王莽注定將老死於戶牖之下。二是漢廷必已陷入嚴重的統治危機。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劉欣是否有遺言？倘若有，安排誰繼承帝位？姑媽急召自己入宮是真是假？是吉是兇？ ……

大約一兩個時辰之前，未央宮。

皇帝劉欣覺察自己即將大行，命令掌管玉璽的官員符璽郎取來傳國玉璽和綬帶—這是皇帝佔有大位的標誌—交給了陪伴在龍床前的二十三歲寵臣董賢，並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無妄以與人。 3

就是“不要隨便交給別人”的意思。

說完不久，劉欣就晏駕了。他沒有子嗣，也沒有指定繼承人。按理說，如此重大的消息應當盡快禀報太皇太后。天下沒了皇帝，她的資格最為尊貴，而且她居住的長樂宮與未央宮並不遠。

但消息被董賢有意無意封鎖了。

後人把董賢看作古代最著名的同性戀者之一，劉欣的情人，典型的“佞幸”。這當然不錯。董賢原本籍籍無名，是劉欣當太子時的太子舍人，為劉欣所愛慕。劉欣即位兩年後，藉故將他召回到身邊擔任侍從職務黃門郎。此後，兩人朝夕相伴，形影不離。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4），定襄郡5發生了一件災異，有匹母馬生了一隻三足的馬駒。 《漢書》後來認為，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馬怎麼打仗呢？這就意味著將有一個不堪此任的人當上大司馬。果然此後不久，二十幾歲的董賢被拜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頭銜包括高安侯、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成為帝國的二號人物，家人也迅速飛黃騰達，印證了三足馬的災異。

但這是他人眼中的董賢，劉欣可未必這麼看。細察劉欣晏駕當日之情形，他雖然沒有選定劉姓繼承人，但把傳國玉璽和印綬交給董賢的動作以及囑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後事的政治遺囑，說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賢當天子，最起碼也是要董賢來主持選擇繼位者。

這不是沒有根據的猜測，一來因為傳國玉璽不是一個只具有形式意義的印璽，而是高皇帝從秦帝手中繼承的最珍貴的東西，是劉氏家族合法統治天下的證物。二來，這已經不是劉欣第一次表達禪讓的意思了。

最初，董賢剛被拜為大司馬時，冊文裡使用了“允執其中”，這句話出自《尚書》，是堯禪位給舜時說的。用在拜董賢為大司馬的冊文裡，顯得非常扎眼。當時就有勳舊私下里議論，“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6，就是說用這四個字冊立三公，別有意味。

第二次，是劉欣在未央宮麒麟殿與董賢父子等近臣飲酒宴樂，或許是出於試探，或許是藉酒發揮，他看著董賢，從容一笑說：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7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堯舜禪讓，把皇位讓給你，怎樣？”這比起在冊文裡隱晦使用“允執其中”，當然更進了一步。

劉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禪讓的願望，在後世看來頗不尋常。東漢、曹魏、東晉末年的禪讓，都是因為皇帝早已成為傀儡，大權已成權臣的囊中之物。但劉欣卻是牢牢把控著皇權，既沒有霍光這樣僭越的權臣，也沒有呂后這類越軌的外戚，更沒有反叛的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個大權獨攬的皇帝要將繁盛的帝國拱手相讓給異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嚴重的精神危機。

帝制時代，皇帝的精神危機就是帝國統治危機的表徵。

於是問題來了，劉欣的精神危機是什麼？來自哪裡？

從後人的視角看，劉欣死後不到十年，西漢就被新朝取代，演繹中國帝制時代的第二次改朝換代。這說明，劉欣的精神危機的確不是他個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漢朝陷入了空前危機。

但是，一般來說，王朝的覆滅往往與政治的敗壞、經濟的崩潰、文化的腐朽、版圖的分裂、禦外的失敗相關聯。而劉欣晏駕時的漢朝，基本沒有上述問題，至少程度遠沒有那麼嚴重。諸如土地兼併、貧富分化、自然災害之類的社會問題當然存在，但對比東漢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西晉的“八王之亂”、唐末的藩鎮與黃巢、明末的叛亂與後金旁伺……西漢末年的時勢根本達不到崩壞的程度。

從大的方面看，自漢景帝治內“七國之亂”以來，已經約一百五十年沒有發生過大規模內亂了，稱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擾了漢朝多年的匈奴問題也已緩和，從漢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漢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漢朝與匈奴已經和平共處了三十多年，說起匈奴和自家親戚的感覺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穩定。

生活在此時的西漢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雖然不宜誇張，但也絕沒有要天下大亂的慘淡：戰爭的平息、社會的穩定帶來經濟增長，人口臻於極盛。據《漢書》記載，到漢哀帝的繼任者漢平帝元始二年，漢朝的在籍人口達5959.5萬人，墾田約827萬頃，在兩漢最為阜盛。 8

從劉氏的統治看，漢朝開國以來經歷過多次皇權交接時的統治危機，多數看上去更嚴重。高皇帝死後呂后秉政、呂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勳舊功臣和劉姓諸侯發動政變，才得以扭轉局勢；漢武帝好大喜功，極度壓榨民力，晚年的“巫蠱之亂”更是釀成皇太子自殺、漢昭帝八歲即位的危亡局面；漢昭帝死後昌邑王只當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廢掉，改立漢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於是另一個問題來了：以往更嚴重的局面都能有驚無險地度過，為什麼劉欣之死會導致漢朝統治的空前危機，並且漢朝最終沒能挺過去？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一個籠統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機只是權力危機，而此時的危機是合法性危機。所謂合法性，就是“天意”。權力危機不出長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宮；而合法性危機則遍於天下。

劉欣的精神危機，其實就是漢室的合法性危機。

漢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劍取天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政權要長治久安，就不能純粹以武力這種粗鄙野蠻的方式作為合法性來源，需要設計一套文雅、仁義、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說政教倫理才能行穩致遠。在當時，關於政教倫理的解釋權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們熟知的“德性”。

漢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著它能否具備統治的合法性。

而漢朝人的一大特點，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應。天上、人間、地下是一個渾然的世界。生亦何歡，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滅。地理對應著星圖，星宿對應著君臣。上天不語，但會通過地震、水旱、蝗蟲等“災”和日食、隕石、謠言等“異”，抑或雉鳥、嘉木、彩雲、甘露等“祥瑞”來表達意志。

這些災異和祥瑞，有對未來的預兆，有對過去的褒貶，體現了上天對統治者的真實態度。儒生通過儒學的“理論”和數術的“科技”，掌握著解答災異和祥瑞寓意的鑰匙。由此，漢朝的統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體現在災異和祥瑞上。

其實，漢朝的合法性危機，早在漢昭帝時期已有徵兆，朝野流傳起劉姓皇室即將失去天命的可怕預言。那是距劉欣晏駕七十七年前的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霍光掌權時期。泰山、萊蕪山的南邊有塊巨石自己豎了起來，石頭旁邊還有數千白色的烏鴉聚集。與此同時，皇家園林上林苑裡有一棵枯斷在地上許久的大柳樹忽然復活，也立了起來，有蟲子把樹葉吃成文字，是五個字的讖語：

公孫病已立。 9

此時，漢廷有個擔任符節令10 的中央官員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據《春秋》推斷：這些災異意味著“王者易姓告代”“匹夫為天子”11，也就是要改朝換代；鑑於“漢家堯後”，漢室是堯的後代，所以漢昭帝應該主動退位，禪讓給舜的後代“公孫氏”。

霍光見此，認為“妖言惑眾，大逆不道”12，將眭弘殺了。

這件事情的後續，一方面，漢昭帝死，昌邑王被廢，霍光改立漢宣帝。漢宣帝原名劉病已，又是漢武帝的曾孫，正好符合“公孫病已”的讖語。所以，眭弘的大膽進言被證明是真的，原以為預示漢朝滅亡的災異，實際是漢宣帝登基的祥瑞。漢宣帝后來徵眭弘的兒子入朝為郎，有報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這次預言被證實，又強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漢室必定退位自此成為一股暗流，湧動在朝野之間。其實，眭弘當時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讓霍光稱帝13，因為推演族譜，霍氏被認為能追溯到舜。

於是，漢昭帝的繼承人漢宣帝為了對沖這種輿論，積極回應執政期間出現的地震、日食等災異，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懷和化解危機的能力；同時大力宣傳各種祥瑞，略略統計一下，漢宣帝時期不斷有鳳凰在全國各地出現，甘露頻繁降臨未央宮、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現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鳥鋪天蓋地飛過，更罕見的是出現了黃龍。漢宣帝一共只有七個年號，至少有四個來自祥瑞：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縱覽漢宣帝時期出現的祥瑞，數量幾乎可與王莽時期相媲美。

事實上，災異和祥瑞本質而言是一回事，漢宣帝的做法一時鞏固了天下對劉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對災異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瀾，使得朝野對異象蘊含的預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機的種子一旦種下，就會生根發芽。

到了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孫子漢成帝時期，這類預言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一些儒家信徒根據“五德終始”“漢家堯後”等說法，篤信只要繼任者的祥瑞不斷出現，堯的後代劉姓一定會禪讓給舜的後代，火德終究被土德取代，這是不可違的天命14。

這就好比“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當時的人們恰恰因為和平穩定太久了，才會盼望天命轉移，認定漢室讓賢將會帶來更美好、更公平正義的明天。

在這一“客觀規律”的“歷史必然性”下，扮演“歷史偶然性”的就是劉欣的突然晏駕，以及我們的主角王莽倉促登上歷史舞台。因此本書並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傳記，而是考察帝制時代人們追求並“實現”儒家版“理想國”的一段歷史，並在接下來的細節裡窺探舞台上誰是玩偶、誰是主人，有何教訓、有何經驗，以及看罷這場戲劇後是感到充實抑或虛無？

讓我們從巍巍漢室說起……

註釋：

1 程政舉：《漢代訴訟制度研究》，第198頁，法律出版社，2010。按照捕律，官吏不得夜闖民宅捉拿嫌犯，如發生，嫌犯有權反抗，官吏則會被追究責任。以前有句老話“夜闖民宅，非奸即盜”，觀念與此相同。

2 《漢書·王莽傳》，第4044頁：“哀帝崩……太皇太后……遣使者馳召莽”，中華書局，1962。

3 《後漢書·張步傳》，第500頁，中華書局，1965。

4 公曆和古代曆法並非絕對對應，年數對照取約數，後文同。

5 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一帶。

6 《漢書·董賢傳》，第3738頁。

7 同上。

8 《漢書·地理志》，第1609頁；總數據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統計取約數，第17頁，商務印書館，2014。

9 《漢書·眭弘傳》，第3153頁。

10 符節令，隸屬少府。孟祥才認為是“符節縣令，符節，今四川合江”，見《王莽傳》，第38頁，人民出版社，2016。此說誤，西漢時該地稱“符”，王莽改名為“符信”，東漢建武間始改名為“符節”。

11　程政舉：《漢代訴訟制度研究》，第3153、3154頁。

12　程政舉：《漢代訴訟制度研究》，第3154頁。

13　西嶋定生：《秦漢帝國》，第31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14　楊權：《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堯後火德”說考論》，中華書局，2006。

引子：皇帝之死

第一章 漢室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二、漢家自有製度

三、陳聖劉太平皇帝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漢公

一、倉促之夜

二、安漢公是什麼稱號

第三章 王氏

一、王氏之興自鳳始

二、大司馬王莽

三、王莽的沉浮

四、撥亂反正

第四章 居攝元年春正月：攝皇帝

一、呂寬大案

二、事先張揚的婚禮

三、從宰衡到賜九錫

四、居攝：與周公異世同符

五、皇太子：劉嬰的身份

第五章 經師

一、馴服君主

二、今古之爭

第六章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皇帝

一、從周公到堯舜的22天

二、始建國傳億年

三、改制與王制

第七章 天下

一、奇怪的戰爭

二、皇帝的執政藝術

三、再造危局

第八章 始建國地皇四年十月：反虜

一、回首故人千里遠

二、第一家庭

三、登仙——！

四、反虜王莽安在？

餘韻：孔子為漢制法

本書涉及年號簡表

世系圖

參考書目

後記與致謝

第一章 漢室

邪徑敗良田，

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

黃爵巢其顛。

故為人所羨，

今為人所憐。

——漢成帝時歌謠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

1. 劉邦的隱憂

漢高帝十二年冬天2，劉邦剛剛在蘄西3 一帶擊破叛亂的淮南王英布的軍隊，他令屬下繼續追擊，自己啟程返回長安。途徑故鄉沛縣時，劉邦特意駐留，把當年的故人父老找來一起喝酒，選了一百二十個沛縣子弟教他們唱歌。且歌且酒，劉邦喝醉了，親自擊筑，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罷，又讓那一百多個年輕子弟們唱，他自己在眾人面前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劉邦對這些故舊父老們說，他是“遊子悲故鄉”，其實也是衣錦還鄉，所以他在沛縣待了十幾天，並永遠免除了沛縣和豐縣兩地的賦稅。

不過，劉邦雖然自詡“威加海內”，卻發出了沒有猛士守四方的感慨，透露了他內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劉姓子弟的諸侯國，內有從豐沛起家時跟隨自己的功臣，為何劉邦還要說“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劉邦有理由對天下的局勢備感憂慮，尤其是對自己死後這個國家能否維持下去並不是很有把握。這是因為，劉邦首先是個戰國人，秦並天下的時候，他已經三十五歲4了，不必說在人均壽命只有二十幾歲的秦漢，即使在21世紀，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他的觀念也已定型。劉邦出生的時候，“戰國四君子”有三人還健在5，作為魏國的移民後裔、楚國的編戶齊民，他性格上極度欣賞“竊符救趙”的信陵君魏無忌，還曾經給魏無忌的門客張耳當門客；風俗習慣上又屬於楚文化。所以，在劉邦以及時人的觀念裡，天下屬於列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後來，秦國分滅六國，各國君主退位，只比劉邦大三歲的趙政6成了皇帝。按照秦制，劉邦到咸陽去服徭役，有幸圍觀了出行的趙政，於是感慨道，“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劉邦這才意識到，在列國的封建之外，還有一種集權的安排，還有一個比“王”更高的新鮮稱號：皇帝。

此時劉邦所心儀的“大丈夫”，就不完全是信陵君那樣的人物了。列國並立和皇帝一統同時進入了他的觀念。

劉邦四十八歲時，也拉起隊伍加入蜂起的反秦大軍。他這個年齡是貨真價實的“長者”，比起那些血統尊貴的六國舊貴族，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輕人項羽，劉邦顯得比較邊緣。好在，他遵照楚懷王的命令先進入咸陽，終結了已經去掉帝號的秦王國。劉邦可能會想起，僅僅幾年前，他還在這裡仰視皇帝，而今天卻在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漢王國。

在蕭何的努力下，劉邦的漢王國延續了秦法，並仿照秦制改組建立了王國朝廷，繼承了秦國的體制。

但是，這個體制只限於漢王國自身，至於天下要形成怎樣的統治秩序，漢王國將來能走到何種程度，此時的劉邦未必有清晰的觀念。用後來史家的話說，從秦亡到漢初，是一個“後戰國時代”7。

“後戰國時代”最鮮明的特徵，就是戰國時期的舊貴族紛紛復國。項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諸侯王的共主；劉邦後來在定陶稱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並不完全一樣，而是更近於項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這些諸侯王名義上是由劉邦所封，但各諸侯國的地位和劉邦的漢朝基本上是並列的，諸侯王統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漢朝人。

劉邦的不安全感正在於此，他雖然是皇帝，但有效統治的範圍並不及於諸侯國的土地，甚至也不及於功臣所封侯國的封地。怎麼辦？學習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縣制？把漢朝從秦朝繼承來的體制應用到天下？

那要問各位諸侯王和跟隨他的功臣，不必說諸侯王們肯定不答應，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應。天下初定時，劉邦與功臣們在洛陽南宮聚會，他讓功臣們說說為什麼自己能代替項羽擁有天下，功臣們坦白，論“人品”劉邦肯定不如項羽，但劉邦能把打下來的土地給群臣，“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卻嫉賢妒能，“得地而不予人利”。

這個對比看似讚美，細想來頗有攻擊性，是在“告誡”劉邦，功臣們跟隨他的真正動力就是能夠分天下。劉邦當然聽得出這個意思，綿里藏針地反駁說“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其一”，即劉邦並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這番道理；但“其二”則是說，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位人傑“吾能用之”，言外之意就是強調我能駕馭這三個最強的功臣，普通的功臣還是收斂一點為好。 8

這番酒桌上的對話，揭示了劉邦得以建國，既因為“誅暴秦”的功績，還因為他對外是諸侯王的盟主，對內是功臣列侯的盟主。 9所以大家會支持盟主當皇帝，條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國分享是大家腦海里普遍的觀念，不然，劉邦的下場就會和項羽一樣。

據說劉邦曾經手敕兒子劉盈，說了一句話：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倍於汝者，皆拜。 10

此事未必屬實，但仍可見蕭何、曹參、張良、陳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謂漢初的“郡國並行製”，並不是被預先選擇或設計的製度，而是戰國、秦、西楚以來的慣性；而依靠功臣、給功臣封侯，又是劉邦得以被其他諸侯王推舉為皇帝的前提。

一個新政權建立，至少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建政”問題，就是政權如何組織。統治者怎麼才能把自己的意圖貫徹下去？怎麼對國家進行有效的治理？怎麼調動你所需要調動的人力物力等資源？

這其中又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集權還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權依靠哪些人來管理，怎麼管理，怎麼擺佈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權中的位置。

二是“建國”問題，就是這個政權的性質是什麼，合法性在哪裡，用何種意識形態立國，確立何種政教倫理。通俗地說就是，我憑什麼讓你們服從我：血緣與宗法？武功與暴力？收買與分贓？宗教與信仰？一個政權不論怎麼得到天下，遲早且必須擁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則就始終是流氓政權，不可能長治久安。

從劉邦建漢到王莽建新，其實就是對這兩大問題進行解決、修正的過程。簡單地說，從王國侯國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權“一人專制”11，給了王莽崛起於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戰的機會；從漢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給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優勢；從延續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斷改制、依靠經師儒生，“王霸之道”讓位給“周政”，給了王莽在意識形態上勝出的絕對把握。

劉邦在沛縣高歌起舞的時候，這兩個問題他都還沒有解決，只能任由自己在歷史的慣性中沉浮。對沒有猛士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無力根除。

劉邦活著時，能做到的就是從洛陽遷都長安以防備關東諸國，同時盡量把個別諸侯國的土地變成漢郡，以及最重要的是把異姓諸侯王基本上換成劉姓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夠出於宗法血緣來拱衛嫡系。把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縣高歌起舞之後半年，他就死去了。

劉邦留下的，是一個“建政”和“建國”均未完成的國度。

2. 漢文有道恩猶薄？

劉邦臨死之前，呂后問他，“陛下駕崩，若蕭相國也去世，誰能代替他？”劉邦說，“曹參可以。”呂后繼續問，“下一位呢？”劉邦說：“可以讓王陵和陳平搭班子，讓周勃當太尉（管軍隊）。”呂后再問繼任者，劉邦說：“這就不是我們能知道的了。”

呂后問得如此詳細，劉邦安排得也很明確，呂后卻在劉邦死後秘不發喪，向這些勳臣們隱瞞，司馬遷甚至認為呂后有殺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後，大臣酈商才通過呂后的寵臣審食其告訴呂后，秘不發喪意味著對功臣不信任，而現在功臣們內掌大權，外領重兵，如果這種不信任蔓延開，那就會群起攻之，劉氏和呂氏都會滅亡。

呂后這才發喪。

在劉邦已經明確授意功臣繼續負責“政府部門”12 的情況下，呂后依然對功臣沒有安全感。

這正是皇室在漢初面臨的狀況：漢朝內部，治權由功臣所掌握，劉邦安排身後的丞相任職，說明功臣牢牢把控著“政府”；外部，諸侯國雖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請13之義務，地位是獨立的。國王自行選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稱印綬俸祿和漢朝等同；自己建立宮廷；自己徵稅自己用，還能收人頭稅。漢廷給這些諸侯王的文書，形式上等同於外交文書14，雖然號稱君臣，實際上和敵國差不多，邊境線上也互設關卡防備，一些重要軍事物資比如戰馬，更是嚴禁流通販賣。

20世紀80年代張家山漢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裡，記錄了漢初漢朝對諸侯國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15

就是說，為漢朝守備的官員如果在諸侯攻打時棄城而逃，視同謀反，不僅本人腰斬，還要誅滅三族。這是極為嚴厲的懲罰。

在這種內外交迫的情勢下，即位的皇帝劉盈無力應對，皇權主要靠呂后以劉邦妻子的身份來維持。

呂后是漢朝的第一個外戚，由此可見，恰恰是外戚保證了皇權的穩固。所謂“外”，那隻是從宗法的角度來說，若從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們，母親才是至親。也就是說，外戚從一開始就是皇權的一部分，這一基因深深鏤刻在漢朝的皇權之中。皇室要想對抗功臣和諸侯，外戚是必要的補充和依靠。呂后把呂氏家族的成員封為王，並讓呂產當相國，維護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這就侵奪了功臣和諸侯王的利益。所以呂后一死，關東的齊王劉襄率先發難，逼近函谷關，說是勤王，實際有奪取帝位之意圖。劉襄是劉邦的長孫，他的二弟朱虛侯劉章、三弟東牟侯劉興居都在長安，在他倆的策動下，漢朝的大臣們很快就與齊王裡應外合，一舉誅滅了呂氏家族。其中，劉章親手殺掉了呂產。

諸侯王的勢力如此強大，功臣們當然不敢取劉氏而代之，而是選擇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僅延續兩代即告滅亡，虛弱可見一斑。

若論功行賞，當然是由齊王劉襄繼承皇位了，劉章、劉興居也是這麼想的。但是，功臣們掌握著漢朝政府的實權，他們不願意引入實力強大、外戚難以駕馭的齊王來繼承皇位，以免再造呂氏，就擁立劉邦僅存的兩個兒子中年長的代王劉恆為皇帝。

劉恆——就是漢文帝，並沒有參與齊王的行動，在這次政變裡，他是置身事外的。所以，當漢朝使臣來到代國，要迎他即位時，他非常謹慎，召集王廷的官員前來商議，大家的意見基本一致——不能去：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 16

這段話清楚地揭示了當時漢廷、諸侯和功臣三者之間的關係。代國的官員們將中央官員稱為“漢大臣”，顯然將漢朝和代國看作兩個國家，也說明漢廷中央政府的權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與皇室的關係，也不是那麼一條心，而是“畏高帝、呂太后威”。而且，此時呂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位，所以，假如入主漢廷，會不會是陰謀？即使不是，恐怕也會受“漢大臣”們挾制，甚至有生命危險。

最終代國中尉宋昌力排眾議，認為功臣雖然強大，但劉姓諸侯王更強大，“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17，所以，大可以放心去當皇帝。

劉恆於是決定即位，出於謹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長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讓宋昌進入長安觀察。宋昌到了渭橋，受到漢朝大臣歡迎，劉恆才又進到渭橋。周勃跪上天子印璽，劉恆這才進入長安城，先住進代國駐長安的“駐京辦”，等劉興居驅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劉恆才正式入主未央宮。連夜任命宋昌為衛將軍，接管長安軍隊；張武為郎中令，負責未央宮保衛，親自在殿中徹夜巡邏。

這說明劉恆和劉邦、呂后一樣，也對功臣不信任。入主漢廷後的第一個元年伊始，已經穩定政局的劉恆正式拜祭高帝廟，把母親從代國接到長安，並頒布了改元之後的第一份詔書。這份詔書就說了一件事：褒賞誅滅呂氏的功臣和諸侯們。

但是，當了皇帝的劉恆，身份已經變了，在褒賞的背後，他看待呂后的真實態度會是什麼？他真的會憎恨呂氏家族嗎？

未必。

呂氏殘害劉氏子弟，劉恆從情感上當然是反對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劉恆應該會同情呂氏家族。因為，外戚是皇權的一部分，呂后並沒有取劉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斷抵抗諸侯王和功臣，保衛皇室嫡系。呂后恰恰證明了外戚對於皇權的重要性。

劉恆從誅滅諸呂的政變中吸取的教訓，並不是防範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現諸侯王領兵叩關，或是功臣發動政變廢立皇帝這樣的事。

此時，一個年輕人出現了。

他的名字叫賈誼。

賈誼值得多說兩句。後世所熟悉的賈誼，是唐人李商隱那首名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裡的賈誼，是一個懷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誤的人物。事實上，自身陷於牛李黨爭、沉淪下僚的李商隱遮蔽了賈誼的真實面目，在司馬遷筆下，賈誼的生平至少有兩點可說：

第一，賈誼得以進入漢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後被徵為廷尉的吳公所推薦。司馬遷特意交代了一個背景，這位沒有留下名字的吳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鄉、學生，而且吳公治下的河南郡“治平為天下第一”18。能被吳公推薦，說明賈誼是一位有治術的人。第二，賈誼的主張，實際上頗為劉恆所採納——只是沒有全部採納而已。熟習職場的人都能知道，一個剛從地方被舉薦到中央的年輕人，被皇帝高度重視，連年升遷，即使不被言聽計從，仍然說明他是一個“紅人”，絕非懷才不遇。

賈誼就是如此，他的主張是漢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當然，最迫切的是讓功臣列侯們回到自己的封國，不要待在長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諸侯王尾大不掉。漢朝之所以還不是真正的帝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諸侯王的權力太大，漢朝需要強化皇帝的權力。

劉恆及其繼位者們的“建政”大業，就是沿著二十歲出頭的賈誼所設想的目標徐徐展開。劉恆即位改元後不到三個月，就決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為軹侯，以鞏固皇權。文帝二年初，丞相陳平去世。按照賈誼的建議，劉恆趁機下詔，要求在長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須返回自己的封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