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日本從19世紀後期開始崛起,一舉成長為改變東亞與世界秩序的大國;1945年戰敗後,它很快又再次崛起,如今正走在世界文明發展的前沿地帶。很多西方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日本的奇跡”。
但從中國的角度看,我們還要繼續追問的是:日本是如何從歷史上中華世界邊緣的蕞爾小邦、一個世界史上無籍籍名的東海小國,轉變為讓世界驚異的存在?日本如何轉變為異於我們的陌生存在?如何理解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上堪稱卓異的各種表現?
或者說,與西方視線中的日本不同,我們要理解的不是“日本的奇跡”,而是“日本的變異”,是要建立一個理解日本的框架, 將日本納入一個可理解的認知體系中。
作者簡介
李永晶,新一代日本研究代表學者。旅日十年,東京大學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代表作品:《分身:新日本論》《友邦還是敵國》《東京留學憶記》。
名人/編輯推薦
欲要真正了解日本,請讀《變異:日本二千年》;
日本的全息導覽,重構日本二千年演化史,全面解答“日本何以為當下之日本”。
※ 橫跨2000年,以重要的歷史事件為節點,以傳統東亞世界體系和近代西方世界體系為框架,從倭王受封、大化改新、白江村之戰、元寇、豐臣秀吉、江戶時代、甲午戰爭、中日同盟、二十一條、“滿洲建國”到盧溝橋事變,從黑船來航、明治維新、日俄戰爭、帝國戰略、太平洋戰爭、東京大空襲、廣島和長崎、麥克阿瑟、東京審判、日美同盟、衝繩到日美貿易摩擦,重構日本兩千年演化史。
※ 從東亞、風土、神衹、文字到文明,從清寂、恥感、罪孽、儀式到色情,以日本文化關鍵詞為切入點,探討日本的原理和變異。
※ 以現代日本政治的秘密(諸如天皇、自民黨、行政官員、日本右翼)以及經濟的邏輯(諸如爆買、工匠精神、造物、企業經營等)為物件,深度揭示現代日本的深層結構。
※ 新一代日本研究代表人物李永晶,繼《分身:新日本論》後的又一力作,融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於一爐,堪稱日本的“全息導覽”。
書摘/試閱
本書的日本演化史敘事不是傳統的以時間和事件為經緯組織的編年史敘事,而是在我們當下的問題意識——即日本何以成為我們當下所見的“日本”——導引下建構的精神史敘事。
“東亞”是我們重新認識日本的首要框架;或者說,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理解日本的變異,是我們把握日本的第一原理。在這個新的認知框架中,日本和中國不再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中彼此獨立的國家。相反,它們都是古典東亞文明體系中的一員,在生成上有著相同或相近的起源。由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新的視角——比如,倘若從雙方共有的古典東亞世界文明的角度來看當下的中日兩國,那麼誰的“變異”更為顯著呢?
倭王受封是我們理解日本的演化的第一個關鍵歷史節點, 但很多歷史學家尚未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他們的歷史敘述對此也通常是寥寥幾筆帶過。很多讀者在讀古代日本這一時期的歷史時, 很可能也跟著跳了過去,不會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那麼,這個事件對日本國家的形成有著怎樣的影響?
如果先說結論,那就是,這一事件意味著日本歷史的起點在中國,意味著在日本歷史意識的深處,有一個擺脫不掉、無法磨滅的影子:“中國”;用一個比喻來說,這個事件為日本自我意識的成長埋下了一粒特殊的種子。這也正是我在前面提出的“中國內在於日本”這個說法的另一層含義。
我們今天不難推斷,最初應該是日本的使節首先向中國提出了稱呼上的要求,武則天才敕命更改,否則我們看不到唐王朝下令更改稱呼的動機。其實,中國史書上的“倭”字源於古代日本民族自稱,是記錄他們自稱發音的漢字。後來,日本民族自稱為“大和”民族,使用諸如“和風”“和魂”等意味著民族性的說法,其實就是用“和”取代了發音相同但文字不同的“倭”字。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時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倭國人要求更改國名的事,並不是簡單的外交行為,而是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簡單地說,倭國改名這件事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日本此時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自我意識。
鐮倉時代的日本成功抗擊元朝後,它的自我意識——針對東亞大陸王朝的對等乃至優越的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的成長和強化。這一意識誕生於倭王受封的時代,源遠流長,更重要的是,它就像埋藏在土裡不死的種子一樣,每當陽光和雨露豐沛之時,就會破土而出,進入人們可見的現實歷史世界。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日本歷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武士和政治家——豐臣秀吉(1536—1598),就是這樣一粒種子。
重新審視江戶早期出現的一個新觀念,即“華夷變態”,有助於我們回答上述問題。在當時日本的政治精英看來,處於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是由被稱為“胡人”的北方少數民族,即女真族建立的國家;按照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念來看,中國已經不再是文明的典範,而是由“夷狄”統治的國家。這就是“華夷變態”的涵義,它最初源於德川幕府的儒家學者編撰的中國形勢報告書。但另一方面,這個說法中還有一個隱微但極為重要的含義:既然中國已經胡化或者說夷狄化,那麼日本就成了“中華”的代表, 成了東亞古典文明的繼承人。
甲午戰爭結束後,傳統的東亞世界體系已經徹底解體;中國本土由此完全暴露在列強的面前,成為殖民列強競相爭奪的目標。與此相對,日本獲得了進一步的激勵,它要成為亞洲的霸主,成為亞洲新秩序的核心。在這個意義上,甲午戰爭正是日本政治意識的一次呈現和自我實現的過程。
近代日本的大國崛起之所以伴隨著光榮與屈辱,問題的根源正在於它此時的自我與世界認識。在危機叢生的1930 年代, 日本強力推行了近代以來一以貫之的大陸政策,策劃並實行了分裂中國領土的方案,最終導致它不得不放棄與英美等大國的協調。事實上,只有在協調和互動中,近代文明所具有的野蠻一面,才能逐步得到消除。但在危機四伏的年代,日本放棄了與其他國家共同克服危機的方案,選擇了與世界為敵的政策。
在戰後的批判反思過程中,竹內好提出了一個有名的說法, 叫“優等生文化”:在致力於學習外部世界方面,日本人從來都是非常熱心。他這樣寫道:“趕上,超過,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選手們的標語。不能輸給別人,哪怕只是一步,也要爭取領先。他們像優等生那樣掙得分數。”也就是說,近代日本就像學校裡的好學生一樣,只要拿第一,其他就不聞不問了。
竹內好的這個比喻,其實是他進行的自我批評:“優等生”畢竟只是學生,尚未產生真正成熟的自我意識與文明意識。“優等生文化”容易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完全按照老師的規則行事;二是優越意識,一種指導落後者與落後的人民的“使命感”。日美開戰後,竹內好說“歷史被創造出來了”,其實就是優等生意識的流露。當然,那時候日本國民上下真誠地認為,日本正在為創造世界新文明與新秩序奮斗。
在這種“優等生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當日本精英看到西方列強壓迫、殖民其他國家與民族的事實時,自然會感受到近代西方文明不義、野蠻的一面。我們前面曾提到的松岡洋右在國際聯盟的演說,就是這種優等生意識的代表:日本極其“聰明” 地效仿西方殖民帝國的種族歧視與民族壓迫行為,盡管它早已“聰明”地認識到這種秩序的不義和無法持久。於是,它開始構想更為文明的世界新秩序。但在日本進行殖民擴張的過程中,它自身的野蠻力量與“優等生”的偏執意識相互激蕩,結果便是將自己的文明意識丟得一幹二凈。日本雖然在國土上成功避免了淪為西方的殖民地,但在思想觀念上近乎全面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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